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刘大胜：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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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大胜：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

摘要：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钱基博一直坚持史传体例的创作，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综合来讲，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钱基博通过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为学术界贡献良多。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钱基博史传创作也未能避免。
关键词：钱基博/史传/碑传/文心/史通
民国时期，学术界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求新与保守之间存在壁垒。钱基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贯四部，擅长集部之学，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直坚守着传统学术的核心理念，希望在继承中有创新，对一味趋新提出尖锐批评。如何继承传统学术，如何建立现代学术，又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重新反思这些学术上的根本性问题，不妨从探讨民国学术人物的个案入手。
钱基博的史学类和与史学类相关的著作基本都用史传写成，可以说史传创作贯穿其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按照类别划分，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可划分为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三个部分。碑传部分包括各类传记、行状、铭表、祭诔、碑记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碑传合集》和《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志传包括《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人物志》、《无锡人物传稿》、《常州学者传》、《韩愈志》、《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集·方志汇编》、《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文学史传包括多本文学史论著，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
从学术史上看，相关探讨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多篇书评和专题论文对其特色，尤其是史传特色有分析①。少数论文对《近百年湖南学风》和《韩愈志》有探讨②。傅宏星主编的《钱基博集》中，多部书的《校订后记》涉及史例、史法、学术来源及特色③。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细致全面地探究其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挖掘其源流发展和利弊得失，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源流
钱基博的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钱基博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三种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传理论。
(一)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
纪传体是传统史学体裁之一，由本纪、列传、表、志等组成，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叙述诸帝行事，兼及一代军国大事，具编年纪事性质；列传包括世家、载记等名目，记载功臣将相、名贤硕学，以及少数民族、外国事件等。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将黄帝至汉武帝之间的历史诉诸笔端，融文于史，寓史于文，撰写了享誉千载的《史记》。鲁迅给予《史记》非常高的赞誉，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班固沿用纪传体撰修断代史《汉书》，其中汉高祖到汉武帝中期一段据《史记》笔削而成。西晋时，陈寿依然采用纪传体著述《三国志》，分列魏蜀吴三志。南朝宋时，范晔沿用纪传体撰修《后汉书》，文辞雅致，成为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被称为前四史，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成为传统叙事的主要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史发展。
钱基博自幼耽习文史，不但终身精研司马迁的《史记》，还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发表很多与之相关的学术评论。他认为：“盖《史记》一书，内容丰富，昔贤有终身研诵，而不能尽其蕴者。”如何阅读《史记》，钱基博认为应该有一套方法：“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④钱基博的方法分为三类，分别是“就研究义例读”、“就研究文法读”、“就研究文学读”，用这套方法教授学生。
对《史记》亦文亦史的特点，钱基博也有一定评价：“太史公《史记》不纯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⑤“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⑥对其体例特征，钱基博有深入分析：“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⑦《史记》文史兼备，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叙事简省，文风纵横，深得先秦诸子之长，尤其吸收了《战国策》和《楚辞》的特色。《史记》为发愤之作，叙事中兼发感慨，这一点钱基博有明确认知。
