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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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中）

痛陈土著利益受损，指斥外来势力通过不法手段攫取学额，当然是站在九姓土著立场上的一种表达。究其原因，这是大批外来移民逐渐在川南地区扎根并势力壮大的结果。
早在唐五代时期，中原朝廷便在这一地区设立淯井监，借开发井盐资源，将汉人势力的楔子打入川南。北宋熙宁、元丰及政和年间，朝廷多次出兵讨伐宋州、归来州、晏州等羁縻州的夷人，“拓地二千里，……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在后来的九姓地区，建乐共城，以当地“罗党九姓”为义兵，以归来州土地为义田。但自北宋末年以来，就有“汉人违禁私买义田”，或称“边民冒法，买梅岭、鸣滩、镇溪等夷田”，所以元初只好确定以锣锅溪下游东西为界，以东归九姓，以西归江安。
明代在这里设立卫所，汉人移民益多流入。“成化年间，泸卫设兵，募汉人入兵籍，划平原数十里之地督开垦。物产丰富，无异沃区。”由此，土客及族群矛盾日益激化，“正德十年，夷部与筠连流民争田，屡诉不直，恶乘众忿，诱之复仇，屠数百人，于是诸夷寨俱叛”。本地长宁县人、担任过明朝礼部尚书的周洪谟认为流官“不谙夷语，不通夷情，其于都掌，本难钤束”，所以应该土流分治。他“上疏请于都掌照九姓司设长官，使寨主自择素所信服者，命为土官”，即设土司管理当地土著族群。但“戎县汉人不欲夷人割置土官而利其钤辖”，挑唆四川巡抚汪浩，将前来接受招抚的二百多土著酋长全部杀害，周洪谟的方案流产。
从此时直到万历年间明廷征服都掌蛮，周围各县如高县编户10里，筠连县编户4里，珙县编户8里，兴文县编户11里，可以看出，这几个比较靠南的县编户不多，但与此前这里属于“生界”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成化初年明军镇压了戎县夷人起事之后，在九姓司的渡船铺设置泸卫，抽调与泸州同城的泸州卫3个千户所、重庆卫的1个千户所，组成泸卫。值得注意的是，此泸卫似为土卫，有土千户4员，土百户40员，与九姓土司合成一体。到万历初年征服都掌蛮之后，将泸卫的两个千户所派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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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掌蛮的核心地带，组建建武千户所。原来泸卫的军田本来是租佃给民户耕种，卫所迁离之后，“所遗军田，即令原佃军田之户仍于九姓上纳条粮，谓之卫佃”。而在建武所，又按照曾省吾的建议，“招集附近土著军民领种田地，二年之后，照亩起科”。通过此举，既将当地被打垮的部分土著族群编入卫所军户，又招纳民户垦种卫所屯田，国家编户在川滇黔交界地区日益增多。
这一过程也多被保留在民间的历史记忆里。兴文《梁氏族谱》中清代叙永军粮府廪生蔡汝成所写谱序中称，“考梁氏之先，自麻城孝感入蜀，在前明洪武年间。蜀人大都如此，然其前皆不可缕述。皆因兵燹后，家有谱者多失散，……其始祖讳琏，为明永邑协镇，没于官，墓今在永邑红岩坝”。又《杭氏族谱》中有康熙四十三年进士杭翊阙写的旧序，称“大明万历之初，吾家自楚至蜀”。乾隆时的庠生杭廷儒记载得更为清晰：“始源落业于泸卫，后乃分为三房，一房迁永宁县大罗村，一房仍居泸卫，我家居斯已九代，谱之失由来久矣。”其祖先应该就是从泸卫分到建武所的那部分军人。《贾氏族谱》则明确指出这一点：“石翘祖公孝廉，由此入川，先迁安居县，后迁江安。……我始祖芝遇公四人总戎，明时由江入建武剿除阿寇。”可见明廷势力的深入川滇黔边界与外来人口增多是互为表里的。
经历了明清更迭和“三藩之乱”的动荡和凋敝，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减少，川南地区也继续采取招民垦荒的政策。“滇逆既平，奉文招垦。百姓之报县开垦者，即为县田，报司开垦者，即为司田。此东坝场、拖舡丫、太平硚之县司交界所以犬牙相错、零星夹插也。”类似的还有天启初平定永宁土司奢氏之乱后，又将泸卫的两个千户所迁往大坝，这里的军田在经历改朝换代之后，也被“奸民”诡寄到当时属于贵州的永宁县，以图逃避徭役。“九姓之金鹅池、得用坝、都量坝、金井田坝、老鸦坝、老母湾、大水塘、土红垇等处田地，所以半入永宁册籍，而交界之处，率多犬牙相错，零星夹插”。在应招前来垦种的过程中，一地土地被登入另一地的册籍纳粮，有可能成为前述考生“冒籍”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到清中叶，四川总督也发现“近来九姓土司户口日繁”。