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杨祥银、王鹏：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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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祥银、王鹏：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

摘要：论文分析梳理了伍连德对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收回海港检疫权问题的双面论述。在面对华人时，他习惯用汉语并以“外人干涉”、“争主权”和“雪耻”等宣称来证明中国收回检疫权的合法性；而面对西方用英语表述时，他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口号，而转用“现代的”(up-to-date)一词来论证中国海港检疫自办的专业性，并从对抗性立场转为合作立场。伍连德的这种双重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混合性，即对于民族主义保国和西化强国的双重诉求。
关键词：民族主义 海港检疫 检疫权 海关 伍连德
近年来，医疗史研究领域对“现代性”(modernity)多有讨论，涉及主题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性预设的批判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问题等方面。19世纪以来，西方知识与制度不断侵入中国，中国精英阶层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挑战。如以梁其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当时精英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往往采取简单的二分法来处理西方文化、经济与军事侵略为中国带来的困境，也因此流于极端。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或现代化以扭转国势，西方现代科技与制度的优越性无保留地被肯定。另一方面，对显然具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则采取激烈的反抗、排外、丑化。”[1]简单地说，面对现代化挑战，中国精英阶层中存在着“西化强国”与“民族主义保国”两种矛盾。
这两种意志固然水火不容，中国近代也曾因全盘西化问题引发过多次论战。但笔者在考察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关于1930年收回海港检疫权的论述时发现，西化与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以其独特的策略性展示出混合论述的特点。伍连德本身因为独特的华侨身份，使得他兼具华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能力，对于收回海港检疫权这一事件，伍连德在面对不同的受众时，他的话语系统都在随着语言自觉进行转换。在面对华人时，他习惯用汉语并以“外人干涉”、“争主权”和“雪耻”等宣称来证明中国收回检疫权的合法性；而面对西方用英语表述时，他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口号，而转用“现代的”一词来论证中国海港检疫自办的专业性，并从对抗性立场转为合作立场。①在伍连德身上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本土意志”和“外来意志”两条线，中国近代海港检疫制度就在这样的双重话语共同作用下产生。②
一、海港检疫权收回前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2]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Dr.Alexander Jamieson)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3]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Dr.Patrick Manson)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4]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5]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
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必须提到的是，在1930年之前的时间里，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和《柳叶刀》(The Lancet)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6]
