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国-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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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法国汉学在二战以前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至汉学被认为是法国的一门学科，各国汉学家大多要到法国去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法国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国际汉学界独占鳌头，除了汉学大师的个人贡献外，这与包括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一、机构沿革
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1947年后改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成立之前，法国即分别在越南的河内和日本的东京设立了汉学研究基地。法国政府之所以于1941年9月在北京设立中法汉学研究所，这与抗战爆发后的中国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京被日军占领，作为中法两国文化合作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的北京中法大学[1]受到日伪政府的压制，开始酝酿南迁。为了继续保持法国文化在华北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北京中法大学的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1939年8月23日法国驻京使馆领事雷恩（M. D.Rhein）向时在上海的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建议在北京设立汉学研究所，指出：如果我们让法国汉学丧失在世界汉学中的卓越地位，“那么我们将会受到谴责。相反，通过在北京设立一个法国汉学研究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把法中学者团结在一种研究精神和广博的研究之中，以维持和确保法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2]。雷恩的这一建议得到中法双方的重视。1940年1月18日，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和法国驻华使馆秘书鲍思颂（R. De Boissezon）分别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法两国代表团主席的名义，作出关于设立北京汉学研究所的决定，具体由旅京多年的著名汉学家铎尔孟先生（D’Hormon）负责筹办；该所经费原则上先从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两国代表团的预算中平等提取[3]。1941年3月，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土田丰（Tsuchida）通知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北京中法大学的校舍拨给伪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要求戈思默尽快找到一个方案以满足地方当局的这一要求[4]。北平日伪政权的这一举动加快了法国政府决定设立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步伐。是年9月1日，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在北京市皇城根前中法大学旧址内亲自主持成立仪式，宣布中法汉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铎尔孟担任所长，法国大使馆派中文秘书杜柏秋（Dubosc）负责行政事务。安南政府对此事亦甚为关心，特派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史浪沫（Schlemer）前来协助，担任该所秘书。
中法汉学研究所刚成立时只设立民俗学组，由留法归国，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杨堃教授负责。该所研究人员一部分为京城内对法国学术有兴趣的中国学者，一部分为法国及越南派来的法籍公费留学生，他们在中法学者指导下从事汉学研究[5]。此后，在法国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的规模不断扩大。是年11月，设立法文研究班；次年9月，相继成立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1943年5月22日成立汉学研究所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鉴于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恢复上课，原来从燕京大学过来的一批中国教授以及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随之先后离开研究所返回燕大。这对汉学研究所的工作无疑造成重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一批法国汉学家和学生或从越南（如石泰安，Stein）或从法国本土（如韩伯诗，Hambis）来到北京，加入汉学研究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燕京教员离开而受到削弱的研究力量。在此背景之下，为了确保汉学研究所的发展，1947年中法汉学研究所进行重大改组。