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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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拉开了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跨入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在此新的时代潮流和氛围的孕育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清史研究随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焕发出既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律动相一致又颇具自身特点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得益于新时代的发展契机，以及自身学科较为坚实的学术积累，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遂以崭新的发展态势，成为史学研究领域中新的学术增长点，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
一　清史研究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二为”方针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较之1901－1937年“近代清史分支学科萌生和奠基阶段”、1937－1949年“清史研究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年“清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1]，无论就学术发展客观条件的改善，还是具体研究中观念、视野、方法、材料的更新和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皆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清史研究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量基础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这一论断，正揭示出基础文献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和紧密关联度。事实上，清史研究的起步和不断发展，正是与文献资料的持续拓展相伴而行的。如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满文老档》的翻译出版、契约的利用，《清史稿》、《清实录》的刊行，《明清史料》、《清代文字狱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陆续出版等，皆对清史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版事业的大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推进，清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更步入新的阶段。诸如朱批奏折、上谕档、起居注册、军机处随手档、六科史书、官员履历档案、知府文档、秘密结社档案、热河档案、孔府档案、巴县档案、妈祖档案等的汇编出版；《清史列传》、《清国史》、《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代硃卷集成》、《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清经解》等的刊行；《四库全书》系列大型丛书、《清经世文编》系列、《丛书集成初编》系列、《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代史料笔记》、《清代笔记小说》、《清史资料》、《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广清碑传集》、《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等的推出；《徽州千年契约文书》、《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等的整理；北京工商会馆碑刻、上海碑刻、佛山碑刻、福建宗教碑铭等的汇编选辑；以及大批清代人物诗文集、著作、年谱、传记、日记，地方志、谱牒、科举、少数民族史料等的面世，如此等等，皆为相关问题和专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和便利的资源，推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某些新学科更因之而生。事实表明，文献资料的积累，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起点，而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需求，又反过来促进了对文献资料发掘和整理的拓展。这一互动共生关系，体现出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学术实践一再昭示：文献资料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问题的研究就难以有所突破，更不用说创新了；而某些并非建立在扎实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所谓新观点、新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是建立起许多学术阵地，清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之前，清史研究没有自己专门的学术阵地。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清史研究通讯》（起初为内部资料，1982年正式创刊，1991年更名为《清史研究》）、《清史论丛》创刊及此后的定期出版，为清史学界同仁搭建起集中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1999年《明清论丛》的继起，更壮大了清史研究的学术阵容。“清史研究丛书”、“明清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的相继推出，成为展示学者专题研究的重要园地。其他如《故宫博物院院刊》、《历史档案》、《满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高校学报等学术刊物，也为清史研究成果的展示提供了一席之地。而随着网络的普及，专门清史网站及相关网站的迅速崛起，更为清史研究者搜寻信息、把握前沿、发表心得、互动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较之此前清史研究者人数少、分散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推进，从事清史研究者的队伍迅速壮大，而且形成了较为集中、颇具研究特色的科研教学单位和区域。如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天津的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地区的省社科院，广东的中山大学历史系，福建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安徽的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以及文博单位和其他地方社科院、高校历史系等，皆拥有一批学有专长的清史专业研究人员，并形成了各自的科研特色和优势。[3]其中，值得指出的是，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的不断扩大，为清史研究队伍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一些具有高学历的年轻学人已经成为推动清史研究发展的生力军和科研骨干。
三是科研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成绩斐然。历经20世纪前中期的酝酿和发展，清史研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取得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改革开放后，清史学界同仁在承继前辈学者治学精神、门径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更以新的姿态和努力，将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就取得成果的数量来看，改革开放后30年的科研成果，文章和专著的数量，大大超过此前70余年的总和。至于学术水准，尽管前辈学者的论著有不少依然具有典范意义，但就整体状况而言，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皆有很大的提升，显示出新时期科研发展的新态势。如清史断代史方面，郑天挺先生著的《清史简述》和主编的《清史》、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课题组编的《清史简编》、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和主编的《清代简史》、杜家骥先生著的《清朝简史》、李治亭先生主编的《清史》、朱诚如先生主编的《清朝通史》、南炳文和白新良先生主编的《清史纪事本末》，以及《清史编年》和两部同名作《清通鉴》的编辑，无论立意、架构，还是学术视野，皆各具特色，其中一些著作对整体清史的着意，更具学术融贯意义；而一些中国通史著作中的清代部分，如蔡美彪先生等著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何龄修和郭松义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周远廉和孙文良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0卷等[4]，亦对清史研究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清代人物研究方面，除许多人物传记的不断推出外，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等单位组织编撰的《清代人物传稿》，可谓网罗鸿富，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清代各种人物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作为；而杨向奎先生著的《清儒学案新编》，则以8卷的篇幅，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渊源及流派，做了新的阐释。工具书方面，《明清档案通览》、《清史论文索引》、《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代目录提要》、《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清代职官年表》、《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明清进士录》、《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清代六部成语辞典》、《满汉合璧六部成语》、《清史满语辞典》、《汉英明清档案词典》、《清代学术辞典》、《清代人物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清代人物大事纪年》、《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翰林传略》，以及王戎笙先生编的《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等，无不为研治清史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专题性或综合性的研究，则更是新作迭出，视角独到。其间，如社会史、文化史、徽学、“科举学”、“故宫学”的兴起，尤能彰显新时期清史研究突破传统研究侧重政治史、军事史框架的新活力和新创获。
四是学术交流日益扩大，科研手段更新加速。学界同仁的相互交流和启发，是学术整体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学术会议的召开，正适合了这一需要。自1980年“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和1981年“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成功举办之后，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遂逐渐展开。如清史国际研讨会、全国清史研讨会、清代宫廷史学术讨论会、国际满学研讨会、国际八旗学术研讨会、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徽学研讨会、清文化学术研讨会、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清代人物、地区文化、地方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专题研讨会等，或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为国内外从事清史研究者提供了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外学者的交流空间更大、接触更为频繁，互访、合作、进修等形式，成为沟通中外学者的重要渠道。此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等的推出，以及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与研究刊物的出版[5]，也越来越成为学术交流日益扩大的一种新趋势。
与传统利用卡片和做笔记不同，新时期特别是近10余年来，清史研究者的科研手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主要体现为电脑使用的普及化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这一全新的科研手段和工具，使学者们处理文稿更为便捷、收集文献资料更为简化、获得信息更为及时、互动交流更为便利、立足前沿的视野更为广阔、中外沟通的途径更为多样。清史专业网站及有关网站清史研究专栏的大量出现，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域。尤其是网上图书馆和数字化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超星电子图书馆”、“汉籍电子文献”、“文渊阁四库全书”等[6]，更为研究者摆脱繁重的文献查找过程转而进行创造性理性思维，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实践证明，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科研手段的转化，已经在清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展潜力和不可或缺性亦愈益明显。
