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学-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沿革及其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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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沿革及其学术活动

法国汉学在二战以前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至汉学被认为是法国的一门学科，各国汉学家大多要到法国去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法国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国际汉学界独占鳌头，除了汉学大师的个人贡献外，这与包括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一、历史沿革
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1947年后改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成立之前，法国已分别在越南的河内和日本的东京设立了汉学研究基地。法国政府之所以于1941年9月在北京设立中法汉学研究所，这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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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的中国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京被日军占领，作为中法两国文化合作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的北京中法大学受到日伪政府的压制，开始酝酿南迁。为了继续保持法国文化在华北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北京中法大学的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1939年8月23日法国驻京使馆领事雷恩（M. D.Rhein）向时在上海的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建议在北京设立汉学研究所，指出：如果我们让法国汉学丧失在世界汉学中的卓越地位，“那么我们将会受到谴责。相反，通过在北京设立一个法国汉学研究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把法中学者团结在一种研究精神和广博的研究之中，以维持和确保法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1]。雷恩的这一建议得到中法双方的重视。1940年1月18日，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和法国驻华使馆秘书鲍思颂（R. De Boissezon）分别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法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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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主席的名义，作出关于设立北京汉学研究所的决定，具体由旅京多年的著名汉学家铎尔孟先生（D’Hormon）负责筹办；该所经费原则上先从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两国代表团的预算中平等提取[2]。1941年3月，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土田丰（Tsuchida）通知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北京中法大学的校舍拨给伪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要求戈思默尽快找到一个方案以满足地方当局的这一要求[3]。北平日伪政权的这一举动加快了法国政府决定设立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步伐。是年9月1日，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在北京市皇城根前中法大学旧址内亲自主持成立仪式，宣布中法汉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铎尔孟担任所长，法国大使馆派中文秘书杜柏秋（Dubosc）负责行政事务。安南政府对此事亦甚为关心，特派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史浪沫（Schlemer）前来协助，担任该所秘书。
中法汉学研究所刚成立时只设立民俗学组，由留法归国、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杨堃教授负责。该所研究人员一部分为京城内对法国学术有兴趣的中国学者，一部分为法国及越南派来的法籍公费留学生，他们在中法学者指导下从事汉学研究[4]。此后，在法国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的规模不断扩大。是年11月，设立法文研究班；次年9月，相继成立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1943年5月22日成立汉学研究所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鉴于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恢复上课，原来从燕京大学过来的一批中国教授以及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随之先后离开研究所返回燕大。这对汉学研究所的工作无疑造成重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一批法国汉学家和学生或从越南（如石泰安，Stein）或从法国本土（如韩伯诗，Hambis）来到北京，加入汉学研究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燕京教员离开而受到削弱的研究力量。在此背景之下，为了确保汉学研究所的发展，1947年中法汉学研究所进行重大改组。是年1月22日，巴黎大学、巴黎中国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方面的代表和有关部门如法国外交部文化关系总局局长和亚大司司长的代表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改组问题的决议，确定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名称此后改为“巴黎大学北京法国汉学研究所”[5]，直接隶属于巴黎大学；后者在巴黎中国学院内设立以巴黎大学校长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督查研究所的出版和各项学术工作，并负责汉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免。