是年1月22日，巴黎大学、巴黎中国学院[6]、法兰西远东学院方面的代表和有关部门如法国外交部文化关系总局局长和亚大司司长的代表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改组问题的决议，确定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名称此后改为“巴黎大学北京法国汉学研究所”[7]，直接隶属于巴黎大学；后者在巴黎中国学院内设立以巴黎大学校长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督查研究所的出版和各项学术工作，并负责汉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免[8]。决议规定研究所今后的工作方向是：一、汇集法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以便使他们的知识更加完善，并在那里从事有关中国和东中亚文明的一切研究；二、要在北京创造汉学研究所必需的条件，如图书馆、资料、档案图片、索引等；三、建立与中国汉学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掌握法语的中国学者的联系，与他们以及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学术合作；四、与所外的其他法国汉学家和外国汉学家建立类似的关系；五、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如出版研究成果、举办展览会和演讲会等来确保法国汉学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汉学研究所的法方研究人员一度希望研究所能够继续保留。1950年12月，汉学研究所负责人康德谋（Kaltenmark）在写给董事会副董事长、法兰西学院教授戴密微（Demieville）的信中，明确反对法国驻华总领事雅克列维奇（Jankelevitch）提出的遣返一部分法国人，主动关闭汉学研究所的建议，主张继续留在北京，表示不愿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认为从当地的形势来看，马上彻底关闭汉学研究所为时过早，离开北京比留在北京风险可能更大[9]。同月27日，中国政府发布通告，要求接受外国资助或者依靠外国补助来运行的在华文化、宗教机构在3个月内进行登记，这些机构必须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说明经费来源和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它们物资的详细清单。法国驻京领事雅克列维奇认为该规定对北京汉学研究所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再次要求立即关闭汉学研究所，他在1951年1月2日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指出：“它的图书一旦编完目录，有可能就被中方收管，而法国对研究所的领导权可能也会被中国取而代之，致使该事业的发展方向完全与法国的愿望背离”[10]。1951年1月13日，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在巴黎专门就清理汉学研究所与遣返法国人员问题召开会议。会上，董事会的专家和学者仍不赞成匆忙做出关闭汉学研究所的决定，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康德谋与法国领事雅克列维奇根据当地形势综合考虑，协商如何更好地行事。经过讨论，董事会最后达成下列两点一致意见：第一、研究所的法国人员与法国领事协商，可以自由决定是回法还是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第二、关于汉学研究所是否关闭问题，最好由中国政府去决定，法国不要抢先匆忙清理研究所[11]。这样，北京汉学研究所又继续存在将近3年之久，直至1953年11月9日接到北京市政府令其停止活动的口头通知之后，该所才遵照法国外交部的训令，将其藏书和资料经香港转运到巴黎大学，最后撤出中国。
二、学术研究
作为一个纯学术机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自创立之日起即把学术研究置于首要地位。在其存在的10余年里，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绩斐然。其中，又以民俗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1941年秋民俗学组成立后，即在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杨堃的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据该所所刊《汉学》杂志第一辑《本所工作概况》的介绍，至1944年汉学研究所民俗学组从事的工作有下列九项：一、神祃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此项资料的整理程序分三步：第一步登记，内容包括登记号码、分类号码、名称、类别、地别、采集方式、采集日期、张数、尺寸及备注等；第二步制作目录卡片；第三步制作研究卡片，内容包括登记号码、分类号码、来历、式样、功用、备注及参考书籍。至1944年时已收藏3900余件，共4900余张，其中，比较罕见的作品为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神祃。二、年画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此项工作的整理程序及其所列的条目、格式均与神祃资料相同，只是类别项内改填为颂祝、戏剧、故事、讽刺、风景。民俗学组所存年画，大部分为该所理事杜柏秋先生早年购自各地的作品，还有些是各方的捐赠或者代购者，收藏总数达350余件，比较珍贵的是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生产的作品。三、照像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像片资料拍摄的范围涵盖所有与民俗学有关的各种活动，如岁时风俗、习惯、礼节、服饰、居室、游艺及民间技艺等。至1944年拍摄的照片计有600余张，内容为各种傀儡戏、年节风俗、民间技术、国剧身段、姿势语言等。这些照片尺寸一律，贴于特制的大卡片上，卡片附有简单的说明，计分登记号码、分类号码、摄制日期、像中人物及备注等。汉学研究所在民俗学组内设有一照像室，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四、编制民俗学分类表。