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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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努力发展现代文史研究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学术共识。受此信念驱动，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在批判继承乾嘉汉学遗产基础上，借鉴西方汉学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努力打破陈旧观念，发展出可与西方汉学界竞胜的现代文史研究形态——新汉学，并试图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打造成新汉学的中心。虽然这一努力遭受挫折，但其理念及积淀的经验与学术人才，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正是承接了前一时期新汉学发展的经验与人才，并将与西方汉学竞胜以争取国家荣耀的理念意识形态化，才迅速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领导机构，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转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史之学/新汉学/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史语所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项目成果(13XNJ021)。
一 从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历程说起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甲午惨败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在这六十余年间大约经历了播种、萌生、破土、确立几个时期，于20世纪30年代趋于成熟。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迄1978年，中国现代文史之学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剧变而经历了悲欢离合：先是受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影响，学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观念之分歧日益凸显，学术界被一再撕裂；接着是1949年大陆政权改易，此后三十年中国文史之学在大陆与海外分途发展。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迄今，大陆学术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减弱，对民国学术与海外中国文史研究的态度快速转变，两条脉络由隔绝而接触，吸纳与融合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史之学又渐成一个整体，海内外学人互相交流，努力承旧开新。
自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热”以来，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一直是研究热点，学界投入了大量精力，成果不断涌现①。检视已有成果，学人或机构的研究已达一定水平，但因近些年史学研究风气“尚专不尚通”等因素，总体上却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在一些贯通性议题上仍有留白。譬如第一阶段，尽管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史之学是怎样确立的”这一问题，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探讨还很薄弱，且已有的一些观点也可再推敲。如针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人与西方学界竞胜的思想，李济称“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②。这当是对史语所的偏爱导致了对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机构的轻估。再如，针对史语所的成立与成就，学界往往据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与“中古中世”气息的中国学术决裂等观点，注意到史语所“开新”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承旧”的一面。如杜正胜先生认为史语所是“无中生有的志业”③。这可以说是以割断中国现代学术发生发展脉络为代价来凸显史语所的伟大。本文将证实，史语所决不是“无中生有的志业”，而是在此前近十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如，关于民国史学的发展，罗志田先生认为“每一代‘新学’学者均是创新的奋勉超过继承的努力，民国考据史学大师给‘来者’示范的具体‘轨则’终不能为‘来者’所效仿，20世纪中国史学遂出现学统难承、学风多变的特征”④。罗先生这个论断或许概括了民国史学发展的某些现象，但在更主要的方面，则可能是承继多于创新，比如本文论述的20世纪20年代的“新汉学”。
本文希望在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人所已言，详人所未言，着重从学术共识的凝聚、学术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完善、学术研究机构的运行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危险又困难的思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基本完成了学术观念、治学方法、治学领域以及学人代际更替等各方面“由旧入新”的大转换，且“无中生有”地创建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史语所等重要学术研究机构⑤。要准确把握此一时期每一个重要学人的学术理念与功绩、每一个机构的成立与运作，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已是极难之事，更何况要对这些学人与机构进行综合考察。所幸学界对这些学人、成果与机构已多有研究，很多情况已为众人所知。因此，本文不妨化繁为简，通过对北大国学门(及清华国学院)与史语所的对比性研究，具体而微地展现这一确立过程⑥。为便于理解下文，有两个问题需先略略阐述。
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笔者对中国文史之学第一阶段之判断，即从甲午惨败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大约经历了播种期、萌生期、破土期、确立期与成熟期，依据何在？是如何划分的？
所谓播种期，大约是指从甲午惨败至庚子事变这段时间。此一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发展历程中最主要的意义在于现代文史之学的价值被广泛肯定。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和初阶形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甲午惨败前就已经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小范围传播，但是影响有限。直到甲午惨败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了剧烈撞击，学术认识论发生整体性改变之后⑦，文化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才加速展开。就史学而言，1902年就有评论者指出了这种现象：
甲午之前故无报也，而欧美东洋之历史之学说，则已稍稍流入支那矣。特绝学无师，悟之实难，么弦孤唱，和者亦寡。当外交之局者，略知英俄德法之名而已，其他则并此而不知。惟出洋学生与一二好事之徒，稍知其崖略也。洎乎甲午，遂发醯鸡之覆，海内稍有知识者，咸恍然于新旧之相形，其势不可以一日安⑧。
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维新志士，还是守旧宿儒，基本上都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面对世变的“无用”，西方学术之“有效”，并表现出对西方学术的接纳态度。张之洞《劝学篇》就是此种认识的典型代表。被李提摩太誉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的《泰西新史揽要》迅速流传，亦是一生动例子。罗志田先生曾指出：“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戊戌维新前后，中国民间舆论关于既存中国学术‘无用’的观念相当流行。”⑨这种新的学术认识论，正是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生发的种子。
所谓萌生期，大约是清末十年。此一时期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萌生期，关键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学术意识整体现代化已成不可逆转之潮流，并因废科举与新教育的政治改革而使现代文史之学的学科意识逐渐落到实处⑩。二是梁启超等人在方法论与解释框架等方面给中国文史研究现代转化指出了方向(11)。三是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学人，已经初步尝试借鉴西方学术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开始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实践；但大多属于尝试性质，几无典范性成果(12)。
所谓破土期，大约是指民国政府成立后十年左右的时期(13)。此一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观念与典范、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的蜕变；二是现代、独立、专业的文史学科或辅助学科，开始“无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关注的成绩；三是传统的各种观念逐渐趋于边缘化，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在学人群体中生成(14)。新一代学人、新的观念意识、新的典范皆已破土而出，正待阳光雨露滋润而茁壮成长。
所谓确立期，约指北大国学门成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经过此一时期的发展，传统的文史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但已经边缘化了，现代文史之学已经确立了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关于这一主流地位的确立时间，陈平原先生认为是1927年(15)，葛兆光先生认为是1929年(16)。二者的论述皆有一定道理，但最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史之学主流地位确立的，不应是社会对王国维自沉与梁启超意外逝世的惋伤，而应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肯定与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国际汉学领军人物伯希和的建议下，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将1932年度的“儒莲奖”授予史语所或许更有象征意义。此后，吸纳融合乾嘉汉学与西方汉学的学术精华，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考古学紧密结合的新汉学不断完善，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创造了一批学术精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这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成熟期(17)。
