拉卜楞寺-近代游访拉卜楞的西方人及其旅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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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游访拉卜楞的西方人及其旅行文献综述

作者：妥超群/刘铁程 转贴自：《中国藏学》(京)2010年4期
A Brief Review of Westerner's Visit to Labrang in Modern Times and Their Travel Notes
妥超群，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刘铁程，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20
西方文献对拉卜楞社会文化的描述，是拉卜楞研究的一个尚待挖掘的重要资源。文章主要依据一手文献和田野调查，梳理了近代游访拉卜楞寺的西方旅行人物及其旅行进程和背景，挖掘了一些目前尚鲜为人知的旅行纪事，并对西方人的拉卜楞旅行文献做了归纳和综述。
一、引言
近年来有关记述和研究安多藏区①的汉文历史文献有几种大型丛书出版，其中囊括了大量包括拉卜楞寺在内的安多藏区的汉文历史文献记述，推动了安多研究的发展。但是，对近代以来记载拉卜楞社会文化的国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目前尚处起步阶段，由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纂的《拉卜楞历史档案编目与拉卜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一书就在后记中也提到受各方面的限制，许多资料未能编入其中，“尤其是国外资料，更是挂一漏万”。②可以说，英、俄、法等西方文献对拉卜楞社会文化的描述，是拉卜楞研究的一个尚待挖掘的重要资源。
藏语一般称西方人为西林巴()或西嘉吉米()，意为“外国(域)的人”。民间通俗的叫法是扎赛日()或果赛日()，意为黄头发或黄头，特指有“白肤金发碧眼”等异域特征的西方人。对于西方人，卫藏地区一般称为英吉哇(即英国人)，这和英国人较早进入卫藏地区有关。安多藏区特别是拉卜楞地区对西方人的称谓是“俄勒斯”，其发音与藏语“”(俄罗斯)一词基本一致。由于早期俄国人在拉卜楞地区频繁活动，这一称谓应是源于俄语或受蒙古语影响的外来词，其含义在这个地区已经扩展为对西方人的统一称谓，而不仅仅指俄罗斯人(Russian)了。我们在调查中得知，拉卜楞当地人将本地福音堂也称为“俄勒斯”，拉卜楞地区使用汉语、撒拉语的族群也使用“俄勒斯”一词来指称外国人。本文以“俄勒斯”指代所有到过拉卜楞的西方人，实为还原拉卜楞安多方言的历史语境和西方人到该地探险考察及旅行活动的特点。
近代西方人对拉卜楞的考察和传教活动，无论人数和国籍，都蔚为大观。这些西方人撰写的专著、文章种类丰富，数量庞大，涉及到当时拉卜楞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是拉卜楞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留下了珍贵的记述。在拉卜楞长期旅居的传教士群体对藏文化有更为深度的接触，其撰写的文献在人文方面较之考察家要细腻深入。本文发掘了不少尚未人知的拉卜楞旅行纪事，主要依据一手文献和田野调查，对近代以来游访和旅居拉卜楞的“俄勒斯”(西方人)这一特殊群体做一梳理，分析他们来拉卜楞考察、传教的背景原因，并对其旅行文献做一综述。
二、西方人到拉卜楞地区考察及传教的背景
1、考察　西方考察家大量造访拉卜楞地区的原因，需要放在整个安多藏区的背景中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等因素的需要，安多藏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此探险考察。
首先，安多藏区的进藏路线受到重视。传统的进藏路线有三条，其中一条就是穿越安多藏区的线路。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对西方人进藏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这对意图进入藏区的西方考察家而言，提出了不小的考验。相较其他路线，安多路线地广人稀，路程最长，但被发现的机会最小，因此从安多进藏成为了许多西方考察家的首选。