此项工作以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礼俗部分为蓝本，参以比利时布鲁塞尔十进分类法（Classification decimale de l’I.I.B.）中民俗学类之详细条款，再根据该组所存实际资料情形加以增删，经研究所研究员详密研讨，始成初稿。该书编成之后，研究所内有关民俗学的书籍、日报资料、杂志论文通检以及照片资料等均按此表分类。五、日报论文通检。此项工作系将日报中有关民俗学的资料加以搜集，其程序按圈划、剪贴、制作卡片三个步骤进行，卡片内则注明篇名、著者、日期、版次等项内容，然后按该组所制民俗学分类表排列。民俗学组在其成立后的3年多里，共剪贴11000余件。六、杂志论文通检。此项工作系将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杂志中有关民俗学的论文制成卡片，该卡片包括论文名称、著者、卷期、页次及出版年代等项内容，然后将此卡片按该组所制的民俗学分类表排列。七、编纂风土全志。此项工作计划就各省县志中所载之风土一门加以辑录。全书按省分编，以县系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总说——叙述该县历史沿革；提要——对所录方志的纂修、内容、版本作简单的题解；正文——全文移录；校勘记——就各县志不同版本，对其所载风土一门的异同加以校对、记录。截至1944年6月，抄竣者计河北省123个县、山东省89个县、山西省80个县；初稿整理完毕者，计河北省115个县、山东省83个县、山西省71个县。八、五祀研究。该研究对五祀问题研究的历史与参考资料，五祀的名称、种类、起源，五祀与五行的关系，战国前后的五祀，中霤（即土神——作者注）的意义及其在五祀中地位的演变，灶神的起源及演化，行神的意义及演变，门神与户神等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共分7个专题：导论、通论、论中霤（溜）、灶神考、行神考、门神考、结论。其中，杨堃的《灶神考》和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已在汉学研究所所刊《汉学》第1辑（1944年出版）上发表。九、民俗学组研究人员还选择西洋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宗教风俗巨著如禄是遒司铎（Père Dore）的《中国迷信研究》、哥罗特（J.M.De Groot）的《中国宗教系统》等书，编制人名、书名通检及研究卡片。
除了民俗学研究成果斐然之外，汉学研究所在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也有娇人的成果。1942年秋成立的语言历史组在对中国古文字——甲骨文进行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法文版《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贡献》一书。该书对于甲骨卜辞的发现及其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宗教和文化都有所论及，书后附有甲骨目录，共收录中、法、英、德、俄、日等国甲骨文研究著作600多种，解题70余条，还有著者及书名索引，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由语言学家高铭凯撰写的《汉语语法论》一书，运用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的语法结构进行研讨，全书共30余万字，分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三编，分析了汉语的语法结构、句法句型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另外，语言历史组研究员还对清代中法外交史料作了整理，将法国大使馆所存及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有关资料加以比较，编成重要档案选辑，并附人名通检。除上述工作外，该组研究人员亦从事一些中法学术著作的翻译，如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 Granet ）的《中国思想》译成中文，将《吕氏春秋》译成法文。
在学术研究方面，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从事的另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编纂古籍通检（通检又称引得或索引，英文名为index）。这可以说是汉学研究所从事的一项持续时间最长、对汉学研究贡献巨大的工作。索引工作，在欧美颇为发达，上自古代经典，下至近世杂志，除小说戏曲等外，很少有不附索引的。但我国对此并不重视。五四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有成绩者当推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该处由洪业（即洪煨莲）先生创建于1930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闭而解散。中法汉学研究所为了保存引得编纂处这一有价值的工作，同时也为了“不错过机会重新占领英美汉学家几乎独占的一个重要领域”[12]，便接纳了聂崇歧先生率领的燕大引得编纂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42年9月正式成立了自己的通检组。该组的工作程序如下：首先编者搜集所选书籍的各种版本，作校勘研究，并博采前人研究此书的成果；其次对全书进行标点，勾摘其主要标题名词、所有人名、地名、书名，分别抄在卡片上，并注明其所在卷数、页数，然后按笔画排列付印，最后在书末附上法文与英文拼音检字及此书各版卷页推算表，便于检查。这种工具书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改进汉学研究方法，而且能藉此审定前人的考据工作，指出其文字学与历史学方面的种种误解，因此极具学术价值。汉学研究所自成立起共出版15种通检，它们是《论衡通检》、《吕氏春秋通检》、《风俗通义通检》、《春秋繁露通检》、《淮南子通检》《潜夫论通检》、《新序通检》、《申鉴通检》、《山海经通检》和《战国策通检》、《大金国志通检》、《契丹国志通检》、《辍耕录通检》、《方言校笺通检》、《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此外还有一种通检即《抱朴子通检》最后因主持人吴晓铃先生[13]调离、北京汉学研究所停办而未能出版。就编纂质量来说，这些通检“精确谨严，堪与燕大引得丛书相比拟”[14]，为学者检索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纂的通检后来被多次重印，迄今仍被有关学者称颂[15]。