需要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着重从“学术共识的凝聚”“学术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完善”“学术研究机构的运行”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确立过程？毋庸赘言，考察学术研究的转型、学术研究形态的形成需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二者相较，主观因素更为重要。尤其是为学术社群或全体学界接纳的共识性认识，对学术研究的转型、学术研究新典范的形成，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些学人在学术认识论方面凝聚的共识，总是会对学术典范的更新产生显著推动力。学术新典范的出现及其展开，并最终确定其主流地位，又要依托运转良好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太严谨地说，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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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由内而外、由主观而客观的显现。因此，只要抓住这三个方面，就能要言不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确立过程。
中国现代文史之学从播种到确立，学术界主要有两次较重要的共识凝聚。第一次是“新史学运动”中形成的现代历史书写理念——历史书写应当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以现代价值为基准、以群体为书写对象，这一共识性认识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书写的面貌(18)。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代文史研究理念——文史研究应当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指导，以材料的搜集审查为基础，以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为目标，这一共识对中国文史研究发展的最大影响是促成中国文史研究新典范——新汉学的形成与完善，并初步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所谓新汉学(19)，是一种既与乾嘉汉学、西方汉学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研究形态，是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第一个典范。之所以冠以“新”，是要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有所区别。与传统汉学相较，其具有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治学精神、新的治学方法、新的研究领域，并能产生超越传统意识束缚的新观点；与西方汉学相较，其研究隐藏着深切的国族认同感，可视为是“自我”对“自我”的审视，而西方汉学研究则是“他者”对“他者”的审视。这一形态的形成路径可总结为：在批判继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基础上(20)，借鉴西方汉学的方法和精神(21)，将利用音韵学、金石学进行经学考据的乾嘉汉学，改造成与现代语言学、考古学相结合的现代文史研究。这一典范的初次尝试，是胡适等人在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院等机构中进行的。经过数年努力，虽然典范已经初步形成(22)，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机构的运转并不长久，典范的确立也受到了挫折。直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以及北大历史系、燕大历史系等运转良好的机构出现，新汉学才不断完善成熟。
从更深的层次看，在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确立期，无论是“学术共识的凝聚”“学术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完善”，还是“学术研究机构的运行”，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巨大精神助推力——“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也即中国学人在兴盛而强势的西方汉学抢占中国文化与学术阐释权后产生了严重的屈辱感及不服气心态。可以说，这种意识是激励中国学人在20世纪20年代奋发图强的精神源泉，是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与史语所贯穿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亦为中国现代文史之学注入了浓烈的国族情怀。
二 “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初次努力及其挫败
1919年12月，胡适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念(23)，给正在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指明了奋斗的道路与目标，同时也显示出胡适对中国学术现状的不满。在初步形成的“世界维度”检视下，胡适等人感觉到西方学术不仅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已经远超中国，即使是中国文史研究，也走在前列。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说：
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不可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产，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24)！
胡适此时的感受与沈兼士基本相同：中国文史之学处于青黄不接之时，“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这种局面“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认为“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25)。即使对外国人，胡适也坦承中国文史研究之落后。他在1922年和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话时指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26)。这种令人愧疚和激愤的认识给当时的学人带来了沉重压迫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在中国“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27)，以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水平，与西方学界抗衡，维持国家尊严。1923年9月30日，刚成立的北大国学门在陶然亭公园龙树寺举办了第一次恳亲会，陈垣先生明确提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向，震撼了郑天挺等青年学生。“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可以说是此一时期身怀国族情怀的中国学人之集体心愿(28)。沈兼士、胡适等人认为，在“学术界大破产”的情况下(29)，只有国学能与西方学界“比较一下”(30)，而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31)。带着这样的压力、使命和共识，以北京学人为主的中国文史研究者逐渐凝聚团结(32)，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而奋斗(33)。综合来看，北京学人在张作霖执政之前五六年间的努力主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以学术共识为基础，努力联合同志，创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
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阶级，已觉悟单靠得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关”(34)，因为“在此学术研究渐入国际化的时代，资讯的获得乃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使研究者离不开期刊杂志乃至研究机构”(35)。察觉到此种讯息，蔡元培决定仿照德国、美国大学经验设立专业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的国学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36)。创建者们意识到，机构成功与否，参与者是否志同道合相当重要。为达此目的，参与其中的学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以求同存异。胡适在1919年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21年又明确提出用“疑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走上激烈的疑古辨伪道路。但是为了团结对“疑古”持保留态度的章门弟子等学人，乃在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笔下破费思量”地将疑古取向略去不谈，将“整理国故运动”目标定为“首重揭示古代历史文化之真相”，使《发刊宣言》成为“一份‘代表全体’的学术宣言”(37)。参校朱希祖、沈兼士、马叙伦等人此一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言论可知(38)，《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确可视为国学门同人的共同宣言。简而言之，国学门同人希望的国学门，是一个采用“科学方法”，从“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数据”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机构(39)。
北大国学门的创建及其成功，使中国学人对学术机构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其他类似研究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推动力。《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中就指出“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显然可看出北大国学门的影响(40)。如果说北大国学门的创建是比较含蓄地以“整理旧学”为基础来联合学人的话(41)，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建则明确地举起了取法西方汉学并与之竞胜的旗帜：
