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孔祥吉：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之再研究——潘霨其人及其《致總理衙門函》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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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孔祥吉：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之再研究——潘霨其人及其《致總理衙門函》解讀

摘要：潘霨是處理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的幫辦大臣，也是唯一與日本駐華公使及統兵將領當面交涉的官員。但長期以來，史家對其事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通過對新發現潘氏《致總理衙門函》的闡述與考證，揭示了日本在此事件中強詞奪理、出爾反爾的舉動，及其要求將交涉過程中“兩國一切來往公文撤回註銷”的真相。
關鍵詞：潘霨 總理衙門 台灣 日本 柳原前光
潘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可惜，坊間對他瞭解的實在太少。除了其後人潘家晉在蘇州地方志所寫的《潘霨傳略及其幫辦台灣海防事宜》外，幾乎見不到有關潘霨生平的文章。①以至於貴州一位學者在研究相關課題時感嘆：“潘霨此人好生難查，《清史稿》沒有為他立傳，大概不屬於文治武功的清代名臣。貴州近代史上倒也幾次提到了他，但似乎因為害怕有宣揚‘資本主義’之嫌把他列入另冊。”②
近期，筆者見到了潘霨所寫的一通重要書札，對這位從蘇州走出的清代官員，開始刮目相看。於是，又對海?{兩岸所出版的史料進行了探討，深感潘霨其人實在不應該被忽視。他的《致總理衙門函》對於揭示歷史真相，深入解讀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以及瞭解日本為何在最後簽訂條約中，要求“撤回註銷”事件交涉過程中“一切來往公文”，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一、潘霨的傳奇人生
潘霨(1826～1894)，字偉如，號鏵園，晚號心岸，江蘇吳縣人。③潘霨出身於江南富有之家，自幼聰明過人，博智多能，讀書甚廣。然而，潘霨腳下的科舉之路卻很不平坦，最後只得到了監生的頭銜。④於是，在二十歲出頭，潘霨自蘇州來到京師，靠捐?{銀兩而步入仕途。
清季官場不少漢族官員，均是有科舉頭銜者。他們之中多數是進士，也有像左宗棠那樣的舉人出身，以軍功而柄大政者。至於那些?{藉捐納而入仕者，在官場上常常被人小看。這大約是《清史稿》未為其立傳的重要原因。然而，清代歷史上的確有少數靠捐納而至高位者，很有成就。像名聞晚清政壇的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便是其中之佼佼者。潘霨與張蔭桓很有類似之處：他們均?成長在開風氣之先的沿海城市，雖然沒有進士、舉人的頭銜，在廉潔方面也常受非議，但卻擁有淵博的知識、精明的頭腦，擅長交際，善於利用官場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得到掌握實權的滿族高官的支持，從而為自己開拓出一片光明的前景。
清代檔案中保留了一份引見單，它提供了有關潘霨生平的重要史料。該片稱：
潘霨現年四十九歲，係江蘇吳縣人，由監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在順天府捐輸經费，保奏以從九品分發直隸。咸豐元年補西路同知司獄，旋改捐布政司理。閱四年，署天津縣知縣，旋捐升知州。十年補昌平州知州，是年因彈壓土匪，保護城池，經監管順天府府尹張祥河等保奏，奉旨賞戴花翎。七年奉旨補授浙江鹽運使，奏請回避，奉旨?{山東鹽運使。八年補授福建按察使，九年補授福建布政使，十二年九月任滿奏請陛見。奉旨著來見。茲於本年二月十二日到京。同治十三年。⑤
此引見單是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874年4月8日)由吏部向皇帝提供的，應該比坊間流傳的潘霨生平可信。它不但釐清了潘霨的實際年龄，而且還記載了他早年的升官歷程。潘霨由最早“捐輸”開始，接著又“改捐”，四年後署天津知縣，而後再“捐升知州”。可見，潘霨在初入官場時，每升一階，幾乎都是通過捐輸銀兩實現的。潘霨的引見單說明，他的確是靠金錢而進入官場的，這與靠科舉升官有著質的不同。但是，這並非意味著他庸懦無能，只會用錢買官。恰恰相反，潘霨與一般捐?{者不同。他為人機敏，見多識廣，眼界開闊，不但熟諳官場，趨利避害，而且還屢次跟隨大學士桂良在津滬辦理洋務，擴充見聞，增長才幹，故能脫穎而出。⑥
此外，由清宮引見單還可以看出，潘霨從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報捐從九品分發直隸”，⑦到同治六年，此間長期在天津、昌平一帶任職，擔任那裡的地方官。這兩個地區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距離京城近在咫尺，均為繁難衝要之地，能在這裡長期擔任父母官，的確需要過人的本領與非凡的才能。
