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老树新花香益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史学发展繁荣中的“光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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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老树新花香益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史学发展繁荣中的“光明史学”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30年来，拥有厚重传统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期间曾先后用过“史学”、“史林”、“历史周刊”、“历史”等名）顺应时代潮流和学科发展，在弘扬传统中不断创新，与热爱史学、关心史学的作者和读者并肩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不断推动着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在拨乱反正中寻找史学研究新热点
创刊于1953年的光明日报《史学》，至今仍是全国性大报中唯一一家史学专刊。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曾先后担任《史学》编委会主任，陈垣、邓广铭、白寿彝等史学大家都曾参加过编辑工作。从创刊之日起，《史学》就以繁荣学术、推动史学发展为宗旨，在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肯定。在一定意义上，《史学》不但是中国史学界的窗口，而且是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缩影，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
众所周知，史学是“文革”的重灾区。在那十年中，吴晗、翦伯赞等诸多著名史学家受到迫害，难以正常开展研究工作；影射史学泛滥，严重败坏了历史学的学科声誉；学科建设陷入停顿，之前的研究计划和课题被迫终止。因此，在“文革”结束后，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面临着更加急迫的拨乱反正的局面。如何尽快肃清“文革”的消极影响，让史学研究回到健康的发展轨道，是当时历史学界的首要任务。1978年5月，本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文革”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至今犹在。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从某种角度上看，1978年11月15日本报《史学》发表的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堪为发轫。因为1965年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很不寻常的，所以苏文的发表正当其时。作者大胆地说出了当时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同仁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其后多家报刊相继转载，部分地区还就此召开知名人士座谈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专刊秉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精神，解放思想，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今天看来，本报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几年开展的“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封建主义批判”和“历史学科建设”等四个问题的讨论对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回归健康的学术发展轨道影响巨大。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讨论的热点，是因为它关系到是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这一根本问题。从1979年11月6日到1981年4月27日,本报先后刊发了童超的《封建统治阶级不会主动调整政策》、杨生民的《对生产力的动力作用的几点看法》、郭子亮的《农民战争只起“助产婆”的作用》、宋士堂、李德茂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杨际平的《从封建社会的确立看历史发展的动力》、严钟奎的《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白刚的《清中叶白莲教起义没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吗？》、卫正勋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尚钺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等文章。这些讨论有助于正本清源，纠正人们意识中的错误观念，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
《史学》还以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在这一时期，揭批封建主义，旨在解放思想，为四个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79年10月，本报理论部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次“批判封建主义学术讨论会”，会后以《深入批判封建主义，彻底肃清封建流毒》为题，发表了会议纪要。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纪要的公开发表推动了学术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在此后一年中，又有若干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批判封建主义的学术研讨会。1980年12月30日《史学》又用整版篇幅以《继续开展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为题，报道了天津市史学会召开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同时陆续刊登了一些研究文章，产生了积极影响。
历史人物的评价及评价的标准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颇多的话题，所谓盖棺难以定论。尤其是在“文革”当中，所谓“评法批儒”对很多历史人物给予了不公正的历史评价，同时在评价标准上也简单化、脸谱化。本报开展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旨在引导学术界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要避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先后刊发的这方面的文章有苏双碧、肖黎合写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降大任的《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陈其泰的《阶段论不能取代从总体上评价历史人物》、邓传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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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阶段论”及其他》等。通过开展不同观点的公开争鸣，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一些历史人物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
这一时期，史学界还开展了学科建设的大讨论，《史学》积极参与其中。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正和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此后，中国历史学各专业研究会纷纷成立，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得以确立，多种历史资料先后整理出版。《史学》专刊对相关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并刊登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如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强调突破重大的事件、战争和人物研究，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是深化近代史研究的一条必经之路；周谷城的《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倡导打破藩篱，在比较中加深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此外，胡绳的致友人书《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邓广铭、张希清《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李桂海《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不应该有“避讳”》、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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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十分有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和深入。