对前四史，钱基博从传统文论的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他把司马迁和陈寿划为一类，把班固和范晔划为另外一类，认为前一类的成就较高：“盖《史记》于雄肆处运气，班、范于整密处植骨，而《三国志》则于疏朗处见俊也。《史》、《汉》笔多用力，间有板重之习；而《三国志》随意写去，不衫不履，时多俊逸之句。”⑧就司马迁《史记》和陈寿《三国志》来讲，二者又有不同：“史公笔意矜张，如《平淮书》、《货殖列传》等，能于极寻常事物写其不寻常；陈寿笔意淡雅，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传，能于不寻常人物写其寻常。前者衍而为唐宋八家之文，后者衍而为《世说新语》、《水经注》之作也。大抵时经西汉之雄肆，复经东汉之整俪，能文之士若陈寿者，则变而为平淡，盖亦文之一张一弛耳。”⑨西汉文风雄肆奔逸，东汉文章整饬规矩，二者之间确有不同，三国文风转为平淡，陈寿接续三国而来，确实与两汉有不同。但一定说《史记》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三国志》推衍出《世说新语》、《水经注》，则并不是如此，《世说新语》、《水经注》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从前四史汲取资源。对其他正史，钱基博也有一定的研究。对于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钱基博有批判、有继承，对《儒林传》继承较多，对《文苑传》批判较多。对《儒林传》的继承体现在建构独特的文学史著述体系，钱基博讲道：“《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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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瞭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⑩钱基博文学史传写作的一个重要学术源流是传统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受前四史影响最大。
综上所述，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钱基博史传写作的主体来源，这不但表现在对体例的继承，也在于对文法的继承。其中，对前四史的继承较多，对整个正史也有通盘的学习和思考。
(二)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人，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文章发展的新道路。韩愈留下大量祭文、碑志、行状、表状等碑传类文章，对古代碑传写作有独特贡献，相关著述成为后世学人的必读书目。
自幼年始，钱基博就阅读韩愈文章，对其作文之法体会较深，后不但在学校教授“韩文讲读”，且编撰《韩愈志》、《韩愈文读》、《韩文读语》等。在钱基博存世的一千万文字中，包含大量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碑传类文章，可以窥见其学习韩文的效果。正如马厚文所说，“能究韩文之阃奥，开选本之新途”(11)。《旧唐书·韩愈传》中对韩愈的评价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钱基博认为：“二语推愈之意以为言，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而所谓‘迁雄之气格’者，盖迁之气，雄之格也；逸气浩致出司马迁，奇字瑰句效扬子云，而贯之以孟轲之理。”(12)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尊崇先秦两汉文章，《史记》等传统正史的写作风格被吸收到个人创作中。
钱基博在学习过程中，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两类，认为这是韩愈创作古文的两种思路，因袭模仿而后自成一家，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根基。“学古之篇”即那些“学古之文，蹊径未化者”，钱基博认为“必先观其学于古有获者，然后观其不学古者之茹古涵今，亡有端涯，乃得窥其功力所至，而学有所从入”(13)。
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自创之格”，正所谓“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4)。钱基博认为：“(韩愈文)大抵以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为始事；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终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体简词足。他人挨次叙去，费许多说话；他只三数笔，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笔力崭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无匹；而莽苍之势，寓于其中，绝无词费处。读者须玩其高足阔步，迈往不屑之机。”(15)文风简省，气势奔放，笔力千钧，苍劲有力，不虚发，不空泛，是韩愈文章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特征之下，韩愈前后阶段的“自创之格”又存在区别，比如前期锋芒毕露，后期归于平淡。正如钱基博所言：“其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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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作之时为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则以殿于末；亦有以意测识，而略为之次者；庶几自少至老，文境之峥嵘极而归平淡，可以略见端倪；所以极韩文之变也。”(16)
相较于“学古之篇”，钱基博给予“自创之格”很高赞誉：“观其《平淮西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施先生墓铭》……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简练，而无一字一句袭班、范，祇是融其气格，而不袭其字句，含英咀华，所以不可及!”(17)学习古文精髓，自成一种特色，不仅仅袭其字句，是“自创之格”最重要的特征。
在学习韩愈碑传的过程中，钱基博亦秉承着由学古到自创的过程。青年时期基本处在学古阶段，侧重模仿。随着体悟渐深，学术积淀和创作实践渐广，慢慢摆脱了模仿，进入自创阶段。由模仿前辈名篇而成就个人自创之格，同样走了一条“学古之篇”到“自创之格”的道路。钱基博对韩愈文章尤其是碑传文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学术历程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路径。
除了韩愈，钱基博对唐宋其他古文大家的碑传也有体悟。如对欧阳修的碑传文章评论道：“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18)“韩愈碑志，苍坚迈古，然文而非史。独修据事直书，词无钩棘，不乖传体，而可入史；特出笔虽坦易，而下语极矜慎。”(19)对三苏、曾巩、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传大家，钱基博也曾细读其著作而有所吸收，兼采多家优长而自成一体。
