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王大文：康有为改组“保皇会”前后史事考辨

康有为,中国近代史,日本政党,美国政党,台湾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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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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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大文：康有为改组“保皇会”前后史事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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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在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1906年10月，康有为设想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党)。①同年12月，熊希龄主张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并同梁启超商讨改组方案，康有为接受梁启超、熊希龄的方案。1907年3月，“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正式成为康有为等人新的身份标识。清廷党禁的持续、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帝国宪政会的自身局限等多种合力，造成了保皇会第一次改组后即面临认同危机：革命派等其他政治势力未接受其新形象，帝国宪政会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完整的身份认同。1912年，康有为等计划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此计划最终夭折。
关键词：康有为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改组身份认同
引言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然而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的历史是研究的“薄弱环节”②。学界在清末立宪运动史、清末民初政团(政党)史、康有为及梁启超人物研究等领域中均不同程度地论及保皇会。民国学者谢彬、杨玄炯等即在其著作中叙述保皇会组织更迭之事，当时的日本对清末民初中国政党发展情况也十分关注③，后来吴泽、张玉法、张朋园、汤志钧、汪荣祖、董方奎、侯宜杰、张海鹏、桑兵、高伟浓等学者在“保皇会”有关问题上均有成果问世④，特别是张玉法先生的三部著作对于清末民初的政团、政党研究的功力颇深。但是，目前保皇会的研究仍有一些盲点，集中体现在对1910—1912年期间帝国宪政会组织变化的认识模糊不清。事件过程的不清晰会削弱人们对事件性质、影响的评价和反思的客观性、深刻性。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辨析《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年谱、《申报》等多种文献资料，拟厘清“保皇会”在1906—1912年间的组织演变、名称变动，以及同国内其他政团(政党)的组织关系等史事，并试分析造成学界在保皇会及其改组后史事认识混乱的缘由，冀为戊戌之后的康有为与清末民初政治(政党)史的研究略尽绵力，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1906—1907：从保皇会到帝国宪政会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保皇会”，简称“保皇会”，英文名称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直译为“中国维新会”。⑤“保皇会”是这些名称中流传最广、最久的。⑥保皇会的生根、发展基于不同的政见、民族和语言的人际关系，它拥有多个名称也是基于其组织生存环境考量，不能只视为是一种称呼习惯。对于政党来说，“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⑦，政治组织名称的重要性亦是如此，“一个政治组织宗旨一致的重要表现是其成员各自的身份认同要保持高度一致，身份认同首先体现在称呼上，即所谓正名”⑧，名称是影响政治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名称对于保皇会的重要性在1906年底改组中便清晰显现。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同年八月二十三日(1906年10月10日)，康有为计划改组“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⑨。九、十月间(1906年11月)，康有为发表《通告各埠从新订定国民宪政党党旗函》说明党名、党旗事宜。⑩十月二十四

《中国历史故事集》

日(1906年12月8日)(11)，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12)。在布告中，康氏认为保皇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应该追求宪政，“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并展望：“吾国民党，必与中国光焉”，此处康有为所用“国民党”的名称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用法(13)，尽管康有为此时并未明确、详细地阐述“国民党”名称的内涵，但是它却给1912年的改组提供了历史依据，这在下文将有细致论述。康有为原定于1907年元旦(1907年2月13日)举行国民宪政会庆典大会，并让保皇会控制的《中国维新报》等七家报纸尽快刊登改组消息，否则将耽误“吾党第一大事”。需要注意的是，1906年9月至1907年3月，康有为在欧洲游历，并未留在美洲直接指导保皇会改组工作。