新成立的董事会成员，阵容强大，除了学界著名人士之外，也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由巴黎大学校长和法兰西学院教授戴密微及巴黎中国学院院长罗得斯（Rotours）担任，秘书为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研究员、巴黎中国学院秘书墨司它（Mestre），秘书助理为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技术助理塞吉夫人（Seguy）；董事成员有法国文化总局局长或者其代表，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司长或者其代表，法国国民教育部法国对外文化与大学关系处处长，巴黎中国学院董事会会长，法国亚洲学会会长巴柯（Bacot），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兼巴黎中国学院的通讯员）柯德斯（Coedes），法学教授、巴黎中国学院讲师爱司加拉（Escarra），法兰西学院教授加斯帕东（Gaspardone），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授古鲁（Gourou），法兰西语言研究院院士，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馆长格鲁塞（Grousset），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士勒维（Levy），法兰西学院教授马斯（Mus），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勃肯（Robequain）和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查顿（R.P. Teilhard de Chardin）[6]。决议规定研究所今后的工作方向是：一、汇集法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以便使他们的知识更加完善，并在那里从事有关中国和东中亚文明的一切研究；二、要在北京创造汉学研究所必需的条件，如图书馆、数据、档案图片、索引等；三、建立与中国汉学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掌握法语的中国学者的联系，与他们以及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学术合作；四、与所外的其它法国汉学家和外国汉学家建立类似的关系；五、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如出版研究成果、举办展览会和演讲会等来确保法国汉学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汉学研究所的法方研究人员一度希望研究所能够继续保留。1950年12月，汉学研究所负责人康德谋（Kaltenmark）在写给董事会副董事长、法兰西学院教授戴密微（Demieville）的信中，明确反对法国驻华总领事雅克列维奇（Jankelevitch）提出的遣返一部分法国人，主动关闭汉学研究所的建议，主张继续留在北京，表示不愿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认为从当地的形势来看，马上彻底关闭汉学研究所为时过早，离开北京比留在北京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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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大[7]。同月27日，中国政府发布通告，要求接受外国资助或者依靠外国补助来运行的在华文化、宗教机构在3个月内进行登记，这些机构必须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说明经费来源和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它们物资的详细清单。法国驻京领事雅克列维奇认为该规定对北京汉学研究所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再次要求立即关闭汉学研究所，他在1951年1月2日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指出：“它的图书一旦编完目录，有可能就被中方收管，而法国对研究所的领导权可能也会被中国取而代之，致使该事业的发展方向完全与法国的愿望背离”[8]。1951年1月13日，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在巴黎专门就清理汉学研究所与遣返法国人员问题召开会议。会上，董事会的专家和学者仍不赞成匆忙做出关闭汉学研究所的决定，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康德谋与法国领事雅克列维奇根据当地形势综合考虑，协商如何更好地行事。经过讨论，董事会最后达成下列两点一致意见：第一、研究所的法国人员与法国领事协商，可以自由决定是回法还是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第二、关于汉学研究所是否关闭问题，最好由中国政府去决定，法国不要抢先匆忙清理研究所[9]。这样，北京汉学研究所又继续存在将近3年之久，直至1953年11月9日接到北京市政府令其停止活动的口头通知之后，该所才遵照法国外交部的训令，将其藏书和数据经香港转运到巴黎大学，最后撤出中国。 二、学术活动及贡献
作为汉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其存在的10余年里，为繁荣和推动汉学研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成效卓著：
第一、开展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民俗学研究、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以及编纂古籍通检等方面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民俗学领域，汉学研究所民俗学组在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杨堃的带领下，在神祃数据、年画数据、照像数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成绩斐然，至1944年时收藏的神祃资料计3900余件，共4900余张，年画350余件，拍摄照片600余张。同时，民俗学组在编制民俗学分类表、日报论文通检、杂志论文通检以及编纂风土全志和五祀研究等方面，也多有斩获。其中，民俗学组在其成立后的3年多里剪贴的日报论文通检计11000余件，从各省县志中辑录风土门并抄竣者计河北省123个县、山东省89个县、山西省80个县；初稿整理完毕者，计河北省115个县、山东省83个县、山西省71个县。此外，民俗学组研究人员还选译西洋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宗教风俗巨著如禄是遒司铎（Père Dore）的《中国迷信研究》、哥罗特（J.M.De Groot）的《中国宗教系统》等书，编制人名、书名通检及研究卡片。