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研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与现任教育事业，或闭户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力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所有贡献。事难责重，所不敢辞。亦本校尽力国家服务社会之微意也(42)。
2.努力以新观念、新方法在西方汉学的惯常研究领域进行研究
中国文史研究要与西方汉学竞胜，实现“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在其惯常研究领域里从事研究，取得让其承认的成果。关于这一点，北大国学门的学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明言，日本汉学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之影响，故中国要发展文史研究，“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虚心借鉴欧美日本学术界的已有成绩进行“比较研究”(43)。换言之，所谓“科学整理国故”，就是打破尊经信古的观念束缚，打破死记硬背事倍功半的方法束缚，打破国界种界限制产生的视野束缚，不断扩充范围、发现材料、开拓科学方法，并能主动吸纳欧美、日本汉学优点。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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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念指导下，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教研室；聘请与欧美、日本汉学界联系紧密的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44)；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45)。这些努力，迅速营造了一种蓬勃向上、认真研究学问的氛围，一种以欧美、日本汉学的标准来评定高下优劣的学术标准，及以获得欧美、日本汉学界认可为目的的学术取向。
据统计，1923年至1927年间，5期《国学季刊》共刊发了37篇正式稿件，其中语言文字学15篇，学术思想7篇，考古(金石、器物)6篇，中外交通3篇(46)。这些领域正是欧美日本汉学界的惯常研究领域，尽管其中有些成果可能并未能达到被西方汉学界认可的高度，但努力以新观念、新方法在西方汉学的惯常研究领域里进行研究以与之竞胜的治学取向，体现明显。明确取法西方汉学并与之竞胜的清华国学院之学术研究，也是按照这种观念展开的。该院的“研究之道”是：“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为实现这个目标，清华国学院的教授讲师要具备“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三种资格(47)。相较于北大国学门，后起的清华国学院在取法欧美及提倡在西方汉学擅长的领域从事专题研究之意识更为明确(48)。
3.努力与西方汉学界交流，并吸纳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学术机构从事研究
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人不仅有罗振玉、王国维与西方汉学界交流获益的实际例证，也认识到日本汉学快速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学习欧洲汉学，所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汉学交流学习成为实现与之竞胜的方式之一(49)。除留学这一方式外，此时中国学界向西方汉学学习的主要途径还有两个：一是努力与西方汉学家沟通交流，二是努力吸纳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研究。
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努力与西方汉学界沟通交流的事例较多：有的是为获取经验，如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建设考古学研究室，委托在日本访学的张凤举、沈尹默拜访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寻求相关经验和建议(50)；有的是为获取研究资料，如胡适等人拜访伯希和(Paul Pelliot)等(51)。此一时期，欧洲汉学的重要学者，如伯希和、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等人也较重视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为中国学人与海外汉学界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国学门成立后，伯希和就主动捐赠了西方汉学研究论著20种(52)，还在他主持的汉学杂志《通报》(T’oungPao)上介绍《国学季刊》每期的文章，使“欧洲学术团体近中颇有知《国学季刊》者”(53)。简言之，与西方汉学家交往对此时的中国学术研究具有多方面益处。中国学者不仅从交往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在交流切磋中提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也让西方汉学界感受了中国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能力。
主动吸纳西方汉学家到中国学术机构从事研究，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机构快速提高研究水平，增强学术影响力，实现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研究生遇必要时，可要求本学门主任与有关系之各学系教授会代请本校教员及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本学门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其公开与否，临时定之”等规定(54)，为北大国学门聘请西方汉学家为其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1923年年初，聘请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为国学门导师(55)，日本学者今西龙为通信员(56)；1923年年后半年，又聘请俄国汉学家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Aleksei Lvanovich Lvanov)为导师，丹麦汉学家吴克德(K.Wulff)、日本汉学家泽村专太郎为通信员(57)；1925年，国学门又聘请伯希和为国学门导师(58)。邀请这些西方汉学家成为国学门的研究人员或兼职导师，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钢和泰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沟通国际东方学及汉学的重要媒介，对于整体上促成中国学术进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59)；伯希和把国学门介绍给欧洲汉学界组织的亚洲学会，使西方汉学界对北大国学门的工作“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60)。
4.以国家荣辱来凝聚学人、推广学术、争取资源
前文已述，中国学术沦落到连文史之学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给有志于“再造文明”的学人们很大的压迫与刺激，他们从此努力于“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将这种认识进行宣扬，以发动更多学人投入到研究中。如果说马叙伦、沈兼士、胡适在北大国学门创建之初的相关言论主旨在发动成年学人参与科学整理国故的话，那么他们在国学门取得初步成功后的言论则主要在推广学术，获取认同与支持。如胡适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说：
我国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办到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应该办来比世界各国好。这种责任，是放在贵校与北大的国学系，与有志整理国故者的肩上，盼望诸君努力(61)！
有志于“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学人们不仅从国家荣辱的角度来发动凝聚学人，推广学术，且在向社会争取资源时，亦试图从此角度打动人。1923年，北大国学门为争取获得河南发现的文物，特别发出《致国务院呈文及曾巡阅使吴巡阅使公函》。其中说，“我国号称世界古物最富之国家，而考古学之成绩反视欧美各国相差远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材料难得，这些文物“必须置诸全国观瞻所系之首都之学术机关，整理之，陈列之，考证之，著录之，以贡献于世界，然后其物之真价值得以表襮，而我国之国华亦得藉以显扬”，国学门若得此古物，则“我国学术之地位可以增高，文化之流风可以远被”(62)。
学术的发展固然不是政治力量能决定的，但是政治的变迁却常常能够对学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冲击。经过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机构学人的数年努力，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遗憾的是，再次进入动荡的政治打断了这一势头。曹锟贿选后，时局趋于动荡，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缺乏(63)，北京大学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不得不紧缩开支，以致国学门正常运转都成问题(64)。张作霖入京后对学术界、教育界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将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为一所学校，还“通缉进步分子”，迫使不少学人纷纷南去(65)。数年前生机勃勃的北京学术界随着北大国学门趋于瓦解、清华国学研究院趋于萎缩而陷入低谷(66)，“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首次尝试受到了严重挫败。不过，学术研究事关国族荣辱的信念不灭，取法西方汉学以与之竞胜的理念不死，“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壮志亦未曾消失(67)。怀抱着这些信念、理念的学人，经过短暂的奔波苦闷，很快汇聚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中，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的心愿(68)。
三 史语所的兴盛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之确立