其次，藏区“腹地”概念的迁移也深化了西方人对藏地的认识。20世纪初，拉萨已不再是西方人藏区探险的唯一目的地，西方人头脑中的藏区“腹地”从拉萨向藏区东部尚不为人知的地区迁移。1907年在印度出版的《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地理地质一览》书中讲到“正如普尔热瓦斯基和斯文赫定所说的，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昆仑山脉向中国内地延伸最东端复杂山脉系统的情况”③。法国探险家多隆(Vicomte d’ Ollone)讲到，“因为拉萨，已经被法国神父古伯察拜访过，英国军队也开进了那里，藏区剩余的未知地区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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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的东北和西南，但是后者，也已经在1908年被斯文赫定探访”④。可以说，安多的众多地方还是西方人眼中的未知世界，这就加重了安多藏区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
最后，从地理上讲，安多藏区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分，幅员辽阔，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早期西方探险家称之为“亚洲之心”；昆仑山脉纵贯东西，为世界最长山脉，被称之为“亚洲的脊梁”。从地缘文化讲，安多藏区是藏缅文化、汉文化和阿尔泰文化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处，有着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素材，其中蕴藏着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演变的进程。到20世纪初，西方植物学、动物学、民族学、人类学都提出了对这一地区进行探索的要求。特别是安多藏区存在许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盲点”，如包括阿尼玛卿山地区、青海湖地区在内的藏东北地理、物种和民族情况。
很多来安多的西方考察家都对拉卜楞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世纪初建立的拉卜楞寺，逐步发展成为安多地区的宗教、文化及贸易中心之一，其教权和学术影响不仅遍及安多和康区，也远涉内外蒙古、内地五台山及北京、东北满洲、俄罗斯诸蒙古族裔自治地方。历史上来此学习的僧人和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俄国考察家柯兹洛夫途经蒙古地区时曾经提到：“但最让他们(指寺院僧人)感兴趣的是我们要去哪里，是拉卜楞还是拉萨？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样一支大而有钱的驼队，除了上述所说的著名圣地之外，再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柯兹洛夫本人在1909年初抵达拉卜楞前，也兴奋地说：“旅行家们毫不掩饰地期待着向往已久的圣地拉卜楞寺。”⑤由此可见，拉卜楞寺对香客和考察家的吸引力。
西方考察家对拉卜楞寺的这种兴趣，除了考量该寺在贸易和交通上的地位外，更为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其在安多地区的影响力。如果能得到拉卜楞寺方面的介绍或支持，他们的旅行阻力会小得多，沿途或许会得到某些部落和寺院的接待。1925年到1927年来安多的考察家约瑟夫·洛克为能去阿尼玛卿山地区考察，曾两次拜谒嘉木样活佛及黄氏家族。他和卓尼土司都认为赢得嘉木样活佛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⑥
2、传教　宣道会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前往那些所谓“基督福音还未到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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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黑暗中的土地”⑦进行传教，进入藏地传教一直是宣道会中国西部教区的一项主要任务，传教士罗伯特·埃克瓦尔的说法可以代表大部分传教士的想法，他说：“藏地支配着我的传教思维”。⑧1895年，克省吾和席汝珍两位宣道会传教士最早进入甘肃汉藏族群边界地区传教，逐步建立了宣道会在甘肃西南部即安多东南部的教区，他们多在文献中称这一地区为汉藏边界(Chinese-Tibetan border)或甘藏边界(Kansu-Tibetan Border)。而在拉卜楞寺附近建立传教站，一直是西部教区的传教士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拉卜楞建立传教站，意味着可以伺机深入藏区腹地传教，因此从交通路线来讲，拉卜楞是从汉区深入安多藏区腹地的交通枢纽，由此向南、向西，整个广袤的藏区就呈现在眼前。而通过结交拉卜楞上层人物，也方便他们在安多藏区进行传教布道活动。
