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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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

从国内孙中山研究工作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深入，还需要扩大，既要加强宏观的考察，又要加深微观的剖析，并把孙中山同他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这里，试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他所走过的道路，不仅是中国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意义，而且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历史现象。这是一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很大不同，遇到的是那时西方的革命家们不曾遇到过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呈现出自己的特殊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以说：它同今天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孙中山生活在一个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的半殖民地国家；追求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一直是鼓舞他奋不顾身地顽强斗争的最巨大的动力。他说：“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所占的地位，远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家们要突出得多。但由于他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软弱，在很长时间内他又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过浓厚的幻想，呈现出矛盾的现象。又如，孙中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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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的洗礼，强烈地憎恨那种中世纪式的专制和愚昧。他所鼓吹的“民权”思想，在近代中国曾起过强大的启蒙作用。但他对群众又信任不足，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东西（例如秘密会党中的家长制）对他也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发展到独断和推行个人崇拜的地步，虽然这不是他的基本特征。这又是一个矛盾。再如，孙中山热烈地期待着中国的工业化，但他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社会中的严重弊端。于是，在他面前摆着双重而又相互矛盾的任务：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成为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到他的晚年，终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朋友。
这一切，包括他思想和行动上的种种矛盾，都不能单纯从他个人身上获得解释，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在这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他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
因此，如果把他的一切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中去考察，把他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相比较，把他同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家相比较，把他同今天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相比较，把他和同时代中国的许多人物相比较，细致地分析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我们肯定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二，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怎样才能实现他所争取的崇高目标？他一直处在不停步的摸索和寻求中。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探索者的一生。
我们还要注意孙中山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孙中山是博学的，而且在他的时代是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但他决不是那种只在书斋中冥思苦想的学者，而是一直处在火热的战斗实践中的革命家。他特别注意倾听事实的呼声，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他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他又说：“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孙中山许多学说和主张的提出，确实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专用学理的推论&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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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产生的，而是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上现存的理论模式和孙中山头脑中的原有经验不够用了，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又总是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临时应付的对策和办法。于是，便从他面对的实际矛盾出发，研究其中的道理，在政治上或理论上大胆地提出新的设计来。孙中山有着宏伟的气魄。当他一旦认为问题已得到贯通的解决，便立刻起来奔走呼号，付诸行动。有时，他的主张不但要考虑应该怎样，还要考虑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怎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而当他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自己确实错了时（这自然并不容易），他也能毫不可惜地抛弃自己坚持过很久的主张，重新做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确有不少失误，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从而受到人们的指摘；但从总体来说，这是孙中山的巨大优点。他所以能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常有突过前人的创造，并且总是在不停地发展前进，重要的奥秘就在这里　孙中山之所以是孙中山，而不同于别人，很重要的一点也在这里。
因此，我们研究孙中山的思想，研究他的学说和主张，一定要把它同孙中山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那些复杂的环境和他在革命实践中苦思焦虑地思索的问题紧紧地连结起来，并且始终要把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来理解。这样，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如实的说明。
在孙中山身上，思想家和实行家的品格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研究工作，自然需要切合这个特点。如果只是用“学理的推论”的方式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一些冷冰冰的、静止的、图解式的解剖，不仅难以得其真相，也当为孙中山先生本人所不取。
第三，孙中山的学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其源，也有其流。它的源，有如前述，应该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活中。它的流，也就是孙中山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各种思想资料，可以远溯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欧美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正在活动着的政治家、思想家。这样众多的纷纭复杂的思想资料，对孙中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哪些影响，又是怎样地影响他的？这是一个内容丰富而我们又研究得很不够的巨大课题。
拿西方思想的影响来说，研究这个课题，不仅需要分别地考察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亨利·乔治、约翰·穆勒、威廉斯、微耳和等人在哪些方面对孙中山有过这样那样的影响，还需要综合地考察各个特定时期（例如孙中山伦敦蒙难前后在英国的居留时期），他所能接触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潮流行以至消长的情况。努力挖掘孙中山当时阅读过哪些书籍、接触过哪些人的历史资料。分析一下：在当时众多的思想流派中，为什么大量的学说并没有在孙中山思想上留下多少痕迹，而独独这些观点对他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他又是怎样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自己原有的思想体系出发去选择、改造和利用这些思想资料的？而这些相互歧异以至存在冲突的思想资料，在被孙中山兼收并蓄时，他又是如何处理与吸收，熔铸成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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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分主次地平列或罗列现象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
当然，这种探索一定会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但有些作者对人们原来不太清楚的问题写出了材料充实、对人很有启发的论文。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也是事实。
再拿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来说，我们自然不同意象戴季陶那样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把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看作孙中山思想的核心；但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是不可能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割断联系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近年来，好几位作者把孙中山在知行观等问题上所作的哲学思考，放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指出它同前人学说的关系和它本身独具的历史地位，这对读者是有启示的。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内，东西文化的接触、冲突和相互影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孙中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孙中山的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从兴中会到中国国民党，三十年间，在他周围总是集结着相当大的一批社会力量，积极地活动着，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支力量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他们中间，有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章太炎、蔡元培、于右任，有廖仲恺、朱执信、宋庆龄、何香凝，有胡汉民、汪精卫、邓泽如、张继、邹鲁、林森、居正、冯自由，有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等等。这么多并不相同的成分为什么会长期团聚在孙中山的周围？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以后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分化和组合？这种分析和研究，在中国近代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斗争的历史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又如，人们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言论和主张的同时，对同盟会领导的一些重要报刊，如《民报》、《民立报》等，都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实践证明：要是忽视了这一方面，对孙中山这一时期思想和活动的认识将会是不完全的。辛亥以后，人们对这个时期孙中山本人思想言论的研究固然也不够，而对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及孙中山逝世前的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重要报刊，如《民国》、《建设》、《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的研究就太少了，这同样不能对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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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活动有一个完全的了解。
孙中山逝世以后，由于他在中国人民中享有的巨大威望和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三民主义进行研究，并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有的是科学的正确的解释，有的却是歪曲的谬误的解释。其中如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邵元冲、甘乃光、杨幼炯、叶青、崔书琴等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怎样解释的？它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类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似乎也应该成为孙中山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把自己看作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早在建国以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就对孙中山的伟大一生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有不少重要的论述；一些同志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写出了一批著作，如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艾思奇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等。建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更有了巨大进展。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究竟是怎样评价和研究孙中山的？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同孙中山的事业有着怎样的继承关系？孙中山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中，哪些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些也都需要继续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阐述。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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