在康有为筹划改组的同时，居于日本的梁启超也开始酝酿改组保皇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1906年12月13日)，梁启超在给蒋观云信中提及计划组织政党之事。(14)在十一月五号(1906年12月20日)前，梁氏给康有为信中提出了组党的详细设想，该方案也是梁氏与熊希龄等人商讨的结果。(15)在写信过程中梁启超得知康氏在美国所发告文(指1906年12月8日告文)，梁氏对布告内容多不赞同，“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秉三指熊希龄，1905年他充当五大臣出洋随员，1906年写成《欧美政治要义》，熊氏还是后来的政闻社在北京和东北地区的重要成员(16)，可见，当时的熊希龄与康梁的政见相近。梁启超在信中强调更改会名的急切性，“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皇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急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17)为什么梁启超、熊希龄等要将“国民宪政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即帝国宪政会)呢？因为，他们认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是“极紧要之人物”，梁启超拟往上海与三人商谈入党事宜。熊希龄则已经与袁树勋(18)、端方、赵尔巽三人暗中交涉，希望此三人能暗中赞助“宪政会”。梁启超更欲拉拢醇亲王载沣、载泽参加“宪政会”。而且，梁启超等为更改新会名可谓费尽心思，“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设想“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同年十一月五日(1906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致康有为信中言及“顷得由瑞典来电，知前电已达，已即告香港同人将印改正矣”(19)，梁启超等人改组保皇会的设想得到康有为的初步认可。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907年2月3日)致蒋观云信中说明了保皇会改组情况，“海外之保皇会，今已改名‘帝国立宪会’(南海拟改国民立宪会，秉三主改此)。将来我党若成，此亦可为应援也。”(20)可知梁启超之前信中提议改名为“帝国立宪会”是熊希龄的主张(21)，“南海复书则因漫游北欧，接书甚迟，旬日前始复，于所绸缪者，一切赞成”(22)，康有为最终接受了梁启超、熊希龄等人的改组方案，放弃了原先在《中国维新报》上刊登的改组计划。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会在纽约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康有为偕康同璧从欧洲奔赴纽约主持改组大会。会后，“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就成为康有为等人新的身份标识，“国民宪政会”的改组设想则被放弃。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5年的《改定新章》中，康有为即指出“为保身家，我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小为摇惑改易会名。其间译西名，曰维新会，听皇上复辟后我会即为大政党，然后另议。”(23)可见，康有为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名称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二、1907—191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的沉寂
清廷实行预备立宪之后，党禁有所放松，但是康梁及其帝国宪政会却不是清廷放宽党禁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后党”的眼中钉。(24)康梁无法直接、有效地领导国内宪政运动。梁启超等原本计划在国内成立“宪政会”，后来也只能于1907年10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一种相对隐蔽、安全的方式推动国内宪政运动。政闻社成立之后派出一批社员前往国内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帝国宪政会则在国内政局陷入了沉寂。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一日(1908年7月28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提出十二条宪政建议，欲推动国内宪政运动的发展。(25)这是1912年前帝国宪政会惟一一次在国内政局产生较大影响的举动。(26)徐勤等人主政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于1908年8、9月也连载了此请愿书。(27)1908年8月，政闻社及附属的《江汉日报》(28)(创办于汉口)被清廷查封，政闻社本部在上海仅运作了6个月。丁文江认为“政闻社被查禁的近因方面，除陈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间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亚、美、菲、欧、澳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公上请愿书的运动，大概也是一个原因”(29)，《申报》也有类似的报道：“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海外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30)此请愿书只是清廷查封政闻社与《江汉日报》的直接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政闻社同中华帝国宪政会的密切关系早已被清廷所知，“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3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政局中惟一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帝国宪政会的沉寂还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和徐勤等帝国宪政会核心人物所留文献中也很少见到“帝国宪政会”或“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即使是《申报》也只收录了七条有关帝国宪政会的新闻，且多因政闻社被查封而报道(截止到1911年，此后未见报道)。这便给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带来了困难。丁文江等为梁启超编纂年谱时便有两处记载的讹误：一是，“十一月初旬，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此后已入于实际立宪时期，决定解散同志会，组织帝国宪政会，为将来政党之预备(参考《申报》)，是为后宪友会的先声”(32)。二是，“十二月十七日南海与先生书，帝国统一党即指由同志会改组之帝国宪政会”(33)。