三、图书馆建设与出版工作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十分重视出版工作，藉此既为研究人员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亦可扩大研究所自身的影响。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期刊有4种：1、《汉学》。该刊为汉学研究所所刊，系不定期刊物，其刊载文字或中文或法文或中法合刊，根据稿件情形而定。1944年出版创刊号——第一辑，至1950年共出版5辑，其中最后一辑系在巴黎发行。该刊以发表所内汉学研究论文为主，也约请学术界名人撰稿，其他稿子只要与该刊性质一致，经该所审定亦可刊登；其主要栏目有论文、书评、学术界消息、所讯。在出毕第5辑之后，为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检查，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采纳副董事长戴密微的建议，将《汉学》改名为《汉学论丛》（Melanges sinologiques），使之不具备期刊的性质[16]。1951年出版中法文合刊的《汉学论丛》，其中有向达的《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戴望舒的《读李娃传》、傅惜华的《宝卷总录》。2、《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该刊目前所能见到的仅有二期：1945年3月出版第一号，1946年10月出版第二号。其栏目分专著（按：实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或者版本学方面的专题论文）、馆藏善本题记、书评、图书介绍、杂志论文提要、出版界消息及馆讯。该刊对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我国学术研究动态和出版情况有一定帮助。3、《法文研究》。该刊原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附设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着重介绍法国文学家及文学名著，每期有作家研究、名著翻译或注释，法文语法研究、书评和译文欣赏。从第二年开始又增辟中文选读栏目，将中国文学名著选译成法文。自1943年1月起改属汉学研究所发行，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取消书评栏，增加中文选读栏目，其他内容基本未变。4、《艺文萃译》。1944年起汉学研究所决定将《法文研究》停刊，另出新刊，名为《艺文萃译》，将原来的中文栏目扩充而取消其他栏目，仍为纯文艺刊物，每期选择同一时代之各种体裁的重要文学作品，内容包括有代表性和思想性的文章、诗词、散文、小说或者戏剧。如果说它的前身功在传播法国文学的话，那么《艺文萃译》则侧重向西方特别是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学，通过中国文学作品让西方和法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除了上述期刊外，汉学研究所还出版了一些专刊，如1946年出版的景培元所著《说郛版本考》法文版；1950、1951年出版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17]等。此外，鉴于在当时法国出版中文书和图片的困难，汉学研究所与法国国立图书馆曾计划合作出版后者所藏中文图书和图片目录，并把它们带回法国。为此，巴黎国立图书馆曾专门派遣代表吉娜夫人（Mme. Guignard）出席1949年11月23日召开的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议，董事会并计划一旦形势许可，让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员景培元[18]到国立图书馆完成敦煌手稿目录[19]。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推动汉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另一项功在长远的工作为图书馆建设。早在研究所筹备阶段，汉学研究所的主要发起者铎尔孟就对设立一个专业图书馆十分重视，将它列为工作计划之一[20]。经二年多的筹备，1943年5月22日，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正式成立，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亲临研究所主持图书馆开幕典礼，并向图书馆捐赠25000国币的购书款项，以表示对该所图书馆建设的重视[21]。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图书来源，除自行购买外，交换及赠送亦占重要地位。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第一批西文藏书，即系来自中法工商银行[22]的捐赠，后来中法协会又赠送多种，构成该馆西文藏书的基础。中文藏书除一部分政治及史地书籍由法国大使馆拨存外，其余多属研究所自己购买。鉴于当时西文书籍不易征购，且价格昂贵，故图书馆集中力量搜购中文著作，其搜购范围侧重工具书与中国民俗、语文及考据等类，尤其是术数、乡土志以及金石甲骨文方面的书籍。在图书馆大力搜购及各方友人的捐赠下，该馆藏书数量迅速增加，到1944年时，所藏西文书籍计882种，1108册，中文书籍2198种，19652册，装订杂志78种，499册，“中法文库”348种，373册，总计3506种，21632册[23]。至1953年研究所停办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有45000册，西文图书达1300册，还有汉代石画像拓本和4800幅民间风俗画[24]。