由於政績突出，他在離開天津知府任後，於同治七年(1868)升任山東鹽運使。次年，在潘霨署理山東按察使之際，大內太監安德海冒充採辦龍衣欽差，“乘坐船隻，擅用違禁旗幟，並攜帶女樂，羅拜龍衣，沿途招搖煽惑”，在山東省境內被拿獲。八月初七日，山東巡撫丁寶楨“欽遵諭旨，飭委兼署臬司潘霨”督同府縣等，“將安德海即行正法”，⑧同行二十餘人一併予以嚴懲。安德海是慈禧的親信太監，故此事曾轟動一時。不久潘霨即轉升福建按察使，九年(1870)擔任福建布政使。其升擢之迅速，讓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員，亦自嘆弗如。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潘霨任職期滿，於次年循例赴北京述職；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74年4月5日)由吏部帶領引見。引見之後，清廷命潘霨再次返回福建。
潘霨是自福建布政使任上赴京引見的。一般說來，官員在引見之後，或有機會更換別省，職務也會有所變遷。然而，潘霨卻在引見之後，重新返回福建，而且，職務像引見之前一樣，仍然擔任布政使。
清廷的這種安排是含有深意的。蓋當時福建局勢動盪，非幹練之員，難以勝任。特別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迅速強盛，對台灣野心日益暴露，因而，台灣海?{風起雲湧，局勢緊張。如何處理台灣事務，已成為清廷面對的最緊迫難題。在此局勢之下，挑選一個有頭腦、有魄力的福建布政使，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清廷決策者認為，潘氏頭腦機敏，辦事幹練，在閩期間鑽研台灣事務。在翁同龢家藏文獻中，?所刊《治台說》便是明證。據翁同龢自己注明，此文是“從潘偉如處借來”⑨摘錄的。該文收錄了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以來，福建及台灣地方官員提出的治台方略，內容包括上諭、奏摺及稟貼等。其中有《潘偉如治台十則》，略謂：選人才、劃疆界、分責成、墾田畝、開水道，闢山林、興教化、團練兵、嚴禁令、理財賦。⑩可見，潘霨對治理台灣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而且，潘霨還有與外國人交涉的經驗，故而清廷有此決定。
潘霨在奉命之後，便迅速離京南下，在家鄉稍作逗留。在沒有接到朝廷進一步命令的情況下，他多方?{查研究，試圖尋覓解決台灣危機之良策。當時，距離蘇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南方最活躍的重鎮。中國派往日本或歐美的使節，多選擇從上海放洋，而外國使節來華，也喜歡把上海作為他們到中國的第一站。這裡五方雜處，消息靈通。此?種情況，對潘霨開闊眼界十分有益。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874年5月14日)，清廷鄭重頒布上諭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廈門，請派人員查看一摺。日本國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台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李鶴年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殊堪詫異。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佈置，以期有備無患。李鶴年公事較繁，不能遽離省城，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欽此。(11)
四月初六日，清廷又頒布上諭稱：“福建布政使潘霨，即著馳赴台灣，幫同沈葆楨將一切事宜妥為籌劃。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潘霨現在行抵何處?並著張樹聲查明，催令迅速赴閩，兼程前往，不得稍涉遲延。(12)
台海有事，閩浙總督應該是首當其衝，總攬全局的。而此次處理台灣事件，清廷卻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楨與布政使潘霨前往。這顯然是兩個非常不同尋常的任命。它與長期以來，福建、台灣地方官員內部存在的畏懼苟安情緒有關。面對日本的張牙舞爪，兇相畢露，清王朝官員認識並不統一。一些官員生怕惹是生非，常常主張退讓，以求息事寧人。閩浙總督李鶴年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上引諭旨指責其“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殊堪詫異”，便說明朝廷對李鶴年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非常不滿。
總理衙門王大臣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的奏章中，再度指出：
日本國兵船，於三月下旬，有駛進廈門海口者，有前往台灣者，由琅矯地方登岸，並無阻問之人。……四月初五日，始准閩浙總督李鶴年三月十三日函稱：據台灣道稟報，二月初十日云云，至來台打仗等情。並據聲稱，牡丹社原係屬番界，彼自尋釁，在我勢難禁止等因。臣等伏查，生番地方，久隸中國版圖之內，又與台灣唇齒相依。各國通商以後，覬覦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難保不意圖侵佔。且各國均有兵船駛往，以巡查為名，未始無因利乘便之意。李鶴年遠駐省垣，事難遙制；而台灣道視為番界尋釁，勢難禁止，實屬意存推諉，不知緩急。臣等已函達李鶴年，嚴札台灣道，務須統籌全局，毋誤事機。(13)
鑒於閩浙總督李鶴年等人的畏首畏尾做法，總理衙門大臣建議皇帝儘快在人事佈局上，採取果斷措施。他們提出：應破例給予沈葆楨欽差大臣職銜，即升派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福建省鎮道以下各官，均歸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遣，並且請“飭下該大臣，不動聲色，與潘霨隨時酌量情形，慎密籌劃。”(14)