然而传教士走进拉卜楞的经历是颇为曲折的，他们普遍受到了拉卜楞寺僧侣的敌视。1897年8月，据宣道会年报的记载，传教士声称已在拉卜楞寺建立传教站，⑨不久又被迫放弃。传教士大卫·埃克瓦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寺院的僧人很不友好，他们粗暴地威胁我们，他们一有机会就偷我们的书扔在我们脸上说不要我们的耶稣。希尔兹、克里斯蒂和拉舍尔去年夏天拜访了这个寺院，但除了租到一间小房子外没有任何进展，今年克里斯蒂和W.W辛普森向寺院提出要一处建传教场所的事没有任何着落。⑩
1914年，席汝珍因在洗灵与说方言的问题上与其他传教士发生分歧，被宣道会召回美国。1917年席汝珍更名新普送重返汉藏边界地区，在甘南建立了神召会组织，从而在汉藏族群边界地区形成了宣道会(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和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两大宣教组织。
三、游访拉卜楞的西方考察家与传教士
西方人对拉卜楞的考察和传教活动，若以192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时期。这样分期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五世嘉木样的黄氏家族对“洋人”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这为西方人进入拉卜楞寺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二是西方考察家在20年代的考察，除自然科学研究外，在人文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自觉追求。
在西方旅行家年表共21人(批)来拉卜楞主要人员中，俄国考察家为5人(批)，均为1910年前来拉卜楞；欧洲考察家4人(批)，为1910年到1920年来拉卜楞的考察家；美国考察家和传教士共12人(批)。可以看出，从人员国籍构成上看，前期以俄国为主，后期以美国为主。从传教士的人员构成来讲，这些传教士虽来自欧美各地，但基本上都取得了美国国籍，属于美国基督教差会。
我们根据各种语言文献并通过实地调查恢复了一些旅行家的汉文及藏文名字。如我们在卓尼调查期间，采访了94岁的陈扎什草老人。她在叙述中所讲的“才巴洛”就应是约瑟夫·洛克。才巴洛这个名字可能是藏语和英语的结合体，“才巴”()为藏语寿祥之意，“洛”()取的是Rock(洛克)的第一个音节。(11)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1898-1983)据其所著《西藏的地平线》透露，他藏文名喜饶宗追(现多写作宗哲，有精进之意)，在汉区大概以“艾明世”之名行世。(12)此外，像喜绕丹贝(季维善)、克牧师(克省吾)、新牧师(新普送)等名字至今仍为甘南及拉卜楞地区的群众所熟知。通过年表中人物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考察家均无藏、汉名称，这源于他们大多是匆匆过客，在安多及拉卜楞地区停留的时间较短。而传教士几乎均有汉藏文名字，源于他们在本地旅居多年，对藏汉文化有较为深入的接触。
1、俄国考察家
俄国人是最早来拉卜楞的西方人，他们大多是探险家和俄国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其中后者的考察对俄国藏学研究贡献巨大。最早来拉卜楞考察的俄国探险家为波塔宁(Grigori Nikolaevich Potanin)，1885年他在第三次中亚考察中造访了拉卜楞寺。其后，俄国探险家曼尼海姆对拉卜楞寺进行了3天的简短访问，参观了拉卜楞寺丁科尔扎仓和寺院佛像，并拜访了寺院僧人。柯兹洛夫是最后一位进入拉卜楞地区考察的俄国考察家，于1909年1月28日到达拉卜楞，这是他的六次亚洲探险中的第五次探险，在拉卜楞寺参观访问了20天后离开，他的离开标志着俄国在藏区的探险划上了句号。柯兹洛夫在拉卜楞寺受到五世贡唐仓的接见，参观了寺院建筑，考察了当地商业，并有幸赶上了拉卜楞尼末草巧节()，对节日盛况做了记录。
在拉卜楞进行访问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有崔比科夫和巴拉津。崔比科夫于1900年2月在其拉萨之行途中拜访拉卜楞，在此停留的10天时间里，观看了乃穷护法神降神仪式并第一次见到了四世嘉木样活佛。巴拉津1905年在皇家科学院和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到拉卜楞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和访问。在这一年中，他深入研究了拉卜楞寺的风俗习惯、僧侣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寺院的日常活动。他从拉卜楞寺带回了近200卷藏文著作，大多为安多高僧所著，其中大部分是在拉卜楞寺刻印的。(13)巴拉津对拉卜楞的考察和携带回国的藏文文献充实了此后俄国藏学研究的文献基础。柯兹洛夫这样说到“从1885年R.H.波塔宁首次到拉卜楞寺开始，先后有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旅行家来到这里，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拉卜楞寺这一安多圣地的较详细叙述的不是欧洲人，而是布里亚特人B.B.巴拉金(津)”(14)。