五是清史学界不断对自身加以总结和反思。对自身发展不断加以总结和反思，是学术研究得以推进的基础，更是学术自觉和理性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清史学界同仁即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努力。如冯佐哲和冯尔康先生《清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王思治和李鸿彬先生《清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陈生玺和杜家骥先生《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治亭先生《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1996年第1期）、李文海先生《清史研究八十年》（《人民日报》1998年9月5日）、高翔先生《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曾业英等先生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何龄修先生《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姜涛先生《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钞晓鸿和郑振满先生《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赵云田先生《20世纪通史中的清史研究》（“中华文史网”2005年10月9日），秦国经先生《明清档案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的清史研究年度动态，清史研究各专题的述评，以及林甘泉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姜义华和武克全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既对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展示和肯定，又对其间存在的问题，诸如整体清史的研究视野、专题研究的深化、借鉴国外学术理论、学风建设、学术争鸣与批评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揭示。凡此努力，无疑对学界同仁正确认识清史研究发展的态势和所面临的挑战，发挥了重要启示意义。
此外，2002年底在国家扶持下大型《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7]，既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更是清史学界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一文化工程的启动，无论就人力、物力，还是就资金扶持而言，皆是清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同时也对从事此项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清史学界能否抓住此一契机，将关系到清史研究整体发展的走势，所以很值得关注和期待。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清史学科”确立为院重点学科之一、地方社科院和高校对清史研究的大力支持等，无不彰显出清史研究在新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良好发展态势。
二　清史研究中的主要论题与创获
在清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30年的不断积累和创新，清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日益焕发出学科发展优势，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30年来的清史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传统问题的探究，而且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形成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说，无论宏观论述、专题研究，还是理论探讨、基础文献资料的累积等，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和阶段。承继与创新、务实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可谓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的总体特征。
改革开放后30年清史研究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起初的研究主要赓续了建国初17年前辈学者的议题，继之在文化热、社会史兴起的促动下，呈现出新的研究热点和态势；1992－2002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史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整体发展态势更趋稳健；2003年以后为第三阶段，该阶段是清史研究的全面繁荣时期，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转型期，特别是随着大型《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清史研究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学术思想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宫廷史、秘密结社与会党史等，无不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上至朝廷大政，下至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学者的关注；无论清朝的历史地位、与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化、民族统一等问题的宏观性思索，还是一人、一事、一制度等问题的微观考察，皆引发了学者的深度思考；不管基础性研究的不懈努力，还是对历史与现实相关度的求索，皆是学者们致力于实事求是探研的追求。惟其如此，30年的清史研究遂取得了跨越性的突破和成就。以下，我们拟就清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略做梳理和勾勒，以观其演进状况之大体。
（一）清入关前史
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获之一是对清入关前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一梳理不仅促进了对清朝历史的完整把握，而且深化了对清朝历史特殊性的认识。
学术界推出了一批研究清入关前史的著作。重要的有周远廉先生《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刘小萌先生《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姚念慈先生《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燕山出版社，1996年）、张晋藩与郭成康先生合著《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孙文良先生《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袁闾琨等先生著《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2004年）等。
毋庸讳言，在清入关前史研究领域中，难点多，分歧大。集中体现在对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明清战争的研究等。
1.关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研究
这是讨论最为热烈、争论最为集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清入关前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以张维华、莫东寅、李洵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否认清入关前社会经历过奴隶制时期。王锺翰先生则撰文较早提出了奴隶制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研究。郑天挺、周远廉、李鸿彬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满族社会经历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当然，尽管这些学者看法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时代断限，也存在分歧。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已开始或已经封建化了。
2.明清战争的研究
明清战争一直是清入关前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先生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在明清战争的研究领域，对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1985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1994年恰逢清军入关350年，在沈阳举行了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研讨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王思治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他在《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孙文良先生的《1644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生玺先生的《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也肯定了清军入关的积极意义。与此认识相反，李洵先生发表的《40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则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多，却集中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3.八旗制度
有分量的成果有杨学琛与周远廉先生合著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定宜庄先生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雷炳炎先生的《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杜家骥先生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外，李鸿彬和郭成康先生等对八旗创设时间的研究、白新良先生对入关前政权早期前四旗的考察、李新达和陈佳华先生对汉军八旗的探讨，都是有分量的成果[8]。
（二）明清之际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明清之际历史也是成果极为丰硕的领域之一。以下三方面成果尤为突出。
1.抗清斗争和复明运动
有分量的成果有南炳文先生的《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玉兴先生的《南明诸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何龄修先生《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及补正、再补正，是一组研究抗清斗争的比较重要的文章。继陈寅恪先生对复明运动的研究，何龄修先生沿其开辟的路径，续有探讨，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复明运动产生的原因、特点等重要问题。
2.“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课题的新收获
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由王戎笙先生主持完成。李自成结局如何，近10余年来史学界争论激烈，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北通山遇害；二是主张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秘密指挥联明抗清20年。这两种观点颇为相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这两种说法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深入考辨，对湖南石门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文物作了较为详尽的辨析，最终否定了禅隐说。
3.明清之际人物的研究也很活跃
学界对吴三桂、洪承畴等在易代之际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尤为着力，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重要的有李治亭先生的《吴三桂大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宏志先生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苏双碧先生主编的《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杨海英先生的《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
总的来说，学界对明清之际人物的研究分歧多，争论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评价历史人物标准的把握上。王思治先生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4期），从理论上对人物评价的标准进行了讨论。该文指出，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以学术界对吴三桂的评价为例，就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1986－1987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以《北方论丛》为阵地，集中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先生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为吴三桂翻案。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先生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李治亭、王宏志先生，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认为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此后，相关观点与思想的交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三）政治史
政治史历来是清史研究的重点，成果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清代政治史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对清朝统治政策和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人物等问题做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政治制度
由郭松义、李新达、杨珍先生合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分量的成果还有杨启樵先生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先生合著的《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等。