總理衙門的奏摺遞上後，清廷批評閩台地方官畏首畏尾，將日本入侵視作“番界尋釁，勢難禁止，寅屬不知緩急”，並且採?{總理衙門大臣的建議，確認了對沈、潘二人前往台灣的任命。
接著，四月二十一日與二十五日，焦灼的清廷又接二連三地頒佈上諭稱：沈葆楨計當啟程，著凜遵迭次諭旨，與潘霨慎密籌劃。(15)
實踐證明，清廷起用潘霨幫辦台灣事務這步棋是走對了。因為潘霨的確與一般書生氣十足的官僚不同。他出生於風氣開通的江浙地區，較長時間在福建任職，尤其重要的是，潘霨遇事能想方設法，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不像一般科班出身的官僚，每每循規蹈矩，縮手縮腳，譬如，潘霨接奉四月初六日朝命之後，並沒有像諭旨要求的“迅速赴閩，兼程前往，不得稍涉遲延”，而是在沒有朝廷命令的情況下來到上海，想方設法，並通過上海道與柳原等人接觸，做到了心中有數，然後再趕往福建。可以說，清廷讓潘霨重回福建布政使之任的決定，給了他在晚清風雲多變的歷史舞臺上，展現自己才能的絕佳機會，也使其成了一位近代史上不應被忽略的人物。
二、潘霨《致總理衙門函》的發現
長期以來，對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之研究，所用史料大多局限於同治朝的《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及朝臣奏議等史料。但是，重要當事人信札，則很少予以發掘和研究。近期筆者在整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為《清代人物傳稿》(下編)搜集史料時，所發現的潘霨《致總理衙門函》一通，反復閱讀，深感其對於引申日本侵台事件的研究至關重要。茲將潘霨原信稍事標點，刊佈如下：
敬啟者：中秋拜展臺函，謹悉一切。柳原到京，迭經各堂憲反復辯論開導，竟無邊際。東人狡詐，殊出情理之外。現聞李讓禮擒而復縱，竟隨大久保一同到京，誠恐別生枝節，能否即時定議，焦盼殊深。
至柳原所謂：不相符，未以職銜照會，內無足見贵人臣頭緒分明之句。昨又經沈帥照復柳原，復稿抄錄呈覽。前次寄與夏筱濤觀察赴琅矯與西鄉面論各情，前於各堂憲稟中備述梗概，茲將底稿一冊，附呈鑒察。又，柳原復信十四紙一併呈覽，第三次又名片一紙，即與柳原信亦刪節歸入一信，原稿抄錄附上，計前後兩件。惟席間所祝之話，均未載在筆紙，柳原信中亦曾明言矣。再，柳原言：不應去見西鄉。查伊第一次來信明言，應與西鄉辯論一切，並請會同沈大臣辦理，言歸兩國和好，兼有剖心吐赤之語。
霨自到台，日尚在攻打番社，既奉旨幫辦，即代沈大臣前往理論，並未失和。西鄉即退紮龜山，按兵不動，似無不合，今已照辦。而如此狡賴，柳原實無恥極矣。
霨於前月赴鳳山，因淮軍甫到，尚有開濠築壘、借用民田等事，必須督同地方官妥為料理。現在二起不到，均紮鳳山境內，去日人尚遠，易於約束，藉壯聲威。日營尚駐龜山、後漕等處，日有病亡，瘴疫尚盛，先後已故六百餘人。又琉球難民屍骸，已據牡丹社於七月內交出四十四具載回本國。西鄉並謝給各頭人七百元，以酬搜獲之勞。
霨所募安撫軍五百名，均係土著精勇。昨經沈帥派往內埔駐紮，令鄭游擊榮管帶，以防日人潛入卑南。博郎同去，此係番境，近已陸續向化，幫同開導。
霨又密派本地幹弁，查造生熟各番丁口，發給安撫軍印牌一紙，俾各社收執，一俟倭兵將退，即來換取龍旗，他日大軍進山，諭令薙髮來迎，以便保護。該頭人等無不樂從，且有歡欣之色，自枋寮以下，均已遵辦。惟逼近日營者從緩，恐茲口實耳。
霨將諸事佈置停妥，於節後回郡，雖咯血時作，肝氣上衝，幸精神尚可支持。方事之殷，未敢以病軀遽思乞假。知關垂廑，以附陳力疾。肅復，敬請勳安。
潘霨謹啟。八月二十二日。(16)
潘霨作為“幫辦”處理日本侵台事件的親歷者，其信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此函敍事清晰，要言不煩，堪稱一件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茲將有關內容考證如下：
其一，誰是受信人?
筆者所見到的只是潘霨原信，並未見信封，故無法確定誰是受信人。不過，由此函所述內容、語氣以及作者最後的署名來看，收信人似應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或該署總辦章京。
其二，關於潘霨此函書寫時間。
潘氏此函僅書月日，未標明何年。然而，由於此信內容涉及潘霨於上海會見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柳原前光，及赴台處理幫辦台灣事件等細節，故可以斷定，應寫於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此時距潘霨赴京引見僅僅六個月，距中日兩國正式簽訂《中日北京專條》還有整整一個月。
其三，關於李讓禮其人。
潘函所提到的李讓禮(Charles W.Le Gendre)，是日本侵台事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李讓禮(1830～1899)，又譯作李仙得，原係法國人，在巴黎大學畢業後，二十一歲時赴比利時。1854年10月31日，李讓禮在布魯塞爾與紐約一個非常知名律師的女兒克拉拉·維多利亞·慕洛克結婚。結婚後，李讓禮便移居美國，並成為歸化公民。適逢南北戰爭發生，李讓禮遂參加北軍，以軍功擢升少將，後以傷退伍。1866年6月13日，李讓禮被任命為美國駐廈門領事，(17)遂取道歐洲來華，是年底抵達廈門。次年，以美國羅妹號(the Rover)商船人員在台灣被琅K3Y707.jpg原住民殺害，李奉美駐華公使之命，多次前往台灣交涉。通過與台灣當地官員之反復商談，他發現清廷派往台灣的官員多怯懦無能，膽小怕事，(18)遂摸索出了一套對付台灣官員的辦法，號稱通達台灣事務。同治十二年(1873)，李讓禮辭去廈門領事，欲返回美國。回國途中，於東京被日本政府高薪聘請。此後，李讓禮便以其在閩台的經歷，多方鼓勵日本出兵侵台，並成為侵台日軍首領西鄉從道身邊的重要謀士。
