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试论督抚与《马关条约》签定后的换约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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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督抚与《马关条约》签定后的换约问题（二）

三 督抚的废约主战思想
各主战督抚的交章谏阻，既没能废约，也没有阻止按期换约。但这些督抚所陈述的战和思路，却值得我们做深入的考究。检视这诸多督抚的废约奏章，可见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对于了解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战争，乃至其后的抗日战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一、“战胜而和，庶可稍尊国体”。
本来，各督抚并不反对议和。然而《马关条约》的严苛，激起了他们无尽的愤怒，使他们无法沉默。正如李秉衡所说，“苟和议于国体无伤，断不敢妄参末议。惟果如此割地之说，则天下大势不堪设想，万万不可曲从”。[1]他们分析时局，一致认为，目前尚不到屈辱求和的份上。其一，自开战以来，中国失地无多，无妨大局，不可急于割地，屈辱求和。李秉衡说：“自去秋至今，所失不过奉天数州县之地。至辽河以东版舆之大，彼即以力征经营，得不得正未可定，奈何以数省之地，敌所力争而未必能得者拱手以让诸人，有是理乎？”[2]张汝梅指出：“去秋开战以来，互有胜负，我无大伤。并非一蹶不振。何故一旦屈辱至此，现我兵数倍于日，能战宿将亦不乏人。若饷绌，则以和日之二万万充饷腾饱有余”。[3]其二，目下中国布置稍定，关内外大兵云集，尚可一战。刘坤一多次致函同僚，说：“目下军心渐固，士气渐扬，桑榆之效可收，边吏之耻可雪，所谓机不可失”，“关内外屯兵十万余人，又安见其不能一战而遽出此”。[4]他先后两次电奏，都谈到这一点。李秉衡也强调指出：“自海上告警以来，召将征兵已遍天下，筹饷购械，糜帑逾数千万。近已布置稍定，兵机可期渐转。”基于此种认识，他们力主废约再战。主战，并非反对议和，只是认为议和时机尚不成熟，主张“暂缓和议”，希冀战胜之后再和，“和”得稍有体面。正如刘坤一所说，“战胜而和，庶可稍尊国体”，因此他曾几次以“兵尚可用，和可暂缓” [5]电奏清廷。李秉衡指出，只有坚持再战，“迨彼族势穷力屈”之时，“从容议和，则不至损威纳侮，亦可稍戢各国觊觎之心”。谭继询也认为，只有日本“形见势绌”之后，“议和亦易就绪。若斯时曲从此约，谓可救目前之患，殊不知患即在目前。各国乘隙而起，为害尤烈”。[6]可以说，“战胜而和，庶可稍尊国体”，这是各督抚废约主战的根本目的。 二、“持久战”。
尽管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但在各主战督抚看来，并非日本绝对强大、中国一蹶不振。鲁抚李秉衡分析中日国情，说：“日人立国岛上，仅中华一二行省地耳。闻近来洋债日增，捆穷日甚，非有长驾远驭之略也。其来中华者，劳师袭远，死亡相继，人数有日减无日增，观于荣成、威海等处得而不守。前以精锐萃于牛庄、营口，则海城以东久无动静。二月中旬往攻澎湖，则旅顺一带日兵绝少，其大枝劲旅祗有此数，已可概见。特以轮船飘忽海上，往来甚捷，故觉其势尚张”。[7]在李秉衡看来，尽管日本轮船迅捷，但地小国贫、劳师袭远、兵力不足是其不足。谭继询比较中日形势，结论大略相似。他说：“日本地小饷绌，势难久角。我则地大物博，侭堪坚持。且失地无多，无损大局。军民愤极，势有可乘。” [8]陕抚张汝梅也称：“割地赔款有断不可行者。彼客我主，彼寡我众，与之决命争首，众志成城，未有不胜者也。况去秋开战以来，互有胜负，我无大伤。并非一蹶不振。” [9]总之，日本地小国贫、兵力不足，彼客我主，彼劳我逸，彼寡我众，这是日本的劣势、中国的优势，也是主战督抚的共识。
基于对中日国情的此种分析，他们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谭继询指出，正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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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小饷绌”，所以“势难久角”，中国只有废约再战，“坚持一年，日必形见势绌，无难蹙之，即议和亦就绪。”鹿传霖也奏称，“彼倭逆深入重地，兵单饷竭，以我全力歼彼孤军，未有不能殄除凶暴、复我疆宇者也。即或一时难以底定，则卧薪尝胆，蓄养精锐以图恢复，兵力才力尚可有为，乌可束手受制，失人心、辱国体至于此极耶？”[10]桂抚张联桂在反对条约的电奏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自倭肇衅已十阅月，胜败原属无常。即使持以三年，未必辽东、全台悉为彼有。军饷之费，未必遽用二万万两。我朝地大物博数倍于倭，果与相持，彼必先困。”[11]刘坤一到关外不久，即致电翁同龢，表达了对日持久作战的想法：“坤一电商陈臬司与孙、吕两镇仍顾岭防，长、依与唐帮办分守辽、沈，但期大局无碍，倭即盘踞边鄙，其奈我何？目下既不能与之争锋，唯有坚壁以挫其锐而劳其师，计彼亦有难于久支之势，所谓以不战屈人之兵。”[12]而后，他在答复清廷“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的电奏中，又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思想。他说：“夫利钝本难逆睹，但日人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老我逸。近得探报，日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日人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日要着。” [13]