俄国晚期考察家对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感兴趣的另一个根源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急剧增加，藏传佛教文化成为布里亚特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欧美考察家
最早到访拉卜楞寺的欧美考察家为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eichman)，其于1907-1908年对新疆、甘肃、陕西以及四川等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进行了行程几千公里的考察，旨在为英国未来修建中国西北铁路进行地理、文化和沿途商业考察，拉卜楞为其甘肃考察中的一站。台克曼的这次旅行修订了较早时期俄国地图上洮河源头的错误位置，也对拉卜楞周围地区的地理地貌进行了详细考察。台克曼在拉卜楞期间受到五世贡唐仓的接见。
法国军官多隆在法国地理学会的赞助下，1905-1907年从云南出发，由四川阿坝地区沿黑水进入甘肃境内，中途在阿尼玛卿山东端作了观测后，穿越拉卜楞以南部落营地进入拉卜楞。考察期间，多隆参观了拉卜楞寺寺院建筑和寺院法舞。
英国准将佩雷拉有“欧洲步行者”之称，他于1912年考察了拉卜楞寺的寺院管理和寺院建筑。
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对拉卜楞寺的造访是1921年3月。她携义子庸登喇嘛离开居住了32个月的塔尔寺，取道兰州前往拉卜楞。在拉卜楞她受到镶佐李宗哲的热情接待，并拜谒了尚年幼的五世嘉木样和佛父公布栋主，获准参观了寺院建筑。
美国考察家乌尔欣夫妇为最早来拉卜楞的美国考察家。乌尔欣探险队取道青海循化于1923年8月到达拉卜楞。乌尔欣夫妇对寺院建筑、拉卜楞的市场和寺院僧人的生活进行了观察。
美国植物考察家约瑟夫·洛克，于1925年初从云南出发，于当年抵达卓尼。在卓尼土司的帮助下，洛克拜访了当时在卓尼土司境内完科白石崖寺避难的五世嘉木样，寻求去阿尼玛卿山穿越果洛人领地的帮助。洛克于1926年5月从拉卜楞启程，用3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拉加寺以西、以北、阿尼玛卿山北麓黄河沿岸的植物情况，于当年8月初返回卓尼。洛克考察期间，目睹了拉卜楞与西宁宁海军间的战争和这一地区寺院、城镇遭受战争破坏的情况。
较晚时期到访拉卜楞的西方考察家是美国旅行作家兼记者哈里森·弗曼，1933年到达拉卜楞。在拉卜楞期间，弗曼与拉卜楞黄氏家族成员包括五世嘉木样、黄正清、黄位中、黄阿贞等成为很好的朋友，并受邀观看了拉卜楞寺的“羌姆”，为寺院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拍照、拍摄电影，与黄正清一起赴阿坝剿灭叛乱，参观拉卜楞的属寺完科白石崖寺。因为弗曼的拉卜楞之行和其探险在美国引起的广泛知名度，1936年他受邀担任由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消失的地平线》(15)一片的技术顾问。
在俄国考察家的描述中，拉卜楞是一个在“黑唐古特”人中影响很深的寺院，每当西方人穿越这片“黑唐古特”居住的地区时，后者给他们制造的麻烦和高原上严酷的气候是他们沿途最大的障碍。四世嘉木样以后，拉卜楞与果洛诸部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考察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来到拉卜楞，以便获得有活佛颁发的进入果洛地区的“通行证”。1925年和1936年，美国考察家洛克和弗曼的阿尼玛卿山之行，就是在五世嘉木样家族的帮助下完成了考察计划。
3、传教士
美国传教士在拉卜楞建立教堂并稳定开展传教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传教士顺利进入拉卜楞开展传教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1918年以后，西宁马麒父子强占拉卜楞，传教士进入拉卜楞最大的障碍——寺院的抵制没有以往那样强烈；二是五世嘉木样家族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使传教士得以在拉卜楞安家落户。
在拉卜楞较有影响的传教士是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格雷贝娄(M. G. Greibenow)和美国神召会传教士辛普森(William Ekvall Simpson)。