皇位继承制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绩的领域之一。杨珍先生《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一书，充分利用满文等第一手文献并广泛参考相关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四种皇位继承形态的曲折变化及相关问题，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等视角，进行了较全面、深入而富于理论性的综合探讨，得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官僚制度和官僚群体是近年来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重要的专著有吴吉远先生《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鲍永军先生《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郑天挺先生的《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的变迁》对幕府制的研究、朱金甫先生对胥吏制度的研究，也多有创获[9]。
2.政治机构
对军机处的研究无疑是这一领域成果最为突出的内容。学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军机处的创设时间、性质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关于军机处的设立时间，历来有分歧，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等多种说法。四年说的较早提出者是台湾学者李宗侗先生，季士家先生持雍正七年说，吴秀良先生则主八年说。[10]
关于军机处的性质和作用，从晚清以来，学界一直高度重视它对强化皇权的重要意义。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如庄吉发先生认为：“就雍正年间而言，军机处的设立，与独裁政治的背景及发展，不宜过分强调。”（《清代奏折制度》，台湾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67页）高翔先生发表文章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清初内阁和皇权并不对立，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也非针对内阁，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11]。
此外，祁美琴先生的《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清代内务府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十三衙门的关系、确立与完善过程、经费来源和支出、内务府皇庄、内务府的历史地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是目前研究内务府颇为全面、系统的著作。
3.政治斗争
在清朝政治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围绕皇(汗)位而展开的激烈权力争夺。而对雍正即位的研究，尤其深受学术界和社会关注。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夺位说。自孟森先生首倡雍正帝位系篡夺而得以来，王锺翰先生继之又有多篇文章论证了此一观点。许曾重先生通过对允禵所处的地位、玄烨建嗣的变化、《圣祖实录》纂修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康熙帝是将允禵作为皇位继承人，而雍正帝的上台则系矫诏夺杀。[12]杨珍先生在考察了大量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康熙后期储位斗争的大致情形，认为在康熙五十七年出兵西藏前，已秘密确立允禵为储君，皇四子胤禛之最后继位，是与隆科多勾结，由隆科多假造遗诏而来（《满文档案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年号；《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等文）。
二是合法继位说。这一说法的重要代表者是冯尔康先生。冯先生在考察了现存档案以后，认定康熙帝十四子原名允禵，更名胤祯，后经雍正帝复名允禵。而雍正帝本名就叫胤禛，没有伪造名讳，所传篡改“皇位传十四子胤祯”遗诏，书写方法不合清朝制度，极不可信，从而否定了雍正帝夺嫡说的一个重要证据，即篡改遗诏，盗名窃位（《清世宗本名胤禛，并未盗名》，《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雍正继位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4.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
高翔先生所著《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通过对三位皇帝政治思想形成原因、前后嬗变、历史影响的考察，对清初民族矛盾、政治腐败、康乾盛世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常建华先生的《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清朝的基本国策（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孝治天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对策，对待民间群体、民间风俗习惯的政策及其归宿等。
5.政治人物
清代帝王是政治人物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阎崇年先生《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滕绍箴先生《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先生合著《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是清入关前帝王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应当指出的是，学界对清代每一帝王都撰有传记，有些皇帝的传记甚至不止一部。以乾隆帝为例，研究乾隆帝及其时代的，比较重要的就有周远廉先生的《乾隆皇帝大传》、白新良先生的《乾隆传》、唐文基等先生的《乾隆传》、庄吉发先生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戴逸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时代》5部，前四种资料丰富，后一种以分析见长。出版较早的冯尔康先生所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雍正帝传记中写得很好的一种。
此外，冯佐哲先生的《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张玉兴先生的《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邸永君先生的《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也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有分量的著作。
30年来，学界对清代政治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成功的，这不仅表现为基本理清了清朝政治的发展脉络，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如关于军机处创设、内阁职能、专制皇权强化等）做出了新的探讨，而且也表现在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当然，目前的清代政治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其突出表现是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
（四）经济史
经济史是清史研究中十分活跃而且成果相对集中的领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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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来，经济史研究在继承传统研究热点的基础上，不仅研究领域广泛，诸如资本主义萌芽、清朝经济政策、手工业和商业、人口以及市镇经济等问题皆有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拓展。其中，资本主义萌芽和市镇经济的研究尤其具有典型性。
1.资本主义萌芽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50、60年代有关讨论的继续。许涤新、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表现形式，讨论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探讨了其发展迟缓的原因，是近30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一部力作。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分析更为深入。具体说来，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突破：
一是改变了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过多集中在手工业领域的状况，将讨论大幅度推进到农业领域。刘永成先生的《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表现等提出了新的见解。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先生的论文集《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是近年来比较系统地论述明清时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力作，值得学界重视。
二是行会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刘永成、赫治清先生对我国行会制度的分期、阶段特点（职能）以及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行会制度与资本主义二者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行会制度从发展逐步走向分解的过程[13]。
三是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精神及近代化的考察。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是学者们高度重视对清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估计，就清代中国是停滞还是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应当从经济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也应将视角置于更宽广的领域中，将萌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由此，我们必然会回到近30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上来，这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社会存不存在近代化？中国近代化的特点是什么？高翔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在《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一文中，高先生首先界定了“近代化”的基本概念，即主要指以资本主义和人文思潮为标志的社会变革（“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提交论文）。并特别指出：从否定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发展到否定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社会的进步，以致将中国的近代化完全视为西方侵略刺激的结果，对中国历史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27页）。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学界也出现了一些反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认识。如李伯重先生就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主观的愿望[14]；王家范先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节”[15]；王学典先生更是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一个“假问题”[16]。这些反思，对推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深入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对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亦不宜过分否定。客观地说，近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领域，学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市民文化和阶级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萌芽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2.市镇经济
改革开放后，市镇经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
一是江南市镇始终是学界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领域。重要的著作有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洪焕椿与罗仑先生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樊树志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先生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蒋兆成先生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
二是以往研究中侧重江南一隅的学术格局有所突破，更多区域的市镇经济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从而使明清市镇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格局。如许檀先生对山东商品经济的考察，梁淼泰先生对明清时期景德镇经济特点的分析，罗一星先生对明清佛山经济的研究，罗星亚先生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的把握，钟文典先生对广西圩镇的探讨等，均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绩。[17]再者，从学术论文的分布看，据有的学者统计，1980－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济的论文约690篇。其中，有关江南市镇的论文约为244篇，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市镇的论文约为107篇，占16%；有关华南市镇的论文约为90篇，占13% ；有关北方市镇的论文约为84篇，占12%；属于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约为165篇，占24%。[18]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市镇经济研究格局的新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尝试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韦伯的理论)，考察清代特定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日本研治明清史的学者森正夫等人率先提出“地域社会论”，主张加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其触角必然涉及明清市镇，这也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与江南市镇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长江中上游地区、华北、西北等其他地区的市镇研究则略显薄弱，发表的论著数量亦相对较少。