1928年10月，中国第一个现代专业的国家级文史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正式成立(69)。在筹办史语所之际，傅斯年曾自信满满地认为“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70)。事实证明，傅斯年不是有些轻狂，而是有些保守。尽管史语所创建之初时局仍在动荡，所址几经迁徙，但它不仅两三年内就在考古发掘、历史研究、语言学等方面取得相当成绩，且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关注与肯定。1932年3月，伯希和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说：
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每年准备一千五百佛郎之奖金，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此项奖金名为余里安奖金(按：即儒莲奖)。予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因李先生所著安阳发掘古物之报告，特提议赠于该所，此予所欣喜而欲告知先生者。然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71)。
史语所获得儒莲奖可能有伯希和等人同情“九一八事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仍是史语所短时间内取得了能够打动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史语所获得此奖，于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发展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种被国际学界承认的感受，对蔡元培、傅斯年以及中国学术界来说，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傅斯年在该年年底向蔡元培报告工作的信中，难掩骄傲之情：“考古组工作顺利，成绩伟大，可不待说”；“第一、第二两组之成绩，亦均了不得”。信中除表彰陈寅恪、徐中舒、罗常培的研究外，还特别指出李方桂已具备竞胜西方汉学界的实力：
方桂先生于语言之外，突发表古韵之文，而引起与高本汉(珂罗倔伦)之讨论。近一面写其广东北江猺山歌谣之音韵研究，一面著文答高君，高君在中国语学之地位，不久将转到方桂身上矣(72)。
对史语所获得被国际学界认可的成就及史语所展现出的强劲学术上升势头，中央研究院领袖蔡元培自然非常高兴。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一扫复信伯希和时“稍有发见，竟承嘉许”“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的谦虚矜持(73)，高调地认为“‘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74)。曾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大谈追求学术独立“谈何容易”，悲观地认为汉学中心“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的胡适(75)，两年后却对东京大学学者直言不讳地表示，“世界上研究中国文化之地，只有巴黎、京都和北京”(76)。胡适从窘迫地承认技不如人到自信宣称北京是汉学中心之一的主要依据，当是这一时期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中国学

中国历史爱国短篇故事名称

人所取得的引起世界汉学界认可的成就。
这些成就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自信与勇气，引发一种普遍自豪感。青年学人齐思和认为，随着政治安定和政府对学术教育投入加大，“吾国学者已渐能自行研究，不复假手于外人，故二年来之重要考古，大多数皆国人所自行发掘，成绩之佳，较之外人，毫无逊色，此诚中国史学史上最足纪念之一页也”(77)。既是老革命党人，亦是著名报人和学者的谢英伯也指出，史语所的安阳发掘、谭城发掘，及地质调查所安特生等人的考古发掘，“颇足为我国上古文化史开一新纪元，为有识者所同认了”(78)。如果对这些评论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赞誉层面，眼光未免狭小。这些赞誉肯定的着眼点除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外，大多也看到了这些成就透射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史语所等机构的努力下，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79)。
史语所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赢得国内外文史研究者的推重，“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80)，固然有傅斯年正确有力领导及所内学人努力之因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史之学此前近十年的发展已为史语所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换言之，史语所能够迅速走向兴盛，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史研究最有实力、最有代表性的机构，除傅斯年等人分外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史语所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学界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而努力的学术资产，并进行了发展完善。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四个。
1.史语所延续了北大国学门等机构以与西方汉学竞胜来团结学术同人的做法
从20世纪20年代起，“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就成为众多中国学人的共识，并以此为创建学术机构的精神纽带。虽然北大国学门等机构遭遇挫败，可这个梦想非但没有破灭，反而更加强烈，并最终成为史语所创立的动力，凝聚学人的精神(81)。正如杜正胜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种与西方汉学竞胜的抱负，是“史语所创立时的共同心态”(82)。傅斯年本人既为此种浓烈情绪驱动，也看到了多年来在众多中国文史研究者心中激荡的这种情绪(83)，故高擎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大旗，来吸引凝聚学人。李济1951年回忆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情形时，首先指出的就是这个与西方汉学竞胜的信念之影响：
“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孟真先生才把握着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现在回想十七年的前后情形，我们可以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识形态是综合若干不同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在这些因素内，潜伏在知识界下意识内的不满与不服，都是重要成分(84)。
正如亲历者李济所言，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理念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对史语所学人团队的积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傅斯年为史语所罗致研究人员，既看对方有没有和西方汉学竞胜的信念与能力，也主要是以这一信念来打动他歆慕的学人。如他在聘请陈垣的信中，首先指出自己多年前就对汉学正统在巴黎的情况感到不可忍受，然后巧妙地表达了史语所的研究人员皆是有志与西方汉学界竞胜的学者，若能同心协力，定能实现期望：
此所根基，均赖先生与寅恪、元任、半农、济之诸先生成之。从此前征，必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国家且与有荣，岂特斯年等职大幸而已(85)。
在李济看来，傅斯年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傅斯年“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聚集了不少的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8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中年学者，如陈寅恪、李济等，基本上是20世纪20年代曾在清华、北大等机构中要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学人，而青年学人，如董作宾、赵万里、王静如、吴金鼎等，也大多是与西方汉学竞胜气氛浓烈的清华国学院或北大国学门的毕业生(87)。
2.傅斯年升华了以国家荣辱意识来推动学术发展、争取资源的思路
在史语所创办之初，傅斯年就明确指出创办这个机构并不是为谋个人私利，而是要实现“为中国而豪外国”的理想(88)。毫无疑问，在傅斯年看来，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真正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推动学术工作的开展，傅斯年将这种观念神圣化。在给陈寅恪等史语所研究员的《聘书》中，傅氏首先指出中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引以为病未能者”，但因“固步自封而退缩于后”，欧人则通过“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今日之巨丽”，故史语所的使命是：
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89)。
从“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来说，傅氏通过这个聘书，将一个研究工作转变成了一种事关国家荣辱的责任，将一个研究机构转变成了一个为国家荣誉战斗的单位。从史语所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来看，这种带有神圣使命色彩的意识，不仅维系了史语所的内部团结，也推动了史语所学术工作高效有序的开展。
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因当地人发现的甲骨大多被传教士明义士获得，傅斯年等人认为“如不由政府收其余地，别探文字以外之知识，恐以后损失更大矣”(90)。李济在主持发掘殷墟时，希望中央研究院可以提供一些津贴，这样可以对外国人“硬硬骨头”“扎扎脚”，以获得应有的话语权(91)。在参加殷墟发掘的史语所同人看来，殷墟发掘“是一件国家的事业，所以我们预备了极长久的计划”(92)，他们也因此团结力量，不知疲倦地工作，欲“使中国史学及世界文化史借殷墟发掘开一生面”(93)。明清档案整理是史语所创建初期第二项重大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学术研究事关国家荣辱的观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傅斯年筹款购买明清档案，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94)傅斯年为了说动李少微将档案出售给史语所，亦阐明“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一切计划、设施，乃至一切支出，无不公开，无非欲聊尽此时之责任，以求不负此日国家缔造之会”(95)。