先说丁氏的记载给学者们造成了一些误解，然后作一并分析。如张玉法先生依据丁氏《梁谱》分析认为：“宣统二年十月三日的上谕颁布后，国会请愿被禁止，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国会请愿同志会避去‘国会请愿’之名，改称‘同志会’，其活动大大减少，部分会员则另组‘帝国宪政会’，以为政党之预备”(34)。丁氏和张氏的用词分别为“组织”和“部分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他们的表述均有偏离史实之处。《申报》只是说明有成立“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上月二十七日上午……同志会开特别大会……决定将同志会正式解散，一面组织帝国宪政会，标明政纲，联合海内同志以为政党之预备。众均赞成。定二十九日再行开会表决”(35)。王敬芳主张定党名为“帝国宪政会”，孙洪伊提出异议，(36)“大概由于怕遭清廷之忌，孙洪伊(伯兰)等未采用‘帝国宪政会’之名，而改用‘帝国统一党’，在民政部立案，并欲康有为等在海外推行”(37)。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人被推举为临时干事，“帝国统一党”党名一出，引起争论，不得不发《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一文进行解释。1911年5月30日，宪友会发起会召开，会上否定了“帝国统一党”党名，改用宪友会。(38)帝国统一党最终未能成为同志会的新名称，国内另组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也夭折了。(39)张玉法先生认为仅有少数同志会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所举例是天津的温世霖。(40)张书中并未详加说明，据笔者所查，天津地区由帝国宪政会私立的法政学堂和公民白话社均是温世霖发起的。(41)但这也不能构成温世霖组织帝国宪政会的证据，因为“在国内各地之请愿运动陆续酝酿之时，由‘帝国宪政会’所运动的海外华侨，亦相继有所行动。旅美华侨举伍庄(宪子)为代表，旅日华侨举汤睿(觉顿)为代表，而南洋华侨亦电原请愿代表陆乃翔，请谋于代表团，速上第三次请愿书。”(42)温世霖和包括梁启超、伍庄、徐勤等帝国宪政会会员(实际上他们是以政闻社或同志会等名义进行请愿)个人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据此理解为是帝国宪政会的行动。丁氏受《申报》误导，张书又拘泥于丁氏的记载，故有上述史事记载的偏差。
三、1912年：一次未完成的帝国宪政会改组
辛亥革命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康有为等开始了帝国宪政会的改组活动。1912年2月19日，康有为在《致各埠书》中写道：“惟今国体已非君主立宪，今特复丙午(即1906年)前旧名，定吾党名为‘国民党’，旗用五色，合五十族，亦吾党满汉不分之始志也。”(43)这次康有为欲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的民国出现了“国民党现象”，有学者认为在1912年的民国政治史中号称为“国民党”的政党至少有3个(44)，据笔者所知，当时有4个组建国民党的计划或实践。第一个是康有为等计划改组的，下文再作详细分析。第二个是由潘鸿鼎等38人发起的国民党，《民立报》(2月28日)刊登了《国民党宣言书》。(45)3月1日，该报又刊登了《国民党暂定章程》，《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定名曰国民党，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46)5月5日，国民党同志会即宣布与民社等五团体合并为共和党(47)，此“国民党”成立与否，当时的报纸即报道情况不一，《民立报》(1912年4月27日)报道共和党成立大会：“本党系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六政团组织成”(48)，而此后《民立报》(1912年5月7日)报道中却又用“国民党同志会”一名，“国民党同志会于前日星期午后二时借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报告本党与统一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六团体合并为共和党。”(49)这或是由于《民立报》编辑并未十分重视该党名称用法。《时报》中则以“国民党”称之，“北京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暨各报馆鉴：今日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民国公会合并为共和党，开成立大会……共和党。佳。”(50)这是1912年5月10日《时报》所刊登共和党致电。第二个国民党是实际存在的，但时间极短。第三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等在北京准备合并为“国民党”，并由张嘉森(君劢)草拟纲领，最终因政见不合未能组建成功。(51)第四个“国民党”即是1912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合并其他政党成立的。在短短6个月时间内，四个“国民党”(尽管有的最终并未成立)一起出现容易给后人造成误解。
康有为在2月19日提出改组帝国宪政会后却迟迟不制定改组纲领，徐勤因而曾屡致书其师询问催促，在徐勤推动之下，康有为直到6月方将改组纲领草拟完成。(52)这或许还是受一个流产“国民党”的刺激，因为在此期间康有为听说了前述第三个“国民党”的消息，他在《与梁启超书》(1912年5月20日)说明了新出现的“国民党”侵犯了他们“国民党”的名誉权，康氏显得不满，“五党联合，改为国民党，与吾党重名。迟廿日后各党诘问，吾实无面目可复之，亦更无改名之理。”康氏希望梁启超能干预此事，“因各埠已请吾写额，皆可改刻悬挂，此非小事也。今已令紫发拟用紫或勉名致书于五党新国民党。汝或并托人告知该党人，能令彼易名最妥。惟彼党或傲不理，则将来吾党不肯改名，报上辨争，则吾二人之大辱，各埠益责吾二人，吾难受也。吾忧此甚”(53)。