对于此种情况，中国社会多将其看作一种奇耻大辱，而最让上海人直接感受侮辱的是吴淞口外崇宝沙设立的检疫站。1904年，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称，检疫“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夫验疫处为吾国所设，而犹蔑侮华人，使行旅视为畏途，无怪乎华工华侨之远涉重洋而受彼虐待也”。[7]就检疫人员生硬、粗暴的态度，一位亲历者痛诉道：“检疫人员时用手猛插旅客肘下及股际私处，如站立不牢，几至倾跌，或令含玻璃管以验热度，稍有疑似，即拘至院内监禁。甚至还有检疫人员令旅客鱼贯绕走一二周，以为笑乐。如脚步稍觉滞缓，则被视为有疫之人。无病之人常被查验人员说成有病，强行送到隔离病院。至查验妇女，尤惨不忍言，曾有及笄少女被其拘去，该女紧牵母衣，呼号欲绝，后经该船买办说情，始准其母随往医院”。[8]
中国的上层精英们，因此早有收回检疫权的想法，如郑观应在1904年③致书南洋商务大臣李兴锐时指出，外国检疫医官常常苛待华人，希望能由中国医生主持检疫。“然我华人无论上下官绅妇孺，在房舱、统舱者，皆须分班站立船面，鹄候西医上船察验。时闻有官绅致被凌辱，视同奴仆，甚至无病而强拉上岸入医院，用硫磺熏蒸其衣服者，不胜枚举……幸长江轮船今日已停止验看，而众商仍嘱代乞商务大臣，饬于上海道及税务司，或变通向章，嗣后凡各舶华客，准归华商公举有名华医到船查验，庶言语相通，疾苦可问。伏想上海洞悉中西医理之华人颇多，堪以聘用，况以华医验华客，同文同种，不致受人凌辱”。[9]李兴锐在当年回复张之洞的公文中也明确表示要收回上海检疫权，他认为“此举本系中国自有之权，从前办理失当，所拟章程烦苛扰累，一切听命于洋医，流弊滋甚，亟应设法挽救，应饬两江通省洋务总局司道，会同各关道详核原案，参仿北洋办法，另议妥善章程，禀候本大臣核夺办理”。[10]可惜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其就在当年去世，人亡政息之下只空留下“勤恪”的谥号与遗憾。[11]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对于检疫权旁落而感受到的耻辱，但由于清政府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无力解决这些“边角小事”，再加上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动荡，致使外人对海关检疫权的把持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
1928年，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另订新约，解除中国80余年来所受之不平等条约之束缚。[12]“从1928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时乐观情绪快要达到狂欢的时候”。[13]长久动乱暂时停止，国民政府医学精英的民族主义和自信力也随之到达顶点。《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就直接使用了《大上海与卫生——中国政府野心勃勃的计划》[14]这样的标题，该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卫生精英们将海港检疫建设列入了中国医疗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在1928年前后高涨并带有反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大旗下，海港检疫权继续掌握在海关手中变得再也难以忍受。20年代后期发生的另外两起事件，也在海港检疫问题上挑动了时人民族主义的神经：一件为“三等港事件”，另一件为“美国越权检疫事件”。
1926年，国际联盟卫生部以中国卫生状况不良，检疫机关未备，曾议决降上海为三等商港，以致商品输出受种种检查，损失甚巨。[15]划分的标准有八条：“一有合格之卫生人员，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灭鼠器，四有合格之检疫所及隔离所，五有合宜之细菌研究室，六有传染病医院，七有安全自来水，八有传染病统计报告，合于以上八个条件的为一等港，不合第二、第四两条为二等港，完全不合的为三等港。”[16]由于上海降为三等港，贸易受到了巨大影响，比如中国出产的牛羊皮毛和水果，从前都是大宗出口，可是国际上因上海系三等海港，所以到达的口岸，海港检疫的手续非常繁多，甚至全船的货物，皆须熏蒸消毒，以致牛皮羊毛以及水果等，在未上岸推销以前，都已腐烂不堪了，不但得不到利益，甚至连本钱都要亏损了，即或货物不至腐烂，而因拘留时日，也就把本钱亏了。[17]“三等港事件”使得海关成为被指摘对象，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方面为了雪耻，另一方面也为了本国贸易，故而强烈要求收回检疫权。
之后又爆发了“美国越权检疫事件”。1929年6月21日，美国规定凡是赴美华人，均须由上海上船，并由该国医生共卫生司医官，在沪办理检疫证明等事。头二等客，须由医生验明，无脑脊髓膜炎症状。且证明在两星期内，未曾至有道中膜炎患者之处之人，方准上船。至三等客人，则须推行卫生定处所，实行隔离两星期。每次检疫二次，如两星期内并无脑脊髓膜炎症状，且于开船前三日，检查咽鼻等处，仍无脑炎菌者，方准上船。此外，送客不准上船，上船后三等乘客，非到目的地，不准上下。而对于欧美及日本人之由沪上船者，均无此等非礼待遇。时人认为美国派医在沪检查赴美华人不仅侵害我国主权，且伤害我民族荣誉。[18]金山中华总商会会长、上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指导委员会都向卫生部呈文进行抗议，并请于各江岸设立卫生局，俾对外国侨民有相当对待。[19]卫生部正式咨文外交部，要求向美国抗议，认为“综此而论，为国体计，为华工及其家属谋平等除痛苦计，均非交涉取消该苛例不可。”[20]