李讓禮停留日本之際，正是明治維新轟轟烈烈進行，經濟飛速發展，軍力日漸強盛的時刻。日本以國土狹窄，國力興盛伊始，便開始向外擴張侵略。他們首先將侵略目標對準台灣。藉口琉球船民在台被殺，日本派西鄉從道率兵進攻台灣，燒殺搶掠，修建營盤，台海局勢驟然緊張。然而，李讓禮鼓勵西鄉從道率兵攻台，完全是個人行動，在清政府反復向駐華公使交涉抗議後，美方曾短期將李讓禮拘捕。潘霨於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與西鄉從道面談時，曾經詢問道：
此舉非贵國朝廷之意，前柳原曾告我，係受美國人唆使。有諸?西鄉云：亦知為西洋人所欺弄，使伊國與中國不和；惟事已至此，無可如何，總願及早了結。我又告以西洋英、法兩國亦未預聞，惟美國李讓禮從中唆使，不可聽其說話。西鄉不能辯。(19)
在侵台戰事結束後，李讓禮以功勳卓著，被天皇授予二等勳，而後又被朝鮮聘為外交顧問，直到1899年9月1日在漢城去世。(20)
三、潘霨《致總理衙門函》?{釋
潘霨此函是對其跟隨沈葆楨，幫辦處理日軍侵台事件的一個簡明扼要的總述。其動機雖然不無為自己表功之嫌，然綜合其他檔案文獻考察，潘氏所述史實，則是可信的。此函勾畫了潘霨在此事件中的主要活動。茲根據清檔與官文書之記載，對潘氏此函略予?{釋：
其一，提前與柳原公使通氣，摸清日本人出兵台灣之意圖。
清廷於四月初六日命潘霨幫辦沈葆楨處理台灣事務。奉命之後，他離開蘇州來到上海，與剛剛由東京前來中國赴任的柳原前光接頭。鑒於當時的通訊很不發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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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對西鄉從道率兵征台要達到的目標，看法也不盡一致，因此，潘霨與柳原的上海會談就顯得格外重要。據柳原前光後來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稱：
謹啟者，本大臣猥以菲材，簡命駐華，陽曆五月二十八日(即四月十三日)行抵上海，晤沈道台。……至於本國命將征番一事，會潘藩台奉旨下閩，路經滬瀆。本人臣於本月六、七兩日，即四月念二三，因沈道台得與邂逅，面談一切。(21)
由此照會可知，潘霨與柳原前光會談的時間是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會談的核心內容，係日本侵台有關事宜。現在看來，柳原的態度與後來相比是比較誠懇的。在會談之後，彼此尚有書信往還。經此會談，潘霨大體摸清日本出兵之目的，於是迅速南下，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抵達福州馬尾，面見欽差辦理台灣事務大臣沈葆楨等，並向其稟報與柳原會面的情形。沈、潘二人經過仔細籌畫，於五月初一日揚帆出海，直奔台灣而去。為便於交涉，隨同前往的還有義大利人日意格等洋員。抵達台灣後，沈葆楨指揮全局，?{度一切。潘霨則想方設法充分發揮其本人的聰明才智，奮力周旋。
潘霨在《致總理衙門函》中聲稱，作為此函之附件，他還呈遞了“柳原復信十四紙”。這十四紙信函中，即包含了上海會談的核心內容。柳原稱：
本大臣亦聞沈船政大臣已奉欽差查辦台灣生番事務，應與西鄉談論一切，忽遇閣下奉旨回閩幫辦沈欽差大臣，因過滬瀆枉顧本大臣，承下問曰：贵國此次台灣之行，今已如此，惟此生番原有三十六社，未知西鄉欲向何社生番問罪?究竟作何結局?故本大臣陳以我民被害情由。並據西鄉奉敕限辦三事答云：第一，捕前殺害我民者誅之；第二，抵抗我兵為敵者殺之；第三，番俗反復難制，須立嚴約，定使永遠誓不剽殺難民之策。
此本大臣專請閣下到閩會同沈欽差大臣辦理，言歸兩國和好，是所切望。本大臣亦獲剖心吐赤，惟閣下宏度容?{焉。如有渠教，敢效駑力，和衷酌辦，以為兩國愈敦和睦之地。謹啟。陽曆六月七日。(22)
以上內容應是潘霨在《致總理衙門函》中提到的柳原第一函。它反映了柳原剛剛離開東京時，日本政府對清廷比較留有餘地的政策。信中所述“剖心吐赤”，“兩國和好，是所切望”，也反映了柳原本人剛到中國時的想法。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尤其是清政府交涉人員從上到下軟弱無能，柳原的心態也急劇發生著變化。由開始時“交涉兩國和好辯論事宜”，到潘霨從琅K3Y707.jpg會見西鄉從道後，卻搖身一變，全不認賬。潘霨等奏稱，“即函致倭使柳原前光，申明前約。嗣接其來信，以未得聯銜印文為詞，無非立意刁難，宕延時日。臣等如其所謂，換聯銜印文寄給。聞柳原已先由滬入都矣。”(23)顯然，柳原改變了剛到滬上與潘霨會見時的承諾，這使潘霨大感驚奇。又擄總理衙門奏報稱：
自大久保利通到京以來，該國駐京使臣柳原前光，於議台事則同在座中，旁參其說；遇議台事不合，則必於次日呈遞照會，或來署而論，專以覲見為辭。此次大久保利通議論不合之次日，該使臣複詣臣衙門，以不准請覲為拒絕來使，即欲與大久保利通一同回國。嗣又據兩使臣各遞照會，皆作決裂之辭。其意由前之說，為日本永踞台番境地張本；由後之說，為日後稱兵有名，擾我海口張本。臣等一切聽之，任其去留。誠以該國貪狡無厭，其慾萬不能償。(24)
柳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之變幻無常。然而，無論後來事態如何發展，潘霨與柳原在上海的主動接觸，並獲得柳原要其親自赴台與西鄉交涉撤兵的親筆信函，對於台灣事件的解決，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其二，採取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之策略，身入虎穴，與日本領兵官西鄉從道直接會談，據理力爭，勸其退兵，收到預定效果。