在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1942年秋成立的语言历史组在对中国古文字——甲骨文进行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法文版《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贡献》一书。该书对于甲骨卜辞的发现及其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宗教和文化都有所论及，书后附有甲骨目录，共收录中、法、英、德、俄、日等国甲骨文研究著作600多种，解题70余条，还有著者及书名索引，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由语言学家高铭凯撰写的《汉语语法论》一书，运用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的语法结构进行研讨，全书共30余万字，分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三编，分析了汉语的语法结构、句法句型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另外，语言历史组研究员还对清代中法外交史料作了整理，将法国大使馆所存及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有关数据加以比较，编成重要档案选辑，并附人名通检。除上述工作外，该组研究人员亦从事一些中法学术著作的翻译，如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 Granet ）的《中国思想》译成中文，将《吕氏春秋》译成法文。
在编纂古籍通检（通检又称引得或索引，英文名为index）方面，汉学研究所在原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基础上，于1942年9月成立通检组，由聂崇歧先生率领，专门从事该项工作。通检组的工作程序如下：首先由编者搜集所选书籍的各种版本，作校勘研究，并博采前人研究此书的成果；其次对全书进行标点，勾摘其主要标题名词、所有人名、地名、书名，分别抄在卡片上，并注明其所在卷数、页数，然后按笔画排列付印，最后在书末附上法文与英文拼音检字及此书各版卷页推算表，便于检查。汉学研究所自成立起出版的通检计有15种，它们是《论衡通检》、《吕氏春秋通检》、《风俗通义通检》、《春秋繁露通检》、《淮南子通检》《潜夫论通检》、《新序通检》、《申鉴通检》、《山海经通检》和《战国策通检》、《大金国志通检》、《契丹国志通检》、《辍耕录通检》、《方言校笺通检》、《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这些通检的编纂质量精确谨严，后来被多次重印，为学者检索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二、重视出版工作和图书馆建设。在出版方面，汉学研究所主办的期刊即有4种：1、《汉学》。该刊为汉学研究所所刊，系不定期刊物，以发表所内汉学研究论文为主，于1944年出版创刊号，至1950年共出版5辑，之后改名为《汉学论丛》（Melanges sinologiques）。2、《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目前仅见二期：1945年3月出版第一号，1946年10月出版第二号。其栏目分专著（按：实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或者版本学方面的专题论文）、馆藏善本题记、书评、图书介绍、杂志论文提要、出版界消息及馆讯。该刊对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我国学术研究动态和出版情况有一定帮助。3、《法文研究》，原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附设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着重介绍法国文学家及文学名著，每期有作家研究、名著翻译或注释、法文语法研究、书评和译文欣赏。从第二年开始又增辟中文选读栏目，将中国文学名著选译成法文。自1943年1月起改属汉学研究所发行，由月刊改为双月刊。4、《艺文萃译》，系于1944年在《法文研究》停刊的基础上创办，将原来的中文栏目扩充而取消其它栏目，仍为纯文艺刊物，侧重向西方特别是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学，通过中国文学作品让西方和法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除上述期刊外，汉学研究所还出版一些专刊，如1946年出版的景培元所著《说郛版本考》法文版，1950、1951年出版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等。
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经二年多的筹备，汉学研究所于1943年5月22日正式成立专业图书馆，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亲临研究所主持图书馆开幕典礼，并捐赠25000国币的购书款，以表示对该所图书馆建设的重视[10]。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大力搜购及各方友人的捐赠下，一年之后，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数量即迅速增加，初具规模，所藏西文书籍计882种，1108册，中文书籍2198种，19652册，装订杂志78种，499册，“中法文库”348种，373册，总计3506种，21632册[11]。至1953年研究所停办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有45000册，西文图书达1300册，还有汉代石画像拓本和4800幅民间风俗画[12]。并且，作为一个专业图书馆，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也有其自己的特色：一是注重珍本、善本书籍的搜求，如足本《留青日札》、写本《谚有全谱》、潘氏《月令辑览》及《婚礼便俗》、久佚之《水曹清暇录》、明本《神仙通鉴》、《说郛》、《遵生八笺》、《京城古迹考》及旧抄本《金集礼》等。二是极力搜购丛书、类书，如《元明善本丛书》（10种）、《续古逸丛书》（34种）、平氏《香雪崦丛书》、《涵芬楼秘籍》、《音韵学丛书》（23种）、《古今合壁事类备要》、《事类赋》、《唐宋白孔六帖》、《北堂书抄》、《书言故事》、《耆献类征》、《清史列传》，等等。三是重视学术杂志的收集，如《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史学年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中德学志》、《民俗》、《说文月刊》、《中和月刊》、《月衡》等均收有全份。四是中译法文著作的搜购，特辟“中法文库”，收藏法文名著中译本。此外，图书馆还从事汉代石刻画像拓片的搜集，计有数十种，约有300余幅。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图书建设不但为当时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惠泽今日的法国汉学研究。该所在存在期间及关闭后曾多次将其出版物和收藏品通过各种途径寄往法国，这些资料大部分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这对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成为世界汉学家不能不去的汉学研究重镇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法国有关机构和汉学家都予以肯定，如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在介绍其图书馆藏书时就坦认，北京汉学研究所撤回法国以后的图书馈赠，使研究所遂拥有非常丰富的古籍典藏。戴密微在其所撰写的《法国汉学研究史》一文中也认为，北京汉学研究所赠送的图书数据正好弥补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书中的不足[13]。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戴仁（Drège）在追述法国汉学发展历史时，也充分肯定北京汉学研究所的图书数据对法国汉学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50年代，通过刚刚运回国内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特藏，该图书馆（即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引者注）的藏书量大幅度地增加。”[14]