这两起事件直接将海港检疫权上升到了商贸权、国家主权乃至国体的高度。1928年10月4日，内政部长薛笃弼呈文，要求建立全国海港检疫部门时就直接指出“窃查海港为国家门户，应设检疫机关……是海港检疫不但疫疠内侵，保护人民，抑且关系国家主权，影响商业”。[21]1929年9月，时任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局长的胡鸿基表示：“卫生行政为国家要政之一，近世各国经营扩展不遗余力，对内则以保障人民之健康，对外则借以宣扬科学文明之进步，以增进国际之地位。”[22]在他看来，海港检疫的含义不再是简单的防御疾病、保卫健康，它转而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意志结合在了一起，收回海港检疫权成为宣扬国家与民族自强的绝好舞台。
二、伍连德的本土意志论述：民族主义与对抗立场
伍连德于1879年生于英属南洋槟榔屿，1902年4月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07年7月回到中国，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伍连德任职北洋陆军医校。1910年12月，东北三省爆发肺鼠疫，伍连德受命防疫，之后就留在中国，从事医疗事业，[23]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离开上海。他在1930—1937年间一直担任全国海港检疫处处长一职。伍连德本身是华侨，兼具中英双重国籍，他的专著全部由英文写成，但笔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他在报刊上论述收回海港检疫权时，使用的是与其同胞们相同的话语系统，④在拥有中英双国籍的伍连德身上，一样能够找到明显的中国本土意志。
在伍连德的论述中，海港检疫所代表的公共卫生制度，总是与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伍连德在《近世卫生保健论》中认为，“观世界民族衰弱之国家，未有强盛者；国家强盛，民族未有衰

中国历史的爱国志士的故事50字

弱者。民族有强弱之分别，实由卫生有进退之转移；盖民族不健康，直接则个人与亲近受其累，间接则社会与国家蒙其害……种强国盛，实深赖之……宜设国立海口检疫处。”[24]在《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这篇演讲稿中，伍连德在开篇即点出“无健全之民族，即无健全之国家，观于世界强弱各邦，可为明证。回顾吾国今日情势，外侮日急，内乱频仍，其致弱原因，虽其复杂，而漠视卫生，以致民族衰弱，实为一重大原因也。”[25]伍连德通过卫生行政所寄托的对民族国家的诉求，甚至超过了原本的医疗含义，他在论述两者关系时认为“医学与国家绝大关系……以达到强种强国之目的，非斤斤焉为医药之研究也。”[26]在伍连德的价值体系中，医疗反而排到了次要地位，缔造种强国盛的民族国家才是他的终极目的。
最能体现伍连德民族主义情绪的，是1929年2月25日《申报》上伍连德向中央卫生委员会要求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提案。在这份针对海关如同讨伐檄文的提案中，充分反映了伍连德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甚至罕见地带有排外性的特征。伍连德将中国收回海港检疫权的理由归纳为四点：“一是为国人设保障，拒外疫之来侵，谋国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检疫权操纵于无专门学识之外人为最耻……以致吾国为东方病夫；三是检疫费用被外人贪渎；四是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盖此权为外人主办者，为现世所未见……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国而已。”[27]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篇提案中出现了大量的民族主义话语，如“外人”、“最耻”、“大失国体”、“奇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2000字左右的提案中，“外人”一词的使用竟然达到了18次之多，如“外人利益关系”、“外人操纵”、“外人掠夺”、“外人为最耻”、“外人掌握”、“外人染指”、“外人包办”、“外人主办”、“外人主持”、“外人借口”、“外人干涉”。[28]而对应的“吾国”一词则出现了17次，如“吾国海口检疫”、“吾国公共卫生”、“吾国专门人才”、“吾国积弱经年”、“吾国为东方病夫”、“吾国根本收回”、“吾国收回此权”等。作为华侨，伍连德高度认同“吾国”概念，并以“吾国”为本体，而以“外人”为斗争对象，展现出对抗性的民族独立情绪。
伍连德希望通过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方式改变中国“东方病夫”的局面，这种用卫生行政一雪前耻、强种兴国的思想，在民国时期并不孤立。1922年，中国卫生会宣言书就倡言“至于地方整洁，国家得被光荣……近世各文明国卫生行政史上一绝大成绩……我国不当急起直追奋勇前进一洗「东方病夫」「老大国家」之耻耶?”[29]第十四届卫生运动大会主席李廷安在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观点：“外人讥我为东亚病夫，反之，若人人能讲究卫生，复兴民族可立而待也……除注意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外，更应劝政府励行公共卫生。”[30]在伍连德平和的外表下，隐藏着与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的对主权沦丧、被洋人讥为东方病夫的耻辱感。
