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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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摘要：“文化自觉”理论为解读近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历史地看，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与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戊戌新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无不体现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站在民族立场上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自觉追求。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自觉；民族性；时代性
“文化自觉”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文化自觉”不仅对解决当代文化问题多有帮助，而且适用于近代。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1]（P7）“文化自觉”理论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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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鉴于目前对近代“文化自觉”尚乏系统研究，故拟此文，就教方家。
（一）
中国近代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尽管在此以前，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已初具从文化层面反思自我的意识。
甲午战争是中国民族精神亟变的标志。甲午战败，丧权辱国，对国人精神形成了强烈冲击，唤起民族觉醒。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P113）何启、胡礼垣也指出，“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3]（P183）这些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时人的感受。
民族觉醒可以有多种体现，文化自觉是其重要方面。甲午战后，作为文化主体的士人行动起来，顺时应势，结成群体，主动承担挽救民族命运的重任。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是文化自觉的起点。公车上书与此前历史上的士人结社不同。在性质上，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的伦理主义；而公车上书，则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属于近代爱国主义的范畴。他们不仅代天下人上书请命，而且在上书之后，勇担启迪天下人的使命：“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2]（P114）在规模上，“1895年以后，中国官绅产生普遍醒觉，行动日渐积极，并扩大方向。” [4]（P29）公车上书不是个别人的孤立行动，代表了群体的意志：“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 [5]（P154）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杨衢云、陈少白、包天笑等人，正是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之下，直接间接地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转变为新派人物，成长为文化自觉的主力。
大体说来，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可以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1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心，划为四个阶段。
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康有为除了从本末角度来认识中西方“势”“俗”差别外，还注重从文化价值系统来探究中西弱强之故：“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 [6]（P48）严复论变以进化论基础，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在《救亡决论》中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 [7]（P49）梁启超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8]（P8）他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变”的核心是除旧布新，学习西方。康、梁等人不仅从文化上论述了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他们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精神，涤旧扬新，震聋发瞶，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意义。他们的“新学”，大量吸取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从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和性质，引领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变亦变，不变亦变。”面对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无论是顽固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在寻求应对之策，都主张“变法”。但顽固派的“变”，是被动而无奈的改变；洋务派的“变”，是外势所迫下为维护清政权而做出的调和。只有维新派的“变”，才是主动顺应世界大势，才是文化自觉。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积淀已深的华夷防线。清政府在外力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亡国灭种的险象，反过来促进了民族觉醒：“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 [9]（P82）20世纪初年，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莘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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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另一方面，大量的西学书籍译介到国内。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到清朝灭亡，中国翻译西书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总和。[10]（P13~14）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文化自觉的主题，变为如何学习西方。
这一时期的文化群体中，就思想深邃性而言，非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诸人莫属。针对当时流行的 “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中主西辅”等各种说法，严复于1902年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一一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 [11]（P559）。梁启超的“新民”说痛指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 [12]（P46）。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破坏与建设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自由、民主，深化了对现代文化的理解，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做了重要铺垫。
在反思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强调中国新文化的民族性是这一时期文化自觉的突出特点。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13]（P5）“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这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误入“醉心欧化”。针对当时的崇洋心理、西化潮流，严复也明确反对尽弃吾旧。他自问自答说：“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他主张，不惟新不惟旧，惟善是从，“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 [11]（P560）这些说法，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辩证思考，较之于“醉心欧化”、“保存国粹”更具前瞻性。
革命派对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病也有深入思考。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弊端有切身感受，不再以追效和模仿西方文化为满足，而是要求主动回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防患于未然”。孙中山历次关于三民主义演讲，都无一例外地对西方社会与文化弊病有所批评。民生主义学说的两项核心内容：“平均地权”，针对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集中，以此避免贫富严重分化；“节制资本”，则针对西方社会的资本集中，目的是免于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社会矛盾。章太炎有感于国外实行代议民主制度的弊病，其《五无论》、《代议然否论》就议会制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不均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的《俱分进化论》则对流行于国内外的西方进化学说作了深刻反思。革命派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设计虽有不足，但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这种扬弃精神无疑体现了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

谋略小故事中国历史

化运动，是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里程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框架下深入探讨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体国民的觉悟：“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翼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14]也就是说，第一，国民的觉悟相对于政治革命，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第二，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民民主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因此，他放声疾呼：“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 [14]