第三、开展学术普及与推广活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普及学术方面所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举行公开学术讲演会。1942年10月14日下午6点，北京汉学研究所举行第一次法文公开学术讲演会，由裴化行司铎（Henri Bernard）做题为“法国旧日天主教会在中国学术上之贡献”（L’Oeuvre scientifique de l’ancienne mission française en Chine）的演讲，讲演时还配以幻灯片放映北堂图书馆所藏的24种西文名著，以供听众参考。同年11月7日下午4点举行第二次法文公开学术讲演会，由罗学宾司铎（Pierre Leroy）做题为“深海之生物”（Les grands fonds marins）的演讲，介绍19世纪中叶以后海洋生物学的发展概况和深海动物的特征，并配以幻灯照片。1943年10月16日下午5点举行第三次法文公开讲演会，由上海震旦大学教授韩玛诺司铎（de Breuvery）主讲，题目为“自然地理对于现代中国经济之阻力”(La résistance de la géographie a l’économie moderne en Chine), 认为中国某些地方存在的天然阻力影响经济的发展，工业合作也许是解决途径之一。第一次中文讲演于1943年1月16日下午4点举行，主讲人为华北编译馆馆长瞿益锴，演讲题目是“汉画像中之乡亭组织”，通过画像说明汉代的政治制度，解释亭与县之关系，同时展览山东东阿、曲阜、稷山等地新出土的汉画像拓片，以资参考。第二次中文公开讲演会于1943年5月29日下午5点举行，由王静如做题为“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与中国学术之影响”的演讲，介绍20世纪前叶法国汉学大师沙畹、高第埃、伯希和等人的研究及其著作、汉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和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第三次中文公开学术讲演会于同年12月11日下午5点半举行，由孙楷第做题为“中国傀儡戏之起源及其发展”的演讲，讲述丧家乐与傀儡戏起源之关系、汉代以后傀儡戏之发展、傀儡戏的音乐，同时播放相关的幻灯片。历次公开讲演会都吸引不少中外听众，起到了普及知识和扩大研究所影响的作用。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推动汉学研究走向社会方面所做的另一项活动是在社会上举办公开展览会。1942年7月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将研究所民俗学组所搜藏的各种神祃资料选出一部分，加以简单分析、研究、陈列，旨在表现神祃的不同种类及其在画像学上的演变，共展出神祃93份，同时陈列与研究神祃有关的中西文参考书籍计56种。1943年5月间，又举办 “十八、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会”，选取18、19两个世纪法国汉学家代表著作75种，予以陈列，旨在介绍和宣传法国汉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另在两个图书展览室的板壁上陈列法国铜版原刻乾隆平定伊犁回部14幅，平定台湾战图12幅，以上两种图画为法国医生贝熙业（Bussière）及北堂图书馆之藏品。1944年7月2日至15日，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第三次展览会——“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着重宣传和介绍中国明代的木刻版画书籍，展品分甲乙二组：甲组所收书籍不分门类，按年代先后排列；此组图书自，从永乐朝到崇祯朝，共收101种。乙组为释道经卷，共收44种。汉学研究所所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在推动汉学研究走向社会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且收到良好的效果。
除了学术讲演会与公开展览会外，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为了向更多的中国人传输法兰西文化与学术理念，于1941年11月开始设立法文研究班，对中国人进行法语教育，并向那些具备一定法语程度的中国人传授法国的学术概况及治学方法。在教学上，法文研究班按学生的法语程度分为三个年级：1）初级班，每星期二、五下午7时至8时半授课，两次共3小时，教材用法国人邵可侣（J. Reclus）编的《基础法语》（Cours de francais elementaire），并以该所精选讲义为补充；2）中级班，每星期一、四下午7时至8时半授课，课时与初级班相同，教材用惠济良（A. Hoauisee）所著《法文菁华》（Extraits des ecrivains francais）及该所讲义；3）高级班，星期三下午7时至8时半，星期六下午5时至6时半，教材用该所讲义。每班人数10-20人，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还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每年分两个学期：上学期是10月-次年1月，下学期是2月-6月。学费每人每学期10元。3年毕业，研究所发给毕业证书，高级班前3名给一定数额的奖学金，中级、初级班前3名则免收学费。另外，研究所图书馆特辟“中法文库”供学生借阅。 三、余言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从1941年成立到1953年关闭，前后仅12年，但这10余年正是欧洲和远东局势动荡不安、法国汉学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代，这就使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发展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影响，法国在远东成立的两个汉学研究机构——日本的日佛会馆和越南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学术活动均遭受重大的影响：前者自1937年之后即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62年方才恢复；后者受1941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和战后印度支那战争的影响，亦是处境艰难。在法国本土，则饱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蹂躏，一代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谢世。