区域经济研究也是市镇经济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对清代区域经济的研究，傅衣凌先生是重要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后，综合性的成果有叶显恩先生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陈春声先生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范金民先生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陈桦先生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值得注意的是，李伯重先生对区域经济（尤其是江南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成果，主要的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尽管李先生在各书中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的著作中始终贯穿和体现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中心论”的思考，这尤其值得学界反思。
（五）学术思想史
改革开放以来，清代学术思想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主要集中在清初学术发展轨迹、学案与学派、对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估计、清代理学、乾嘉新义理学、汉宋关系、学术人物等方面。
1.清代学术发展轨迹
陈祖武先生所著《清初学术思辨录》一书，是研究清初学术发展轨迹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将清初学术的演变置于明清更迭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予以考察，对17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创性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8－302页）。陈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既是《清初学术思辨录》的赓续，又是其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总结性文集。该书选取了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思潮、学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马积高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从学术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清代文学演进的基本途径。陈其泰先生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重点探讨了清代公羊学的兴起及其影响，并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致考察。
2.学案与学派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清代学案史，学术界完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由杨向奎先生主持撰写的《清儒学案新编》8卷本，近400万字，包括学案正文和资料选辑，基本上网罗了清代主要学术流派，尤其是“典型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19]。陈祖武先生接续其师杨向奎先生所辟治学路径，也非常重视对清代学案的研究，其所著《中国学案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是学案史研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在详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陈先生对中国学案史尤其是清代学案史、学术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对研究中某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学案序》的序文作者是何人等，则予以存疑，这充分表明了著者严谨、求实的为学精神。[20]
改革开放以来，在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领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戴逸先生的《汉学探析》（《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茂先生等著的《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漆永祥先生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郭康松先生的《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2001年），王俊义先生的《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刘墨先生的《乾嘉学术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徐道彬先生的《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陈祖武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别开生面，集众人之力，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该课题的结晶——《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两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即其集中体现。陈先生认为，近一二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但“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必要的”（《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课题组成员历时近5年推出的两部专著，就是这一取向的新尝试。通过该课题的研究，课题组主要揭示和论证了如下三个重要学术观点：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简单地按地域来区分学派；乾嘉时期的地域学术与学术世家，彼此渗透，交互影响，皆已融入一时学术大局；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基本特征，此一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和学术背景。这一探索，旨在以坚实的学术文献梳理为基础，进而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加以实事求是的全局性把握。此一努力，为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3.对18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
对清廷文化政策的评价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以往学界往往对其持批评态度。如黄见德先生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认为，雍正以来，对外闭关封锁，强化封建文化专制，恢复宋明理学权威，前一个世纪启蒙思想的火花，到这时期几乎都熄灭了。喻大华先生的《清代文字狱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则从文字狱的认定、影响及产生等方面，对文字狱的危害进行了重新估计，认为过去对文字狱的危害估计过高。应当说，喻先生对文字狱危害问题的再思索，值得学界反思。
不少学者将18世纪的中国描述为充斥着沉闷而无新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们认为正是在封建社会“全盛”的特殊环境中，知识阶层出现了以批判传统观念为特色的新的思想动向。18世纪的反传统观念和同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它预示着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为这种变迁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高翔：《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在18世纪学术的研究中，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利用当时学界尚不多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结合其它文献记载，对《四库全书》的纂修背景、机构组成、书籍征采、编纂校勘、提要撰写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是《四库全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而“四库学”的兴起，则彰显出学界关注点的新趋势。林存阳所撰《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则对学界甚少关注的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具有多重意义的政治性学术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指出：在清代社会政治文化由治转盛的历史进程中，“三礼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同时成为后来四库全书馆开馆的直接先导，从而为乾嘉时期的政治转型、文化嬗变以及学风移易，建构起一个清晰的逻辑链环。
18世纪的学术思想中，今文经学占据重要的地位。以艾尔曼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将今文经学的起因归结为庄存与同和珅的矛盾、对立和斗争。而王俊义先生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中华文史网”2006年9月29日首发）一文，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庄存与与和珅难以形成矛盾和斗争，并强调在吸收海外研究成果时，应当注意处理好吸收和如何吸收的关系问题。
4.清代理学
清代理学的研究，是过去学界关注相对薄弱的一环[21]。近年来，对清代理学的研究有所加强，出版的专著重要的有：史革新先生的《晚清理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林国标先生的《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也是值得关注的成果之一。此外，相关的学术论文数量亦越来越多。
较早提出应当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考察清代理学，是高翔先生研究清代理学的创获。其所撰《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2002年号）二文，可以视作此一学术取向的姊妹篇。在此二文中，高先生对清初理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认识，其所提出的应当将清初理学“置于社会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探索其盛衰轨迹，衡量其是非得失”的重要认识，尤其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实践意义。这无疑为研究清代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5.乾嘉新义理学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在台湾、香港等地学者重视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的影响下，开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予以关注。代表性的学者有周积明、陈居渊、吴通福等先生。尤其是周先生，先后在相关学术刊物以及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以及《从“戴氏之义理”到“乾嘉新义理”》等文，对“乾嘉新义理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在方法论上，必须转换视域，不能以宋明义理学为“义理”的唯一形态；在概念的界定上，要把握住“新”这一层意义，即乾嘉诸儒所探讨的问题虽然仍然属于道德论的范畴，但在核心价值上相对于宋明诸儒发生了重要转型；在价值判定上，“乾嘉新义理学”具有近代指向，属于中国早期启蒙的内容，是一个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
6.汉宋关系
自清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揭橥汉宋关系讨论以来，这一问题就一直深受清史学界关注。暴鸿昌、周积明先生等的认识值得关注。暴鸿昌先生否定有所谓汉宋之争，他认为将清代汉宋关系视为“党同伐异、仇若水火”的认识不是笃论，应当对汉宋关系做具体分析。并指出，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击宋学；道咸以降，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22]周积明先生对汉宋之争的焦点进行了辨析，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23]
7.学术人物
对学术人物的研究是近30年来成果颇多的领域之一。由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收入人物200个，其中清代学术人物就占了很大比例，是迄今为止收录人物最为全面的丛书。
清代学术人物资料的点校、整理工作也成就斐然。陈祖武先生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点校整理了多位学术人物的年谱、文集，如《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5年）、《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榕村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又对清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