作为一个专业图书馆，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大致说来，有以下四个特色：一是注重珍本、善本书籍的搜求，如足本《留青日札》、写本《谚有全谱》、潘氏《月令辑览》及《婚礼便俗》、久佚之《水曹清暇录》、明本《神仙通鉴》、《说郛》、《遵生八笺》、《京城古迹考》及旧抄本《金集礼》等。二是极力搜购丛书、类书，如《元明善本丛书》（10种）、《续古逸丛书》（34种）、平氏《香雪崦丛书》、《涵芬楼秘笈》、《音韵学丛书》（23种）、《古今合壁事类备要》、《事类赋》、《唐宋白孔六帖》、《北堂书抄》、《书言故事》、《耆献类征》、《清史列传》，等等。三是重视学术杂志的收集，如《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史学年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中德学志》、《民俗》、《说文月刊》、《中和月刊》、《月衡》等均收有全份。四是中译法文著作的搜购，特辟“中法文库”，收藏法文名著中译本。
除通过购书藏书为汉学研究提供服务外，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为便利汉学研究，还于1944年秋着手编制北京市各图书馆汉学书联合书目。该目录分著者和分类二种，按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在对外交流方面，除与北京中法大学图书馆进行合作外，该馆还与辅仁大学图书馆实行馆际借书，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便利。此外，图书馆还进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从事汉代石刻画像拓片的搜集，计有数十种，约有300余幅。这些画像拓片不仅有助于了解汉代绘画雕刻艺术，而且对研究当时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极具学术价值。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图书建设不但为当时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惠泽今日的法国汉学研究。该所在存在期间及关闭后曾多次将其出版物和收藏品通过各种途径寄往法国，这些资料大部分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这对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成为世界汉学家不能不去的汉学研究重镇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法国有关机构和汉学家都予以肯定，如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在介绍其图书馆藏书时就坦认，北京汉学研究所撤回法国以后的图书馈赠，使研究所遂拥有非常丰富的古籍典藏[25]。戴密微在其所撰写的《法国汉学研究史》一文中也认为，北京汉学研究所赠送的图书资料正好弥补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书中的不足[26]。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戴仁（Drège）在追述法国汉学发展历史时，也充分肯定北京汉学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对法国汉学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50年代，通过刚刚运回国内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特藏，该图书馆（即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量大幅度地增加。”[27]
四、学术普及与推广活动
汉学研究为一项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不大的学术活动，为引起更多社会人士对汉学研究的注意和扩大研究所的影响，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推动汉学研究走向社会、普及学术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活动。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普及学术方面所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举行公开学术讲演会。1942年10月14日下午6点，北京汉学研究所举行了第一次法文公开学术讲演会，主讲者为裴化行司铎（Henri Bernard），演讲题目是“法国旧日天主教会在中国学术上之贡献”（L’Oeuvre scientifique de l’ancienne mission française en Chine），阐述了法国天主教在沟通东西文化上的功绩，讲演时还用幻灯片放映北堂图书馆所藏的24种西文名著，以供听众参考。同年11月7日下午4点举行第二次法文公开学术讲演会，主讲者为罗学宾司铎（Pierre Leroy），演讲题目是“深海之生物”（Les grands fonds marins），介绍了19世纪中叶以后海洋生物学的发展概况和深海动物的特征，并配以幻灯照片。第三次法文公开讲演会在1943年10月16日下午5点举行，由上海震旦大学教授韩玛诺司铎（de Breuvery）主讲，题目为“自然地理对于现代中国经济之阻力”(La résistance de la géographie a l’économie moderne en Chine), 认为中国某些地方存在的天然阻力影响经济的发展，工业合作也许是解决途径之一。中文讲演第一次是在1943年1月16日下午4点举行，主讲人为华北编译馆馆长瞿益锴，演讲题目是“汉画像中之乡亭组织”，通过画像说明汉代的政治制度，解释亭与县之关系，同时展览山东东阿、曲阜、稷山等地新出土的汉画像拓片，以资参考。第二次中文公开讲演会是在1943年5月29日下午5点举行的，主讲者为王静如，题目是“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与中国学术之影响”，详细介绍了20世纪前叶法国汉学大师沙畹、高第埃、伯希和等人的研究及其著作、汉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和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第三次中文公开学术讲演会是在同年12月11日下午5点半举行的，主讲人为孙楷第，讲演题目是“中国傀儡戏之起源及其发展”，论述了丧家乐与傀儡戏起源之关系、汉代以后傀儡戏之发展、傀儡戏的音乐，同时播放相关的幻灯片。