1912年6月，徐勤在接到康有为的改组计划后致信海外各埠同志说明改组“国民党”事宜：“吾党昔名为帝国宪政会，今改为国民党，其西文用何名字，已于前次公函敬告一切。”(54)可知徐勤已经多次电告海外组织筹备改组。在接到改组函电后，海外帝国宪政会各分支组织对此次改组有着不同的反应，据所见资料举两例为证。一是加拿大温哥华帝国宪政会林任之的信函，“承电覆，着暂用五色为国旗，照办”，此电当是康有为的直接指示。“顷间亦得徐君勉先生(指徐勤)书，谓于十二月卅日得贵处电，将帝国宪政会改为国民党，并暂悬五色国旗。”可知康有为在1911年12月30日已产生组建国民党的想法。康、徐二人的指示到达温哥华后，此处帝国宪政会召开会议，“当即召集同志宣布此事，而叛奴黄孔昭、黄良、孙正邦、李世璋反对之，不允用五色旗，旋又献议用孙汶(指孙文)旗，我同志反对之……至于改党名，有许多同志欲复用国民宪政会名，而黄孔昭倡议用中华民国宪政会名，多数和之，当时作成为议案”。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海外帝国宪政会的影响之一斑。第二天“有多数同志反对之者(指黄孔昭的提议)，谓要遵总长命，改为国民党，以归划一”。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温哥华帝国宪政会决议改名为国民党。(55)二是署名柰的帝国宪政会会员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汇报了改组情况，“本总会得徐长书改国民党，曾邀集齐议。惟孔照(疑是前文的黄孔昭)提议改中华民国宪政会等言，弟甚不赞成，此议亦作罢论……本总会决要改国民宪政会便符宗旨，若改民国宪政党，则被人嘲笑投降矣。宁愿无党，决不公认也”(56)。从二则材料可见，当时海外各埠帝国宪政会在改组的名称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郭廷以指出“1912年2月19日，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是年秋，又恢复宪政会旧称)”(57)，虽然郭氏已经发现了1912年间康有为等人在帝国宪政会会名使用上的矛盾，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受到后人的重视。伍宪子的回忆证实了郭氏的说法，“在宪政党改名国民党八个月之后，然孙文之国民党既在海内成立，复向海外推进。彼此同名，不大方便，所以宪政党仍恢复宪政旧名，取消国民党新名”(58)。此段回忆并非尽是实情，在说明帝国宪政会确有改为国民党的计划、行动，却也隐瞒了帝国宪政会在1912年改组中遭遇的混乱局面。
另有几则史料更确切地证明1912年康有为改组计划未能完成。一是，1912年康有为撰写了《宪政党章程》(59)，然而1911年12月30日已经有改组国民党的设想，为何还要制定宪政党的章程呢？二是，1912年5月29日，孙洪伊在《致沧江先生书》言及：“国民党成立，约须少迟时日……《财政计划意见书》应速发布之，国民党成立后再提作党议，亦未始不可……无论国民党成立与否，请由济武开一各党联合谈话会，要求各党承认。”(60)1912年5月29日，国民党仍在筹备之中，事务颇多，成立日期也未商定，可见改组之艰难。三是，1916年7月1日，梁启超在《中华新报》发表的启事：“鄙人前曾挂名进步党及海外之宪政党，但久已不与闻党事。去秋曾一再宣言，与一切政党脱离关系。今方居丧，更不忍与闻国政。恐中外尚有误会，特更声明：凡进步党及海外宪政党之言论行动，鄙人丝毫不负责任。谨启。”(61)文中只说及海外宪政党，未提“国民党”。四是，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徐勤发文海外同志：“梁启超、徐勤致宪政党同志书：宪政党列位同志公鉴……丁卯四月二十一日。”(62)此处使用的名称依旧是“宪政党”。五是，国家档案馆藏有一份在康有为死后徐勤向溥仪汇报海外宪政党党务的文件，在汇报文书中徐勤自称“中华帝国宪政党副总长”。(63)这五条史料证明了1912年帝国宪政会从未在实践层面上完成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四、康有为的窜改癖好(64)
通过第三部分的考证可知，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改组计划最后夭折了。但学界对此次改组过程向有误识。如有学者认为武昌革命爆发后，徐勤、潘鸿鼎等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65)，另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后被合并于共和党。”(66)等等。这些观点容易造成对康有为帝国宪政会演变和清末民初政党史研究的认识偏颇。导致学者认识混乱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康有为本人对帝国宪政会1912年改组事件作伪证。康氏编改其论著的癖好不仅仅局限于1898年前后。有以下事件为证：一是，《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的作伪。在组织名称上，《致各埠书》说国民党是“丙午前旧名”，但1906年底改组保皇会前后，“国民党”一词从未被作为组织名称正式使用过。伍宪子后来道明1912年“国民党”的来历：“民元正月，宪政党曾改名为国民党，盖根据光绪卅二年丙午国民宪政党之国民两字而来”。(67)伍宪子作为继梁启超之后的宪政党主要领导人，且参与了帝国宪政会早期的活动，其所述可作为证据之一。章开沅认为1912年《致各埠书》中“国民党”是受日本犬养毅一派政治势力立宪国民党的影响(68)，却未提供进一步论证，这或许亦是一种可能。二是，《与梁启超书》(1912年5月20日)的大肆渲染手段(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作伪)。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筹建中的国民党最终未能成立。但康有为所说使人误认为此国民党确实组建了。康有为使用渲染手法不止一次。“问者曰：今先生保皇会何所事？康南海答之曰：吾会六年前名保皇，丙午年九月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专以鼓励宪政为事，君岂不知耶？何尚问保皇会？”(69)这段对话是署名为“星侠”发表《记南海先生与某君之谈话》文章的一部分，刊登在1910年5月28日《南洋总汇新报》。文中所述丙午年九月(1906年10、11月)同1906年12月、1907年3月等存在明显的不符，事件发生前后相距只有三年余，此处康有为的作伪究竟属于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记忆错误，他人则无法得知。三是，1912年10月，康有为致友人信中写到“宗荣欲入国民党，吾可介绍。吾尚不欲入内地，令任(指梁启超)先行，而共和、国民两党皆公推任为党魁也”(70)。然而此时实际活跃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只有宋教仁等组建的国民党。康有为同国民党关系有如此亲近吗？竟可以推荐宗荣加入国民党？另外，国民党欲推荐梁启超担任党魁也是5个月前之事。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党欲组建国民党时，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意欲推梁启超为领袖，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公党则不同意，国民党亦因此而未能组建，梁启超但任党魁之事也无从说起。四是，1913年2月3日，康有为替徐勤归国撰写的序文中又出现了国民党，“美、墨、非、澳、亚环海之国民党二百埠，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国民党名，皆君勉总护之”(71)，序文中“1906年国民党二百埠”显系作伪。