樊克政先生《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是近年来对学术人物研究较好的一种。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该书有诸多创获，如充分利用诸家年谱从未利用过的龚自珍家世的资料，首次绘制了龚自珍世系表；更为广泛地采用了龚自珍同时代人的诗、词、文集等资料，对旧谱未载的龚自珍事迹做了许多补充；对旧谱、有关论著等所载龚自珍生平事迹及龚自珍作品的写作时间等一系列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考辨等。
（六）边疆民族史
边疆民族问题始终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最有特色的内容集中在对民族政策、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成果丰富，而且有不少新突破。
1.民族政策方面
马汝珩和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对清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治理蒙藏的宗教政策、海疆政策、东北的军政制度、新疆的军府制度等做了深入考察，对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龚荫先生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近年来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民族政策史研究之大成的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24]。杨学琛先生对清代民族史、赵希鼎先生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考察、何瑜先生对清代海疆政策的探讨，也多有创见[25]。
2.改土归流方面
对雍正改土归流的评价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对雍正改土归流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张捷夫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陆续发表《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2辑）、《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5辑）等文，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一文，从改土归流消除了土司割据状况和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等方面，详细阐释了雍正朝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李世愉先生《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对改土归流的客观形势、目的、结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3.土司制度方面
龚荫先生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是土司制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李世愉先生所著《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比较全面地探索了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实施过程、政策措施、成败得失等，做了系统而细致的论述，且依据方志、档案、实录、文集等资料，对土目、土舍、雍正朝五省革除土司及新设流官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并订正了《清史稿·土司传》中的不少错误。该书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是近年来清代土司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吴永章、成臻铭先生等对土司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吴永章先生的《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学术论坛》1984年第4期），成臻铭先生的《清代湖广土司自署职官系统运行状态初探——主要以容美土司康熙42年事为基础》（《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等。
此外，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自198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出版界的支持下，组织出版了多套丛书。主要的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探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等。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内容。
（七）秘密社会研究
秘密结社在清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如何客观、准确地衡量和评价秘密结社，是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之一。改革开放后，在文革期间几陷于完全停顿的秘密社会研究才重新复苏，80年代初期以来，相关研究才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学界对秘密社会，尤其是天地会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如蔡少卿先生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秦宝琦先生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珠生先生的《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赫治清先生的《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宋军先生的《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秦宝琦与孟超先生合著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一大批基础史料也得以公布出版，如张希舜先生等主编的《宝卷初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黎青先生等编的《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言实出版社，1999年）、刘子扬与张莉先生编的《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线装书局，2006年）等。
学术界对天地会研究的分歧主要在它的起源、性质上。就起源而言，影响较大的观点是乾隆说和康熙说。乾隆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蔡少卿、戴玄之、秦宝琦先生等；康熙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胡珠生、翁同文、赫治清先生等。赫治清先生自70年代以来，一直将天地会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是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主将之一。赫先生所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是一部高屋建瓴地研究天地会历史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创见颇多，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尔纲先生为该书所作序称：“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开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也是“全面地系统地对清前期天地会进行研究”的专著[26]。何龄修先生所撰序文亦指出：“天地会起源，是天地会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涵盖了天地会前期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并且与中、后期历史也有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已为信史[27]。
秦宝琦与孟超先生合著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一书，共分15章，从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结合的角度，对整个清代的秘密结社问题做了详细、系统的探讨。
清代“邪教”是与秘密教门有紧密联系的问题。赫治清先生《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此文是赫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主张，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新意义。如该文把学术界已知“邪教”一词最早见诸中国史籍的时间，上推了150余年，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作了很具说服力的阐述；首次提出明清以来“邪教”是政治概念而非宗教概念等等。
（八）中外关系史
在这一领域，学界也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孟华先生的《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张维华与孙西先生合著的《清前期中俄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宿丰林先生的《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徐海松先生的《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莫小也先生的《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许明龙先生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张国刚与吴莉苇先生合著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此外，学界还整理出版了不少基础史料，重要的有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6卷（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4册（2003年）、《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3册（2004年）等。
总的来说，在中外关系研究领域，以往学界较多关注中俄关系的研究。然改革开放以来，则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一是在外交关系方面，研究领域有所拓展，除中俄关系外，中英关系、中朝关系、中法关系也受到学界关注。中英关系方面，尤其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衡量清廷对英政策，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机会”说，即清朝推行的闭关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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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丧失了走向世界、获得发展的机会。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戴逸先生，他在《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一文中说：“环观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丧失。”（《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中朝关系方面，利用过去较少使用的韩国所藏史料进行相关研究取得突破，如王政尧先生以《燕行录》为主要史料，结合其他文献记载考察清代中朝关系上一些重要问题；李花子先生对17－18世纪中朝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的考察等[28]。中法关系方面，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如学界对陈季同的研究。重要的成果有李华川先生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收入其《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人的快乐》（1890）、《巴黎印象记》（1891）、《吾国》（1892）等作品。
二是在文化关系方面，如何评价传教士的历史地位历来是学界争议颇为集中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初，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深入展开。以陈胜粦、林健等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先遣队[29]。陈申如、朱正谊、沈定平等先生则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估计较高，认为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积极因素[30]。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传教士在向中国移植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客观地说，如何准确衡量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理论色彩很强的问题。何兆武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学的实质有中世纪和近代之分，担任第一波西学东渐传播的天主教传教士，所传播的是与中国时势要求相背离的中世纪的神学观和科学体系，而不是当时正在勃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学。近代西学传入中国并非是通过传教士，而是中国学者[31]。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不少学者充分发挥近年来档案被大批整理出版的优势，就清廷对西学的政策、帝王与传教士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如吴伯娅先生的《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该书使用了不少一手档案资料，兼及其他史料，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白新良先生的《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翻检满汉文奏折160余份，梳理出不少有关传教士的新材料。
除了以上研究领域外，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中还呈现出一些新亮点。
（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重新兴起
1.社会史[32]