历次公开讲演会吸引不少中外听众，起到了知识普及和扩大研究所影响的作用。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推动汉学研究走向社会方面所做的另一项活动是在社会上举办公开展览会。1942年7月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将研究所民俗学组所搜藏的各种神祃资料选出一部分，加以简单分析、研究、陈列，旨在表现神祃的不同种类及其在画像学上的演变，共展出93份神祃，按次序分为11组，分2个室陈列。这些图像经过精心选择分为二大类：一类是门神，有武门神、文门神、童子类门神、装饰用门神，它们都带有祈福意味；还有一类是财神、灶神、众神及三代宗亲。所有展品都悬挂在展览室的板壁上，每一组都有中法文说明，每份神祃又各有一简单说明片，注明其名称及产地。除展览神祃之外，展览会还陈列与研究神祃有关的中西文参考书籍，计56种。同时，为便于观众了解此次展览会的内容，还特地编印《展览会目录》，中法文对照，对各种神祃的地别、年代、图像中的人物、服装、附属物、题款等，均有简明分析和介绍；对陈列的参考书籍，也载明其著者、版本及内容提要。此次展览会原定自7月16开始，至31日为止，后因参观人数众多，又延长10天，至8月10日才告结束。1943年5月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又举办 “十八、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会”。此次展览会选取18、19两个世纪法国汉学家代表著作75种，予以陈列，旨在介绍和宣传法国汉学研究发展的历史。18世纪以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H.M. de Prémare)、宋君荣（Gaubil）、杜赫德（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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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te du Halde）的作品为代表，他们奠定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基础。19世纪以雷暮沙（J.P.A. Remusat）、儒莲(S. Julien) 、德微理亚(J.G. Deveria) 和于雅乐（C.C. Imbault-Huart）等人著作为代表，他们都系专业研究人员，对法国汉学的繁荣和称雄世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展览的书籍除少数借自个人，其余均为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及北堂图书馆所藏善本。在两个图书展览室的板壁上，同时还陈列法国铜版原刻乾隆平定伊犁回部14幅，平定台湾战图12幅，以上两种图画为法国医生贝熙业（Bussière）及北堂图书馆之藏品。此次展览会也编有《简明目录》，赠送观众；此外，还另编印《详细目录》一种，中法文对照，对所展著作的版本源流以及作者生平做了简单的介绍，书末还附人名书名通检，以供读者检索。展览会从5月23日开始，预定29日结束，后又展期一周，至6月5日闭幕。1944年7月2日至15日，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第三次展览会——“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此次展览会着重宣传和介绍中国明代的木刻版画书籍，展品分甲乙二组：甲组所收书籍不分门类，按年代先后排列；此组图书自从永乐朝到崇祯朝，共收101种。乙组为释道经卷，共收44种；第一室的经卷按年代先后展出，第二室的经卷因确实年代无法鉴定，仅就展览室配置之便利，酌量排列。所有展品均附有中法文说明卡片，记载书名、著者、图象内容、版本年代及原书收藏者。北京汉学研究所为此次展览会编印的出版物有：1、《明代图画书籍展览会目录》，中法文对照，详载书名、类别、著者、画人名氏、刻像方氏、雕刻派别、镌工名氏、版本年代、册数、纸张、备注以及收藏者姓名等项内容，并选择其中重要名贵的作品45种，制为图录，并载图像梗概及原本尺寸；书末则附有书名、著者、画家、镌印行者之通检，以备检索。2、《明代版画书籍简明目录》，系用来赠送参观者，且只有汉文本，仅仅著录展览书名、著者、版本和原藏者。此次展览对向观众展示中国明代精湛的木刻版画书籍艺术，以及推动明代木刻版画书籍的研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学术讲演会与公开展览会外，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为了向更多的中国人传输法兰西文化与学术理念，特开设法文研究班，即法语夜校。在研究所成立不久，也就是1941年11月，就设立了法文研究班，其宗旨：一是对中国人进行法语教育；一是向已经具备一定法语程度的中国人传授法国的学术纲领及治学方法。按学生的法语程度分为三个年级：1）初级班，每星期二、五下午7时至8时半授课，两次共3小时，教材用法国人邵可侣（J. Reclus）编的《基础法语》（Cours de francais elementaire），并以该所精选讲义为补充；2）中级班，每星期一、四下午7时至8时半授课，课时与初级班相同，教材用惠济良（A. Hoauisee）所著《法文菁华》（Extraits des ecrivains francais）及该所讲义；3）高级班，星期三下午7时至8时半，星期六下午5时至6时半，教材用该所讲义。每班人数在10-20人之间，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还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每年分两个学期：上学期是10月-次年1月，下学期是2月-6月。学费每人每学期10元。3年毕业，研究所发给毕业证书，高级班前3名给一定数额的奖学金，中级、初级班前3名则免收学费。另外，研究所图书馆特辟“中法文库”供学生借阅。