关于碑传的史学创作，钱基博基本上承袭韩愈，又充分借鉴其他名家，构成了个人史传写作的主要来源。碑传属于应用性文体，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要求作者具备多种写作才能。钱基博正是因为通览历代碑传文章，写作各种碑传体裁才能收放自如。《文心雕龙·知音》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此之谓也。
(三)方志中的人物志目
方志中有专门的人物志目，写作有一定的程式。无锡地区人文发达，乡老耆硕有志于县志修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钱基博之前的最近一次修撰县志是在光绪二年(1876)，无锡知县裴大中、金匮知县倪咸生，教谕张云生、殷如珠倡导，秦缃业总揽其事，秦赓彤等26人协纂《无锡金匮县志》，历时五年完成。该县志人物志目列于卷十八到二十九，分为世家、名宦(牧令、丞卒薄尉、仓使、教职)、宦望、儒林、文苑、忠节、孝友、行义、耆硕、隐逸、艺术(书画、医、琴弈、篆刻、历算、术数、工缮)、列女、流寓、释道等(20)。目录琐细，杂分多种，略显驳杂。
1918年，钱基博作为总纂主持修撰无锡县志，留下大量讨论方志体例的意见书、书函以及十一部方志专稿，即《无锡光复志》、《无锡识小录补》、《吴江县兵事志》、《无锡风俗志》、《无锡户口志》、《无锡历代兵事志》、《无锡警备志(上·寇备)》、《无锡赋役志(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无锡人物志稿》、《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癸亥春季修学旅行指导书》。他批判继承人物志目，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套学术著述体系。钱基博对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以循吏、乡贤、列女、流寓四目赅之。”(21)虽然最终没有成稿，但关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钱基博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放弃相关体裁的著述。
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中，钱基博选取五类十人进行论述，分别是理学领域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地理学领域的徐霞客和顾祖禹，文学领域的张惠言和恽敬，艺术领域的倪瓒和恽寿平，近代科学领域的徐寿和华蘅芳。他的这种分类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变体，传主选择侧重文化学术。
《无锡人物传稿》的写作时间如今已不可考。该书是无锡县志的一部分，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紧密相关。两部书稿都有关于华蘅芳和徐寿的内容，核心内容一致，前一部书比后一部书详尽，列有附传，文字更为雅致遒劲。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辖五县，包括无锡一县之域，择取江苏第三师范学区无锡县内的人物，进行一定的丰满与补充在情理之中。
《江苏学风》系列篇章建立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和《无锡人物传稿》基础上，通过纪传体的写作体例探讨学风。其后撰写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江苏学风》是同一体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也是上述论著体系的顺承发展。所以说，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对地方志中人物志目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有一条发展脉络可寻。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三者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为根本。钱基博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高度赞扬“自创之格”。这里的“自创之格”并非形式和体例的自创，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不因袭、不模仿、不复写。同时，史传写作具有应用型特点，强调实际应用，也被钱基博继承下来。
二、钱基博史传思想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二者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的转化和促进。《文心雕龙》以参悟文心为基点，对传统学术进行成体系而有新解的学术批评，可见由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亦可以通达传统学术整体。《文心雕龙》后来被列为集部诗文评类的经典著作，为后世学人提供了一条以诗文评参悟学术的路径。钱基博有专门研究诗文评的著述，集中在《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钱基博集·集部论稿初编》中。就史学领域来讲，也可以从文心中求史通。即通过体会史学著作的文章作法，由文心而求得史传写作的真正贯通。由文心求史通是一种学术理念，直到民国很多学人还在运用，取得的效果不尽相同，钱基博在此方面达到了精微的境界。
钱基博多次在大学教授《史记》，非常推崇其写作手法，曾说：“史公自序‘总括六艺百家之言’，而余则谓《史记》文章，郁勃之情，得之《离骚》；雄肆之笔，本于《国策》；借古人之事实，抒自我之块垒；沉郁顿挫，略同《离骚》；而讽议时政，则本《小雅》。所谓史书之体，而诗骚之文也。”(22)从诗文评的角度讲，《史记》的郁勃之情、雄肆之笔、沉郁顿挫、讽议时政均承自先秦经典，亦文亦史，兼备文史特征。钱基博认为这与司马迁所讲的“总括六艺百家之言”，有相通之处。
关于《史记》与《汉书》的区别，钱基博曰：“惟迁文直而气肆，固辞赡而裁密；迁寄微情妙旨于文辞蹊跷之外，而固则情旨尽露于文辞蹊跷之中。”(23)在引用《公孙弘传赞》后，他再次论述《史记》与《汉书》的不同，“(班固)借公孙弘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24)钱基博认为《汉书》有自己的文章特色，总体不如《史记》。这里对《史记》与《汉书》所做的对比，基本上是从文风、文意的角度出发。
关于陈寿《三国志》，钱基博也有简要的分析：“寿则太史公之别子，而变之以简隽也。”(25)“其文章不事雕饰而波澜老成，一出一入，高简有法；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盖史公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汉书》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寿志三国，雄肆不如史公，雅练亦逊班固；而不矜才气，自然温润，平流跃波，曲折都到焉。马迁意态雄杰，寿则体态闲暇，此其较也。”(26)在对比中阐发各自的文章特点，是诗文评的重要方式。钱基博认为陈寿继承了司马迁的文章特点，与班固风格不同。陈寿有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之处，比如雄肆不如司马迁，雅练不如班固，但是文风曲折温润，不矜己长，不轻人短，不逞才气，独有一番文章特色。