格雷贝娄，藏名喜绕丹贝()，汉名季维善，1899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鹿溪市。1922-1949年携妻子布兰切(Blanche Willars，藏名德钦草)来到拉卜楞传教，是在拉卜楞居住时间最长的西方人，总共待了27年。格雷贝娄与拉卜楞的政教领袖保持着较频繁的往来，特别是和五世嘉木样的关系非常融洽，经常一起切磋宗教理论。1937年格雷贝娄应五世嘉木样之邀前往拉萨，但因为牵扯诸多手续问题，不得不返回拉卜楞。从现存档案和文献来看，这位传教士是对五世嘉木样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位西方人。格雷贝娄在其居住拉卜楞期间，据说与著名学者根敦群佩也保持一定来往，后者经常在福音堂学习英语。1949年传教士撤离中国时，格雷贝娄曾经劝说六世贡唐仓和他一起去美国，且负担到美国费用，贡唐仓拒绝了格雷贝娄的邀请。(16)
辛普森，藏名喜绕仁青()，汉名新振华，早期宣道会开拓者席汝珍(17)长子，1900年生于美国缅因州，5岁来到甘肃。辛普森流利的藏语及对当地民风民情的熟知得益于他在藏区的童年生活。1919年辛普森作为神召会最年轻的传教士进入拉卜楞。和宣道会的其他传教士不同，辛普森更愿意向那些偏远地区的普通牧民传教，因此成为拉卜楞传教士中深入藏区最远的传教士，其行程远及黄河上游巴颜喀拉山北麓地区。除了传教活动，辛普森作为1926年美国探险家洛克最得力的助手参加了后者的阿尼玛卿山考察。1932年，辛普森在一次从西安到甘肃转运物资的路上遭遇劫匪殒命，年仅32岁。辛普森遇难后，当地神召会中国事工为其刻碑立传，褒扬其对宣教所做的贡献，此碑现藏甘南州博物馆。辛普森死后拉卜楞神召会教务由魏雅格牧师担任。
传教士的到来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常住拉卜楞，意味着西方人开始步入深入接触了解和认识安多藏区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新阶段，同样，拉卜楞普通民众也开始对西方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传教士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进入拉卜楞地区，开始与当地文化碰撞、交流，在拉卜楞的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非常突出。
以下为我们根据文献和实地调查，以年代为序，初步整理的游访拉卜楞西方旅行家人物年表。
三、旅行文献综述
1、游记和考察著述
俄国考察家波塔宁在其《中国的唐古特——吐蕃特交界和中央蒙古》(18)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对拉卜楞的描述和受四世嘉木样接见的情形。此书为俄文两卷本，圣彼得堡1893年出版。崔比科夫的《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19)一书有一章讲述了他对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观察。巴拉津的《拉卜楞游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拉卜楞寺僧人们的日常生活，介绍了藏地的文学、佛教哲学和教育体制。《拉卜楞游记》为外国考察家第一次对拉卜楞寺进行系统的介绍，对后续俄国考察家影响很大，柯兹洛夫就是因为此书才对拉卜楞寺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对其进行了探访。巴拉津还译著了一部拉卜楞寺的藏文典籍，名为《拉卜楞寺金殿弥勒像》，发表在《佛学文库》22卷，其英译本于1926年出版。俄国探险家曼尼海姆在拉卜楞考察文献有《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其中摘录了曼尼海姆在拉卜楞的部分日记和图片。柯兹洛夫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为他的第五次考察游记，其中以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了他的拉卜楞之行。
英国准将佩雷拉的拉卜楞考察游记《访问中国西北、甘肃西南的拉卜楞》发表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理学月刊上。对于拉卜楞在东北藏政治中的独立性，英国人佩雷拉讲到“在甘肃众多的大寺庙中，拉卜楞寺可能算是最重要的。”相较塔尔寺而言，后者“有相对更多的僧侣，但因其相对比较直接地受汉族影响而被削弱了其在宗教上的地位”。(20)英国外交官台克曼的《一位外交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21)以一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他对拉卜楞寺院建筑以及周围地理地貌的观察，并认为拉卜楞不仅是一个宗教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商业中心，这些商业基本上都操纵在回族手中，汉族也占有一些份额，这些商人们深入到草原深处用汉区的货物交换牧民们的特产羊毛。
法国军官多隆的著作《彝藏禁区行》(22)以三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从拉卜楞寺以南进入这座寺院以及拉卜楞以南地区的地理、民族分布情况。
