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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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

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在世界史领域建构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学派”，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话题。对于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与路径，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却促进了史学界的进一步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也由此而逐渐清晰。
建构世界史领域的“中国学派”，既是当代中国日益崛起对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成长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大国角色。当代中国日益崛起的态势，客观上要求借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观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与诉求，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深入了解域外的历史，尤其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形成用自己的历史理论、方法展开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日显，并力图突破欧美史学“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因此，建构世界史领域之“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多地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世界史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学术基础尚欠厚实，学术积淀也较薄弱。能否在世界史研究这一领域形成“中国学派”，究竟以什么为“学派&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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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形成的价值标准，无疑是众所聚焦的问题，讨论中也不乏质疑之声。的确，我们的本土学术群体要探究域外历史，在语言训练、学术信息的掌握与文化传统的体悟上“先天不足”，有着诸多的局限，要取得具有学术创见的成果本属不易，要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共同体那就更难。但现代学术史表明，只要持之以恒地勇于开拓，经过日积月累的学术积淀，这一理想是可以而且能够实现的。因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建构“中国学派”并非是“镜花水月”，而是对中国史学界的前景昭示与境界呼唤。同时还必须在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学术视野、考量尺度、探究方法等诸方面独具一格，将国际接轨与“本土特色”有机整合起来，以一批史学名家及其高水平学术成果迈进国际史坛，在平等交流与双向对话中获得广泛的学术话语权。
如果以上述的学术样本为参照来审视当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不难发现，我们建构“中国学派”既已有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拓展迅速。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上，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在与国际史坛的联系与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之相应，则形成了一些具有彰显学脉传承与研究深度、广度的学术群体，在经济史、政治史、地区国别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乃至新近出现的全球史、环境史等领域都有所开拓、有所成就。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参与域外学术对话与交流，为国际史坛添加“中国元素”。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萌发状态而日臻成型，这无疑为“中国学派”的建构奠定了较好基础。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研究总体上仍属初期发展阶段，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乃至严重缺陷。在一些领域，我们对国外相关学术史的流变缺乏系统的了解，原始资料掌握与运用远不尽如人意，对域外尤其是欧美学理模式不乏盲目崇拜与照搬，高水平、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尚不多见。我们的总体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史学界，远不足引起国际史坛的重视。这样看来，“中国学派”的建构任重而道远。
首先，培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建构“中国学派”的指导地位。与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理论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某个层面、某个范畴上来解释现象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所作的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与演进趋势。我们的不少学术前辈，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成绩斐然。即便在当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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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也仍旧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推崇。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就深受其影响。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更是唯物史观滋养的产物。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以往曾经有过将唯物史观语录化、标签化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而当下某种程度轻视唯物史观理论的倾向也必须克服。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性思考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世界史研究，但绝不是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去对有关论述加以套用，也非是径直在其中寻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以它的基本精神与理路融合到具体研究过程之中，对相关的历史现象作全面解读与深入探析，尽可能做出接近历史实际的现象“重构”，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规则乃至规律性。这里还需要强调，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而非“通天皆一式”的诠释标准，因此必须避免理论指导的&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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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模式化”与研究取向的“同质化”，克服“唯我独尊”的心态，鼓励不同理路的探讨与不同观点的争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世界史研究之“中国学派”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学术“定力”与蓬勃的学术活力。
其次，运用原始史料来进行研究乃是“中国学派”建构的根基。根基不牢的历史研究，势必会如沙中垒塔而难以矗立，其结论必定流于空谈乃至虚妄，更不用说建构学派了。在过去，由于环境闭塞与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在史料搜集、运用上多有缺陷。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与学术信息的扩大，这一缺陷正在不断得到弥补。不过，从国外的研究著述中转引二手材料，甚至对其不加甄别而“每文必录”的现象在当下并不鲜见，这样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学术史证明，一个优秀的世界史研究者必须具备释读原始史料的良好基础，既能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也要通晓国际通用的语言。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则更需熟悉古代的语言文字。由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利用学术交流和信息资源，强化语言知识的培训，在主要国家、地区的历史领域建构起史料数据库乃至史料学，大幅度提升搜集、释读原始史料的能力，依据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来展开探讨，力求让相关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学并非是史料学。史料并非都是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即便是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也常常精芜并存。占有充足的史料并不意味着拥有对历史的话语权，科学的历史研究绝非是对史料的大量堆砌、机械排比与简单组合。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来甄别、考量、解析与阐证史料，才有可能作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最后，批判借鉴西方史学成果，进而摆脱对它的“路径依赖”，则是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必由之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原本是学习欧美史学的定义、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产物。离开了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我们的研究会变为孤芳自赏，很难形成国际影响力。但必须看到，这些域外的学术资源多系西方人对自身历史的总结，其中既包含有合理的普遍性法则，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方特殊性的东西，这就难免对东方历史作出不当阐释甚至歪曲。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史学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借鉴，但也不时露出“路径依赖”的苗头。我们对西方学术史的梳理、认知与参照，常常处于“断层式”状态，很少有一个全景式的追踪与系统、全面的把握，由此而难免“唯新是崇”，满足于对某个时期某个新流派、新观点的认同与吸纳。同时，对西方学术也缺乏批判精神，对西方学理模式乃至学术概念与话语&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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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唯洋是尊”，容易蹈入西方“预设”的学术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最终将会使我们的研究受制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失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沦为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因此，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对西方的理论、模式进行一番科学的解构、选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总之，建构世界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是一个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的漫长而艰巨的学术重构工程。我们必须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清醒分析、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自觉与学术智慧，并为之而不断努力。我们相信，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构建出既有国际视野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形成能够与国际史学界主流平等对话、交流的本土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中国学派”的醒目旗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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