清代社会史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一，以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为中心，学术界对清代社会进行了深入考察，基本揭示出清代社会的大体面貌，为深入研究清代社会运行和变迁打下了良好基础。学界研究清代社会生活史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冯尔康和常建华先生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日根先生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社会结构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第二，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新进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近10余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一是研究视野有所拓展，研究的地域范围有所扩大；二是注重地域社会的“整体的历史”，强调全方位、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乔志强、行龙先生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魏宏运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定宜庄、郭松义先生合著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区域社会史向纵深方向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界对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及多学科交叉合作。如郑振满先生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笛先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郭松义先生的《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行龙与杨念群先生主编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第三，医疗社会史、自然灾害史、妇女史和婚姻史，以及社会史理论等过去较少关注的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推出了不少重要成果。如周积明、宋德金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文海、夏明方先生主编的《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2004年陆续出版），余新忠先生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杜家骥先生的《清代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郭松义、定宜庄先生合著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赫治清先生等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文化史[33]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与70年代末以来中国命运的大转折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逐渐向纵深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彰显出重要的价值。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等论题被集中讨论。文化史研究开始走向繁荣。以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相继成立及《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问世为基点，更多的文化史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底，全国已经成立10所中国文化史研究机构。到1996年底，已有5个单位的研究机构开始招收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已出版的专门刊物则续有增长。清代文化史也在中国文化史繁荣的局面下获得发展。系统的、综合性论著，有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等先生著的《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南炳文先生等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冯天瑜先生的《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王俊义、黄爱平先生的《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概括来说，30年来清代文化史研究取得卓著成绩，具体表现在：
第一，文化史丛书的出版掀起高潮。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蓦然回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风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是这些丛书系列中较有影响的一种，至90年代末，已经陆续出版著作20余种。此外，有关文化史专题的著作，亦不断推出。如王政尧先生的《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第二，区域文化研究成果卓著。这是8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总论性的著作有李勤德先生的《中国区域文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分论性的著作数量更为丰富，主要的有王志民先生主编的《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学勤、徐吉军先生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则是其中较好的一种，包括：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台湾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两淮文化、中州文化、江西文化、徽州文化等。这些综合性和分论性著作中，即包括了不少清代的内容。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杨念群先生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是一本引起过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专著。作者采用区域研究取向，将广东、湖湘、江浙三地的学人或知识分子，视作三个具有独立形态的知识群体，审视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第三，观念文化史受到学界关注。高翔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重视。在《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高先生提出了其研治清史的理论思考，认为：“观念史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精神文化的角度，展现人类历史演变的轨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地将观念置于特定时代范围来考察，并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18世纪知识阶层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本此思路，他对18世纪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诚如李治亭先生评价此书时所揭示的：“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径，开辟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
（二）徽学的发展壮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日本学者藤井宏发表《新安商人研究》，揭开了徽商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徽商研究以及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的开展，徽州民间文献和文书资料不断被公开出版，推动了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各级研究机构不断出现，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徽学成为一门以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徽州文物遗存为基本研究资料，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概括来说，30年来徽学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显示出其发展壮大的趋势：
第一，专门的研究中心相继成立、专门的学术刊物先后创刊。以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陆续又成立了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现改名为“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皆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学界又推出了专门的徽学学术刊物，如《徽学》、《徽州社会科学》。
第二，一批以整理徽州文书资料为中心的成果陆续推出。重要的有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安徽省博物馆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和《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第三，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如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典仆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张海鹏、王廷元先生合著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栾成显先生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振忠先生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周晓光先生的《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三）不少学者提出并努力构建“科举学”和“故宫学”
1.“科举学”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并构建科举学的主张，旨在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以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科举学”与科举制为中心议题，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如2005年9月，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而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2006年10月，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召开了“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了“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此项活动，已经成为一年一次的固定形式，持续下来。
第二，“科举学”研究的成果纷纷面世。较早的有李世愉先生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组织出版了科举学研究丛书，陆续推出了刘海峰先生的《科举学导论》（2005年）、张亚群先生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2005年）、李兵先生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2005年）、刘海峰与张亚群先生合著的《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2006年）。其中，刘海峰先生的《科举学导论》一书在学界影响尤大，被誉为是一部“准确阐述科举学定义，全面、系统论述科举学范畴、宗旨、研究内容的开山之作”，“它确立了科举学在研究领域的地位”（李世愉：《沈浸醲郁　含英咀华——简评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
2.“故宫学”
自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以来，以故宫为中心的研究即已开始，90余年来，相关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故宫本身的地位、作用及研究状况看，对它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创新、突破。一批学者提出应当推动“故宫学”的建设，即明确“故宫学”是一门学科。具体表现在：
第一，编辑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创办于1958年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在历经“文化大革命”时的停刊后，于1979年复刊。至今一直定期出版。2004年，《故宫学刊》正式创刊，之后持续出版。这些刊物的定期出版，使得故宫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有了专门的学术阵地。
第二，2005年，以纪念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为契机，召开了4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8月，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了“故宫博物院80年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的百余篇论文专集出版；10月，与中国紫禁城学会共同邀请中外学者召开“中国明清宫廷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会议论文由《故宫博物院院刊》10月份第5期出版“古建筑研究专辑”；10月，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成立暨“《清明上河图》与宋代风俗画国际研讨会”；10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暨“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专著有万依、王树卿、刘潞先生的《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一些会议的论文也结集出版，如上述4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或者分别有专集、专辑出版，或者由《故宫学刊》发表。
纵观30年来的清史研究，如下几点体现出清史学科发展的新态势。