民国初年，医学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及民族自强的总体性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公共卫生”背后是深刻的“民族国家寓言”。[31]“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32]伍连德在收回海港检疫权事件上，使用汉语所展示出的话语系统，与当时全中国其他医学精英的话语系统并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伍连德是在使用中国本土意志进行汉语论述，这种本土意志从1873年海关兼管海港检疫开始就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又通过“三等港事件”与“美国越权检疫事件”得到加强，这种意志一方面要求对外雪耻，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卫生行政强种兴国。在海港检疫权问题上，“吾国”与“外人”是对抗性的，“吾国”必须排除“外人”在检疫上的控制和干涉，以国权独立之姿态一雪东亚病夫之耻辱，民族主义和对抗立场支撑了中国本土意志论述中收回海港检疫权的合法性。
三、伍连德的外来意志论述：“现代的”与合作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收回海港检疫权前一个星期，伍连德就海港检疫问题接受了“中国外文第一报”《北华捷报》的专访，这篇专访的题目为《中国的海港检疫处——进步的期许：对抗鼠疫》。在这篇英文报道中，完全看不到伍连德在《申报》等中文报刊上那种常见的民族主义立场，“外人”、“国权”与“种强国盛”这样的词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个词汇：“现代的”(up-to-date)⑤与“合作”(co-operation)。
伍连德在专访中两次提到“现代的”这一术语。“目前的吴淞医院已经完全落伍(out of date)，他期望，在明年花费25万美元建立全新的检疫所，新的检疫所将装配齐全的设备，并能够完美地执行消毒与熏蒸任务。另外，他希望能够拥有现代的设备(up-to-date facilities)……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部将通行全国的现代的检疫章程(up-to-date quarantine code)。这部法典依托于1926年12月颁行的日内瓦国际卫生公约，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之一”。[33]他对于“合作”一词的论述则为“国联卫生部指派帕克博士与我们进行合作(co-operation)，并在法典的草拟上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将会得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全面支持与合作(support and cooperation)。以海港检疫管理处为中心，三方的卫生机构将会保持密切联系”。[34]这篇报道中“现代的”与“合作”二词明显异质于伍连德的汉语话语系统，这种现象会是伍连德在接受涉外采访过程中故意客套的一种官腔吗?笔者在考察了伍连德用英文编撰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后发现，“现代的”与“合作”这两个词汇之所以使用得非常频繁，实际上是伍连德惯于使用的另外一套话语体系。
首先，笔者将对“现代的”一词进行考察，因为伍连德几乎使用这个形容词来描绘其一切目标、成就和野心，试举例说明。
(1)在帕克博士(Dr.C.L.Park)的帮助下(国家联盟卫生部流行病科主任)，一套新的海港检疫章程在1930年颁布。现代的和具有实效性的海港检疫措施得以应用到我国各港，并以期与他国在海港检疫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国际合作。(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1，1930，p.I)
(2)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将中国其他海港、河港收归上海统一管理，在上海我们的职员都具备丰富经验和现代的港口卫生程序理念。(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2，1931，p.I)
(3)经过宋子文(财政部长)、刘瑞恒(卫生部长)、张福运(关务署署长)、梅乐和(总税务司)、各港口税务司、各国领事团、各公司代表的商议之后，中央政府作出了如下决策：……颁布一部现代的适用于中国所有港口的检疫规章。(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2，1931，p.6)
(4)正如诸君所知，卫生部在今年7月颁布了一系列的海港检疫章程，在预备阶段我们得到了澳大利亚海港检疫处处长、国际联盟卫生部传染疾病司司长帕克博士的诸多帮助。该章程在草拟时非常仔细地考虑到了中国自身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上海的特殊情况，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当今之世最为现代的一份检疫章程。(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2，1931，pp.171-172)