由於潘霨在上海與柳原會面，做到了胸有成竹，因此，當他跟隨沈葆楨抵達台灣後，所幫辦的頭一件大事，就是代表沈葆楨去到日軍營盤，與日軍領兵官西鄉從道面談。此事幹得也頗為出色。關於與西鄉從道會談的經過，潘霨等奏道：
臣霨於初八日偕台灣道夏獻綸，帶同隨員張斯桂等，並邀洋將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輪船由安平衡濤出海。下午已抵琅K3Y707.jpg，風濤倒卷，舢板不得攏岸。群躍而登，晚宿車城。次早，直叩倭營，晤其中將西鄉從道。持臣葆楨照會，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與之反復辯論，迨其報謁，復逐條窮詰。始則一味推諉，繼遂理屈詞窮。十一日竟託病不見。……臣蔚函諭倭將，既託病不出，即告辭登舟。該倭將轉再三婉留，次日接晤，仍堅以生番非中國版圖為詞，即將帶去台灣府志檢出，內載生番各社歲輸番餉之數，與各社所具切結，令其閱看。彼反變羞成憤，經臣霨及夏獻綸厲聲曉譬，旋復婉謝。齗齗以所用兵費無著為言。經再據理駁斥，彼請一面致書柳原，一面由廈門電報，寄信回國，暫不必添兵前來。即派人搭中國輪船，分往廈滬兩處等語。臣霨等乃歸行館。(25)
據此可知，潘霨在同西鄉會談前，出示了有關文件，包括沈葆楨的照會與柳原前光在上海時給他的親筆信件。尤其是柳原信件，在沒有近代通訊手段的條件下，對於敦促西鄉從道後來決定從台灣撤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沈葆楨與潘霨剛剛抵達台灣時，西鄉所率日軍正進攻台灣番社。面對武器裝備先進，又訓練有素的入侵者，台灣的生番民眾當然不是對手。當時，西鄉“已分三路進攻番社，生番逃散，遂將牡丹社等處焚燒，並欲攻龜仔角社，是其乘隙尋仇，意圖深入，已可概見。”(26)可是，當潘霨拿出柳原的親筆函件，白紙黑字地寫著西鄉離開東京前所“奉敕限辦三事”：“捕前殺害我民者”、“抵抗我兵者殺之”、“須立嚴約，定使永遠誓不剽殺難民”。而西鄉當時焚掠燒殺，遠遠超過“奉敕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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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的範圍。因此，柳原給潘霨的親筆信，毫無疑問會使西鄉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況且，柳原信中有“剖心吐肺”“言歸兩國和好”的言辭，這些都給日軍前線領兵之人造成了困惑。
正因為如此，潘霨自會見西鄉後，柳原已經不認賬了。此時的柳原已經改變來華初期的立場，潘霨在致總理衙門函中，不止一次的指責日本人“狡詐，殊出情理之外”；又謂：“如此狡賴，柳原實無恥極矣。”潘霨見證了柳原前光的兩副面孔，故對其出爾反爾的做法非常痛恨。
其三，組織安撫軍，查造丁口冊，促進番境同化進程。日本此次出兵侵台的藉口，是台南生番住民“剽殺”琉球難民。在此之前，西方列強亦多次因類似事件引起外交糾紛。潘霨在跟隨沈葆楨赴台後，想方設法在生番聚集的區域採取有效措施，加快高山族同胞的同化過程。由潘氏致總理衙門函中，可以看出，他採取了以下具體措施：
首先，他利用與台灣道夏獻綸到琅K3Y707.jpg與西鄉會談的間隙，“派人先傳各生番頭目，至者百五六十人，服飾詭陋，言語啁啾，譯傳大意，皆謂日本欺陵(淩)，懇求保護。因諭令具結前來。次早除牡丹、中社、里乃三社以避倭不出外，到者十有五社，均呈不敢劫殺押狀。臣霨與夏獻綸宣示國家德意，酌加賞犒。番目等歡欣鼓舞，咸求設官經理，永隸編氓。察其情狀，實出至誠”。(27)潘霨等人的做法，對當地民族融洽、兩岸溝通均有積極作用。
其次，組織了一支五百人的安撫軍，全部由台灣的“土著精勇”組成，此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的“潛入”。
再次，潘霨在台期間，派本地幹弁，深入番區，查造丁口名冊，並發給印牌?{證，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管轄與治理。所有這些措施，都為沈葆楨成功處理台灣危機，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四、日本要求“撤回註銷”“一切來往公文”之真相
潘霨的《致總理衙門函》，真實地記載了日本外交人員及軍事指揮官，在侵略台灣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反復無常、矛盾百出的實況。此函對於瞭解日本侵台事件原委，提供了原始記載。對於全面瞭解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打開了新的視野，特別是對於瞭解中日簽訂專約的內容，提供了一把鑰匙。
由於清廷徵?{淮軍守台，發動台灣民眾編練地方武裝，以及採取比較靈活的策略，進行外交周旋，而西鄉從道所率領的日本侵略軍則遇到了水土不服，天氣炎熱，傷亡頗眾的困境，因此日本長期佔領台灣的野心並未能實現。中日兩國正式於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簽訂了《台事北京專條》。該專條略稱：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28)
《台事北京專條》從本質上說，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其根本原因是清廷步步退讓，軟弱可欺，缺乏捍衛自己權益的勇氣與軍事實力。作為兩國間簽訂條約，應該由雙方協商而定。然而，這個專條從語言到內容，都似乎是日本外交官所撰寫的一紙條令，清政府表示毫無異議，條條遵從。其中，第一、第二條，承認日本師出有名，承諾給日本賠償，其意非常鮮明。第三條內容則耐人尋味。兩國議和簽約，為什麼要把彼此往來商談的公文，全部“撤回注銷”?日本談判代表向總理衙門王大臣提出此項要求是非常奇怪的。在國際交往中，這也是一件很費解的事情。然而，讀了潘霨的《致總理衙門函》則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所以要求“撤回註銷”往來公文，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