五是，前引康有为请愿书(1908年7月28日)在其归国后刊登于1913年《不忍》杂志上(72)，《不忍》版请愿书称“商民等所请愿者，凡十一事”，而实际所述只有九条(73)，而高伟浓所见《中国维新报》版请愿书共有十二条内容(74)，标题中组织名称也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可见《不忍》版请愿书有改动现象。据笔者陋见，学界考辨康有为留存史料的真伪主要集中于戊戌维新前后，其他时段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些被康有为主观编造后的史料是造成前述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改组前后史事出现误识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如前所述，1912年民国政坛的“国民党现象”给后人理解这段复杂历史增加了一个障碍。康有为《致各埠书》中“各埠”指的是包括美洲、澳洲、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区(帝国宪政会分会)。康有为、徐勤的改组计划面向的帝国宪政会组织也只存在于海外。国内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主要活动于上海，其筹建过程中并未见徐勤列名或参与其中，当时党禁已开(75)，若是徐勤以个人或帝国宪政会的身份参与潘鸿鼎的行动，《国民党宣言》、《民立报》或是徐勤的信函等文献应该留有此事的记录。1912年5月，“国民党同志会”已经合并于共和党，这就否定了徐勤、潘鸿鼎改组国民党一说。在《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等文献中也未发现潘鸿鼎等发起人在“国民党同志会”成立前后与康梁等人的往来信函。徐、潘二人仅在名称上都使用了“国民党”而已，并无直接的组织关系。
第三，帝国宪政会的组织活

中国历史故事简单英文

动基地在海外，关于其组织活动的原始档案文献等也主要存于海外，《中国维新报》、帝国宪政会章程和宣传手册等关于该组织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难以得见。这主要是由于清廷针对康梁的党禁政策造成的。当时国内对于帝国宪政会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康梁等个人、《申报》等主要报刊和清廷驻外官员的转述。例如《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一文写成于1912年，是日本著名的情报专家宗方小太郎根据当时的实地调查撰写的一篇民国初年政党社团的写实性文章，但该文仅提及保皇会及帝国宪政会，对于帝国宪政会改组国民党一事毫不知情，因为他在后文谈论国民党时只叙述了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商讨组建的国民党。(76)后来丁文江认为1912年6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丁氏所据仅为徐勤《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77)可见民国时人们已经对帝国宪政会改组情况认识不清。
康有为的窜改、1912年的“国民党现象”、帝国宪政会孤悬海外造成的原始档案文献的难见和民国人的模糊认识，这些因素综合使得后来学者在1912年帝国宪政会改组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以讹传讹的情况。另外，以往研究并未认清帝国宪政会的组织与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个人之间的区别，存在将组织和个人等同处理的倾向。这些主要领导人可以代表帝国宪政会这一组织实施某些政治行为，但他们并不完全等同于帝国宪政会组织本身。
如前所述，1912年康有为信函中有关“国民党”的记载确实存在作伪的情况，但从中却能探出康有为政治态度的复杂性。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年1月10日，五色旗被中华民国定为国旗。恰在此时，康有为在《致各埠书》中提出组建“国民党”、提议用五色旗作为党旗。中华民国的国民地位有了新变化，同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此前北洋海军和部分地区革命军亦曾用过五色旗。前引述1913年康有为在《不忍》刊登请愿书标题中组织名称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此时的康有为等人政治目标是主张宪政还是依旧坚持保皇？康有为1912年改组计划是表示对新政权的接受还是另有内涵？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康有为等面临的新政权——中华民国的冲击是康氏伪造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历史记录的原因之一，帝国宪政会面临的由政治困局而产生的认同困境也是应当考量的因素。
五、保皇会改组的“失败”：帝国宪政会的认同困境
1912年康有为等人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这或许是康有为等为了推动国内宪政建设，同时也是挽救帝国宪政会的希望之一。因为，早在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之后即面临认同的困境：一是，革命派对保皇会改组后的责难；二是，帝国宪政会内部也未形成新的完整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康梁等改组保皇会可谓是一次“失败”的改组。
据伍宪子回忆，“是年(指1906年)革命党人与宪政党人言论之争，最为激烈。”(78)实际上，双方的论争一直持续了很久。1908年9月7、8日《南洋总汇新报》刊登了笔名为“平实”所发的《革命党之真相》一文，文章因同革命党人的争论而写(79)。“若主张立宪者皆指之为保皇党，则吾所不解也。康南海之漂流海外，何其神通广大，而内地保皇党之多也，无一深思远虑之士，恐国家之覆亡，不得不主平和改革……今尔党之言曰：欲倒政府，必先扑灭保皇党。如以主立宪者皆曰保皇党，诚恐扑灭不胜扑灭也”(80)，文中的“尔党”即指革命党。“平实”的这篇文章发出之后又遭到革命党的反驳，“平实”又撰《驳巽言》一文回击，“至于吾言若主张立宪，皆指之为保皇党，则吾所不解云云，正以今日立宪，为我国内外所同情，帝国宪政会，康南海所立也，政闻社，梁任公所立也，均主立宪，无所谓保皇也，即前虽有保皇名目，今名实皆异也。”(81)宪政党人可谓对自己政党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宪政党人“难以接受”革命党指责的逻辑，“平实”指出若按照革命党人的推论，革命党自身即是由会党等演变而来。宪政党同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势力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很久，1914年，康有为仍然不得不专门撰写《保皇会易名辨》来申明、阐述宪政党的宗旨，“况吾宪政党人也。