康熙六十一年时“土著实在承粮花户”51户，自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九年之间的新旧承粮花户增长到656户，从乾隆九年到嘉庆十五年间则是715户。但与此同时，“未承粮土著、流寓农工商贾花户”7390户。到光绪四年，承粮花户1021户，未承粮花户12268户，可见，这里90%以上居民都是不纳税的外来人口，包括前面提到的“富商巨室及身家不清之人”。像《九姓乡志》中《泸卫全图》上标出的万寿宫，应是江西人的会馆，南华宫则是广东人的会馆；嘉庆《九姓志略》中也记录了湖广公所（楚籍士民李景植等建）、福建公所（闽籍士民卢祥兆等建）、江西公所（豫籍士民黄怀川等建）、广东公所（粤籍士民邓国英等建），应该都是各地来此的商人所建。在九姓土司的势力日益式微的形势下，外来人口及周邻各县力图挤占或者分享九姓司的学额，重新瓜分利益，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对这一过程，后人看得很清楚：“古宋在昔为九姓土司地，山野狉獉，自明洪武设学试士，外县衣冠之族利其学额，争买田产，以为科名进展之资。”
三
“咸丰年间，贼氛四起。九姓与滇黔接壤，夫徭杂派，供亿维艰，未邀议叙。绅耆呈请分州常，将土著文童姓名造册详州，于本籍内拣选文字俱佳者，列为榜首，自是而后，盖仅有存焉者矣。”大批不在籍人员冒籍的问题未得解决，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原籍四川富顺，就曾冒籍到九姓司投考，被举报后除名，可见此类现象的普遍。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本地时，虽然九姓地方也承担了沉重的军需义务，但战后并没有什么人得到朝廷的奖励。于是本地乡绅耆老就把土著文童中文才不错的人放到申请奖励的名单前面，以保证本籍土著还能勉强保留几个廪生之类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在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这里的士绅终于忍不住提出申诉。
罗毓谦是兴文县的贡生，在泸卫居住了十几年，并主讲和山书院，“邑庠每出其门”。“时学校陵夷，士气阻抑，同治甲戌年，绅耆与毓谦商议，禀恳学宪张之洞清厘籍贯，剔除弊端，多士之取青紫如拾芥者，皆公之力也”。于是，在张之洞到叙州视察考试之时，九姓绅耆当面公禀，“请予清厘”。据说，在张之洞批示干预之后，“计两试取入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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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十六名，本乡生童以为重睹天日，互相砥砺。次年应试，即有百十余人，前三十名俱系本籍。”
张之洞对于九姓绅耆的建议，原则上是接受的。他承认“外县冒占学籍，自系实情”，但对于他们提出的由九姓司考送的主张不能接受，认为这是“改流归土，情理颠倒”，不能因为泸州距离遥远，难以核查，就将此项权力还给九姓司。同时，如果把寄籍的人全部拨回原籍，也因牵扯太多，无法考虑。只是同意“除土著廪生及真正多年学籍廪生准其充当认派保外，其土著比照广东新宁、东莞两县客籍、江西万载县棚童之例，暂令土著增生协同出保，无增则以土著附生资格在前者前五名协同出保。日后廪生渐多，自仍旧制。”
所谓“广东新宁、东莞两县客籍、江西万载县棚童之例”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广东新宁就是今天的台山，与东莞等地一样，在清前期、特别是复界之后，有大批外来人口进入。
今据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称,新宁县沿海地宽,先于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曾、廖等姓陆续就耕,积至二千余户,屡请入籍,皆为土著所阻。乾隆二十九年,学臣边继祖奏请入籍加额,经部臣驳查,当将各客童等照例拨回原籍册报,兹客童廖洪复以乞请开籍,赴都察院具控。钦奉谕旨查办,当即委员前赴新宁清查,现在客户共二千二百零四户,内有田粮庐墓,已符年例,难以回归原籍共四百零四名,以文艺粗通者百有余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二名、武童一名,另编客籍字号录取。
这场风波在当地闹得很大，否则不会有客籍童生到都察院去呈控。结果图萨布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查新宁客童既核，与寄籍应试之例相符，应如该抚所请，另加学额，听学臣取录。自后即应试人数较多，亦总以现额为限。取进生员，统归新宁县学管束。”
