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李洪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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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洪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三十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多次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人们的意识如此，人类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当然也如此。所以，恩格斯又曾明确地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依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回顾与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历程，笔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恰好可以划分为三个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但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又有鲜明的形态性特征，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形态。
站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推动中国史学大发展大繁荣的着力点，应该是把它放在现时代，自觉地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适应相配合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
（一）1919-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三十年，亦即第一阶段与第一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形成、巩固，取得巨大成就并开始取得话语主导权的阶段，是与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并交了一份优异答卷的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不应下推至三十年代，而应上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始相一致。特别是1924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其历史与逻辑的起点、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的确认。其后，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并在当时及其后取得一大批丰硕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由此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历史论证的所有传统方式，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最大限度地接近和破解了中国历史的奥秘，形成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队伍，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基本议题与基本特色，将近代以来的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史学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也有分歧，但属于唯物史观内部的分歧。就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就他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所指而言，其深刻性均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讨，不仅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超越，也是代替近代以来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前提。
（二）1949-1978年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个三十年，亦即第二阶段与第二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绝对主导权并沿着自身的逻辑框架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渡，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转型，自觉地与新社会的形势相适应。在适应过程中，发生严重的曲折。
这一阶段，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十七年（1949-1966）、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拨乱反正（1976-1978）三个小的阶段。
其中，前十七年的成就主要是：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变革，史学与史学思想继续发展，继续深化，领域不断扩大，队伍不断壮大，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史学成果。
新中国诞生，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治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大部分史家从对中国共产党的由衷敬佩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非常崇敬，把在历史研究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跟党干革命、科学治学的实际行动。整个中国史学界集合到了唯物史观、党和革命的旗帜之下。
唯物史观的深刻观察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逻辑力量，给史学园地带来勃勃生机。按照阶级斗争理论，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结论和观点被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与讨论、农民战争史问题研究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讨论、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讨论，是建国17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理论价值。[1]
这一阶段，在取得极大成绩的同时，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和发展着。对于这种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所觉悟和抵制，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解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主流。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难以克服。
文革十年，持正确意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处境艰难，甚至遭受迫害。以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作《海瑞罢官》酿成冤案起始，直到“批儒评法”、“批周公”，“影射史学”泛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但是，阶级斗争是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具有客观依据。我们既要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想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极大损害的历史事实予以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应对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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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理论以及阶级分析方法予以应有的尊重与肯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激情澎湃，纷纷投入到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去，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拨乱反正的优秀文章。这些文章，是对文革史学的终结，也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尽管解放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过若干曲折和挫折，但她所取得的成绩是第一位的。
（三）1978年底-200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三个三十年，亦即第三阶段与第三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繁荣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依然是主流，占据主导地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抬头，并时常形成热点。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新的时期。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史学界开始重新学习、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随着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着深刻的内涵，而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掌握还远远不够。依照这样的认识形成的口号是“回到马克思”。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史学课题获得了新的认识，极大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外国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等，使得中国史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进入到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复杂环境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科学。史家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他们积极投入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以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则——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来检验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同时，创造历史的实践又给认识历史的实践注入了生命，提供条件，使史家得以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史学研究的课题和方向，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原则、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在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社会实践中