戊戌年有保皇会名，专为反对后党而言，与国民无涉。惟前八年已解散保皇会，另组宪政党，宗旨专言宪政，党员亦多不同，其向非保皇者，亦莫不同讲宪政也……吾党名为宪政会，夫宪政者，凡一切宪政皆是……故自十月十六日，清朝已尽矣。即保会尚存，从何言保。”(82)该文和1908年“平实”发表文章的主旨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等人在为帝国宪政会形象与外界进行辩护的同时，他们组织内部却有着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虽然不能代表全部宪政会会员，但也能反映宪政会内部情况的复杂性。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信康有为商谈最近宪政会内部的振华公司财务纠纷和刘士骥被刺杀案等事宜，“惜乎一己之周，保皇会内数分，枉昔日之心血合力”(83)，在保皇会改组近两年后，关炳仍使用“保皇会”指代其组织。针对上述内部纠纷，康有为于1910年撰文指出“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84)宪政会成立已有三年左右，康有为依旧使用“保党”，可以看出他对帝国宪政会形象认同的一种矛盾心境。
结语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于加拿大。1906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划改组保皇会，我们不能将保皇会及帝国宪政会等组织的历史事件仅归结于康有为或梁启超，应该重视如熊希龄、徐勤等在改组活动中的贡献、角色。1907年3月，帝国宪政会正式成立于海外，但是，它面临着内部认同危机，“自称”未能深入人心，且在国内政局依旧沉寂，“他称”未能扬名。1912年，康有为等改组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康有为回国之后，海外的帝国宪政会依旧存在。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徐勤、伍宪子、梁朝杰等组建中国民主宪政党。从保皇会至中国民主宪政党一直悬于海外，虽有部分会员长期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局，却从未在中国大陆建有同名的分支组织。我们在研究保皇会、帝国宪政会等组织以及康有为等人物时面对的是革命派的指责与康有为等人的辩护、“掩饰”，个中掺杂多种因素，真伪并存。康有为曾在1910年除夕前后写下这样的两句诗：“出亡历历十三年……维新立宪史谁编？”(85)无论是谁编写康有为等人的政治史都应该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回溯这段历史，这也是本文撰写时努力的方向，因而以考辨、厘清帝国宪政会在1910至1912年间的改组情况作为重点内容。至于如何评价1906—1912年期间的康有为及其组织，是依旧坚持革命派评判——守旧的保皇派，还是应该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拙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推动康有为、保皇会与清末民初政治(政党)史的相关研究。
注释：
①鉴于保皇会组织、名称演变的复杂过程，1906年改组的是保皇会，1912年是帝国宪政会的改组，仅为行文方便，题目用“保皇会”。本文受黄兴涛教授“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课程中相关论点的启发，撰写过程中又得到黄爱平、黄兴涛二位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谨致谢忱。
②马洪林指出“康有为百年研究之怪现状，是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参见《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东方论坛》2008年第5期。
③如日本海军司令部编：《支那的政党》，1913年；日本参谋部编：《支那政党史》，1916年；竹内克己：《支那政党结社史》，1918年。等等。
④详见文后参考文献部分。另，贺跃夫：《刘士骥被刺案与康有为保皇会的衰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任贵祥：《论华侨与保皇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蔡惠尧：《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赵春晨：《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秦素菡：《美国华侨社会与保皇派关系研究》，暨南大学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秦素菡：《保皇派在美国华侨社会的主要活动述评》，《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等等。上述论文主要研究保皇会的具体活动、内部人事、与华侨社会关系、失败原因等问题，并未专门讨论保皇会成立后改组问题。按，本文初成于2012年7月，修改于2012年9月。近日得见赵立文新著《康有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中第十二章《保皇会的衰败》第一节亦对“保皇会改名”之事有所研究，但本文观点与赵著仍有较多不同，特此说明。
⑤见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该书90页另译为“中华帝国维新会”。蒋贵麟将其译为“中华帝国改革会”，参见康有为著，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606—607页。
⑥“保皇会”这一名称在其改组后仍广泛流传说明了其他政治势力对康梁一派的一种认同度。
⑦《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⑧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89页。
⑨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⑩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11)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97—606页)和《民报》所刊布告文，文中皆署有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四日，即1906年10月21日，该书误将康有为撰成布告时间当作公开发表时间。《中国维新报》是保皇会在美洲的最主要刊物，美国是保皇会当时的活动中心，笔者认为它的发布时间当是最早的。从梁启超回信康有为的时间(1906年12月20日)来看，10月21日发表说也不能成立。另可参考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18—20页。