(5)上海同时也是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的总部所在地，我希望能在将来较短的时间里，将庞大中国近100多个的海港、河港通通纳入到统一的系统管理之下，以实现各地检疫活动的协调和彻底的现代化。(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2，1931，p.179)
(6)我们在上海的中央卫生实验所已经制造和分配了超过4.5万瓶现代的防霍乱疫苗(可制成约200万剂量)。它们分散到中国各省、即便远至陕西潼关、也能用飞机空运到。(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3，1932，p.40)
(7)东北三省拥有现代的研究所和举世无双的鼠疫博物馆，因而在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3，1932，p.62)
(8)尽管今年年初在上海爆发了中日战争，本管理处仍然坚持照常工作。后由于日军猛烈炮击，才不得已退出吴淞，暂避上海。吴淞的诊所连同其他多数建筑，尽遭日本飞机大炮夷平。幸运的是我们在浦东的海港检疫医院还安然无恙。最近该医院还自设了电灯。在吴淞原址，我们又建设了新屋，并配备了一座现代的诊所。自本月开始，吴淞检疫所已经恢复了正常运作。(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3，1932，p.254)
(9)上海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前六名的巨港了，它自然需要高效和现代的海港检疫服务。(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4，1933，p.193)
(10)《霍乱概论》在1934年出版后，得到了公共卫生和远东热带医学工作者的鼓励，同时他们希望我们能继续编撰最新的作品。第二本手册——以鼠疫为研究对象——在上个月已经出版，目前说这本书能达到现代的和权威的专著水平，还为时尚早。(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Series 6，1935—1936，p.II)
在伍连德的这些论述中，“现代的”一词被用来描述海港检疫措施、检疫处医官的公共卫生理念、海港检疫章程、霍乱疫苗、研究所、诊所、海港检疫服务乃至出版物。伍连德近乎偏执地要为海港检疫处所有事物都冠上“现代”之名，是因为他知道对西方人宣扬民族主义口号没有意义，只有走在时代最前端，才能被西方承认，中国人收回海港检疫权才具有合法性。伍连德的现代化就是要证明中国也可以达到西方标准，在“中国建立一个与美日相比毫不逊色的现代的海港检疫服务”[35]，“并与世界其它港口的类似组织并驾齐驱”[36]。伍连德希望用西方的标准来说服西方，使其承认西化的海港检疫处，他在1932年的年宴上表示：“我们要用被承认的现代方法(recognised modern methods)来防疫”。[37]西方从万恶的“外人”摇身一变为合法性的标杆。
伍连德在汉语论述中常见的对抗立场也彻底隐匿不见，中外“合作”(co-operation)成为新话语中的新立场。伍连德在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中坦诚地表示：“在海港检疫处处长任上，最乐意开展的工作就是与以领事身份出面的现任高层领导人、专员、银行家、海关官员、航运公司首脑和商船业的头领建立亲近的关系。”[38]伍连德认为：“以现今社会组织论，无一机构能够彻底独立而无依。这一点在海港检疫处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故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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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成功，端赖各姊妹机关与航业界友好而有效的联系。在过去三年间，本处幸得各海关、移民局、船长、经理人、船主、市政卫生局以及公众的通力合作，始克有成，此则吾人不得不深致其谢也。”[39]在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存在的7年时间里，管理处共举办过5次年宴，在年宴上“合作”成为伍连德发言的核心，他强调租界与华界的精诚合作是解决1930年夏季霍乱的关键，[40]同时他高度认同国际卫生组织，甚至将其比喻为一个“泛共和国”(extensive Republic)，他认为：“中国作为1926年巴黎卫生公约的签署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必将贯彻该会议所制定的条款，通过这个泛共和国，全世界都将在合作与预防疾病方面获益。”[4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伍连德会在每篇年宴志盛末尾详细列出宾客名单，在1934年第5次年会中，参会中外人士达到400人之多，报告册竟然整整用了3页纸将每个人的名字都列了出来。同时，在每次年宴之后，伍连德会邀请重要人物演讲，这些外国演讲人士的立场同样能够用“合作”来概括，如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代表芬顿(S.G.Fenton)在发言中就不厌其烦地申述他的合作立场。“他对于国联与中国合作进行的海港检疫的重组表达了充分的肯定。芬顿先生进一步指出，检疫处与航运业在利益上的友好合作将大大提升检疫工作的效率……在伍博士的协调之下，各方力量的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容易。从航运业的观点来看，大家都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42]