蓋因日本政府在此次侵台事件中，開始時目標並不確定。他們對西鄉從道率兵攻台，究竟要達到何種目標，心中無數，可以說是抱著一種冒險的、試試看的態度。如潘函所揭示，柳原前光在剛到達上海時，即向潘霨明確表示，要潘氏在台灣與西鄉商談，後來卻極力加以否認；大久保等人與清廷官員之間往復商談過程中，經常是前言不符後語，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無法自圓其說。如西鄉“奉敕限辦三事”中並無向清政府索要赔款之事，後來，他們看到清政府軟弱可欺，便得寸進尺，步步緊逼。商談焦點集中在索要賠款的數字上。從開始時在報紙放風，欲索兵費“四百萬兩”，後來日本駐京公使館書記官鄭永甯在總理衙門稱：“該使臣之意，需索洋銀五百萬元，至少亦須銀二百萬兩，不能再減。”在總理衙門拒絕後，日本使臣柳原前光與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各遞照會，皆作決裂之辭”，以登車歸國相威?{。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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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曾請各國斡旋，“將與日本來往文信，通行抄錄照會各國使臣”，交給他們評理。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親自到總理衙門恫嚇稱：“日本所欲二百萬兩數並不多，非此不能了局。”(29)最後，由於總理衙門官員堅決抵制，最終達成了賠款五?十萬兩的協定。
在整個事件交涉過程中，日本方面發出的照會與公函，白紙黑字，一清二楚，各種截然不同意見的文書，都保存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手中。這些交涉公文，本身自相矛盾，出爾反爾，非但不足以自圓其說，反而還暴露了他們在此事件中蠻橫無理、以勢壓人的本來面目。日本由於地勢狹小，為了向外擴張領土，往往在外交上不顧及以往的歷史及公法，採取出兵侵略以勢壓人的辦法。在最後交涉中，為了攫取最大利益，更是前後矛盾，無理取鬧，這在外交上是很失禮的。因此，日本使臣在《中日北京專條》中，提出撤銷一切往來公文的奇怪要求。由清檔觀之，日本提出的“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的願望，並沒有完全付諸實現。
五、正確評價潘霨的歷史地位
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清廷採?{了總理衙門提出的啟用船政大臣沈葆楨，並以熟悉台灣事務的布政使潘霨配合行動的部署。作為幫辦大臣，潘霨在這起外交衝突中，有著重要表現。他的做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肯定。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清帝所頒上諭，凡是提到沈葆楨處，經常會同?時提及幫辦潘霨的名字。二人配合默契，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儘管《台事北京專條》的內容，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清政府畢竟保住了台灣寶島，免受日本佔領。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如果說在此事件中，沈葆楨建立了頭等功勳，而潘霨在此事件中的表現，則說明他是繼沈葆楨之後，另一位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而過去對潘氏在處理台灣危機的貢獻，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這對潘霨來說是不公平的。
潘霨在處理台灣危機中的行動，贏得清廷的信任，但是，也引起了福建地區一些官員的嫉妒。閩浙總督李鶴年，即是其中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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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台灣危機剛過，李氏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廷遞摺，對潘霨進行彈劾。李氏此摺遞上之後，清廷頒旨命沈葆楨予以查核。沈氏於是年十二月初五日呈遞《為遵旨據實密陳潘霨被參條款摺》。該摺稱，李鶴年根據匿名揭帖，指責潘霨袒護同鄉，扣留科甲人員，不令赴任，經?{查並無其事。至於李氏彈劾潘霨拜文煜為師及對日軟弱等事。沈葆楨指出：
查潘霨拜文煜為師，臣亦有所聞，不敢曲加回護。然實係潘霨服官直隸以前之事，並非福建藩司任內之事。臣亦不敢深沒其真。又原奏稱，該司前赴倭營，卑詞下氣，求恍倭人，語言大失國體，以致倭奴桀驁不馴，日甚一日。查潘霨之赴琅K3Y707.jpg也，夏獻綸與之偕行。其與倭將接談也，日意格為之翻譯。逮倭將不願日意格在場，改為筆談。其親筆交臣閱看，並錄呈總理衙門，實係據理辯論，未見所謂失體者。若謂倭奴之桀驁，階於潘霨之語言，則潘霨未到琅K3Y707.jpg以前，焚社戕番，誰成其咎?
