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儒家伦理与中日早期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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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儒家伦理与中日早期现代化

在考察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时，很容易发现，各国都是以儒教为主导思想，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但由于其民间伦理在内涵上的不尽相同，导致儒教伦理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也差异很大，这一点尤其在与西方接触的早期更为明显，如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日本在对同化资本主义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而中国却步履艰难，本文就19世纪中期上海和长崎这两个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社会风尚及由此反映的民间伦理的不同结构变化加以分析、比较，以求对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伦理的作用做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
上海与长崎都是在19世纪中叶后，分别作为中国和日本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通商贸易的增长，都迅速发展为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商业性城市，两个城市的发展背景和格局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普通民众与西方现代商业接触最早的前沿地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过巨大的冲击，使人们的观念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某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到内容上都有很大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主要从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层面进行比较，以探讨中日两国民间伦理的内在差别。
首先，职业结构上——中国的四民趋商与日本的职业分化。中国与日本传统的职业结构都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与此相应的均奉行儒家的四民等级职业伦理观。但在中国，身份和职业并非固定，而通过多种途径相流动，日本则是世袭继承，等级身份不可随意改变。这种不同的等级身份制度，导致两地民间在近代出现不同的职业变动趋向，也使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不同的变化。
在上海，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外地人员大量流入，出现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虽然正统观念中素有“轻商”、“贱商”的传统，但这一时期由于商业机会的增多和有利可图，无论士庶农工或自开店铺，或受雇于商家，四民皆向商业性行业流动，导致19世纪50年代商业骤兴，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可否认这种明显背离正统择业观念的风气，一时促进商业发展，使上海成为传统社会接纳西方文明的窗口，对现代化具有一定正面效应，但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效果。人才过于趋向商业，导致商业集中并向畸形发展。而其他行业，特别对于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科技知识和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这种择业单一化，也使社会缺乏必要分工，各行业缺乏协调性发展，更严重的是造成原有职业结构被削弱，商人素质低劣，投机活动频繁，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化商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日本的长崎，奉行世袭等级身份制度，特别是食俸禄的武士与庶民之间界线更为分明，不得随意流动，人们因此也形成对本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商业化发展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并没有发生类似上海那样四民趋商的择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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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变化大都是在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职业内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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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由传统型向近代开放型转变，随着商务活动、范围的扩大，商人由原来传统的国内贸易而扩展到了参与对外贸易的代理商、经销商、转运商等，开始与洋商和外国商馆打交道；民间手工业者，承继锁国时期形成的仿造外国制品的风气，出现大量以仿“舶来品”为生的“特产”行业；在武士阶层，则出现竞相学习“洋学”的风气，如西洋兵法军器制造以及语言学、医学。长崎的武士率先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还吸引了许多其他地方武士来此地“游学”。1855年，官方在长崎开办了“海军传习所”，“第一期学员中有幕府和其他各藩来的166人从学”[1]，长崎很快成为全国洋学中心。由此，武士身份在内部也发生职业分化，出现军人、科学者、外语专家等新职业。
由此可见，在商业化和西方文明的冲撞下，上海的人们背离传统择业观，出现四民趋商，造成社会职业结构单一性趋向。而长崎的市民则仍在传统职业观制约下，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从职业内部分化而引起职业结构变化，这种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近代文明，应该说是更为有利的。