芬顿作为航运业的代表，大谈合作自然是题中之义，但实际上航运业并不合作。如在健康证明书问题上，《海港检疫章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船长、船公司或经理处，于检疫完毕后，得要求检疫医官发给出口健康证明书”[43]。但实际上各国领事以治外法权为借口，绕过海港检疫管理处直接向各船只发放健康证明书，1933年全年管理处仅发出了25张健康证明书。[44]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侵权，伍连德的回应是“依据现代国际卫生要求，这样的情况急需改正……船上时常会有突发情况，只有让经过专业训练的海港检疫医官来处理，才能保证安全”。[45]在英语论述中伍连德并未申之以主权，而是试图以现代国际卫生标准和专业性来说服西方，这种策略与《申报》上杀气腾腾的“讨伐”简直判若两人，有时甚至到了动情的地步。1934年最后一次年宴，伍连德在演讲末尾讲到：“无论如何希望你们中意我们的工作，并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如此方能造福民国卫生事业，诸位对我们目标与困难的理解也将给予我们莫大激励。”[46]在1933年的第四次年宴上，国际联盟卫生部拉希曼博士的发言足可玩味：“很高兴看到伍博士在对待海港检疫问题上，不仅能够维护本国立场，同时也能兼顾外国利益。”[47]在伍连德的英语论述中，合作立场替代了对抗立场，现代化成为外来意志下中国收回海港检疫权合法性的新来源。
四、结语
近年来在医疗史领域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余新忠以多元视角来展现现代检疫的复杂性，[48]而梁其姿则指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是一个中西“杂糅体”[49]。日本青山学院大学饭岛涉则将这种复杂性、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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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具体元素化，指出中国近代的“卫生制度化”是在西方文明、殖民权力、日本成功近代化的典范作用以及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义等诸多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渐展开的历程。[50]
在继续深入探讨现代性的混合特点时，我们不妨参考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范式：亚洲的近代应该从自生的近代和外来的近代两个方面来把握。[51]中国的近代(这里的“近代”意指英文中的“modern”)并非单线前进，而是自生和外来，中国和西方，本土意志和外来意志双线并进。一方面中国有民族主义保国的内在情绪，另一方面又有西化强国的外在要求，这两种意志存在着冲突，却又必须共存共生，关键在于这种自生近代和外来近代、内外冲突是通过何种方式共存共生的。
冲突的时代提出冲突的要求，而伍连德面对这种撕裂性的时代挑战，利用其华侨身份策略性地采用双重话语系统进行中西调和，在1933年的一场留英同学会上，伍连德在演讲中自述道：“中英两大民族相同之点甚多，均富于基本常识，并有敏慧之调和能力，对于一国有益者，亦必利于其他一国，甚望因此能有更进一步之谅解也。”[52]伍连德在此案例中成为了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集点，又通过混合论述将两种话语、两种意志统一了起来，一方面独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西化强国的梦想也得以在洋人的“合作”下施行。当前的研究基本已经对中国现代性具有混合性达成了共识，但这种混合现代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伍连德这一自觉或不自觉的混合论述策略，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种特殊实现方式。
作者简介：杨祥银(1979—)，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医疗史、口述史学；王鹏(1989—)，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近代医疗史。
注释：
①在论述伍连德的英语话语系统时，笔者使用的材料主要为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期间出版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此报告册记录了管理处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活动，除了第6卷为1935年和1936年的合订本外，其余都是一年一出，共有7卷。该报告册前6卷原本都有中文版(节译本)，第7卷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中文版。据上海检验检疫局前局长顾金祥先生回忆，完整的中文版在“文革”当中已经散佚，所以目前唯有英文版报告册仍旧保持完整。另外，在1934年为了纪念第9次南京国际热带医学会议，单独发行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纪念册》(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Memorial volume)。这套资料目前在中国的伍连德与检疫研究中还鲜少有人用到。