一是整体清史观的倡导。以往，学术界习惯上将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的历史从清史整体中分出来，将其划入近代史的范畴。不可否认，在较长时间内，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研究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者所广泛征引。但是，随着清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与拓展，将晚清史重新纳入整个清史体系的呼声日益增高。整体清史观的倡导成为近30年来清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学术刊物，如《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的论文早已涵盖了晚清七十年。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也是在整体清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如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二是学界呼吁以整体清史观研治清史。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王思治、罗明、李文海、姜涛等先生。改革开放初期，王思治、罗明二先生就提出：“要提高清史研究的水平，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把有清一代作为一个历史的整体，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34]此后，整体清史观越来越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认识。李文海先生《论晚清史研究》(《光明日报》2001年5月31日)一文提出,“作为断代史的清史,应该是研究清王朝从兴起至灭亡全部政治时期的社会历史”,“从断代史的角度进一步加强晚清史的研究，是清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姜涛先生发表《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强调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显露”，呼吁应当将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行整合。
二是学界自觉贯彻以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路径研究学术思想史的理路。在前辈学者侯外庐、杨向奎等先生的倡导和实践下[35]，将思想史（或学术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起来的治学路径，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和运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学者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此一治学取向，对研治学术思想、社会观念甚至其他众多研究领域，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近年来，清史学界不少学者在侯、杨二位先生的教诲、熏陶下，以侯先生《中国思想通史》、杨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为典范，非常自觉地贯彻和实践这一治学路径，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卢钟锋先生的《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汪学群先生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林存阳的《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
三是专题研究中出现新的学术取向。一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社会史、区域文化史的兴起。二是对地方史研究（如“徽学”）的加强。三是民族经济史、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有分量的专著有林永匡、王熹先生的《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张碧波、董国尧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更为众多，学界对内地与内蒙、青海、西藏、四川、新疆等地的民族经济都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专题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颇有利于清史研究在纵深方向上的发展。
由以上简略地回顾，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的步伐是健实的，其视野之开阔、研究之深化、水准之提升、手段之更新、学风之务实、局面之良好，皆彰显出新时期清史研究气象的宏大。
三 清史研究得以发展繁荣的因缘
清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年内之所以能得到全面发展和繁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和高度，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丰硕成果，并非是偶然的，而是诸多彼此关联因素综合作用的大趋势。要而言之，以下一些因素对清史研究的长足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其一，在清史研究中，学者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研究工作的指导，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这是清史研究得以稳步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学术实践一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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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学术研究便不能健康发展；学术禁区、教条主义的泛滥，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甚至还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灾难性的毁坏。改革开放诸举措的实行和不断推进，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而且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有机组成部分的清史研究，其发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重要性，又在实践中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理论大厦的建构提供了切实的历史素材。
其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尤其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扶持，更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发展机遇。学术研究，任何时候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惟有国家强大了、民族自立了，学术研究才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颁布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遂得以大幅度迈进[36]。而对清史学界来说，则获得了更为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几代学人的呼吁和努力，在国家的重视与扶持下，大型《清史》纂修工程终于在2002年底正式启动。这一工程的启动，不仅规格高、规模大、投入多，而且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清史研究及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这在清史研究发展历程中是空前的。以此为契机，清史研究的发展速度必将大大提高。当然，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还需从事此项工程者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但不管如何，清史研究是幸运的，毕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其三，基础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清史研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史料之于研究，其重要性已成为学人的共识。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突破，与史料的不断发掘、开拓是成正比的。可以说，史料积累、发掘、开拓的越多，学术研究就会越深入、新领域就会得到开辟。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不断出版，为清史研究奠定了重要根基[3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契约文书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崛起等，文献资料开发的广度和深度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如徽学等还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或学科热点。清史史料浩如烟海[38]，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对清史研究者来说，这既是一个优势，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史料占有丰富的优势、走出因史料繁富而无所适从的困境，便成为清史研究中需要认真处理的重要问题。尽管如此，为将清史研究持续推向深入，对文献资料的开发和利用，仍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其四，国外史学理论和著作的大量引入与翻译出版，为清史研究带来了可资借鉴的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早在20世纪初叶，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和理论即被引入，并得到了一定的回响。如鲁宾逊新史学、兰克史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等，皆受到学者的关注。此后，苏联史学一度成为建国初期影响史学界的主流。“如果说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是外国史学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那么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开始了第三次高潮。”[39]这一次高潮的兴起，无论就引入的广度、深度，还是自觉性、理性，都是前此不可企及的。之所以如此，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需要；三是史学界为应对所谓“史学危机”的探索，四是我国史学向现代转型更新的客观需要，五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良好氛围。以此为契机，不仅原先受到批判的史学理论被重新评价和认识，各种新兴史学被引介的步伐更快，而且与史学相关的其他理论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理论等甚至自然科学理论，也被大量引入和应用于史学研究。继改革开放之初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流行之后，像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以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批判理论、知识考古学等等，无不给我国史学界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局面大有方兴未艾之势[40]。经此酝酿，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理论，遂成为史学界的三大构成要素。清史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受到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其中，如史景迁、孔飞力、魏裴德、柯文、施坚雅、艾尔曼、彭慕兰、罗斯基、曼素恩、欧立德、倪德卫、默顿、佩雷菲特、沟口雄三、夫马进、黄仁宇、黄宗智、余英时等学者的思想与著作，对研治清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妇女史、满族史等的学者来说，尤其耳熟能详；长时段、整体史、心态史、过密化、内卷化、碎片化、大分流、内在理路、中层理论等，皆对清史学者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可以说，国外史学研究范式的迅速更新，以及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取向的兴起，对清史研究而言，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外理论，治清史者如何既借鉴和吸收其长处又不为其所囿，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需正确应对的关键性问题。
其五，对前辈学者优良学风、治学精神、开辟路径的承继、发扬、开拓，是清史研究得以稳步发展、迅速提高的内在动力。学术的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和活力，然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则在于对以往研究的真切体认和把握。清史研究发展的历程表明，正是得益于孟森、梁启超、钱穆、郑天挺、萧一山、侯外庐、杨向奎、商鸿逵、张舜徽、傅衣凌、王锺翰等诸多前辈学者对清史研究的开拓、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方得以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形成全新的繁荣局面；他们的治学风范、严谨精神、学术道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成为继起者学习和自励的榜样。而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更为培养、造就新的薪火传承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学术梯队建设因之而更趋良性、更趋合理。正因如此，从事清史研究的队伍遂日益壮大，而科研力量的相对集中，则更有利于对重大课题、综合研究的攻关与创新。
其六，新科研手段的应用和普及，极大地推动了清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研手段的更新，对学术研究来说无疑是至为关键的。一改过去劳神费力的在浩瀚的文献中翻检资料和卡片式摘抄，电脑、网络、数字化信息的普及和迅速扩大，使学者们获得文献资源更为便捷、积累史料和处理文字更为简化、学术视野更为广阔、彼此交流更为方便、立足前沿更为及时、相互合作更为通畅、成果展示的平台更为多样。科技、信息的大发展、大爆炸，已然显示出其对学术研究发展的革命性意义，其影响未来将更加巨大。