竊謂中國所以外侮者，當自有在，不盡由於舌擊之不工。倭奴未受痛懲，無論難愜局外之人情，即當局者清夜捫心，自客何地?然责有專屬，臣葆楨罪無可辭，豈能諉過於幫辦之潘霨?至其平日居官行事，尚能謹管鑰，恤孤貧，餘則非臣所敢妄評。謹竭所知，分别其(條)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30)
沈葆楨的議複奏摺有理有據，擲地有聲。它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呈遞，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軍機大臣奉旨：欽此，沈葆楨通過講道理，擺事實，比較客觀地肯定了潘霨在處理台灣事件中的正確做法，樸實無華，令人信服。對於潘氏居官聲望，則予以審慎的肯定，與文煜之保薦摺形成鮮明對照。沈摺提出，在潘霨與西鄉會談之際，西鄉“不願日意格在場擔任翻譯”，從一個側面說明日人理屈詞窮，不願使外人聞知內幕的心態。沈摺遞上之後，福建巡撫王凱泰亦遞有“為遵旨確查藩司潘霨被參各款事摺”，同樣對李鶴年依據匿名揭帖，彈劾潘霨一事，予以否認，指出“潘霨尚未無故扣留科甲人員，不許赴任。”(31)
李鶴年彈劾潘霨，反映了他本人心胸狹窄，觀念陳舊，以及對沈、潘二人成功處理台灣事件的嫉妒與不滿。在沈葆楨光緒元年四月被超擢兩江總督之後，李鶴年故伎重演，於八月十八日再次向朝廷呈遞《南洋關係甚重，用非其人恐誤大局摺》彈劾沈葆楨，李鶴年聲稱：
竊以知人之難，非窺之於微，察之已久，未易悉其底蘊。新授南洋人臣、兩江總督沈葆楨，臣未入閩之先，聞其前在江西，著有勞績，始亦以為肝膽之士，幹濟之才，且愛之重之，久而知其大不可用者有四：曰巧詐，曰殘忍，曰庸妄，曰乖謬。請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倭人在琅K3Y707.jpg時，築兵房九十餘間，撫議定後，全數交出，由沈葆楨撥營駐守。倭方登舟，土匪即放火，將兵房毁盡，前福建藩司潘霨來書，言之甚悉。沈葆楨匿不以聞，迨人言藉藉，始以或云風壞，或云火焚，摺內含糊敘及，予為諉卸地步。迨奉兩江之命，拜疏力辭，摺尾籲請陛見。閩人相與竊笑，謂明知朝廷不允所請，故作此辭；又恐竟允所請，故求北上，洵屬誅心之論。……此巧詐之明證也。
沈葆楨總理船政，與地方官動輒齟齬，最可異者，則殺藩司屬吏陳忠羲一事。臣檢閱舊卷，陳忠義實無罪可科。沈葆楨蒞事之始，意在示威。適藩司鄧廷楠稍拂其意，遷怒該吏，立即正法。自此之後，閩省官吏，無不惡而畏之，一任盛氣相浚，隱忍弗較。
而沈葆楨之為人，遂為鄉里所羞稱矣。……此殘忍之明證也。
船局經费，每歲七十餘萬，冗員浮費，固不待言。即造成各船，非盡可用。上年往返台灣，大雅、安瀾，相繼失事。萬年清、伏波等船，幸未沉沒。建炮臺浪费工銀十倍……甚至購買洋土，運以輪船，一似中國之土似不可用者……此庸妄之明證也。
沈葆楨喜怒任情，愛憎無定，獨於洋人深信不疑。船局諸事，歸日意格主持，而在台灣訓練兵弁，赏罰進退，亦惟洋人之命是聽，水師諸將，責有煩言。臣每以中外交涉事件與沈葆楨商榷，絕不聞以國計易窮，民生易蹙為念，一味揣摩洋人意旨，以為如此則彼利，彼利可免違言；不如此則彼不利，不利將生異議。如近日電線一事，買歸官辦，盡可由我為政，沈葆楨意不謂然，且至悚臣以危詞，殊不知溪壑難盈，豺狼無厭，若必事事如願以償，又將伊於胡底也。
天下事徇己固非，洵人尤非，洵他族則更非。沈葆楨倒行逆施，執迷不悟，國體在所不顧，人言在所不恤，推其直謂洋人可師可法，中國霓裳禮樂，制度文章，皆洋人之不若也。如此心悅誠服，安望其為自強之計哉?此乖謬之明證也。
南洋大臣責重，若使潰敗決裂，天下咸受其禍。……曾國藩前此駐師河南，與臣論及知人之難，謂然太息，以為誤薦此人，追悔莫及。時臣疑是太過，今始知其言之不謬，且嘆何之以耳為目，知沈葆楨不盡也。臣受恩深重，知而不言，言而不早，皆為負國，用敢不避嫌怨，據實直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32)
李鶴年奏摺謂，曾國藩生前曾稱，保薦沈葆楨是“誤薦此人，追悔莫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李鶴年為否定沈葆楨治台之功，而編造的死無對證的神話。他對沈葆楨在台灣危機解除之後，大張旗鼓地加強大陸與台灣的聯繫，引進西法，興修炮臺，鋪設電線，啟用洋將，訓練兵弁的做法進行彈劾，非但沒有劾倒沈葆楨，反而暴露了他的愚昧無知，堅守陳舊的思維方式，最後難逃被時代拋棄的命運。李鶴年彈劾潘霨、沈葆楨事件，似乎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抱殘守缺的傳統思想，只能導致疆土喪失；而採用西法，奮起直追，方可有效抵禦外敵之入侵。
在幫辦處理台灣危機後，潘霨先後擔任了湖北、江西、貴州三省巡撫。所到之處多能銳意開新，諸多建樹。光緒十七年因病回籍，直到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在蘇州病故。江蘇巡撫奎俊在代遞潘霨遺摺時奏稱：
潘霨家屬潘升呈稱：家長潘霨先經請假回籍省墓，到籍後因患病難期速痊，光緒十七年呈請開缺以來，舊恙未愈，今秋忽患痰喘之症，於八月二十日在籍病故，所有口授遺摺，恭繕呈請代遞。
奴才查潘霨素抱公忠，勇於任事，由牧令洊膺疆寄，所至卓著政聲，其歷湖北、江西、貴州三省，整飭吏治，培養士林，賑恤孤獨，靡不實事求是，故每蒞一省，威惠悉孚，謳頌載道。光緒十七年銷假回籍，因病呈經前撫剛毅奏請開缺，解組養疴，好善不倦，凡地方義舉，必竭力捐助，矜式鄉閭，人尤得之。詎一病不起，悼惜同深。易簀時唯以時事多艱，未報聖恩為憾，語不及私。其重愛之忱，老而彌篤，所有遺摺一扣，理合恭呈御覽。(33)