一言以蔽之，史语所在创建初期就迅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学者个人的治学能力固然重要，傅斯年将学术研究为国争光的意识神圣化亦有功焉。傅斯年在创所初期，更加清晰地、强烈地将学术研究与国家荣辱联系起来，并用此观念来勉励包括他在内的所中学人，努力用学术研究为国争光。1932年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报告史语所工作时，除了表彰各组的工作外，就特别指出“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不仅成名学者勤奋治学，成果丰硕，就是“助理员之工作，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96)。参照上文论述可知，傅斯年等人的认识和行为与数年前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机构的学人基本相似。区别在于，傅斯年将这种认识和思路升华到相当的高度，明确赋予其神圣使命的色彩，也因此更能激励学人。
3.史语所继承发扬了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
傅斯年要与欧美日本汉学竞胜的途径是“彻底学欧洲汉学家的长处”(97)。简要说来，这个长处在治学路径上就是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在数年前，胡适等人希望通过“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98)，以实现“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理想时，采取的措施正是学习西方汉学研究的长处，尝试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起来。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内部的机构设置、研究人员配备、课题选择等方面无不实践了这种认识。不过由于胡适、沈兼士、马衡等人在西方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不足，李济、赵元任等人又缺少支持等问题，实践并不算成功。这些情况在数年后的史语所皆不存在，一是傅斯年刚刚自欧洲留学归来，对西方汉学的了解远超胡适等人(99)，二是史语所作为国家级学术机构能提供的支持远超一个学校。鉴于李济等人在考古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上古史研究之贡献已有较完备的研究(100)，下文主要谈谈傅斯年的理念及史语所在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方面的努力。
众所周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傅斯年基本学术理念的汇聚，其中对史语所治学路径多有阐发(101)。可能是当时学人对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结合已经比较熟知，傅斯年在此文及此后的文章中，对文史研究如何与考古学结合阐述得并不多，对文史研究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阐述得较多。如他在史语所《十七年度报告》中说：
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响，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102)。
在傅斯年看来，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已在欧洲的实践中获得了证明，中国文史研究要走上“科学成就之路”，尚需很多努力。笔者认为，傅斯年提倡把文史研究和现代语言学结合的重心，关键在“由语言成史学的学问”：研究汉语方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能搞清楚方言中音素音调变迁的情况、能明白语言的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关系；研究吐火罗、梵语是因为它们“和中国史学中最重的科目”有着紧密关系，且“现在西洋人研究竺故、考订梵籍，除巴里之外，汉藏番臧最要参考的，中国人先已有了能读汉藏的凭籍，则这宗学问中国人为着若干问题有研究之必要，佛典研究又应该是中国的学问”；研究“波斯东向的方言，苏戈底的枝语，以及吐火罗等所有遗文”，是因为若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怎么可以识大宛而辨大夏，考于阗而迹疏勒”；研究蒙古满洲语是因为“中国人对蒙古史满洲史乃至契丹女真史的兴味向来很大，独不先以认识这些语言为研究之初步，所以结果有限”(103)。与胡适等人提倡语言学研究旨意相较，傅斯年把历史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努力方向也更为明确。
在“由语言成史学的学问”方面，史语所创建初期成就最大的当属陈寅恪。陈氏在留学后期就学习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等以为历史研究之准备，并以其掌握的语言工具在“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两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在1929-1931年间发表的《元代汉人译名考》和四篇有关《蒙古源流》的研究文字，是在当时欧洲日本汉学界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史语所增色不少(10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亦是现代语言学与历史研究结合的代表性论著(105)。
简言之，尽管史语所的学术研究颇有新意和建树，但并不像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等文中宣称的那样，尽量与此前的中国学术决绝。实际上，无论是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还是在西方汉学界关注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以与之竞胜的操作方法，都与20世纪20年代尝试“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学人们之努力一脉相承(106)。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等知识结构更完善和观念意识更新颖的学人，能够在更科学有力的国家级学术平台上大展身手，发展完善了这种治学路径，取得了耀眼成就。
4.吸取北大国学门的经验教训，统一规划学术研究取向和人才培养机制
20世纪20年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尝试以挫败而告终，除时局动荡、经费短缺等因素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人事纠葛和后继人才缺乏。1920年前后正处于一个学人代际转换的关键时期，清末成长起来的学人在教育背景、学术素养、学术取向等方面与新一代学人不甚契合，并由此产生了纠纷，影响了学术工作的展开(107)。此时接受欧美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刚刚回国，或尚未回国，更重要的是国内学术人才培养机制与“夺回汉学中心”目标不协调，导致青年人才紧缺。这一时期主掌北大史学系的朱希祖，深受清末“新史学运动”影响，“颇思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故重视史学的中西汇通，强调社会科学知识对治史的重要性(108)。在此观念指导下，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比较重视世界史和社会科学，不仅基本未涉及校勘考订、音韵训诂等传统汉学方法，也不太重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的训练(109)。显而易见，以这样观念和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国学门追求的运用校勘考订、音韵训诂方法以及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知识来进行学术研究的目标存在很大的距离(110)。在新汉学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顾颉刚、傅斯年、毛子水等研究者，都是出自哲学、国文等专业，而非史学专业，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学术规划和人才需求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111)。不仅在创所时期特别强调要把史语所建成志同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毫不忌讳地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申明要用学术取向来判定谁是“同志”，将一些学人排斥在史语所之外(112)，还充分注意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史语所第四项工作就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113)。他对“少年学者”的培养有两个途径，一是吸纳北大国学门等机构培养的优秀学生，如董作宾、赵万里、黎光明、王静如等进入史语所工作；一是按照规划亲自培养。1929年史语所迁到北平后，傅斯年亲自在北大史学系授课以传授他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为史语所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后备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傅氏还与胡适合作，推翻了朱希祖为北大史学系制定的培养机制，着重训练学生的汉学研究能力、充实考古学知识等，培养了一批可熟练运用校勘考订、音韵训诂方法和考古学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才(114)。钱穆曾指出，傅斯年在北大期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115)。正是有了北大史学系这个人才供应基地，史语所才不断地获得像劳幹、胡厚宣、全汉昇、高去寻、张政烺等史学研究才俊，使得史语所持续兴盛，也使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在各领域渐次展开。
四 余论
甲午惨败不仅震惊了中国知识阶层，也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中国人该怎样认识中国文明(116)、怎样才能“再造文明”并使之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这个巨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一方面眼睁睁地看着泱泱古国被欧美日本全面超越，乃至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也输给西方；一方面又在“传统”面前争议对立，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急迫和焦虑的心态(117)。老问题虽经二十年而未解决，不过终于迎来新转机。经过数年的“由旧入新”，现代教育培养的学术研究人员在1920年前后逐渐成为学术界中坚。这些长期被现代国族主义熏陶的青壮年学人，在早已存在的读书治学事关国家荣辱意识激励下，开启了新一轮的学术运动，以图认识中国，再造文明，重现国家荣光。为此，他们打破“中体西用”的束缚，在继承传统汉学遗产基础上，努力学习西方汉学的观念与方法，谋求“科学地整理国故”。这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中国传统经史研究向现代文史研究转变找到了可行的通道(118)。这个通道就是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指导，以材料的搜集审查为基础，以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为路径的新汉学。一批学术观念相近的中国学人，依托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研究机构，努力运用这个现代的学术研究形态进行学术研究，以期“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文史研究停滞落后的局面有所改观，不仅一些中国学者已经被国际汉学界接受(119)，且国际学界对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亦开始发生改变。不幸的是，1927年张作霖入主北京后摧残学术的行为，迫使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学人们纷纷南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业受到严重挫折。但这并不能否定借助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改造传统汉学思路之正确，更不能磨灭中国学人要通过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志向，一旦学术研究客观条件具备，中辍的事业必将再度复兴。