在此背景之下，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成立为处在颠沛流离中的中法两国学者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尤其是使法国汉学研究的薪火得以传承。在战争期间，许多法国学者为躲避战火，先后来到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后来他们回到法国后大多成为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如1947-1950年担任汉学研究所所长的韩伯诗后来成为巴黎中国学院即今天的法兰西汉学研究所所长，伯希和事业的继承者。曾在汉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石泰安，回法后继续他的道教史和西藏文化史的研究，成为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其代表作《西藏的文明》一书，于１９６２年在巴黎刊行，立即在国际藏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世界藏学名著，有多种译本。1950-1953年担任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的康德谋回国后担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在宗教史特别是道教研究方面颇有影响。曾在汉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李嘉乐（Rygaloff），回法后成为法兰西汉学研究所教授、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汉语研究在法国汉学界被称为“先驱”。于儒伯（Ruhlmann）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也是颇有影响的。这些人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富有建树，而且他们还培养了新一代的法国汉学家如龙巴尔(Denys Lombard)、施舟人（Kistofer M. Schipper）等。对于北京汉学研究所对法国汉学队伍建设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曾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董事会副会长的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在追述法国汉学发展的历史时也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法国新一代的多名汉学家都曾在北京汉学研究所受到了培养”[15]。北京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由此又添写了浓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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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Rhein, Consul de 2e Classe a L’Ambassade de France a Pékin, à M. Henry Cosme,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à Changhai, Pékin, le 23 aout 1939,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PP. 130-135.
[2] Décision de la Commission mixte des oeuvres Franco-chinoises, Peiping, le 18 janvier 194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 1008, P. 262.
[3] Télégramme de Cosme, Pékin, le 26 mars 1941,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Guerre 1939-1945, Vichy / E-Asie, Chine, V. 172., P. 88.
[4] 北京《新民報》，1941年10月22日。
[5] 後因鐸爾孟和部分在京法國研究人員擔心此名稱可能激怒研究所內的中國人而略去“法國”兩字，改爲“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6] 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Français d’Etudes Sinologique de Péki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Chine, V. 325, PP 52-53.
[7]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PP. 194-198.
[8] Télégramme de Jankelevitch, Pékin, le 2 janvier 1951, 16h57, No. 4/5.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 190.
[9] Procè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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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al de la séance du 13 janvier 1951,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ue de Pékin,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325, PP. 194-198.
[10] Télégrame de Cosme, Pékin, le 27 aout 1942, 18h30,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cais a l’Etranger, 1940-1944, No. 66.
[11]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漢學》第一輯（1944年），第267頁。
[12] Direction des Relation Culturelles, Note pour la Direction d”Asie-Océanie, Paris, le 16 Dec. 1953,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25, P. 221.
[13] 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史〉，載[法]戴仁主編，耿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4。
[14] 戴仁：〈法國漢學研究所的歷史與現狀〉，同注13，頁553。
[15]同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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