(12)详见《民报》报馆编：《民报》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199—2217页。因《中国维新报》原文难以得见，故引用可靠性更高的《民报》转发的布告文。
(13)《申报》1892年2月15日《冶度纪闻》一文即用“国民党”一词，但所论的是日本政界情况。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189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0—193页。
(16)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138—139页。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2页。
(18)章开沅认为是袁树勋，见氏著：《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董方奎认为是袁世凯，见氏著：《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7页。本文采纳章说。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3页。
(20)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3页。
(21)有学者认为是康有为的设想，如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82页。有的认为是梁启超的主张，如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仅有张玉法先生注意到此名称是熊希龄提出的，见《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
(22)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2页。
(23)转引自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83页。原件藏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图书馆。
(24)1910年1月10日，资政院通过赦免国事犯奏稿，请朝廷赦免康梁等戊戌案之“国事犯”，兼及革命党人。未获允。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2页。
(25)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18—19页，该报原件藏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图书馆。
(26)1910年康有为写《请立开国会以救亡局折代美国宪政会作》，参见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71—172页。此折是响应请愿国会运动而作手稿，影响难见。
(27)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附录。
(28)《江汉日报》(又名《大江日报》、《江汉公报》等)从1908年3月创刊至1908年8月被查封，共出版149期，湖北省档案馆于2011年12月购买了其中的124期，参见《中国档案报》，2011年12月26日，第1版。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46页。
(30)《西报论政府无意立宪》，《申报》，1908年8月25日，第2张第2版。
(31)《严治政闻社详闻》，《申报》，1908年8月24日，第1张第4版。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5页。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8页。
(34)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27页。
(35)《组织政党之先声》，《申报》，1910年12月6日，第1张第4版。
(36)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37)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36页。
(38)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40—347页。
(39)“帝国统一党”一名由梁启超提出，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5—276页。有学者误认为康有为于1910年底将帝国宪政会改为帝国统一党，如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7页)和姚传德：《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等。
(40)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27页注释3。
(41)《温世霖被拘后情形》，《申报》，1911年1月19日，第1张后幅第2版。
(42)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95页。
(43)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82页。
(4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52、53、94页。
(4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26—727页。
(46)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727页。
(47)

口述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728、736页。
(4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733—734页。
(4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728页。
(5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737页。
(51)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5—256页。
(52)徐勤：《致南海夫子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24—326页。