五、余言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从1941年成立到1953年关闭，前后仅12年，但这10余年正是欧洲和远东局势动荡不安、法国汉学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代，这就使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发展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影响，法国在远东成立的两个汉学研究机构——日本的日佛会馆和越南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学术活动均遭受重大的影响：前者自1937年之后即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62年方才恢复；后者受1941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和战后印度支那战争的影响，亦是处境艰难。在法国本土，则饱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蹂躏，一代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谢世。在此背景之下，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成立为处在颠沛流离中的中法两国学者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尤其是使法国汉学研究的薪火得以传承。在战争期间，许多法国学者为躲避战火，先后来到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后来他们回到法国后大多成为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如1947-1950年担任汉学研究所所长的韩伯诗后来成为巴黎中国学院即今天的法兰西汉学研究所所长，伯希和事业的继承者。曾在汉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石泰安，回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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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他的道教史和西藏文化史的研究，成为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其代表作《西藏的文明》一书，于１９６２年在巴黎刊行，立即在国际藏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世界藏学名著，有多种译本。1950-1953年担任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的康德谋回国后担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在宗教史特别是道教研究方面颇有影响。曾在汉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李嘉乐（Rygaloff），回法后成为法兰西汉学研究所教授、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汉语研究在法国汉学界被称为“先驱”。于儒伯（Ruhlmann）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也是颇有影响的。这些人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富有建树，而且他们还培养了新一代的法国汉学家如龙巴尔(Denys Lombard)、施舟人（Kistofer M. Schipper）等。对于北京汉学研究所对法国汉学队伍建设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曾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副会长的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在追述法国汉学发展的历史时也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法国新一代的多名汉学家都曾在北京汉学研究所受到了培养”[28]。北京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由此又添写了浓重一笔。

(载《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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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北京中法大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拙文《简论北京中法大学》，《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2] D. Rhein, Consul de 2e Classe a L’Ambassade de France a Pékin, à M. Henry Cosme,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à Changhai, Pékin, le 23 aout 1939,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3] Décision de la Commission mixte des oeuvres Franco-chinoises, Peiping, le 18 janvier 194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4] Télégramme de Cosme, Pékin, le 26 mars 1941,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Guerre 1939-1945, Vichy / E-Asie, Chine, V. 172..