而要展开“持久战”，中国必须做充分的准备。由于日本所占中国之领土，密迩京师。日本要挟朝廷者在此，朝廷之急于议和者亦在此。为了消除清廷的顾虑，开展“持久战”，不少督抚提出“两宫巡幸”的主张。陕抚张汝梅说：“今之迁就言和者，不过以北洋海口密迩京师，恐惊乘舆，出此下策。六龙巡幸，原可从权。若我皇上躬奉皇太后暂行巡幸，銮舆既出，则前敌各军将士无内顾之尤，得以专力言战。” [14]谭继询也积极劝驾“巡幸”，早在中日开展不久即有巡幸之请。条约签定后，张之洞重提此事，他致电谭，说：“公去年曾请西幸，此时欲废约力争，非先定计西幸暂避不可·······彼所恫愒者，惟在犯京。暂时巡幸以避雄锋，关内援军日多，军械渐集，二百余营，何至不能一战？”四月初三日，谭继询电奏，重申前说，云：“日所挟者不过海道易阻，密迩京师耳。若离海既远则征调不灵，进退多阻，日之伎俩必穷。中外议论均愿皇上恭奉皇太后銮舆西幸长安。臣既知此事关系重大，诚未易言。但时事急迫之际，权衡轻重亦未当不可采取。”[15]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战。此外，鹿传霖、马丕瑶也都积极主张“两宫巡幸”。可见，在主战督抚看来，“两宫巡幸”是展开持久战的重要前提，也是打消倭寇速战速决、要挟议和的重要举措。
“持久战”是主战督抚基于对中日国情对比客观分析的思想结果，它是甲午战争中主战督抚们留给国人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当然，“持久战”的主张在当时不只是督抚有之，其他主张废约者如候补道易顺鼎、国子监祭酒萨廉等奏疏中也曾提出这一主张。[16]但与刘坤一、李秉衡等身处战争第一线的督抚相比，他们的论述似嫌空泛。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持久战”并没有为清朝的决策者们所采纳。对此，刘坤一深表遗憾。他致函彭纪南军门，对彭所说“倭必不能持久”之语深表赞赏，并云：“大疏谠论忠言，字字沈著；至谓倭必不能持久，久则必困，尤为知己知彼之言。鄙人第二次电奏内，亦以持久为制倭要著，与尊指尚相吻合。可见彼之财力有限，人共知之，而惜乎吾谋不用也。”[17]尽管这一“知己知彼”之良策不为朝廷所用，作为钦差大臣的刘坤一多少有点遗憾，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是深远的。40多年后，日本再次侵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成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胜利的理论指导。
三、“乞援强国”
在各主战督抚中，张之洞是“乞援强国”论最积极的倡导者。三月二十三日，在获知和议已成的消息后，他首先致电唐景崧，详细申说了“乞援强国”的思想。而后，在致谭继询、唐景崧等的电信中多次提及。他曾先后四次电奏，无一不提到这一策略。[18]事实上，正如张之洞所说，该主张“仆自去秋至今屡次电奏沥陈，深遭时忌”。议和条款传回国内后，张之洞在痛斥日本“贪狠狂悖”之余，重新开出“乞援强国”的药方。如何乞援？张之洞认为“乞援非可空言，必须予以界务、商务实利”。他主张急与俄国商订立密约，俄国“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英国如“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之推广商务”。在他看来，只要两国有一国肯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19]尽管“乞援强国”代价沉重，但他认为，这是“两害取轻”的不得已之举。面对严苛的和约条款，张之洞之所以主张“乞援强国”，正是有鉴于敌强我弱的现实。当中国水陆两军节节败退，京师、陪都危在旦夕之时，张之洞只能“乞援强国”。因为，他深知，“非藉兵威不能废约”，而时势至此，“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20]