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后，学术发展获得了新的机会，“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的傅斯年(120)，创建了旨在发展“‘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的史语所。作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与胡适一样“熟悉并深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比较能欣赏清代考证学所展现的某种与西方现代学术能够接榫的重证据、推论严谨的‘科学’精神，所以相当自然地以‘新汉学’为津梁去接引现代西方学术”(121)。其实，史语所承接的不仅仅是新汉学这个学术研究形态，还有“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学术志向、研究人员及前一时期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经过傅斯年不惧“构闵既多，受侮不少”的努力，史语所迅速成长为一个旨在、且有能力与西方汉学竞胜的“一个集合”(122)，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具体成就外，史语所之于中国学术，还有一个更大的功绩——初步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主流地位。
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一般通过主客观两个方面展现。主观方面的主要体现是包括学术认识论、方法论、治学目标在内的观念意识的现代化，客观方面的主要体现是学术研究组织方式的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术研究观念意识的现代化从甲午之后就已启动，经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努力，虽初步完成了“化经为史”，并一定程度实现了文史研究的现代化，但仍难说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已经确立了主流地位。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更明确地提出学术研究是科学指导的专业精深研究，目的只在“别真伪”、不在“明是非”或启蒙大众等认识，完全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又在方法论上完善发展了新汉学形态，在治学目标上强化了向西方学术看齐，与西方汉学竞胜，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为西方汉学界认可之成就。史语所令人心悦诚服之成就及其迅速走向学术研究中心地位，标志着中国文史研究在主观方面基本确立了现代化(123)。在客观方面，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的国学研究机构已在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方面有显著开拓(124)，但仍带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浓重痕迹，算不上真正的专业与独立。史语所在继承此前十年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学术资产的基础上，明确表示与含混不清的国学决裂，把自己打造成各方面都体现出专业独立的现代文史研究机构，使现代学术观念有了“制度性的实践基地”(125)。也就是说，史语所的成立实际上是中国文史之学数十年现代化努力的结晶，它又用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现代文史研究之价值，初步实现了“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使现代文史之学具备了抵抗批评之能力，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的初步现代化。
学术研究不是生物体，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阳光雨露，却似生命体，有萌生延续的历程，亦有兴盛衰老之轨迹。在微观研究达一定水平后，对学术发展进行适当的贯通性考察，可以呈现被微观研究遮蔽的学术脉络，有利于提升我们对学术史的认知。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史之学形成历程中的20世纪20年代进行贯通性观察，正着眼于此。
①限于体例，只能简要梳理三个阶段的研究概况。关于第一阶段，民国时期就已有不少论说，重要者多已收录到一些专题资料集中，如《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桑兵、张凯、於梅舫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王学典、陈峰编)等。近三十年来，余英时、张广达、王汎森、陈平原、罗志田、桑兵等学者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众多到需要专文甚至专书方可详尽胪列。关于第二阶段，成果数量与研究水平皆不及第一阶段，但王学典(代表作有《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等)、王晴佳(代表作有《台湾史学五十年》)等学者也有深入研究。或许这一阶段的研究，将会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下一个热点。关于第三阶段，由于时间间隔尚不足，研究成果更少，主要是一些学人(如唐德刚、王学典、朱政惠)的观察或初步研究。除专题研究外，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编年史——《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已经出版。笔者系此编年1900—1949年部分的主要撰著者，故本文的观察也主要建基于此编年基础上。
②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个重要工作的回顾》，张光直编：《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③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第37页。
④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⑤姜萌：《“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48～156页。
⑥由于涉及学人、机构与领域的研究成果众多，详细征引将使文章篇幅不能容纳，故行文中只征引直接相关者，并非作者有选择性地阅读与征引。
⑦关于甲午的冲击及其给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亲历者多有述说，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此处不再引述。
⑧《论中国宜注意下流社会》，《选报》1902年第33期，1902年10月31日，第6～7版。
⑨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另可参阅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黄兴涛、胡文生《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等研究。
⑩“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与执行，对现代文史学科形成的影响，可参阅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研究。
(11)梁启超研究成果众多，与此议题关系紧密的研究可参阅汪荣祖《梁启超新史学试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6月)、黄克武《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等。
(12)此类例子非常多，如：章太炎在1902年要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铸到中国通史的写作中；夏曾佑在1903年研究“中国社会之原”；刘师培在1905年按照西方学术分科将“周末学术”区分为16类；等。相较之下，夏曾佑的成果是比较突出的。
(13)张春树先生指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以其特有之新风格论之，则始自民国初创之际，而其发展阶段之起步，或当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左右。”(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11月，第10页)
(14)姜萌：《“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48～156页。
(1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6)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3页。
(17)王汎森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但胡适与傅斯年领导的新汉学在1949年前一直占据着文史之学的中心地位(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1页)。
(18)可参阅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研究。
(19)“新汉学”是民国时期就出现的学术概念，可参阅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一文的梳理。《国学季刊》英译名Th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有助于理解为何将这一学术研究形态称为“新汉学”。
(20)胡适曾较明确地指出他对传统汉学的继承。他在日记中说，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并无定见，曾痛诋汉学，“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之文来自夸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1922年2月25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童书业认为，新汉学除了能打破旧汉学不能打破的传统观念外，还吸收了宋学的批判精神，使其能够“对于传统的思想、旧史的传说，常能作勇猛无情的批判”(童书业：《新汉学与新宋学》，《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9～780页)。