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的《藏区旅行》(23)一书是她所有著作中比较少见的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该书以五章的篇幅讲述了她从塔尔寺经兰州前往拉卜楞的经过，其中描述拉卜楞的章节有一章。她对宁海军与拉卜楞寺之间的矛盾以及拉卜楞寺镶佐李宗哲个人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还提到了拉卜楞周围的宁玛派寺院以及宁玛派法师()的一些情况。
美国考察家乌尔欣夫妇的《一个消失的王国——一个美国妇女在中国、蒙古和藏区的旅行》(24)一书使用了他们考察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其中拉卜楞寺首次被拍成彩色照片。弗曼的著作《穿越藏区禁地》(25)，以生动的笔触呈现了拉卜楞从上层人士到普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远赴阿坝和阿尼玛卿山的两次探险经历。另外，此书还涉及了许多作者在藏区经历的奇闻轶事，如在完科尔白石崖寺观看女活佛光日仓在山洞修行、拉加寺观看宁玛派僧人法会，以及与五世嘉木样的妹妹黄阿贞的交往经过等。
传教士撰写的书籍有大卫·埃克瓦尔写的《前哨》(26)，此为最早由传教士撰写的书，其中以一个章节讲述了早期传教士到拉卜楞开荒布道的经过。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B Ekvall)，为大卫·埃克瓦尔之子，写有《进藏大门——汉藏交界》(27)一书，是对1938年前宣道会在甘肃南部传教的回顾和总结，其中对拉卜楞寺和该地传教士的生活有所描述。
2、日记、通信
曼尼海姆的日记《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1906-1908)》中包括了他在拉卜楞访问日记。
约瑟夫·洛克的全部日记馆藏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档案中心(Archives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Edinburgh)。他于1925-1927年在甘肃、青海的考察日记，也藏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图书馆(Archives of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其中涉及拉卜楞内容的共四卷，分别为第三卷(1925年5月26日-8月31日)、第四卷(1925年8月31日-11月16日)、第五卷(1925年11月21-1926年4月22日)和第六卷(1926年4月23-8月20)。
洛克在1925-1926年与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主任萨金特教授的往来信件，也为他在此间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关他在白石崖寺拜访五世嘉木样的内容包含在书信类第三部分1925年5月29日—8月9日的9封信件中；有关从拉卜楞寺启程前往阿尼玛卿山的内容包含在书信类第四部分1926年1月1日—12月28日57封信件中。这些信件都从手写原件作了打字机转写处理。
3、照片
照片档案有三部分，乌尔欣夫妇的中国之行拍摄了1900张照片，现藏于哈佛大学皮博地民族学与考古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of Harvard University)，其中有多幅展示拉卜楞建筑、人物的照片，许多为珍贵的彩色照片。洛克的甘青之行总共拍摄了700多张照片，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图书馆，其中有关拉卜楞的有60多张，包括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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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嘉木样和寺院建筑的照片。传教士格雷贝娄拍摄的近3000张照片藏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西藏之屋”(Tibet House)博物馆中，多为其在拉卜楞期间所拍。弗曼拍摄的有关拉卜楞和塔尔寺的近1200张照片和电影胶片，馆藏于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五世嘉木样家族成员的个人照、合影以及数量较多的反映寺院建筑的照片。
4、期刊、档案、口述史