《史学》专刊倡导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围绕近代化、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问题开展了专题讨论，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戊戌变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还组织一些专题讨论会，如1982年的关于史学理论的座谈会和随后开展的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等，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侯外庐、蔡尚思、蔡美彪、何兹全、陈旭麓、周一良、张岂之等史学大家都在本刊发表过重要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史学》就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学的普及和应用问题。1983年3月20日刊出凤麟《不能轻视史学园地中的“小儿科”》，同年7月13日发表张习孔《论历史科学知识的普及》，10月26日发表林甘泉《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次年10月24日又刊登了白寿彝《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1985年8月7日刊登张家哲《要重视撰写历史知识普及读物》，提出了史学普及与通俗化问题并充分肯定了其重要性，可谓发此问题之先声。
从史学“危机”走向史学繁荣
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刚刚复兴的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遭遇了“危机”。一方面，改革开放将人们的视线投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历史学在经济建设大潮中好像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因而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导致史学研究者出现较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历史学自身也存在着发展瓶颈问题，课题老化、脱离实际，缺乏理论创新，都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滞后性”。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史学在很大意义上成了史学家的史学，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大军中，很难找到史学家的身影；社会上弥漫着“史学无用”的空气，大学历史学系生源少、招生难、学生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以致一些高等院校历史系压缩编制、易名转行；历史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难，课题陈旧，内容乏味。尽管有人置疑史学存在危机，但在当时，“史学危机”（也有人称为“冷遇”、“落伍”和“低谷”）确实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正是针对上述情况，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刊发了不少文章。如1985年3月20日吴量恺的《史学研究应当面向现实》、6月12日戚立煌的《也谈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问题》、10月16日张晋藩的《要重视法制建设中的历史借鉴问题》、吕万和的《历史研究也要跟上时代》等，都是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的文章。为推动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本报理论部于1985年12日12日召

中国历史性的故事

开部分在京历史学家座谈会，就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了热烈研讨，并连续多期刊登与会历史学家的发言。其中如宁可《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龚书铎《在学术价值中体现社会价值》、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张国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条件》等，都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学研究的新任务和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与会学者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应该走出象牙塔，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此后相关讨论进一步深入，《史学》发表的文章，如1986年4月2日沈定平《用新的时代精神看待史学价值与功能》、5月21日齐勇锋《史学家应当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6月18日景戎华《谈史学“危机”与历史教学的改革》、7月10日汤晓方《史学家的观念也要变革》、8月27日赵光贤《史学危机究竟何在》、9月10日王也扬《注重史学方法论的实际运用》、9月24日梁景和《史学家不可忽视今天》等，在探讨史学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不仅谈到形势和时代的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史学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提出把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我国史学发展和变革的根本任务。这些探讨无论是对当时的史学界还是关心历史的人们认识史学危机的本质，加强对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思考，全面把握史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从而为中国历史学走出困境、进一步向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88年3月15日本报理论部邀请京津部分历史学家举行座谈会，围绕“近十年历史学评价及未来趋势”的主题，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家主体意识、史学危机及史学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在4月6日发表了陈高华《历史学要为社会服务》、陈启能《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庞卓恒《历史学与新时期》、肖黎、吕延涛《价值观念必须更新》、赖长扬《史学科学化的新历程》等文章。4月20日又发表了马克垚《摆脱史学困境的两点看法》、范达人《进一步提倡史学方法多元化》、田居俭《史学通向“柳岸花明”的一条路径》等文章;5月4日发表了刘志琴《史学研究面临全面变革》的文章，既对前一段时间的史学危机有所总结，同时敏锐地捕捉到历史学面临重大变革的信号，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一场知识的革命也在中国学术界悄然发生。不仅恢复或新建了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而且传统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是观念和分析框架，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历史学领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逐步引进，所谓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以及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历史研究逐步突破过去的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式叙述，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全面推进，特别是文化史和社会史有如并蒂莲花绽放在中国史坛，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变化。
新时期的文化史热潮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的，弥漫学术界内外的“文化热”培育了文化史，使她枝繁叶茂并充满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与现代转换”、“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论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尽管新时期的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还言人人殊，但无论以实证为基础的文化史研究还是援引新的理论方法开拓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都获得全面丰收。
光明日报《史学》也加入到文化史研究热潮当中，刊发了不少论文。例如1987年11月11日陈宝良《明代文化纵论》、12月23日降大任《对文化史研究的一些反思》、1988年10月5日白钢《文化史研究的走向—&m

中国历史故事文本汇总