其次，生活方式上——中国的奢华之风和日本的节俭传统。儒家伦理提倡节约，勤俭的生活态度，这种传统观念深深扎根于中日民间的生活伦理之中，中日两国人民均以生活节俭著称。但到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居民却出现无论贫富争趋奢华、生活靡费的风气，上至富商大贾，下到士庶仆役，人人群趋奢华，追求享乐。这种风气的盛行，造成娱乐消遣业大盛，烟馆、妓院、酒楼、赌场不计其数，人人“一入酒家，争尝燕窝鱼翅……徒慕贵而不求饮食之真味”[2]，这种时尚的肆意泛滥随着家族创基业责任感淡化、约束机制的松弛更加严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态度弥漫于民间生活，显然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增值，不利于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在日本长崎，却不然，虽然由于商业发达，这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略高于其他地方，但民间却出现抑制奢侈消费，提倡节俭的风气。由于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在职业内部进行，并未造成如上海那样暴发户及金钱主宰社会的局面。武士由于海防负担加重，由原先奢靡倾向转而重归提倡节俭，这为庶民提供榜样。商人内部，也由于维持着正常的商业运行机制，使传统的节俭伦理观念仍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官方也加强对民众生活消费的约束，幕府曾多次发布“俭约令”，强调全国臣民必须“严守节俭素质，专力尽于国防”[3]。长崎地方官也曾多次通令禁止居民在生活消费方面的种种过奢行为，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细节作出规定，“可谓具体而详备”[4]。这样。与同一时期的上海相比，长崎不但没有形成奢华风尚，反而重现节俭传统，这种节俭的理性态度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一致性，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工商业发展。
最后，人际关系上——中国的欺诈之风与日本忠义道德的重振。中国和日本都遵奉儒家强调的人际关系上的道德伦理，提倡君臣父子朋友间的忠孝信义，但在两国维系这种伦理关系的社会基础和纽带有所不同，强调的内容和涵义也不同，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三纲六纪”等道德伦理准则，是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人际伦理关系。因此，格外强调亲缘成员对家族责任，商人之间也以亲缘为基础，形成讲诚实、重信义的商人伦理，但这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义务伦理，只在亲缘关系圈确定范围内有效能，而到上海，由于社会流动造成个人独立交往取代亲缘关系，使原有伦理道德丧失效力。而此时，又缺乏独立社会中个人伦理规则，因而人际交往中出现了没有道德约束，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欺诈之风，无论做买卖还是社会交往，不讲诚信、巧为诳骗的现象盛行，甚至有不顾亲情、友情，时人有言：“往来于洋泾滨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利之所在，则不知有友谊矣”，更有人“遇顾客，遂百出其计以欺之搀售低贷也。高抬价值也。混用伪币也，种种伎俩，匪夷所思，至礼貌疏脱，语言侮慢之怪状，则尤数见不鲜”。[5]这种在人际关系和商业活动中道德丧尽，导致投机性因素增加，显然不利于中国商业的正常发展。
而日本长崎，由于日本的社会关系伦理是以身份等级制及上下义务关系为基础，强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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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之间纵向的伦理关系。即下对上的效忠、报恩。四民之首的武士，作为道德伦理的表率，他们靠主家——即幕府、藩主的俸禄为生，“保持忠孝第一，重谦耻，励弓马剑枪之武艺，以备有事之秋课以义务，并以此保持其地位，为其责任，庶民若行非礼之事，有可当即一刀斩杀之特权”[6]。但也应承认，在江户时代中叶，由于长期无战事及下级武士生活贫困化，武士的伦理道德有所减弱，节义观念日趋淡薄，出现纲纪废弛，士风颓废的现象，长崎武士也不例外。商人阶层云集长崎，也有一些商业性的人际交往风气，但并未出现如中国上海那样道德沦落的情况，商人还保持基本商业道德，随着“海防论”的兴起，出现重振“忠义”伦理和武士精神的趋向，正是由于“柏利叩关”和“黑船来港”对国家构成的威胁，才重新唤起武士的责任感，在这种义务的感召下，出现了武士自觉竞相习兵法，学洋学的风气。带头学习，专研西洋兵法的高岛秋帆就表示自己率先习炮术的动机是作为“皇国神武之羽翼”应尽的义务．武士把为使国强兵富而习兵法，学洋学，干实业等新的事业，通过“报恩”、“忠义”观念的重振，上升到作为武士的本分的地位．由此，在长崎武士集团中，兴起了以学习掌握对国家有用的实际军事、科学技术、外语技能等作为对向国家尽忠，实现自身义务的责任伦理观念。正由于武士阶层一直恪守尽忠尽义务的伦理传统，才在西方侵略之际，重振了武士道德伦理，这对现代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以社会阶层间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社会责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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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上海和日本长崎社会风尚与民间伦理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虽然都是以儒教作为道德准则的国家，但由于两国在社会基础，民间伦理的内在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上海与长崎民间社会在与西方文明相接触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和伦理结构的变化。中国上海在近代商业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正统儒家伦理不能有效进行转化，致使非正统、非理性、非道德肆意泛滥，虽然民间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因素，但却难以与早期现代化发展相结合，传统的儒家伦理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二者并存，冲突与交叉，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形式与内容，也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充满复杂性与艰巨性。日本长崎的社会结构关系及传统民间伦理体系，由于存在职业的使命感，理性化的职业伦理和行为，使传统的伦理与现代化发展所需的道德规范有较多的一致性，因此有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对于现代化产生较多的正面效应。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仅仅依靠对传统儒家伦理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传统伦理重新建立适应于新的社会结构关系的伦理体系，只有这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才有序地发展、前进。
参考文献：
[1]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M]，岩波书店，1960，P168。
[2]申江陋习[N]，申报，1873—04—18。
[3]长崎市役所编，长崎与海外文化[M]，1926，P139。
[4]长崎市役所编，幕府时代的长崎[M]，1903，P143。
[5]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Z]，中华书局本，P2320。
[6]斋藤隆三，江户时代的风俗[M]，岩波书店，1934，P7。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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