②伍连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华侨医学专家，对中国的医学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人们仍在纪念、关注和研究他对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医学界和华侨学界。近期的纪念活动，如中华医学会与哈尔滨医科大学于2010年联合主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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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伍连德博士防治鼠疫100周年、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医学界关于伍连德的研究文章已有相当丰厚的成果，如：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学博长久以来令人瞩目的大量系统研究；王勇的《伍连德与近代中国卫生事业》(《科学》2008年第6期)；鞠成的《鼠疫斗士伍连德以及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开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11年第6期)。华侨学界关于伍连德的代表性研究，如：连心豪的《海港检疫与东南亚华侨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连心豪在此篇论文中使用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中文版，并提出了海港检疫档案对弥补华侨移民资料不足的重要性；李叔飞的《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关于伍连德的国家认同问题，李叔飞在此篇论文中已有论述，他认为伍连德始终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心态驾驭自己的行为，力图保持对民族主义的超脱，即认为伍连德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家国认同并不强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叔飞并未使用伍连德在中国活动的史料，其论点主要是建立在伍连德的英文自传之上，但从大陆目前的史料来看，伍连德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情绪很难用“平和”来概括，即便是《鼠疫斗士》这本自传本身，我们也不要忘记它的副标题——“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述”。
③郑观应的这封上书题名为《致南洋商务大臣李督论西医验疫苛待华人书》，这里的李督指的是两江总督李兴锐，而李兴锐仅在1904年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当年殁于住所，故而判断年份为1904年，见李兴锐著，罗真容、廖一中整理：《李兴锐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④关于伍连德的中文能力问题，在此作简单说明。伍连德精通英语，来华初期中文水平确实有限，但通过不断学习和名师指点，到了二三十年代之后伍连德的中文已经具备相当水平。如1926年，伍连德就亲自将英文版的《夫妇良箴》一书翻译成中文，可见伍连德在中文书写方面并不存在障碍(见马利士笃著、伍连德译：《夫妇良箴》，上海：上海英商别发有限公司，1926年)；1932年，伍连德在其撰写的《中国医史》中能够引用晚清洪亮吉的《北江诗话》作为鼠疫佐证材料，说明伍连德具备阅读古典诗词的能力和兴趣(王吉民、伍连德著：《中国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07页)；又如，1936年第四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伍连德题词“造福社会”，从字迹来看伍连德的书法水平造诣极深(见《医事汇刊》，1936年第1期，第37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伍连德在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之后，中文已经具备较高水准。
⑤笔者在阅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的过程中，发现“up-to-date”一词频繁出现，其词义可以译作“最新的”和“现代的”，相反，在报告中“modern”一词的使用频率极低，伍连德基本是将“up-to-date”作为“modern”的替代词在使用。为了避免“现代化”一词所造成的歧义，本文在这里将“up-to-date”译作“现代的”。
【参考文献】[1]余新忠、杜丽红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2][6]Wu Lien-th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59, pp. 403, 406.