(21)洞悉中法文史研究情况的王静如在1943年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受法国汉学影响至为巨大而广泛，近年史语及国学能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之一因，又何尝不由于是。”(王静如讲、瞿恩宝记录：《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王静如先生在中法汉学研究所讲演》，(伪)《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第18页]桑兵先生对西方汉学如何影响中国学术现代化有专门研究，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等论著。
(22)姜萌：《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文史哲》2012年第4期，第40页。
(2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第5页。
(24)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计划书》，《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61页。此文在《国学季刊》无作者信息，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可知，此文作者系沈兼士。
(25)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页。
(2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1922年8月26日，第772页。
(27)傅斯年：《致胡适》(1920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28)姜萌：《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东岳论丛》2013年第3期，第184页。
(29)胡适：《提高和普及》，《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30)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该书收录之文系根据《胡适档案》整理。此文常见的版本是《晨报副刊》(1924年2月25日)所刊。两个版本相校，最大不同在于据《胡适档案》录出的版本有“北京诸同志对于整理国故的意见”及当前中国学术只有国学能与西方学术一较高下等内容。
(31)胡适：《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北大日刊》，1922年12月23日，第2版。
(32)从参加北大国学门恳亲会的人数(主要为国学门委员、导师、研究生等)可感知一二。第一次恳亲会(1923年9月30日召开)参会人数为三十余人(魏建功：《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10日，第1版)，第二次恳亲会(1924年6月15日召开)参会人数为65人(董作宾：《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二次恳亲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27日，第1版)。在学人积聚方面，胡适起到了重要作用，蔡元培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4页)。众所周知，顾实等人在东南大学倡导的国故整理与胡适等人取向不同，其主要方法是“以国故理董国故”(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125页)，故此处特别指出有此志向的主要是北京学人。
(33)罗志田先生指出，整理国故运动“能在全国不胫而走，既有中国学人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作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第253页)。另可参阅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研究。
(34)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6页。
(3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36)《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第1版。
(37)(4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69～185、199～204页。
(38)沈、马二人的言论可参阅上引文。朱希祖在1919年也刊文指出，应将中国古书中的各方面记载“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期，1919年，第33页)。
(39)(43)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7、16页。
(40)(42)《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24卷第11期，1925年，第21、21～22页。
(41)《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第1页。
(44)《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6页。
(45)这一时期国学门的主要学术活动有：辑佚整理《太平御览》所引书(编纂《《太平御览》引用群书目录补遗》)、辑佚整理《艺文类聚》(编纂《《艺文类聚》引用书目录》)，辑佚整理《一切经音义》、辑佚整理《太平广记》、翻译伯希和汉学研究成果、收集整理歌谣、整理内阁档案、搜集购买文物及相关资料建设考古研究室等(《国立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1923年12月16日，第1～64页)。
(47)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开学日演说辞》，《清华周刊》，第24卷第2期，1925年，第1～2页。
(48)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5～13页。
(49)可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术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研究。
(50)《张凤举先生与沈兼士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6日，第1版。
(51)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24页。
(52)由罗振玉转交，截止1923年1月，国学门委托孙芳翻译了8种(《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8页)。
(53)《刘半农致国学门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2月20日，第1～2版。
(54)《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4页。
(55)《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91页。
(56)1923年1月9日，蔡元培有”本校敦请今西龙、伯希和博士担任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的记录(《敦请今西龙伯希和为北大考古学通信员的便条》，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9页)，但奇怪的是《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刊登的《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却只有聘请今西龙为通信员的公告。
(57)《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51页。
(58)《刘半农致国学门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2月20日，第1～2版。
(59)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页。
(60)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第8页。
(61)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晨报副刊》，1924年2月25日，第1版。《晨报副刊》此文系公开刊布，影响应较《胡适演讲录》所收之文大，故引用此版本。
(62)《本校研究国学门致国务院呈文及曾巡阅使吴巡阅使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8日，第2版。
(63)教育部以至于不仅无钱生火御寒，连茶水供应都面临停顿(《教育部一穷至此》，《晨报》，1923年11月16日，第6版)。
(64)1923年12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出版后，第2卷第1期至1925年12月才出版，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经费困难：“因时局关系，学校经费奇绌，以至不能按期出版。”(《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启事》，《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25年，第199页)
(65)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3～144页。
(6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26～328页。
(67)可参阅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研究。
(68)陈以爱曾简要谈及北大国学门对史语所的影响，称傅斯年对北大国学门学术研究路向颇表赞同，傅氏对新领域的提倡，“曾受到国学门学术工作的若干启示，也是不无可能的”，并认为“两所研究机构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颇为明显的”(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92～294页)。遗憾的是，陈以爱并未对这些论断或观察展开论述，亦未有意识地勾勒这些机构的内在联系。胡逢祥先生亦曾简要指出：“史语所的工作方针，与北大国学门及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胡逢祥：《略论现代中国史学机构之建制与运作》，《东吴历史学报》第18期，2008年2月，第172页)
(69)史语所从1928年初就开始筹备，至10月14日举行在所人员第一次会议，当月22日筹备处迁往柏园，并函请广州市公安局保护。史语所的成立纪念日定在10月22日(王懋勤：《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第204页)。
(70)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3页。
(71)伯希和：《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79～180页。