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写作手法，钱基博也有深入的论述：“世尤传诵者，《皇后纪序论》、《宦官传序论》、《逸民传序论》、《二十八将传论》；然细籀所作，平平叙去，腴畅有之；而排体贬跌宕之致，此班氏稍加典缛，而苍劲不及。独《左雄传论》依仿《汉书·公孙宏传赞》，抑扬爽朗，差似放纵。”(27)钱基博不但对《后汉书》做了深入的分析，而且把其与《史记》、《汉书》做对比：“其为文章，奇偶错综，与班固同，然班固体密而气尚疏，范晔偶胜而机则滞；班固《汉书》诸序论，思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而晔《后汉》诸序论，文欲放笔，而气不足以运辞；一则杰然自树质干，一则隤然不能振起。班固赡茂而能遒肆，其力劲；而晔整瞻而未骏发，其气窳。衡厥得失，晔实愧班。”(28)钱基博认为范晔与司马迁和陈寿有别，与班固风格相似，但二者之间又有不同，总体来讲范晔不如班固。
钱基博研究最深的是前四史，认为风格不同，《史记》、《三国志》与《汉书》、《后汉书》分别是一类，后者略逊前者，各以《史记》、《汉书》为高。同时对正史有通盘考虑，把二十四史分为两类：“若以文章衡廿四史，可分二派。如陈寿《三国志》……斯皆推本《史记》，文学史公也；余如范晔《后汉书》……斯皆追踪《汉书》，文隶班固者也。前者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后者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此固《史》、《汉》文章之别，亦廿四史文章之两大派也。唯《汉书》纪传，体同《史记》；而班文整密，则异史公。”(29)章法、句法、文风是诗文评的重要内容。钱基博把二十四史分成两类：“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分别衍自《史记》和《汉书》。这两类文章风格构成了传统史传写作的主体，绵延千载。就钱基博个人文风来讲，则是“典重少姿致”，“务为抑扬爽朗”，“益以典雅古遒”(30)，兼收二者之长，偏于史记一类。
对于《史记》和《汉书》两种文章类型的源流，钱基博也有分析：“夷考先史公而作史者，则有《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在。其中《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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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余皆纪言，然《尚书》、《左传》、《国语》，文属一类，而《国策》之文，则另辟一途也，欲知马、班之异同，不可不明此二者之别。”(31)《史记》和《汉书》两者源流不同，一个多学《战国策》，一个多学《尚书》、《左传》。《尚书》奇偶相生，音韵克谐，《左传》和《国语》骈散结合；《战国策》章句不限长短，文气纵横恣肆，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所以钱基博才说：“班氏之文，衍《尚书》、《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则出《国策》，化堆砌为烟云，变整密为疏荡者也。”(32)
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钱基博也从诗文评的角度入手，就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四部分进行专门论述。这部分内容在《韩愈志》与《韩文读语》中有重复，二者又略有不同。在祭文部分，钱基博认为：“《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员外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侯主簿文》，难在话念平生，情事曲绘，而跌宕俊迈，鼓舞铿锵，不可以方物。……《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33)祭文重在叙事中呈现被祭者的生平志业，展现作者的情深义重。韩愈撰写祭文有独到之处，被后世传诵较广的是《祭十二郎文》，钱基博阐释了其文辞、文法特点。
在碑志部分，钱基博总结中国碑志主要有两类，“其一蔡伯喈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昌黎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家以下多属此宗。”(34)钱基博把韩愈所写的碑志单列出来，作为两种碑志类型之一，视其为开创之作，可见其重要性。
钱基博把韩愈碑志人物的类型分为王侯将相、文武具寮、经生文儒、忠臣奇士、服食方术、至亲好友几类。论述道：“随事赋形，各肖其人，其气浑灏以转；其辞铸炼以嶷，气载其辞；辞凝其气；奇字奥句，不见滞笔；豪曲快字，不见佻意，骨重气驶，章妥句适，一集之中，此为第一!后世惟元元遗山足以嗣之。”(35)钱基博按照文风类型把韩愈碑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豪曲快字，原本孟子之跌宕昭彰，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乌氏庙碑铭》……是也。”第二类是：“奇字拗语，旁参扬雄之矜重古奥，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袁氏先庙碑》……是也。”第三类是：“不为长句而为短语，不为拗调而用缓节，冲容温厚，自然安雅，矜慎而出以优游，廉杀而不为拗蹇者，如《施先生墓铭》……是也。”(36)三类碑志的文风因源流不同而有明显区别，韩愈在借鉴过程中又参酌己意，从而成就了博大的著述气象。正如钱基博所言：“杜少陵论诗绝句云：‘转益多师是吾师。’此杜之所以成诗伯；亦韩之所以为文宗也。”(37)
对于韩愈的部分碑志，钱基博引用《文心雕龙》进行辨析：“《文心雕龙》论诔碑曰：‘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盖碑志以叙事为体，不以抒情为本；以昭德为美，不以议论为贵，观昌黎《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抚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以李君服食致死，而历著并时所见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戒；皆非碑志正体。”(38)他认为以抒情为本、以议论为贵的碑志不是碑志正体，碑志应该以叙事为体、以昭德为美。
