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论1945年前后中美关系之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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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1945年前后中美关系之波澜

上个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波澜起伏，耐人寻味。在19世纪40年代，日美关系的恶化，使的中美结成军事同盟。但是中国的情况是特殊的，复杂的，而这些特殊的，复杂的情况必须得到非常睿智的大脑的处理才能得到正确的对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成为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战军参谋长。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有着很强的原则性，不管是从美国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考虑，史迪威都是一个有不错的背景的外国人，但他独不讨蒋介石欢心。
美国早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中日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的影响自不待言，美国不得不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美国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包围中，虽不似英国四面环海，但是也是远离他国陆军的侵略危险，但是海军和空军的侵略就很难说了。英美战争期间，美国同法国结盟共同对付英国，但是不久又千方百计的中断美法同盟关系，因为那时结盟意味着危险而拆散同盟意味着安全。然而这个问题是相对的。日本曾在美国支持下侵略过中国台湾，美国的炮舰政策也曾使日本屈服，日本许久以来紧随美国，但是日本最早可追溯至—百余年前大陆扩张政策最终超越了美国的忍受力，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发生巨大的转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美国就对中国的所受被侵略支持予以旁观的消极反应，1937年7月的泸沟桥事变而美国又是泛泛的高唱国际准则。中国对美国的反应相当无奈。
美国一直以来特别重视欧洲事务，影响了其对华决策的正确性，因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付出巨大精力去研究，没有充分的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可怕、可悲的，而且结果是必须承受的，不管结果是多么苦涩、痛苦、无奈。然而，诸多因素导致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一错再错，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的进攻，德日意三角同盟的形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和特殊利益受到不断挑畔，美国感到孤立、焦急、威险。富兰克林˙罗斯福坐不住了。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确立。对美国来说，太平洋世界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利益的冲击，充满了对陌生事物的探索和求新。然而，对美国来说，大西洋却是另一翻景象，北大大西洋体系充满着同根的情感和血浓于水的亲情，北大西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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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回响着悠远的教堂钟声。
美国位于太平洋东岸，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都环太平洋国家中的大国，两个大国关系处理的好坏，关系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气候。对于日本对其在华利益肆无忌惮的破坏，美国政府是相当重视的，美国政府派出了中国通而不是形式上的参谋长，美国的代言人是得到美国军方和政府信赖的人物，作为史迪威，他有着良好的修养、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军人的勇敢坚毅，美国政府的确希望史迪威能在华发挥突出作用。当时的史迪威的职权是：监督并控制一切美国对华有关国防的援助事宜；在蒋介石的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指定的中国部队；在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充任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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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的参谋长；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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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并管制中国境内滇缅公路。①
美国是第一大国，即使是派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也要有第一大国的权威，而且这一权威并不以个人能力为转移，但是可能与个人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以蒋介石而言，其个人档案表明他是一个投机钻营的能手，阴险恐怖的专家，视权力如至宝的嗜血之人。他的罪责充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也不能容忍一个对他的权威造成威胁的美国盟军将领的挑战，即使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尽管都伴随着美国的妥协，但美国最终的妥协换来了史迪威的回国，史迪威被看作是一个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牺牲品。在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史迪威对腐朽、反动的蒋介石的政权的牵制作用已经无重要意义之际，或是说这种重要意义可以被另外的第三方所取代时，史迪威将军的使命就结束了，尽管该重大使命没有完成，也无人替他完成，但是这形成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其实，史迪威之离职除了蒋介石的要求，罗斯福的妥协，马歇尔的无奈外，还应当有好些把史迪威逼回美国的原因。
中苏关系在抗日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雅尔塔协定》照签不误。中国的主权被美国出卖了，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被蒙在鼓里。但是为了最后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下列五项条件中涉及中方的竟被蒋介石接受了：
(1) 蒙古人(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将予以维持；
(2) 库页岛南部及毗邻岛归还苏联；
(3) 大连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4) 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港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5)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②
四分之一世纪前，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曾撰《秘密外交与强盗政冶》一文，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交易，而26年后，中国又一次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强大的苏联最终与美国共同对日作战，是美国一直积极努力的结果，是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分量相对的日益变轻。而且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又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相对多数人的利益的。尽管罗斯福早就知道，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黑暗、腐朽、没有人心的政府，然而罗斯福，包括其他许多人在内，对中苏关系和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错误的一意孤立中国共产党，撤免所谓“亲共”官员，以为蒋介石政权之存在，并且在美国的扶持之下，必须能够成为亚洲的重要势力，必然能够牵制日本和苏联，从而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结果，美国政府的决策是落空了，而且输的惨痛之极。