当然，“乞援强国”的思想不仅张之洞有之，其他督抚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江西巡抚德馨在四月初四电奏中指出：“赔款则可，割地断难轻允。中朝与英、俄素敦睦谊，不如密商英、俄公使，借兵襄助，果能平倭，将来酬以巨资，庶不致有碍大局。”[21]当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唐景崧与张之洞函电往返，谈论的也是乞援强国之事。三月二十六日，唐在听说刘坤一废约主战的电奏“内间不理”后，致电张之洞，说：“今无可呼吁，惟望公邀同刘、宋两帅及各疆臣，电告各国公使转商其政府，从公剖断……且闻各国极有违言，迎机恳之，或有一线转机。舍此别无良策。非常之变，并可破格与各国商办。”[22]此后，唐景崧四处求援，积极联络驻外公使，曾先后策划押台“恳英保台”、恳俄德“以保辽之法保台”、押台恳法保护、“请各国保台”、“或许以利益为租界”等保台之方，结果无一成行。对于唐景崧的保台办法，张之洞表示异议。他曾致电唐景崧，说明唐之保台与其“乞援强国”之不同：“仆极力阻倭约，保辽、台，或电奏，或电各使，百计俱施，无所不可。但办法与尊意迥别，只能结强援以翻全约，不能为台求各国保护也。若各国护台，则台仍非中国有矣。”[23]唐景崧在台言台，当清廷无力废约甚至不能仿辽东办法赎回台湾时，唐为避免台湾落入日本之手，不得已出“各国保护”之下策。尽管张之洞有意强调其中的不同，但其“乞援强国”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张之洞为保台、辽，出让的是回疆与后藏，而唐景崧则直接以台作抵押。
即便是一度主张“持久战”的刘坤一到后来也产生了“乞援强国”的思想。四月十四日，刘坤一就乞援之事上奏，称：“倭与我通货，得辽台联成一片，又有二万万巨款，购船制械，其势益强，动辄与我为难，我将不能自立。万不得已，曷若与俄、法、德酌许分地给款，请为我击倭，并密定后约。但能摧倭水师一如我之海军，谅倭不能重振；即重振，亦在我后，且畏俄、法、德三国，安能害我？至俄、法、德有功于我，得我厚利，其愿亦足，当不至别生枝节。同一失地、与款，与仇曷若与邻？并绝后患。”[24]这里，刘坤一希冀于三国的，不是干涉还辽，而是借助三国之力以翻全约。这与张之洞分回疆、后藏予俄、英的思路如出一辙。四月十六日，他再次就此问题致电总署。[25]
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史册中，合纵联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主张与实践屡见不鲜。但“乞援强国”思想却独具特色。张之洞等人的“乞援强国”论，是试图通过让利于第三国，进而借助其声威乃至军队，以达推翻和约、击败日本的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和约并非一两处有害中国，“鄙意全约各条皆有大害，不止割台湾一事，应全作废。若赂诸国以边远之地，可免倭割辽、台，或分新疆之回疆南数城赂俄，或分后藏赂英，商务、工务实利与诸国均沾，倭素畏泰西，况兵轮已压其境，言一出而倭已慑，全约可废”。[26]其让利之多，令人惊讶。
不容否认，三国干涉还辽，张之洞功不可没。他曾积极联络驻各国使臣，特别是驻俄之许景澄、驻法之王之春、驻英之龚照瑗，多次函电往返，催促他们寻求各国的帮助。但是，三国干涉还辽决不是“乞援强国”的实现，它与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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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等翻全约的目的相差甚远。因此，当三国干涉还辽事成，主和者心满意足之时，张之洞却丝毫没有松懈。他于四月二十一日致电许景澄，让其再“结强援”，云：“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阁下似可与外部深谈，询其所欲何在，有何相助之法能助。”接到张之洞的来电，许景澄有些迷惑，不知张之洞何所指。于是，复电询问：“钧意须俄何助？愿闻。”[27]张之洞目的明确，就是要俄国帮助中国翻全约、还台湾。二十五日，他再次致电许景澄，希望许说服俄国，不准倭干预韩事，以挑起日俄战争。他认为，日俄一旦开仗，“不惟台湾之患可解，中国亦可乘机尽翻全约”，如俄肯为此，“我即以界务、商务酬之，有何吝惜？”[28]这里，张之洞关心的仍然是贿赂强国、尽翻全约。二十七日许景澄复电张之洞，云：“俄不及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赘话。已覆奏。”[29]至此，张之洞的“乞援强国”宣告失败。对此，张之洞不无遗憾，曾致电唐景崧，说：“鄙人四次电奏，请赂诸国以西域边地、商务实利助华废约，均不报。”[30]但事实上，早在张之洞提出“乞援强国”策略之时，其幕僚郑孝胥就曾表示异议。郑在日记中记其事曰：“观南皮谈论，意在明和战之害以悟上意，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其意识度越诸辈。惟言‘或割西藏以与英，或割新疆以与俄，则兵事可以立息’，余于末坐乃微言其未可必成，南皮颇护己说，盖各国之情事固不能谙悉也。”[31]