采用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新青年》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等结成新文化阵营，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武断和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着力于国民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极大地推动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解放。作为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作全面反思和彻底改造，体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觉醒。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自觉，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五四运动期间，进步的中国人在纷繁复杂的西方学说中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目标，科学论述了文化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政局再次发生剧变。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革命屡败是否源于对中华民族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误解？从1928年起，思想文化界爆发了长达六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中国农村问题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初步弄清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空前普及和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1935年，上海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主张“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声称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特性。与本位论者相对，西化论者则认为，对于已然落后了的中国文化来说，最要紧的是认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而任何坚持所谓中国特殊的理由，都只能成为复古和倒退的借口：“我们主张全盘西化，并非以为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至善的地位。我们的见解是，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15]联系当时的背景可知，这次论战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派性，且与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结合在一起。当时，国民党政府大肆提倡“尊孔读经”，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抵制“全盘西化”和仿效苏俄“赤化”，“本位文化”论者即得到蒋介石政权和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支持；陈序经、胡适宣扬“全盘西化”，也含有抵制马克思主义主义和中国工农革命之意。论战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外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问题，与对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现实抉择休戚相关。有鉴于此，1940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在创刊号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西文化问题做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
以《新民主义论》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对近代以来尤其是3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论争的回应，是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继续探讨和科学总结。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可视作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产物，又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
（二）
近代文化自觉，涉及内容广泛。简言之，不外乎处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性与世界性的问题，也就是追求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既互动统一，又相对独立。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其一，文化民族性追求，以民族性、中国化为内涵。
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中华民族是主体，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构成近代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近代文化问题错综复杂，政治危机、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产生。保持民族独立的个性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自觉和民族自觉的内在要求。
中国人的类文化观念产生较早，近代中西遭遇，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人对中外文化不同的认识。但真正以世界高度、理性态度审视中外文化的特质，则始于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将中外文化的差异归为时代性，但未忘民族主体，未忘救亡图存的使命，未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他们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主张通过托古改制，将西学纳入中学之中，化合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16]（P52）。康有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17]（P3）严复译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则直接促进了中国人的“合群保种”意识。梁启超作《说群》十篇，意在改变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说明“合群”的紧迫和重要[17]。维新运动期间，进步人士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的概念，但他们从“保国、保种、保教”的角度来宣传变法思想，实地促进了民族主义觉醒，为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做了准备。
20世纪初年，中国人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明显深化。“醉心欧化”与“保存国粹”之争，“排满革命”风潮的涌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出路更深入的思考。前已述及，梁启超、严复等都明确体认到保持文化主体性的意义。针对一些人盲从西学，梁启超强调指出，输入外国文化，激发爱国心，不能忘记民族文化的自主地位：“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18]（P3、104）民族文化不仅是立国之特质，爱国心之源泉，而且是西学东渐之始基。
国粹主义文化流派也注重阐发文化民族性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国学即国魂”，“国粹亡则国亡”，故邓实等在上海等地创办国学保存会等组织，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他们认为国学中具有民族独具的特质，是“激动种性”、增加爱国情感的良药，非但不能废弃，反而需要保全。国粹派还从类文化的角度，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平等，以此说明保持民族特性符合世界公理。邓实等人依据“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中西文化判为“类”的不同，认为一主“静”，一主“动”，无高下之分。章太炎则将中外文化分为“仪刑者”、“因任者”，并多次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来概括中外文化，说明二者各有所长。许守微则指出，学习西方要本诸国情，因地制宜：“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语有之：桔逾淮则为枳。今日之欧化，枳之类也。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我国而弊愈滋。” [19]（P52）确如郑师渠所说：“当时，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已为许多人所触及，但国粹派的深刻之处在于，从体认民族性的存在出发，进一步提出了类文化的概念，即从整体的意义上，将中西文化判分为相互平行和独具价值的两大区域性文化体系，并由此探讨二者的关系，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中西文化观的鲜明特色。” [20]（P163）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还注重从建设的角度自觉发展与培育民族的文化。他们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地株守传统，保持特质。这从民族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建构即可看出。
超越传统的华夷之分，扬弃西方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重建现代民族国家，乃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面临的一项重要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为避免狭隘民族主义，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要区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两个概念，并加以阐释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1]（P75~76）他把狭隘的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区分开来，进而突破西方流行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提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梁启超宣扬大民族主义观念，对于澄清人们对民族理论的模糊认识，纠正革命派“排满”思想的偏差，具有积极意义。孙中山以“民族主义”号召革命，对民族问题也有理性自觉。对国内诸民族，他主张推翻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但反对笼统地排斥满族人民。在国际上，他主张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并且坚决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他主张把亚洲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对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采取同情的态度。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时，尽管革命是在“排满”口号下发动起来的，但在各省起义、一度混乱的情况下，却没有发生世界上不少国家出现的种族大仇杀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族认同、文化自觉的实效。