其间有两个人物的作用不可小瞧。一个是陈纳德。陈纳德作为航空志愿兵军官来华作战，其崇尚空军威力的过度天真的想法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可以免费获得美国对援华空军资助，又不必派出大批陆军与日军直接作战，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意”。史迪威和美国军方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问题的关键在于整顿蒋介石无能的军队和消极援助中国共产党。陈纳德曾有过假设提高他的军事权力的想法，自然与史迪威意见不合。
1943年时的美国驻华使馆的谢伟思曾提出一个很符合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方案。或者说这个方案不一定完全准确，不一定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完全依据，但是无疑，他的意见是相当有见地的，尽管他没有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全局的高度高瞻远瞩，便他认为：
(1) 共产党军队对战争的胜利有着“积极的军事价值”；
(2) 由于共产党有着较为广泛的支持，还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国民党难以战胜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如果美国忽视共产党的存在，不与其打并道，那么一旦战后共产党胜利，其态度必然更倾向俄国而不是英美，从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③
当时史迪威也好，谢伟思也好，他们都是以美国的军事利益层面上来看待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而没有上升到长远的政治利益的高度，当时美国人很难接受把共产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尽管这样做是有重大深远的意义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包括毛主席在内，都对美国抱有一定的希望，不论是对迪克西使国访问延安，还是要和罗斯福会面，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和远见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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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外交思想，但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策似乎总是捉摸不定，最终做出错误的决择。
不管是赫尔利调停失败也好，美国政府去持蒋介石打内战也好，实际上问题不是说美国对中国问题的不了解，他们有着一定程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且是一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稳定而良好关系的学者，如费正清、鲍大可等人，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意见不只来自他们，公众的舆论反应大，媒体的渲染性误导，报道内容不管正确与否，战争的爆发，无疑会成为重大新闻，报纸的销量就好，军火商的股票就会驴打滚的上扬，美元就会贬值，出口就会大增，美国的对华决策实际上牵涉了太多的关系，而且一些反对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员却往往在美国政界影响颇大，名望很高，尽管美国政府曾指望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大国，以稳定东亚战后格局。但是蒋介石是一个代表落后、反动和愿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民族主权的一个人物，他具有赌徒的性格，这使得他，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在明确他们的政策的时候，较多的是侥幸的做法，只可惜他们都输了，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美国政府在十九世纪以来，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一错再错，一直持续到尼克松访华，而且此后也错误不断，他们做出了种种决定，又做出种种对决定的否定，他们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缺乏严格的约束和检查机制，美国政府代表美国，美国总统应当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健康、稳定性会多少责任，这是应有明确规定的，不能一张口里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就要看医生了，不行就要动手术。美国历史上有不少总统和众多的人民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充满了好奇，不管是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是好莱坞的中国电影热，都明确了表达了中华文化对美利坚人民的吸引力，而这应当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文化基础。
在经济上，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费正清、鲍大可、史华慈等学者就建议美国政府应尽早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是因为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众多，而是以少数极为重要的声音的反对，美国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世界各地干了一些不知道是否可称之为“失策”的错误，而如果没有断绝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就很可能避免这些问题，不要以过去冲动性的武力解决一切，否则受害者会很多，包括无辜的美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在新世纪是进一步提速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美好前景诱惑着众多的美国企业巨头把大部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分析认为：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先驱，孙中山的继承者是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没继承多少民主，相反，他在中国进行着特殊的独裁，而且有着中国的传统的思想内涵，那是“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以道德为目的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徒的虔诚，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一切都纳入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框框之内。”④这种情势下的思想所产生的外交模式，美国政府必然要接受挑战，并且注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①《白皮书》(China White Paper)P568-469；中文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附件，P396-398。
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P204-205。
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3， China )，P193-199。
④《美国与中国》费正清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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