(72)《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年12月26日，档号Ⅲ：81)，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442页。
(73)蔡元培：《复伯希和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79页。
(74)《傅斯年档案》(档案号Ⅲ：104，1933年1月)，转引自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册，第207页。
(7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年9月14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76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应该怎样读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88页。
(77)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朝华》第2卷第4期，1931年，第4页。
(78)谢英伯：《黄花考古学院的组织和使命》，《考古学杂志》第1期，1932年，第3页。
(79)黄振萍先生指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标志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最后完成”(黄振萍：《傅斯年学术思想文化随笔·跋》，黄振萍、李凌己编：《傅斯年思想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80)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册，第1页。
(81)据王汎森先生查阅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可知，史语所在1931年初给伯希和的文件中，强调“吾等建设此所之始意，岂不曰将汉学各面之正统，不在巴黎、不在西京，而在中国？上以补前修之所不及，而求后来居上……然所中同人所工作者，俱是有意义之新题目，就每一线论，皆站在最前之在线”(王汎森：《伯希和与傅斯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305页)。
(82)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册，第26页。
(83)傅斯年在1927年便表现出要与柏林、巴黎争夺“东方学”正统的志愿，并获得陈寅恪的欣赏和支持(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84)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张光直编：《李济文集》第5卷，第164页。
(85)傅斯年：《致陈垣》(1929年)，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07～408页。
(86)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张光直编：《李济文集》第5卷，第165页。参见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姜萌《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等研究可知，李济称傅斯年“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并不准确，或许用“再次凝聚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更准确。
(87)杜正胜在《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一文中指出史语所正式成立时，其人员构成以”清华研究院为主体”(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册，第22页)。
(88)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4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3页。
(89)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62～63页。
(90)《国立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研院文书处1929年版，第216页。
(91)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92)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407页。
(93)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第404页。
(94)陈寅恪：《致傅斯年·六》(1929年)，《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
(95)《傅斯年致李滂》(编者暂系年于1929年，档号元69-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43～244页。
(96)《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年12月26日，档号Ⅲ：81)，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442～443页。
(97)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册，第20页。
(9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1922年8月26日条，第772页。
(99)傅斯年在欧洲的学习经历，可参阅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等论著。
(100)可参阅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著。
(101)可参阅桑兵《近代学术传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研究。
(10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5页。
(103)傅斯年：《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第114～117页。
(104)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余英时文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6页。
(105)黄振萍认为，《〈性命古训〉辨证》“把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与思想史结合起来，既超越了乾嘉的单纯训诂之学，又避免了缺乏思辨传统的中国在引入西学时流于空泛的弊病”(黄振萍：《傅斯年学术思想文化随笔·跋》，黄振萍、李凌己编：《傅斯年思想文化随笔》，第338页)。
(106)在与西方汉学界交流或争取西方汉学家为史语所工作等方面，傅斯年的做法和北大国学门的做法也类似。可参阅王汎森《伯希和与傅斯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96～318页)等研究。
(107)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82页。
(108)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紀念刊》，北京：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1928年版，第70页。
(109)《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第3～4版。
(110)当时北大国学门已意识到考察和发掘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因“同志尚少”和经费缺乏，难以开展工作，古迹古物调查会也因缺少人才而影响了工作(《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51～552页)。
(111)王汎森先生指出，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一份最具系统的蓝图”，其“中心是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和训练专业的历史学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85页)。
(112)可参阅桑兵《近代学术传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研究。
(11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5页。
(114)尚小明：《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第80～87页。
(1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1页。
(116)从清末探讨中国人种来源，到民国发力研究上古史，皆是这一问题引发，李济曾说“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李济：《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1年第197～200页)。
(117)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118)可参阅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等研究。
(119)傅斯年1929年致信陈垣称：“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傅斯年致陈垣信》(1929年)，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7页)
(120)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71页。
(121)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译本序》，第5页。
(122)傅斯年：《致胡适》(1933年6月30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册，第121页。
(123)劳幹在1950年认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在这整二十二年中，决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劳幹：《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1951年1月，第7页)。
(124)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61页。
(125)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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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中国学者-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中国学者-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33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