关于行状，钱基博指出仅有两篇，一为《赠太傅董公行状》，一为《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主要对《董公行状》的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进行分析：“《董公行状》，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议论，前半实叙，后半虚写，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禄固宠，无可称说。观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无可著笔处著笔；行文尽俊伟，而细按无事实，虚摹风度，酣畅淋漓；可以悟文章虚实兼权之法。……《董公状》气雄势逸，其文肆，盖碑施勒石，语贵矜练；而状上史官，词宜信达；所施攸宜，格亦随之。”(39)《赠太傅董公行状》文风恣肆雄峻，叙事详略得当，深得文章虚实相间之法，是韩愈碑传文章中的佳作。
关于表状，钱基博依然从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对几篇文章进行分析：“《论佛骨表》，辨切而多讽，急言竭论，气自优衍。《潮州刺史谢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鸣号，文却雅壮。跌宕昭章，不为缥缈浮音!学佛本非为长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却亦并无证据，韩公无中生有，两两相形；语出悬揣，却说来凿凿有据，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黄家贼事宜状》、《论淮西事宜状》，鲜明紧健，又是一格!”(40)《论佛骨表》是韩愈的名篇，历来受学人高度赞誉，钱基博给予同样称颂，认为该篇“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是韩愈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钱基博按照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几个类别，对韩愈碑传文章的具体篇章进行了分析，论述侧重文章风格和章法结构。无论是对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还是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采取的方式基本是从文心求史通，这是一部分传统文人的学术突破点。钱基博通过诗文评挖掘了文心的蕴意，体悟出传统文史互通的重要途径，这是其在史传创作上的最大贡献。
三、钱基博史传思想的局限性
在钱基博的三类史传著述中，碑传属于单篇文章，不需要审度与其他篇章的关系，志传和文学史作为专著，需要从整体考察篇章之间的联系。源流所致，志传和文学史延续着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弊端。
纪传体的缺点是纪事分散于纪、表、志、传各部分，难于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不易表明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梁启超讲过：“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41)“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42)所言刻薄浮躁，有失忠恕之道，但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钱基博也认为纪传体有明显的缺点

中国历史5000年故事

，即胪列人物言行，前后内容重复甚至矛盾，缺乏叙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无法凝练出一个鲜明主题。史传历来有比合之法，“于合缝中见旨，于两篇内比意，若只篇单读，骤不易领会”，“《史记》文章，尤着意于比合”(43)。钱基博虽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努力以比合之法弥补史传体例上的不足，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以《近百年湖南学风》为例，钱基博目的是要“同归于好学深思”和“辅世长民”，分列17人，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而足，但写作目的在分门别类的史传中有些游离，“学风”主旨在传主一生经历的叙述中无法凸显。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有类似缺陷，以至于读者很难理清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民国时期，梁园东批评道：“盖钱先生此书，按实际讲，只为旧日各正史中所有《文苑传》之扩大耳，非所论于真正的‘文学史’也。因为此书之编制方法，只按人排比，为之序传，除较旧史《文苑传》多一文、诗、词、曲等分类外，实不见有其他异点，吾人以为文学史之要素，既在源流派别之推阐，而尤要在时代背景之联系。读钱先生此书，只能知某人之诗文如何如何耳，至其何以如此，与其所处时代之关系，则毫不能了解。”(44)
马玉铭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本书名不符实，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如果能把《绪论》、《编首》及下编《新文学》中的‘白话文’一段去掉，仅剩中间几大段，而名之曰‘近代中国古文作家略传’，或比‘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这个名词，还要妥当一点。”(45)按照钱基博“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心平”(46)的启示，可以得知，梁园东和马玉铭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带有求全之毁，未见其优点，先寻其缺点，满眼尽是疵累。拨开新旧文化之争的迷雾，二位学者所言虽刻薄，指出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细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何呈现出一种“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和旧史《文苑传》的面貌，还是源于采用史传的写作模式。史传强调因人而述，以个体生命的叠加建构历史，所以无法呈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因果关系。钱基博的史传创作带有先天缺陷。
四、结论
无论是碑传、志传，还是文学史传，钱基博采用纪传体，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正如傅宏星所言：“一方面，坚守传记的史学本位，由探寻‘传记之源流’入手，承续各类传统文体的写作规范，并对之进行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他又在旧有的学术构架下，思考关于传记的界定，勾画传记的范畴，梳理传记发展、演化的统序。钱基博正是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努力，力图建构中国的、本土化的传记知识谱系，稳健地推进以史传、志传和碑传为核心的传统传记写作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47)