如果说“持久战”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的话，那么，“乞援强国”所依托的却是外力。这是国势不济之下的不得已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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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仅郑孝胥不以为然，即便是倡导此说的刘坤一也感到矛盾重重、困惑不已。谈及三国干涉还辽，他曾致函黑龙江将军恩泽说：“近闻倭以俄故，辽东尚可瓦全。一线转机，正不可测。不自振拔而仰助于人，国体益伤，后患益迫，盱衡时局，能勿悚然？夫引狼自卫，本属非计；然处此万不得已之势，若因应不善，则狼与狈共售其奸。俄地大兵强，与辖疆土实相逼处。前承台电，俄允助中伐倭，其意虽不可知，而其言自可取。”[32]“仰助于人”、“引狼自卫”，这是“乞援强国”之策的本质所在。然而，“处此万不得已之势”，为防止“狼与狈共售其奸”，又不得不“引狼”而“攻狈”。刘坤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中的无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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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战争》续编（三），第73页。
[2] 《中日战争》（四），第9页。
[3]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338页。
[4] 《刘坤一遗集》（五），第2144页。
[5] 《刘坤一遗集》（五），第2144页。
[6]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130页。
[7] 《中日战争》（四）第9页。
[8]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130页。
[9]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338页。
[10] 《中日战争》（四），第93页。
[11]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154页。
[12] 《刘坤一遗集》（五），第2137页。
[13] 《刘坤一遗集》（三），第1394—1395页。
[14]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338页。
[15] 《中日战争》续编（三），第130页。
[16] 易顺鼎在《奏为倭不足畏权臣误国不可姑容请严办李鸿章父子折》中，论及持久战说：“倭人不能持久，越国鄙远，糜饷老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即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诎，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而尚以旷日持久为患，何况于倭/观于其弃海城而不守，攻台湾而即退，则不能持久确然可知。”（见《中日战争》续编三，第216页。）萨廉在其《奏为条陈择贤能慎选统帅等三策折》中，三策之一即为“持久”：“一曰持久。奴才闻倭人借英债及国债数千百万，力已南偿，不得已而欲取偿于中国。若寓意以重资，正中其计·······我惟不给一文，使彼兵饷一无所出，持之日久，势必难支，其溃可立待矣”。（见《中日战争》续编三，第255页。）
[17] 《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157页。
[18] 张之洞之四次电奏，分别见《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057、2060、2062、2065页。
[19]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061页。
[20]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061页。
[21] 《中日战争》（四），第30页。
[22]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295页。
[23]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22页。
[24]《中日战争》（四），

摄影师拍摄中国历史故事

第95页。
[25] 《中日战争》（四），第101页。
[26]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22页。
[27]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68—6369页。
[28]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83页。
[29]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87页。
[30]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322页。
[31] 《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486页。
[32] 《复恩雨帅》，《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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