(53)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00—301页。
(54)《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24页。
(55)《林任之致康有为书》(1912年2月29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8—469页。
(56)《柰致康有为书》(1912年3月6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72页。另该书第473页《徐士芹公开信》(1912年3月14日)记：“前月得接康总长来电云，宪政会名改为国民党”。
(57)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26页。
(58)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94页，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本，感谢好友马嫄嫄惠助提供该资料。
(59)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413—414页。
(60)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32—333页。
(61)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
(62)康有为著，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96页。
(6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附录一，原件存国家档案馆。
(64)狭间直树指出：“现在大家都知道康有为有窜改的癖好”，见［日］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解说第16页。
(65)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47页。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页，“民国成立不到两个半月，他就将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民国的第一个国民党)”。另刘景泉先生认为：“国民党，1912年2月27日由潘鸿鼎、朱寿朋、潘昌煦、朱寿朋(笔者按，疑误)、陆鸿仪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实系由保皇会和帝国宪政会逐步演变而成，并非由同盟会组织发展而成的‘国民党’”，见氏著：《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0—181页。笔者按，保皇会和帝国宪政会应是先后承继关系，而非并存关系。
(66)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67)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94页。
(68)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333页。
(69)严昌洪、彭剑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6—177页。
(70)康有为《与某某君书》，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51页。
(71)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15页。
(72)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0—421页。
(73)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1—421页。
(71)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第18—19页。
(75)1911年10月30日，清廷谕开党禁。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12卷，第601页。
(76)［日］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112页、153—155页。
(77)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24页。
(78)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49页。
(79)革命派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1907—1910)同《南洋总汇新报》论战中即有十余篇政论文章名称中依旧使用“保皇党”、“保皇报”等名称代指康梁一派，参见严昌洪、彭剑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另可参考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80)严昌洪、彭剑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第37页。
(81)严昌洪、彭剑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第42页。
(82)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209页。
(83)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62页。
(84)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83页。
(85)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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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玄炯：《中国政党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2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
[15]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17]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18]张玉法：《清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