奎俊此摺，對潘霨一生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大體屬實。缺點是對潘霨在福建任職期間，處理台灣危機的事蹟，未有一字提及，實在是一個缺憾。奎俊說，潘霨在故鄉“好善不倦，凡地方義舉，必竭力捐助，矜式鄉間，人尤得之”，應該是沒錯的。翁同龢在日記中，亦有類似記述。《翁同龢日記》光緒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記曰：“訪潘緯如霨，由鄂撫丁尤(憂)被薦來京診視。長談，伊欲告病南歸，今日由內務府代奏請假十日也。伊好善而順民情，深於禪理，以各種醫書及燕菜見贈。”(34)潘霨與翁同龢係江蘇同鄉，關係堪稱密切。翁氏日記，對潘霨捐?{、升遷以及醫術多有記述。此處所記，係指潘霨在家鄉守制期間，被薦赴京為慈禧診病而言。翁氏稱潘霨“好善而順民情”與奎俊摺所述略同。
作者簡介：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释：
①潘家晉：《潘府傳略及其幫辦台灣海防事宜》，見蘇州地方志網頁：www.dfzb.suzhou.gov.cn/zsbl/361127.htm
②史繼忠：《潘霨開啟貴州近代化之門》，貴陽：《當代貴州》，2006年第11期。
③坊間關於潘氏生年，均稱為1816年，誤。清宮硃批奏摺檔內所存，潘霨同治十三年二月引見單記載稱，潘氏當時年四十九歲。如按當時人多以虚一歲上報的習慣來推算，潘氏應生於1826年。
④⑤《呈福建布政使潘霨履歷單》，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檔，檔號04-01-12-0493-115。
⑥⑦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3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92～593頁。
⑧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594～595頁。
⑨⑩翁萬戈輯：《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三《內政·宮廷》，上冊，台北：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第230、185頁。
(11)(12)(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24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1、84～85、154頁。
(13)(15)(19)(22)(23)(24)王元稚：《台灣文獻叢刊第39種·甲戌公牘鈔存》(以下簡稱《甲戌公牘鈔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第36頁；第55、58頁；第83～84頁；第56～57頁；第103頁；第142～143頁。
(14)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第36頁；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24冊，第90～91頁。
(16)潘霨：《致總理衙門函》，未刊稿本。
(17)(20)GEN·LE GENDRE DEAD, New York Times, Sept. 3, 1899.
(18)閩台地方官膽小怕事，可於以下函件中證實：台灣道等於同治十三年四月致閩浙總督函稱：“職道核查檔案，六年間合眾國羅妹商船遭風被琅K3Y707.jpg生番戕害一案，前台灣鎮劉明燈、前台灣道吳大廷，曾有“琅K3Y707.jpg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之奏。前憲台吳、撫憲李亦即據以(入)告，劉前鎮、吳前道等並以此言照會合眾國領事李讓禮及該國水師總兵官費來日。”見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第65頁。令人不解的是閩台地方官員，將此錯誤做法於同治六年奏報清廷後，總理衙門並未對此錯誤言論與做法予以制裁，反而聽之任之，遂為日後禍端埋下禍患。
(21)(25)(27)(28)(29)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3～524、527～528、527～528、616、614～615頁。
(30)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檔號03-5096-012。
(31)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檔號03-5097-001。
(32)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朝錄副奏摺檔，光緒元年，吏治類。
(33)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朝朱批奏摺檔，檔號04-01-12-0564-055。
(34)陳羲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501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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