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现代性、世界性的文化，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则显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走向。战争灾难、巴黎和约以及山东主权的丧失，戳穿了“公理战争强权”的神话，中国人对被奉为榜样和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严重怀疑，转而重新寻找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与帝国主义列强滥施强权不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间的鲜明对比，不能不令中国人有所省悟，先进人士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开始自觉地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更为自觉地认同民族文化，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钱穆再三强调，中国人不可妄自菲薄，应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存有一份“温情与敬意”，树立起民族自信心：“世界上亦有某等文化，他们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的文化，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一套文化又能回头来融凝此民族，使此民族逐步绵延扩展，日久日大，以立于不可败之地，这便是我中华民族之特质，亦是我中华民族之特征。”[22]（P1）他认为，民族的生命根植于文化之中，中国绝不会灭亡。萧一山说：“民族的特质，就是文化”，“数百年来，用这文化的力量，融合了几百个民族，才成就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伟大民族。”[23]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他强调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24]贺麟的新儒学思想虽有不足，但却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主自立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既是对民族文化地位、性质的科学总结，又指明了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重视不够，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处理好共产国际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长期为“左”倾、右倾错误所困扰，革命事业受到很大危害。同时，社会各界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存在种种错误，“全盘西化”论、“文化复古”论、“本位文化”论，广有影响。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西文化问题做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文化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但不能脱离“民族的形式”。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带有民族特性。他强调，外来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二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25]（P706）
其二，文化时代性追求，以科学、民主、大众化为内涵。
早在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严复等进步人士已主动追求科学与民主。康有为在甲午战前撰写的《诸天讲》、《实理公法全书》，开始运用当时所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法则。他的历上光绪皇帝书，则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向往。严复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其主题之一即在宣扬西方科学与民主。他在总结西盛中弱的原因时说：就其要者而言，在于文化命脉的不同，“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26]（P2）这里的“真”即科学之真，“公”即西方民主制度。梁启超也对西方近代文化充满向往，他从文化演进机制断言，中国文化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中才能获得新生：“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18]（P4）正是由于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化，才形成了戊戌新文化。
孙中山一生以顺应世界潮流为取向。他的民权主义学说可以说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追求民主潮流的产物。他结合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论证民权乃必然趋势：“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 [27]（P264），“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27]（P267）。但他又明确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27]（P314）因此，他主动避免欧美各种代议政体的流弊，主张实行权能分开、五权宪法。五个治权中，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取法美国三权分立，考试权、监察权则承自中国古时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他以进化论为“道理”，体现了对西方科学的尊重。他不惟西是从，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化自觉。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撰文指出：“国人而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8]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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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29]文化的时代性成为惟一标准。后来，他又以“德先生”与“赛先生”颂扬“民主”与“科学”，明确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0]
在内容上，人们理解的民主不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平等价值观念。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1]谭平山也指出：“今日世界之最大潮流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物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自由平等两大观念。”[32]（P37、160）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五四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再限于科技成就和自然科学，而是普遍涵盖一般社会科学，是一种广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实证等在内的价值观念。陈独秀称之为“发明真理的指南针”[33]，“进步轨道上惟一重要的工具”[34]。胡适概括为“评判的态度”，“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自觉追寻科学世界观和最大多数人民主的结果。在性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是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高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也就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在内容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丰富了民族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新的国民文化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25]（P707~708）这种新文化是民主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是属于人民大众自身的文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政治性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三）
近代文化自觉是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背景下，知识阶层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文化近代化而做出的努力。觉悟程度虽高低不等，但其主旨却前后一贯。
第一，上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文化。
文化觉醒本是相对于文化蒙昧而言，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近代中国的文化觉醒是在拥有先进文化的强敌侵略下惊醒的，因此，对于他者的认识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以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理性认识为反观自身的坐标，近代中国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反思自我，不断提高文化自觉的境地。
维新变法之所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就在于走出封闭，率先以世界性眼光来看待中外文化。前已述及，早在甲午之前，康有为已注意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针对守旧派闭目塞听，驳诘西学之非，他在1888年致洪良品的信中说：“夫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 [6]（P47）“不复以中国之是非”为评判准则，说明他已超越华夏中心主义。严复利用西学的新观念新方法，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他认为，中西最大的差异，在于西人以“自由为体”，而中国却引以为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26]（P3）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使康有为等人觉悟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从而才破除了自我中心以及对旧文化的迷信。
20世纪初年，进步人士对中国文化民族性问题的理性思考则源于对世界文化认识水平的提高。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得以大量阅读西学书籍，同时在游历中获得了书本以外的实际经验。“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新见远不若平时读书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 [35]（P71）康有为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同样以对中外文化大势的把握为基础。他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前代无论矣，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 [18]（P2）可以看出，梁启超已拥有中外文化比较的自觉。同样是出于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特殊性、复杂性的认识，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在20世纪年初也不再把中西文化不同完全归为时代差别，不再完全以西化为目标，转而重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渴望发明出一种中国化的新文化。孙中山的文化选择明显带有顺应世界潮流与“防患于未然”的矛盾统一性。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说中指出：“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 [27]（P353）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