美国宣道会和美国神召会是在拉卜楞时间最长、人员数量最多和传教范围最大的两个基督教差会。传教士的文章主要刊登在美国宣道会内部刊物《宣道会周刊》(Weekly Alliance)和神召会《Pentecostal Evangel》、《Word and Witness》和《Latter Rain Evangel》等四种杂志上。《宣道会周刊》现藏美国宣道会档案中心，保存有1888至今的历年宣道会年报、会议纪录、传教士所撰文章。神召会档案现在馆藏于美国基督教神召会五旬花遗产档案中心，保存有神召会传教士在拉卜楞期间撰写的文章、物产转让文件等档案。上述杂志中也刊载了传教士在拉卜楞期间的一些往来书信。宣道会编纂的年度报告《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汇集了该年度宣道会在全球各地教区的基本信息，其中亦涉及了在拉卜楞传教情况的信息。
约瑟夫·洛克撰有《甘肃西部的藏回战争》(28)和《探访神秘的山脉——在汉藏交界地带的阿尼玛卿山地区的探险》(29)，两篇文章讲述了他参观拉卜楞寺、拜见五世嘉木样和拉加寺四世香萨活佛，目睹西宁宁海军与拉卜楞之间交战的经过。
传教士口述资料现保存在美国伊利诺斯州惠顿学院比利格雷汉档案中心(Archives of Billy Graham Center of Wheaton College)。伊利诺斯州惠顿学院是专门为美国传教士赴外传教受训的学校，此校的比利格雷汉档案中心不分教派保存了大量北美赴外传教士未公开出版的资料，包括口述史、照片、传记等档案。该档案中心收藏的有关拉卜楞的口述史资料包括罗伯特·埃克瓦尔和萨耶夫妇的口述资料，前者讲述了早期拉卜楞宣教的历史，后者讲述了他们于1948-1949年在拉卜楞传教的情况。
5、考察后研究成果
1956年，洛克在意大利出版了他的《阿尼玛卿山及其邻近地区的专题研究》(30)一书，该书结合汉藏文文献对拉卜楞的历史、活佛系统、建筑、寺院管理、经济、河南亲王与嘉木样的关系等专题进行了研究。洛克的这本书也是西方第一本对拉卜楞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
1999年，聂图普斯基博士出版了《拉卜楞——处在四种文明十字路口的藏传佛教寺院》(31)一书。这部著作从传教士格雷贝娄拍摄的近3000张图片中遴选出精彩部分作为插图，综合格雷贝娄的档案、亲属口述史、历史文献以及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对选出的图片做了注释和研究，从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角度对拉卜楞寺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还原民国时期拉卜楞寺面貌的一部图史。
罗伯特·埃克瓦尔是一位有传奇经历的传教士和藏学家。他发表了大量藏学著作和文章，其中不少涉及拉卜楞寺，如《甘肃汉藏交接地带的文化关系》(32)等，为安多研究的高频引用文献。
五、结语
概言之，历史上西方人对拉卜楞寺进行考察和传教活动后留下的文献资料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内容涵盖了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物种、宗教、政治、历史、民族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资料的局限性，如考察家着眼于对寺院外表、藏区社会的泛泛观察，传教士则更多地从宗教角度出发来观察周围的一切，即使有像埃克瓦尔这种传教士出身的学者，也只是寥寥可数。对西方考察家和传教士所撰资料的研究和利用，国外起步很早，成果也丰富，国内因为信息不畅等诸多原因，对上述资料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希望随着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方面能够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美国神召会五旬花遗产档案中心档案员玖斯·李(Joyce Lee)慷慨惠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指甘肃、青海(除玉树州)、四川(阿坝州)等地操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
②丹曲、祁晓梅编：《拉卜楞历史档案编目与拉卜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Z]，兰州：甘肃民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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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98年。
③Colonel S G. Burrard, R. E, FRS and H. H. Hayden, B. A, F. G. S, A Sketch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and Tibe t, Part II, Calcutta: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907, p66.