四 清史研究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清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文献的整理、专著的出版、文章的发表、会议的召开、学术的交流，还是理论的探讨、新课题的开辟、学术观点的创新、科研手段的更新等，皆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林甘泉先生曾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历史学发展呈现的显著特点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41]清史研究30年来的学术实践，亦体现出此一整体特点。
当然，在充分肯定清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和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清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些值得反思和引起注意的问题。如在注重问题的事实梳理的同时，也应注意理论方面的提高和升华，不能就事论事或空谈理论，而需将两者尽可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选题方面，陈旧、重复现象时有发生；专题的研究，尚缺乏学术创新的力度；某些研究领域，至今依然处于空白状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可拓展的余地还很大；宏观性研究和整体清史的融通，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在借鉴运用国外学术理论方面，存在生吞活剥或盲目崇拜的现象；传统与新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仍需予以妥善处理；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现象大有泛滥之势；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方面，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仍需加大探索的力度。凡此等等，既对清史研究形成了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何龄修先生曾指出：“人们明显地看到，在著作中，创新与抄袭并存，精彩与平庸同在，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与学术的腐败、堕落共生，理论和是非的混乱严重表现，著作和出版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激烈动摇。这类现象不免使人感觉迷惘、悲观，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似乎有其必然性，是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局面诞生前的阵痛。”[42]何先生对“辉煌的背后有消极面”的警示，很值得清史学界同仁深思和自励。
面对已有的成就，清史学界同仁有理由感到欣慰和自豪；面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清史学界同仁应更加奋勉。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清史研究任重而道远。那么，今后清史研究的生长点何在呢？
我们认为以下一些方面值得思考：一、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清史研究的指导，充分借鉴和吸收一切国外学术理论的有益成分，尽可能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盲目排斥和崇信的偏向，以增强清史学科的理论建设，形成新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模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提供应有的基础；二、应加强宏观性研究，推进整体清史研究，以探索清代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演进规律；三、在深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应努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掘和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克服研究中过多关注诸如政治斗争、精英人物、知名学者、个别区域、民族矛盾，而忽视像政治观念、普通民众、民间学者、民族统一、社会共同体等的研究；四、应大力加强学风建设，遵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提倡有益的学术争鸣，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恶性指责等不良行为[43]；五、清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西方接触频繁和激烈碰撞的聚焦点，其与当今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研治清史者在考察此段历史时，也应对与现实重大理论和课题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探讨，以期达到基础研究与关注现实的有机结合[44]。
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无数前辈学者的丰厚积累为基石，以新时代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契机，清史研究今后的发展必将更加健实、深入，开创出更为绚烂多姿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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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参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2]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3]　详参王江、颜军：《大陆清史研究队伍现状调研报告》，《史苑》第9期。
[4]　详参赵云田：《20世纪通史中的清史研究》，见“中华文史网”2005年10月9日。
[5]　详参吴原元：《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2006年。
[6]　详参袁林：《中国古代史研究数字化文献资源与利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2期。
[7]　关于此项文化工程的动议和启动，详参戴逸《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李尚英《<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王天有、徐凯主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文。
[8]　详参：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第99－100页）、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6－159页）、白新良《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陈佳华等《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
[9]　详参：《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清代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号。
[10]　详参王戎笙：《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7－291页。
[11]　详参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缘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2]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
[13]　刘永成、赫治清：《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
[14]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3页。
[15]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16]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17]　详参：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8]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9]　李尚英：《杨向奎先生著作和论文提要及编年》，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6－768页。
[20]　陈先生之于学案史的研究，尚撰有《徐世昌与<清儒学案>》（《清史论丛》1993年号）、《〈明儒学案〉杂识》（《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学案”试释》（《书品》1992年第2期）、《我与中国学案史》（《文史知识》1996年第5期）、《学案再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文。
[21]　详参朱昌荣：《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程朱理学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3期。
[22]　暴鸿昌：《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23]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4]　杨健吾：《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精辟的理论总结——<龚荫著中国民族政策史评介>》，《满族研究》2007年第3期。
[25]　杨学琛：《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赵希鼎：《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4期；何瑜：《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6]　罗尔纲：《〈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7]　何龄修：《〈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28]　详参：王政尧《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
[29]　陈胜粦：《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林健的《西方近代科学传来中国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0]　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沈定平：《论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31]　何兆武：《重新审视西学东渐的历史——明末清初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侧记》，《联合早报》（新加坡）1998年8月27日；《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1999年第l期。
[32]　详参：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
[33]　详参：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等。
[34]　王思治、罗明：《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1期。
[35]　详参陈祖武：《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6]　详参：江泽民《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铁映《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
[37]　详参：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以及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38]　详参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
[39]　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56页。
[40]　详参：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鲍绍霖等《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以及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等。
[41]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0－21页。
[4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第4页。
[43]　侯外庐先生曾说：“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对于那种毫无客观真理标准的今是昨非论，以及随机应变、毫无理论气节的风派态度，更是不足取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非拒绝批评……我觉得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那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44]　在《清史研究与政治》一文中，冯尔康先生曾指出：“固然，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承认它的

中国历史的故事简易

积极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为了赞扬它，欢迎它，只是认识到这种事实而已，并以此知道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学人的事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健康地进行，寻觅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及建议，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结论。要而言之，‘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应当是历史学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吧？”（《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第1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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