五四新方化运动继承并深化了戊戌时期对于中西文化差异性的认识。1915年，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公开表明关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36]由此，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就不能被视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实质上是新旧观念的分野，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精神的不同。李大钊的文化选择同样基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定。1918年7月，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因东西民族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东西文明“主静”、“主动”的不同，进而引起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的系列差异。他通过比较后断定，东洋文明代表了落后，“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其结果必蹈于自杀。”[37]李大钊主张扫荡“静止的精神”，实质是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以世界先进性的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具世界高度。它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学说，更加开放地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在理论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注重学习和总结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尽管中国革命仍处于民主主义阶段，但由于吸收了社会主义成分，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变自然“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5]（P698、706、668）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主要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接受人类一切进步文化成果，尤其是社会主义成果。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空前的历史高度，因此能将中国文化切实推进到一种新境界。
第二，突出文化对于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性。
重视文化价值，强调文化对于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社会改造的作用力，这是近代文化自觉的一贯表现。
维新派看重文化对于政治变革的意义。戊戌时期，废八股、改策论、兴学校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康有为说：“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 [38]（P268）梁启超认为，“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39]维新思想家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八股取士制度，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显示出他们对文化的重视。
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1903年，《浙江潮》所载“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说：“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他认为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40]梁启超认为，同风俗、同言语、同文化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于“国民独具特质”之中，这种特质就是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且试思我国历史，若将孔子夺去，则暗然复何颜色，且使中国而无孔子，则能否抟捖此民族为一体，盖未可知。” [41]（P68）1924年，孙中山在讲到如何恢复民族地位时，主张先恢复固有的道德，“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27]（P243）1936年，蔡元培在大夏大学演讲时也认为，复兴中国民族首先当复兴中国文化，也就是知识、能力及品性的修养。[42]
国粹学派、五四新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甚至将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把文化视为最根本的东西，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国粹学派认为，国学是“国有与立”的根基，保存国学是“最重要之事”[43]。因此，他们以“古学复兴”为民族复兴的法门。五四时期，社会各流派都认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梁启超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孙中山1918年完成的《心理建设》，用意也在思想启蒙、文化建设。陈独秀则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44]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陈独秀等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站在陈独秀对立面的梁漱溟同样主张文化至上，他指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45]（P335）贺麟声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4]。这些说法存有文化决定论的弊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主义更能体现文化自觉的深度。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25]（P663~664）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较科学地处理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又不抬高或忽视文化的价值。
第三，自觉促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文化创新是文化自觉的核心。揆诸近代，文化自觉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新学”，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倡导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文化自觉的理论成果，也是民族文化创新的现实表现。它们在中国既有文化基础之上，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思想家在创造民族新文化的过程中，还自觉从理论方法上进行自我总结。诸如，梁启超提出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严复提出的“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陈寅恪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明显带有历史经验总结的性质。
孙中山晚年对他辛亥革命时期处理中西方文化的策略和方法曾予以概括和说明。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提出“因袭”、“规抚”与“创获”之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该文还列举事例说明，他的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又“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至于民权思想，中国“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46]（P60）对于传统文化，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古资今用：“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 [47]（P180）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又提出，要存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27]（P243）对于西方文化，孙中山强调，由于社会历史不同，不能全盘照抄，但要注意学习：“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 [27]（P321）孙中山还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主张以革命实践为检验学理的标准：“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27]（P381）对于中西文化的评判也是一样，“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 [27]（P216）这里的“用”，便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要求——“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48]（P120）。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阶级分析、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继承、民主与科学、中国与世界等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理论方法。其中，他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前进的方向，也是对待中外文化、衡量新文化的标准和方法。如在谈到“民族的文化”时，他指出，对待外来文化，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在谈到“科学的文化”时，他指出，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决不能兼收并蓄，而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25]（P707~708）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
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切实推进中国文化研究，也是近代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的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逐渐形成现代教育制度和学术体系，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相继创立。由于新学理新方法的输入，特别受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当时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垣、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钱穆、翦伯赞都是大师级人物，仅20世纪前期，这样的大师出现十几位。中国号称历史学发达国家，同时期产生这么多历史名家也不多见”[49] 。中国哲学研究也是成就斐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借鉴实验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开辟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路。熊十力重建儒家心性本体论的“新唯识论”、冯友兰重释程朱理学的“新理学”以及贺麟重释陆王心学的“新心学”，用西方哲学方法来诠释传统儒学，在哲学体系上对中国哲学具有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这些研究往往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怀密切联系在一起，寄望通过科学研究从学理上推近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章太炎、邓实等的国学研究是如此，胡适、顾颉刚等的“整理国故”运动是如此，梁漱溟、贺麟、钱穆等的现代新儒学以及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莫不如此。
以世界历史高度自觉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近代文化自觉与古代的不同。但也应看到，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近代文化自觉存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急于求成，学理研究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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