[5] 北京《新民报》，1941年10月22日。
[6] 有关巴黎中国学院的情况请参见拙文《巴黎中国学院述略》，《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7] 后因铎尔孟和部分在京法国研究人员担心此名称可能激怒研究所内的中国人而略去“法国”两字，改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
[8] 董事长为巴黎大学校长，副董事长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戴密微和巴黎中国学院院长罗得斯（Rotours），秘书是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研究员、巴黎中国学院秘书墨司它（Mestre），秘书助理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技术助理塞吉夫人（Seguy）；董事：法国文化总局局长或者其代表；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司长或者其代表；法国国民教育部法国对外文化与大学关系处处长；巴黎中国学院董事会会长；法国亚洲学会会长巴柯（Bacot）；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兼巴黎中国学院的通讯员）柯德斯（Coedes）， 法学教授、巴黎中国学院讲师爱司加拉（Escarra）, 法兰西学院教授加斯帕东 （Gaspardone）， 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授古鲁（Gourou），法兰西语言研究院院士，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馆长格鲁塞（Grousset）， 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士勒维（Levy）， 法兰西学院教授马斯（Mus），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勃肯（Robequain），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查顿（R.P. Teilhard de Chardin），参见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Français d’Etudes Sinologique de Péki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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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anie 1944-1955,Chine, V. 325.
[9]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10] Télégramme de Jankelevitch, Pékin, le 2 janvier 1951, 16h57, No.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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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11]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12] Télégrame de Cosme, Pékin, le 27 aout 1942, 18h3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 à l’Etranger, 1940-1944, V. 66.
[13]抗战胜利后，随着燕京大学的复校，以聂崇歧为首的燕大引得编纂处人员亦跟随聂回燕大 ，使通检组工作一下陷入困境。为了使研究所的通检工作得以继续，聂除了留下得力助手邓诗熙外，还向汉学研究所推荐他从前的学生吴晓铃到通检组工作。吴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于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留校任教，1942-1946年应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当时他刚回国不久。1947-1951年主持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
[14] 《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
[15] 有关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的通检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参见杨宝玉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出通检丛刊述评》（《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中法汉学研究所业绩》（《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
[16]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5 novembre 1950,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17] Rapport Administratif, 2ème Semestre 1949, Asie-Océanie, 1944-1955,Chine,V.325.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5 novembre 1950,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18]景培元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目录学家之一，他于1951年10月15日被召回上海的震旦大学图书馆，他在来北京汉学研究所以前就在那里工作。参见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5 décembre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s de Pékin, Universite de Paris,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18]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5 décembre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s de Pékin, Université de Paris,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19]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 de Pékin, Université de Paris,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23 novembre 1949,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20] M. R. De Boissezon, Secretaire d’Ambassade a Pékin, a M. Henry Cosme,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 a Changhai ), Pékin, le 18 Janvier 194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21] Télégrame de Cosme, Pékin, le 27 aout 1942, 18h3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cais a l’Etranger, 1940-1944, V. 66.
[22] 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后成立一个管理公司，后改称中法工商银行，负责清理中法实业银行债务并经营银行业务。
[23] 中法汉学研究所编：《汉学》第一辑（1944年），第267页。
[24] Direction des Relation Culturelles, Note pour la Direction d”Asie-Océanie, Paris, le 16 Dec. 1953,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25] 此评价出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自编的中文简介。
[26]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7] 戴仁：《法国汉学研究所的历史与现状》，载[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28]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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