中国历史故事集的启示

检验真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繁荣的基础。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专门论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这预示着历史学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史学样态将产生出来。
这种新型史学样态的根本特征，是具有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精神的史学样态。
从史学史上观察，一种新样态的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往往由于它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满足时代的需要，适时地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晚清“新史学”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思想启蒙需要的产物。中国马克思史学是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要求、搞清中国社会真相需要的产物。在西方，从所谓“启蒙时代”，到所谓“构造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等等，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史学样态。在历史的使命与机遇面前，某些高才大力者之所以能够做出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贡献，往往由于他对历史使命与机遇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是目前乃至今后十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总形势。
新样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克服三大问题：
（一）玄学化的研究方法。
所谓玄学化的研究方式，就是以具体历史事实迁就抽象公式，或者把抽象公式当作具体历史。对此，翦伯赞形象地称其为有闲阶级的“抒情诗”。它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是超现实的、观念的历史，是“虚伪的构成”。二、“独创与谎造”并存，亦即“独创”出许多历史名词与历史理论，抄袭许多他们所不懂的科学名词，制造出诸多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历史奇迹，嵌进他们主观主义的公式之中，造成层叠不穷的曲解，散布毒害人心的毒素。三、“艳装娇态”，亦即将科学“变为一种浅薄的公式”，同时冒充新兴科学，借助“温情的鄙俗的文字卖弄”，“以图把一切现实生活之残酷的内容引渡到玄想以外”。四、对于现实的历史，什么也不知道，却又装作什么都知道。翦伯赞说，上述现象，“在欧美，在中国，都非常普遍”。而且，这种反科学的历史理论，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体系”。
玄学化反映的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史观。就方法说，它蕴含的是头脚颠倒的方法。就学风说，它是以玄言虚语、空洞概念代替具体实证研究的典型。总之，与其说它也算是“学术研究”，毋宁说更像是画符念咒。这种反科学的研究模式，不仅在翦伯赞的时候“非常普遍”，而且今天似乎依然大行其道。
（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
所谓形式主义的研究方式，则是专门看历史的外表，如政治形式、地理条件、技术组织、法律原理、意识形态等等，然后以这些外表的形式为依据去建构“史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它们不认得或者有意回避历史的“质”。所谓历史的“质”，就是“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构成及阶级关系”。同时，形式主义理论家还喜欢“把类似的特征归纳起来”，把差别除去，“以形成抽象的一般观念”，“然后把一切现实的具体历史，笼统地嵌在他们的所谓一般法则之中。”反之，“却又从个别的观念去加以夸张，而引出其所谓个别民族历史之特殊的法则”。
形式主义是最能迷惑人的史学现象之一。不仅一般读者容易被其“忽悠”，甚至形式主义者自己也时常陷于其中而不自知。有时候，历史形式主义还会“隐藏在史的唯物论的外衣里面”，因而更不易察觉。笔者以为，目前西方尚在流行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等等，就无不具有历史形式主义的特质。
以封建制问题为例，翦伯赞说：“有些人一直到现在还从专制政治、灌溉制度这一些政治形态、技术问题去否定中国曾经有封建制之存在，或在以交换关系一一商业资本一一之存在，而认为封建制度破灭了。”显然，这些“封建制度破灭了”的所谓“依据”，都是某种更深层关系的外在表现，因而都不是历史的规定性所在。只有透过这些形式进一步开掘，才会发现历史的“质”。而从“质”上观察，会发现“封建制在