dash;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1995年苏双碧《关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来新夏《中国文化建设随想》、1996年8月6日张艳国《中华文化传播的方式及途径》等。由于“传统文化热”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史学》加大了这方面的力度。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创办“传统文化经典笔谈”专栏的基础上，1996年5月6日在京联合召开了“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专门探讨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作用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并于6月4日用专版刊发“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纪要；同年还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思想家丛书》学术研讨会，7月9日刊发“加紧完成本世纪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1996年8月27日、9月24日本刊编辑分别邀请专家学者做了《黄河文化——一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和“家训文化及其现代意义”的学术话题专版，此后还发表了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曹大为《黄河文化研究断想》、黄正建《史学的“文化”研究》等文章。这些文章和专题研讨为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兴起于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重新获得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在为历史学研究带来新的透视角度与方法的同时，这一范式转换也给史学界带来了种种思考，成为史学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社会史的勃兴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史的概念、学科定位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等的理论探讨和争议而进行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是较早发起、关注和参与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讨论的阵地之一。《史学》先后发表了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行龙《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史》（1987年11月11日）、王先明《社会关系与社会史研究》（1988年8月24日）、《社会史理论研究的展望》（1995年12月25日）等文章；同时也密切关注社会史学界的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对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都刊发了综述，在黄宗智的社会史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刚刚出版之际就进行了及时的评介。
除上述领域外，历史学的其他许多分支学科如断代史、经济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考古发掘硕果累累，代表着先秦史研究学术前沿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开展，断代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不断深入，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孕育出新（其中徽学就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并取得重要发展的新学科）。这些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也同样有所体现。
在百舸争流中探索新的特色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新的丰硕的成果。
一方面，史学研究继续向纵深开拓，区域社会史、地方文化研究以及生态史、心理史、性别史等不断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并带来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和进步。各分支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大型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项目的陆续开展，更加彰显了史学的进展。例如联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共同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研究大体已取得共识，有助于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组织一千多位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计划完成100卷大约3000万字的大清史。目前，这一计划进展顺利。此外，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华大典》的编纂等都为新世纪史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求逐渐提升，适应这一趋势，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逐渐走出书斋，与时代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体现出通俗化史学与学院派史学研究结合的趋势。大量有关历史文化题材的书籍、影视剧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国学热大潮涌动，《百家讲坛》更是掀起了一股阅读历史、了解历史的热潮，尽管其中某些庸俗化倾向引发了学界的不少批评，但这些现象本身表明史学研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机遇。
与创刊之初刊物相对缺乏不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种学术和非学术的报纸、期刊乃至电子出版物、网络媒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面对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史学》专刊随着报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调适自己，既坚持传统的风格和优势，又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在众多史学刊物的竞争与发展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定位和特色。
紧随历史学发展潮流，及时反映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最新发展趋势，并适时起到推进和引导作用。《史学》始终与历史学的发展潮流保持同步，比如从上世纪末以来，文化史的研究经历了传统文化热到地域文化勃兴的过程。本刊也从关注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和断代文化史逐步转向地域文化，与众多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合作，以专栏或者专版的形式相继对徽州文化、荆楚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齐文化、湖湘文化以及近年来刚刚兴起的黄河三角洲文化、草原文化等的研究进行反映，刊发了一批有学术水准的文章，推进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在社会史研究上，《史学》不仅反映了其初兴时期的探索，也记录了其发展和深入的轨迹。如本刊于1998年4月10日刊发了李金铮《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刍议》,7月17日发表了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对史学变革的影响》，2001年3月20日发表了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7月3日发表了行龙《也谈社会史的“专史说”与“范式说”》，7月31日发表了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同年还与湖北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座谈会，对中国社会史学界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集体探索的最新成果进行研讨，刊发了“拓宽社会史领域深化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出版座谈会”纪要。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或者某些歧见，《史学》专刊也适时发挥批评引导的作用。如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热播使不少人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一些误解，尤其是对慈禧太后、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偏差。