钱基博的学术根基深厚，承自传统，由传统蜕变而来，在新的时代影响下，又有局部革新，这显示了钱基博深厚的学术积淀以及顺时而变的时代特征。但总体而言，因袭成分大，创新成分少，应用特征强，理论探讨少，其利弊得失仍属于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碑传带有明显的应用性。大部分志传也为了展现人物的生平志业，秉持“辅世长民”的初衷，也带有明显的应用性。《韩愈志》比较例外，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著作。文学史传也是比较严肃的研究著述，传记写作只是阐述学术的一种形式。由文心求史通，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重要贡献，对后世重新理解传统学术有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 2016-09-11
①如胡先骕：《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青鹤》第2卷第4期；郭斌佳：《〈现代中国文学史〉书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梁园东：《〈现代中国文学史〉读书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马玉铭：《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5期；周振甫《对钱子泉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审读意见》，《中国出版》1987年第1期；陈岸峰《发愤以抒情——论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汉学研究》(台北)第22卷第1期；周远斌：《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及其实践》，《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王炜：《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与定型》，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72页；姜晓云：《文学史的当代讲述：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等。
②参见安敏：《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读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第73-81页；龙珍华：《钱基博先生“志”韩愈》，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第82-91页。
③参见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2-443页；傅宏星主编，曹毓英校订：《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上·下)》“校订后记”，第916-917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8-251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校订后记”，第302-309页；傅宏星主编、郑娉校订：《钱基博集·方志汇编》“校订后记”，北京：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第314-326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碑传合集》“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332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4-567页。
④⑧⑨(22)(29)(31)(32)钱基博：《〈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87页，第89页，第89页，第88-89页，第86页，第86页，第87页。
⑤⑥⑦(18)(19)(23)(24)(25)(26)(27)(28)傅宏星主编、曹毓英校订：《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上)》，第6页，第82页，第10页，第417页，第418页，第93页，第94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58页，第159页。
⑩(46)傅宏星主编，郭璋校订：《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序”第1页，第441页。
(11)马厚文：《从钱子泉先生受业记》，彭祖年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1987年。
(12)(17)(36)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79页，第92页，第91页。
(13)(14)(15)(16)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127页，第187页，第187页，第187页。
(20)(清)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21)钱基博：《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傅宏星主编、郑娉校订：《钱基博集·方志汇编》，第11-12页。
(30)钱基博：《潜庐自传》，傅宏星编撰：《钱基博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
(33)(34)(35)(37)(38)(39)(40)钱基博：《韩文读语》，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293页，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5页，第293页，第296页，第296-297页。
(41)(4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第740页。
(43)钱基博讲，吴忠匡记：《〈史记〉讲录》，傅宏星主编、傅宏星校订：《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第131页。
(44)梁园东：《〈现代中国文学史〉读书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
(45)马玉铭：《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5期。
(47)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碑传合集》“校订后记”，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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