[3]“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 Medical Reports,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 p. 59.
[4]“Drs. Man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 Medical Reports,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 p. 20.
[5]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7]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89～90页。
[8]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77页。
[9]郑观应：《致南洋商务大臣李督论西医验疫苛待华人书》，《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7页。
[10]《两江总督李饬江海关道筹议防疫章程札》，《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第129～130页。
[11]李兴锐著，罗真容、廖一中整理：《李兴锐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
[12]韩信夫、姜克夫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卷(1928—193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85页。
[1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08～709页。
[14]“China’s Quarantine Service-Hopes of Improvements Preparations against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ne24, 1930, p. 484.
[15][21]《国民政府内政部呈：呈为呈请调查筹备海港检疫仰祈》，《内政公报》1928年10月4日，第1卷第7期，第126～129页。
[16]蔡鸿：《海港检疫》，《卫生公报》1929年第5期，第195～196页。
[17]《海港检疫》，《河北教育公报》1934年第9期，第97页。
[18]《为请行文抗议美国政府委派医官在沪检疫并恳速设海港检疫机关陈改进卫生建设以杜借口由》，《卫生月刊》1929年6月21日，第二卷第7期，第43～45页。
[19]《卫生部公函：第一号：函侨务委员会：函复抗议美国在华越权检疫并本部积极筹划海港检疫各情形请查照由》，《卫生公报》1929年11月6日，第12期，第136～137页。
[20]《咨外交部：咨请抗议美政府借口脑膜炎传染派医在上海办理船客检疫文》，《卫生公报》第一卷第10期，第68页。
[22]《胡鸿基条陈卫生与内外交之关系》，《申报》1929年9月2日，第4版。
[23]伍连德：《得之于人，用之于世：医学家伍连德自述》，《良友》1931年第58期，第15～16页。
[24]伍连德：《近世卫生保健论》，《时兆月报》1929年第24卷第5期，第9～10页。
[25]伍连德：《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教育旬刊》1934年第11卷第2期，第22页。
[26]伍连德：《论医学卫生事业之切要》，《医学周刊集》1929年第2卷，第12页。
[27][28]《伍连德提议收回海港检疫权》，《申报》1929年2月25日，第4版。
[29]《中国卫生会宣言书》，《申报》1922年5月20日，第4版。
[30]《第十四届卫生运动昨晨开幕》，《申报》1935年6月16日，第4版。
[3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32]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33][34]“China’s Quarantine Service-Hopes of Improvements Preparations against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4, 1930, p. 484.
[35]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Memorial volume, 1934, p. vii.
[36][37]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 Series 2, 1931, pp. 175, 176.
[38]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下)，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17页。
[39]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 Series 3, 1932, p. ii.
[40][41][42]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 Series 2, 1931, pp. 170, 171-172, 173.
[43]《海港检疫章程》，《卫生公报》1930年第2卷第7期，第86页。
[44][45]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Memorial volume, 1934, pp. ix-x.
[46]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 Series 5, 1934, p. 225.
[47]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 Series 4, 1933, pp. 179-180.
[48]余新忠：《复杂性与现代性：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49][50]余新忠、杜丽红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第109～131、163～174页。
[51]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12页。沟口雄三认为，“自生的近代”往往走的是一条当事国独自的道路，他反对以西方标准来解释和划分中国，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找出内在导向因素。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强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问题。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5页。
[52]《伍连德讲中英民族之特性》，《申报》1933年12月1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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