本刊于2003年8月12日邀请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撰写了长文《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提出应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正确认识，从而客观把握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真相。再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抬头，一些人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本刊于2005年3月15日组织刊发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话题专版；针对学术界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非常活跃，成果不少，但也表现出某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容易误导广大读者，《史学》于2008年5月10日组织刊发了“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对话”专版，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发，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努力体现时代特色，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结合自身定位和特色，《史学》专刊不仅关注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同时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密切联系，一直在为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努力实践着，为史学服务于现实社会提供平台。为此，我们定期推出重大纪念日、重大活动、重要人物的纪念性的文章或版面，比如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等，一方面发挥《史学》普及历史知识、担当社会责任的功能，同时也力争反映学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再如香港回归之前，我们于1996年推出《百年沧桑话香港》的学术话题和“香港史话”专栏，对香港的历史沿革、风俗文化等进行介绍。1997年还专门策划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等学术话题，也是依据国家统一大势所趋的现实，来探索香港的百年历史以及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国家统一对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本刊的不少文章和学术话题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话题或学术问题而及时作出的回应。例如本刊曾于1995年开设“史学家与企业家对话”专栏，在展现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文化精义和管理智慧，让史学助推中国当代企业的发展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其他如《清代救灾的历史启示》、《清代的粮价调控及其启示》、《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加强城市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总结历史经验加强灾害史研究》以及最近的《三百年来中国南方冰雪灾害及其影响》等文章和学术话题无不体现了《史学》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现实关怀。
聚焦史学热点，增强策划意识，以有限的篇幅提供丰富的内容，强化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作为报纸上的学术专刊，《史学》容量有限，因此在兼顾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同时，逐步强化策划和选题，针对重要问题和学界焦点做文章。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发现与整理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等，我们不仅及时刊发相关文章，也经常用专栏、专版甚至多个版给予集中的或者连续性的关注。如1996年5月21日发表宋健同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的讲话《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随后开辟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栏，及时反映工程的进展情况。在选题和策划方面，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学习历史，反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历史中吸取治国安邦、为人处世的经验，本刊先后组织发表了《论学史》（1999年2月8日）和《再论学史》（2002年3月22日），对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如何学习历史等问题作了深入阐释，鼓励读者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开拓视野，鉴往知来，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2003年本刊又开辟了“中国历史十论”专栏，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史学遗产中十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给广大读者以启迪。次年又特约十位国史专家从十个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论”专栏，总结55年来的成就与经验。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受到各界读者的好评。又如针对近年考古成果热点频现，我们先后策划推出了《再现中华古代文明，共享考古发现盛宴——200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神秘的黑水城撩开神秘的历史面纱——俄藏黑水城宋代军事档案揭秘》等整版宣传，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史学》的读者除了史学工作者之外，也有大量喜欢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其他读者，所以我们关注学术热点的同时也不忽略社会热点和读者关心的话题。如2005年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热播引起广大观众对西汉历史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强烈关注。本刊特约专家解析汉武帝其人及西汉前期的历史，用专版的方式帮助读者了解此段历史。后来还就郑和下西洋、唐太宗等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刊发了很多文章。
加强与作者、读者的互动，在栏目和文章风格上形成本刊特色。《史学》专刊既不同于通俗读物，也不同于专业杂志，必须兼顾学术性、可读性、新闻性。在文章风格上提倡大学者写小文章，尽量避免学术论文的晦涩艰深，同时要求是作者最拿手的心得，代表学界研究前沿的成果。本着这一原则，《史学》前后刊出了不少不仅在研究者而且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好文章。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史学》不断创新，根据学术发展和时代变化，调整推出了一些深受读者喜欢的栏目，如“学人行踪”、“史家风采”等，讲述了众多当代史学名家的故事，反映出他们身上独具的社会责任感和特有的学术使命感；“历史星空”展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人生风采和思想火花，让读者在岁月的诉说中重温历史、品味人生；“史坛纵论”、“争鸣与商榷”等机锋迭现，充满真知灼见与论辩精神；“读史随笔”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优美清新，雅俗共赏。通过这些好的文章和栏目，《史学》同学界和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拥有一批热心读者和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不仅前文提到的老一代著名史学家与光明日报《史学》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像瞿林东、张国刚、马敏、陈锋、黄朴民、赵世瑜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学术中坚也多是《史学》专刊的重要作者，不少学人的研究工作还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和成长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应和着时代变迁和学科发展的脉动，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反映了中国史学热点的趋向和史学发展的轨迹，培养、扶持了一批中青年史学才俊，同时也在变革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定位，为推动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风正潮平，百舸竞流，承载着厚重传统的“光明史学”将继续在服务史学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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