由学籍问题引发的新一轮土客矛盾，在乾嘉时期相当普遍。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末清初时期的外来移民，经过努力奋斗，已在迁入地站稳脚跟，甚至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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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可以进一步为自己这个群体争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则是土著族群经历了一个从“化外”到“化内”的过程，也逐渐进入王朝体制当中，过去的“蛮夷”如今已然“开化”，需要功名作为更好的社会身份和进身之阶。于是，新宁学籍一案就引起了连锁反应。
闹得最凶的应属江西万载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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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籍一案。所谓“棚民”，即指“闽广无籍之徒”在闽赣交界山区搭棚种麻者。起初朝廷认为他们是动乱因素而采取镇压立场，后到雍正时期将其单立“棚籍”并允其入学应试。到乾隆二十八年朝廷以棚民久与土著无异，裁去棚民学额，实行土棚合额，被土著认为是挤占了土著的入学机会，立即激化了一直以来的土客矛盾。于是，土著居民坚决主张恢复土客分额分考，从乾隆初一直闹到嘉庆中叶，甚至出现了罢考事件和嘉庆八年辛梅臣的赴京呈控。嘉庆十二年，御史邹家燮建议“请如礼部原议，照广东新安、新宁客童、土童互争，另设客籍之例办理，庶杜争端”，得到嘉庆皇帝的批示。在次年三月定案，土棚两籍实行分额，土籍学额文武科各12名，棚籍学额文科4名，武科1名。
九姓学额之争所比照的广东新宁、江西万载两例，都是采取了土客分额的做法，等于在本地增加了若干名额，专门分配给外来的移民，虽然比土著学额少很多，但与当地客籍所占比例相比也大体相当。不过在此两地，客籍大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处理此案的各级官员中，多有同情土著主张者，最后的土客分额，虽暂时缓解了纠纷，却限制了客籍的发展，延续了土客之间的界限。而在九姓，并没有像新宁、万载那样土客分额，而是如何确定土著以及长久居住的客籍身份，清除随意的冒籍者。
在张之洞的首次批示中指出，“至现在童生，孰系土著，孰系家有真正嫡派，孰系凭空歧冒，仰具呈诸生耆再行迅速公同清查”。他同时也告诫，“土著生童亦不得苛求太过，致开争讼之端”。他将符合资格的人分为土著和“家有真正嫡派”即部分多年来此的客籍，为后者得到机会提供了合法性。在随后的批示中，张之洞又进一步说，“仰该学清查客籍各廪生，除进学补廪多年，及资格虽浅而家有累代学籍者准其出保，并派土著廪增生及资格在前三名之附生协同稽查卷面，一并盖戳……如此办理则外籍不得滥收渔利，本籍亦不得垄断苛求。童生中除州判册送土著不论外，其寄籍者或置有产业，或家有学籍，或上届曾经与考者，此次姑准收考；若粮学俱无，凭空歧冒，此次蓦来投考者，概行扣除”。
由于客籍的准入条件十分宽泛，以童生论，只要以前有学籍，或者在本地纳税，就可以参考，所以张之洞的这种做法大大有利于客籍。这种情形在前述广东和江西两地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的客籍粮学俱有，但还是不能与土著平起平坐。因此九姓地方土著势力与客籍是无法抗衡的，其原因就可能在于这里是土司势力，而土司势力是遭受打压的。
张之洞在同治年间的处理办法是暂时性的，虽然通过核查冒籍资格而不至于使土著学额全军覆没，但并没有改变这个大趋势。光绪三年四川学政谭宗浚发现，“九姓乡学，向为冒籍渊薮，已几数十年矣”，即自张之洞之后，情况并没有太多改观。原因在于“其所谓粮籍、学籍者，实皆冒籍耳”。粮籍、学籍可以冒，又怎能以此作为童生考试的审查标准呢？地方志编者也对张之洞甄别客籍的标准颇有微词：“夫嫡派学籍，每试不过一二人，而冒籍尚有四五十名之多者何？谓他人之父故也。幸而学宪精明，知其为枪为替，为廪生之包揽，为教官之朦弊，文字虽佳，摈不录取。”但这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藕断丝连，根株未拔”。
晚清九姓科场冒籍一案，自张之洞处理之后，多位四川学政都曾予以关注，但直至清末废除科举都未能解决。其深层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各地类似的土客矛盾，还有九姓土司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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