学无止境的中国历史故事集

世界史之一般的存在”，“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在西欧与在‘东方’所表现的形态多少有些不同，但这决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形式上或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简单说，中国同样存在封建剥削关系，所以反封建同样必要。
比如关于专制官僚政治与封建制相矛盾的观点，原是政治思想史上的常识。那么，是否可以依据中国存在强大专制主义的史实来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制呢？研究中国专制官僚政治的专家王亚南就认为不能，因为由秦发轫的专制政体，虽然历经二千余年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秦“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而已；“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的观点，“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自然不无道理，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历史的本质，就难以成立了。这里，王亚南与翦伯赞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共同的批判对象，就是历史形式主义者。
封建制问题之外，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同样存在形式主义的弊端。翦伯赞指出，有人从“轮船”与“民船”的数量比较，或“龙旗”与“五色旗”、“皇帝”与“大总统”的区别上去判别社会性质，就属于“从形式上去探讨”，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作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方法以及剥削关系”。又比如，有人因为中国“在政治上保有形式上的独立性，而遂忽视作为这一政治的基础的经济之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存性与隶属性”，也属于历史形式主义，因为“关税不能自主，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以及内地的外国驻军权等之存在，这一切，都从经济上的隶属反映为政治上的隶属”。总之，要时时把握住历史最深层的“质”，绝不可被历史的外在形式遮蔽住眼睛。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但是，历史形式主义者“迷惑于历史的零碎现象，拒绝对历史之本质的说明”。它不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实质上，它与玄学化的倾向一样，都是将历史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全部蒸发，结果只留下一个抽象的概念。把概念的发展法则，当作现实历史发展的法则”。观察目前的史学论著，会发现形式主义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三）碎片化的研究方法。
近几年来，史学碎片化的倾向引起学者们关注。在一次关于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碎片化（或曰细碎化）的倾向确实存在，只是有学者认为：碎片化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碎化得还不够，中国史学要与世界接轨，就应当进一步碎化。[2]
笔者赞成碎片化不可取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不应当碎片化。
什么是碎片化？我们不妨透过钱锺书先生1978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讲来予以揭示。
钱先生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曾经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研究风气，主要是由于清代“朴学”传统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相互配合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使得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在这种风气下，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研究。因此，“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实证主义的考据里”。
与上述特质相适应，这些学者大都轻视或者瞧不起理论。即便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钱锺书说：“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因为，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根本算不上“研究”。“虽然他们没有像贝尔凯说：让诗学理论那一派胡言见鬼去罢，或像格立尔巴泽说：愿魔鬼把一切理论拿走！他们至少以为让研究西洋文学的人去讲什么玄虚抽象的理论罢。”（《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钱先生批评的是古典文学研究，而且没有采用“碎片化”的提法，但他的批评显然适合史学碎片化现象，因为后者的基本特征，恰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正是“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缺乏对史学研究的终结目的、人类命运的终结关怀，以繁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珠玑，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
应该指出，碎片化不仅在中外学界均具有长久的传统，而且遍布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表明，碎片化并非一无是处。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个人兴趣以及学科对象的差异等原因，碎片化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对此，钱锺书同样作过明确阐述。他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反对的目的，不是为了“减退严谨性”，而是为了“增添思想性”。因为，“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当然离不开精细的考据和细微的具体研究。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有明确论断，而且以《资本论》等著作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因此，在反对碎片化倾向时，笔者绝对无意于将小孩与脏水一起泼掉。我要说的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因为碎片化没有完整地反映出历史学的全部功能。
历史学的功能，各类史学理论著作均有详细揭示，无须赘述。撮其旨归，无非两点，即再现与表现，或曰还原与重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多年以来，一些哲学界的学者提出，历史学的价值全在表现与重构，经验事实完全不重要。这等于在根本特性上取消了历史学的存在。而坚守碎片化的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研究局限于经验事实，而且是断片化的、本身就很细碎的经验事实之内。这两者均割裂了、压缩了历史学的功能，是对史学功能的矮化或弱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在这里，“清晰的理论分析”与“错综复杂的事实”是缺一不可的。缺了前者，历史编纂学判别假貌与真相的本领，就有可能连一个小店主都不如。一味沉溺于后者，更可能成为一个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只会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根本不会深入问题的本质。因此，作为史学工作者，尽管有权利将自己局限于细碎的研究领域，但应该认识到，历史学的根本价值，乃在于从“错综复杂的事实”出发，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类社会的奥秘。用史学家钱乘旦的话说，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之上，更要求善求美。
说到底，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钱锺书先生说过，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改变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同样，一部现代史学发展史表明，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不是减退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思想性。而史学碎片化的效果，不管信守者有意还是无意，其客观效果都只能是从思想性上后退，最终将所谓“宏大叙事”消弭掉。
最后，还必须指出，为碎片化提出一套完整理论包装的，是英国的二流思想家波普尔。在著名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世界上所存在的，只能是所谓“零碎技术学”、&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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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等等。他并表示，他“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然而，波普尔的最终结局，却是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这一点，值得信守碎片化研究的学者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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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认为：“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向继东：《新史学丛书总序》（2008年10月于长沙），该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笔者不认同此说。

[2]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韩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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