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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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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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本文曾提交伦敦经济学院（Lond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于2009年6月26日举行的“Conference of the State and Status of the Divergence Debate: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Accession of the Qing to the Opium War, c. 1644-1840: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Prof. Bozhong Li’s visit to LSE”，文章原名为“Why and How does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Matter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Yangzi Delta?”。）
在过去20多年中，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中年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和使用不同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挑战以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史观。2000年，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出版，比较全面地包含了“加州学派”的观点，因此学界也把由此书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称为“大分流”史观。
“大分流”史观与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史研究之间具有一种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江南经济史研究为“大分流”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实证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大分流”史观又为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由于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在讨论“大分流”史观在经济史研究中为何和如何重要时，江南经济史研究自然最为合适。
一、今日的“大合流”
如同中国的大多数地区一样，江南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经济成长。不仅如此，江南在这个“中国经济奇迹”中，表现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好。由于这个高速增长，今日江南与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种现象为江南与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合流”。
导致江南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很多。许多学者将其归之于经济体制改革、外资的大量涌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等等。这些因素当然非常重要，但较之广东和福建，江南在这些方面并未享有特别的优势；相反，倒可能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除了这些因素外，我们必须找出导致江南出色经济表现的更加深层的原因。在这些深层原因中，最重要者之一是江南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正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和徐中约（Immanuel Hsu）所言，中国的现在是中国的过去的延续，尽管现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造成中国历史的那些力量今天仍然在运行。如果不深刻地了解这些力量，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今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大分流”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江南的过去，由此而得出的新认识也是我们了解今天的“大合流”的起点。
二、以往的江南经济史研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江南一向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地位，江南经济史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都建立在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以往的江南经济史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在于其理论构架。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和日本的江南经济史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两大理论构架中进行的。但是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西方学术的涌入，“过密型增长”（亦称“过密化”论、“内卷化”论）又成为主导理论之一。这些理论在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分歧，但是也有若干共同之处，即：
首先，把从“西欧”（实际上主要是英国）经历得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斯密－马克思模式）作为经济成长的普遍模式或者“正常”模式；
其次，把资本主义视为近代以前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
很明显，这些理论是典型的西欧中心论。将这种西欧中心论用作江南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构架，导致了诸多问题。首先，持有西欧中心史观的学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江南经济史中“应当发生什么”，而较少真正关心江南经济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次，由于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研究的结论已经事先被确定，使得学者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说，上述理论构架限制了江南经济史研究，使得江南经济史研究建立在许多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
三、在“大分流”史观构架中的江南经济史研究
“大分流”史观的主要贡献，在于这种史观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世界（主要是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地区在经济表现方面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征，而余下的地区则否。这些特征包括比较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等。这些特征与“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斯密－马克思模式”无关。从这个观点出发，江南经济史研究得以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束缚，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鸦片战争以前江南经济的变化，并可以看到以往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的。例如在地租、赋税、高利贷、人口、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 GDP等方面，现在都已有新的研究，表明以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更加全面和可信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有说服力的比较，以观察近代早期的江南和西欧某些地区之间在经济变化中的异同。我与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合作进行的19世纪初期松江与荷兰经济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从此比较中，我们发现了这两个经济存在这若干至关重要的异同之处。这些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19世纪初期松江与荷兰的经济状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19世纪初期以后“大分流”和今天的“大合流”为何和如何出现。
四、从“大分流”到“大合流”
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和范•德•伍德（Ad van der Woude）认为：荷兰早在1815年之前就已是一个“近代经济（modern economy）”了。由于19世纪初期松江经济与荷兰经济之间的共同之处如此明显，我们也有理由说松江经济是另外一个这种意义上的“近代经济”。这种近代经济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具有巨大的差别，主要在于推动这两种近代经济的动力的差异。前者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而后者则为库兹涅兹动力（Kuznetzian dynamics）。它们所推动的经济成长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前者为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type of modern growth），而后者为库兹涅兹型成长（the Kuznetzian typ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首先，虽然这两种经济成长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但是二者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斯密型成长依赖的是近代以前的和农村为主的机制和技术，而库兹涅兹型成长则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这些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学者不承认以斯密型成长为基础的经济也是近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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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也无必然联系。因为并非所有经历了斯密型成长的地区都会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因此一个地区没有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但却可能经历了斯密型成长。
因此，建立在“斯密－马克思模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构架，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来说并无很大意义，因为在江南，库兹涅兹型成长出现很晚而且是外源性的。
然而，尽管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没有必须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仍然有某些关联，因为二者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某些“经济近代性”（economic modernity）同样存在于这两种近代经济中。从近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现代性”表现在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
这些近代性因素，虽然并不能导致从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兹型成长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出现，它们却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与欧亚大陆（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其他许多地区相比，江南在上述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江南一旦得到适当的机会，就比其他许多地区更加容易出现库兹涅兹成长。出现库兹涅兹成长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要素，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并不具备。例如，能源和金属矿物对于库兹涅兹型成长至为关键（雷葛莱 Edward Anthony Wrigley 就强调“近代工业化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向以矿物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过程”）。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能源和金属矿物都极为匮乏，因此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能源、金属矿物及其他要素一旦获得，经历了充分的斯密型近代经济成长的江南，比未经历过同样成长的其他地区，当然更加容易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这种可能性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逐渐变为现实。江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斯密型成长，这个经历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大多数地区所无法相比的。这就是为何自19世纪以来，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江南比中国其他所有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大多数地区表现更为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斯密型成长与库兹涅兹型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解释了江南与西欧经济在19世纪初期以后的“大分流”以及近来的“大合流”。从此而言，我们可以确信“大分流”史观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同时江南经济史研究对于“大分流”史观也至为关键。
最后，我还要强调的是，“大分流”史观其实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史观的一个部分。由于江南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江南经济史研究在“全球史”中也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在刚刚结束的国际经济史学会第15届大会[1]的闭幕式上，特别安排了一场辩论会（Fortis Bank Nederland debate），由牛津大学Bob Allen教授与西北大学Joel Mokyr教授进行辩论，题目是“Why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 。在此辩论中，中国都是重要话题，而在谈到中国时，主要都是针对江南。在最新出版的两部从“全球史”角度展开的经济史研究著作――Robert Allen 的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Jan Luiten van 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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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的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Brill, 2009）——中，江南也是重要话题。
因此，对“大分流”史观进行的争论，是“全球史”史观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史在“全球史”研究中也占有一种与在以往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世界史”中非常不同的位置。我们应当把握这个机遇，在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近代早期和近代经济史研究）时，充分重视“全球史”研究的进展，把我们的研究纳入其中，从而为国际学坛提供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看法。

[1] 即the XV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Congress), Utrecht, August 7, 2009，名称为the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200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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