④Vicomte D'ollone, In forbidden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f the second edition by Bernard Miall, Boston: Small Maynard and Company, 1912, p181.
⑤[俄]彼·库·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307页。
⑥刘铁程：《不朽的邂逅：约瑟夫·洛克与卓尼》，载宗喀·漾正冈布等著：《卓尼生态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0—38页。
⑦The Alliance Weekly. p556, 1896, 6—12, from Archive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ies Alliance, USA.
⑧Interviews with Robert Brainerd Ekvall ,Collection 92[Z],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⑨See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897-1898, P31.
⑩David p. Ekvall, Across the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p381, 1899, 1—01.
(11)宗喀·漾正冈布等著：《卓尼生态文化》第85页。
(12)罗伯特·彼·埃克瓦著，刘耀华译：《西藏的地平线》[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民国十二年(1923)，艾明世来甘南教区，后至郎木寺”。《甘南简史》所载的时间和艾姓以及传教地与埃克瓦尔符合，故而他的汉语姓名应是艾明世。见李振翼编：《甘南简史》[M]，第125页。
(13)《俄国地理学会通报》[J]，第49卷，第4分册，1908年，第183—232页。
(14)[俄]彼·库·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第37页。
(15)此片在1938年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艺术导演和最佳剪辑两项大奖，四项提名奖。
(16)柏水生：《记第六世贡唐仓活佛丹贝旺旭》[A]，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Z](第47辑)，1997年，第113页。
(17)为早期美国宣道会早期甘南宣教开拓者之一，原名叫辛普森(W. W. Simpson)，后因洗灵问题与宣道会发生分歧，于1913年脱离宣道会，改名为“新普送”，创建甘肃岷州(岷县)神召会。
(18)Grigory Potanin: The Tangut-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and Central Mongolia, St Petersburg: 1893.
(19)[俄]崔比科夫著，王献军译：《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George Pereira: A Visit to Labrang Monastery, South-West Kan-su, North-West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40, No. 4(Oct., 1912),pp. 415—420,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p 415—420.
(21)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With original maps of Shensi and Kansu and illus, by photographs taken by the author, London: The Univ. press, 1921. p187.
(22)Vicomte D'ollone. In the Forbidden China, the D'ollone Mission, 1906-1909, China-Tibet-Mongolia, Translated by Barnard Miall, Boston :Small Maynard and Company, 1912.
(23)Alexandra David Neel. Tibetan Journe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36.
(24)Mabel H. Cabot, Frederick Wulsin, Vanished Kingdoms: A Woman Explorer in Tibet, China, and Mongolia 1921-1925, Aperture, 2003.
(25)Harrion Forman, Through Forbidden Tibet: An Adventure into the Unknow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Anchor Press, Tiptree, Essex. 1936,P IX.
(26)David P. Ekvall, Outposts or Tibetan Border Skrtchrs, Newyork: Alliance Prss Co, 1907.
(27)Robert B. Ekvall, Gatewat to Tibet: the Kansu-Tibetan Border[M], Christian publication, Inc, 1938.
(28)Joseph. F Rock Tibetan-Moslem War in The West Kan-su,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om archive of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29)Joseph. F Rock, Seeking The Mountains of Mystery: An Expedition on The China-Tibet Frontier to The Unexplored Amnye Machen Range, One of Whose Peaks Rivals Everest,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30.2.
(30)Rock, Joseph Francis Charles, The Amnye Machen Range and Adjacent Regions :A Monographic Study, Roma: Is. M. E. O, 1956.
(31)Paul Kocot Nietupski, Labrang: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ivilizations, New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9-01-25.
(32)Robert B. Ekvall, Culture relations of The Gansu-Tibetan B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5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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