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苏共中央通报高岗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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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苏共中央通报高岗事件的

1954年２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决议明确规定，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①]
决议尽管没有具体指出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人员的姓氏，但由于全会前已将决议草案转发给与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②]加上全会期间，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因此对当时了解情况真相的人来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末，由东北局调入中央工作，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满青年团书记、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新四军代理政委，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中央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3年初，由华东局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从目前已公布的文献材料[③]看，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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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中央全国财经会议，原本是为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但高岗利用党在此次会议上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批评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借批判薄一波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暗地攻击刘少奇，甚至搬弄是非，张冠李戴地把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讲话的观点，1950年1月有关农村问题谈话的观点，和1957年7月关于陕西互助合作批语的观点等，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同时，高岗在会议外，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非法串联，到处收集所谓刘少奇“错误”的材料，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污蔑中伤刘少奇，攻击周恩来，同时鼓吹自己。他企图通过这些阴谋活动，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已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在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积极支持并参加了高岗分裂党、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夸大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借批判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把攻击的矛盾指向刘少奇。中共中央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饶漱石被迫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做了检讨，从而打破了他们企图利用此次会议分裂党的阴谋。
在整个高岗事件当中，毛泽东的态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高岗从东北局调入中央工作以来，毛泽东对他是重用和信任的。由高岗担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包括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工业部等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工作。在中共中央内部存在不同意见的有关工会工作方针、农业互助合作、“新税制”等问题上，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做法。毛泽东曾指示高岗同刘少奇交换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但高岗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在私下散布所谓刘少奇的错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举动逐渐有所察觉，对党内的团结问题感到担心。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和批示中，着重强调了党的团结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④]
促使毛泽东决定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采取必要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造成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使会议结束期限一再拖延，影响了毛泽东所坚持倡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其次“贝利亚”事件让毛泽东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排除有贝利亚式的人物。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不具有广泛性，但却发生在中央委员中。不能不由此不认为，在我们当中，有人企图在政治局委员中间制造矛盾，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部分决策或错误进行系统的归咎，并以此让这些同志威信扫地。毛泽东同时向尤金通告，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党的团结与统一的根源是解决面临所有任务的必要条件。[⑤]
客观地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分裂活动的处理仍然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毛泽东在1954年1月7日致信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时明确表示，七届四中全会的议程可有三个，即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决定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⑥]毛泽东强调，关于会议第三个日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⑦]这一点，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没有点名批评高岗、饶漱石已经完全得到证实。高岗在全会前，全会期间，以至于全会结束后，不但不深刻反省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近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⑧]正如周恩来1954年2月2日向苏联驻华大使所表示的那样，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⑨]但高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拒绝承认错误的表现，尤其是在1954年2月17日的自杀未遂和8月27日因大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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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改变了高岗事件的性质。
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八大）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决议”，对高岗事件做出了定性结论。决议指出：高岗的反党活动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根据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就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污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谣言，在同志中挑拨离间，煽动对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且在这种活动中形成自己的反党宗派。高岗的反党宗派在东北地区的工作中违反党中央的政策，竭力降低党的作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把东北地区当成为高岗的独立王国。高岗在一九五三年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他甚至企图煽动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支持他反对党中央的阴谋，并为此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自认为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并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因此党中央和政府都应当按照他的计划改组，他自己在现时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向反党分子提出严重警告以后，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石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十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他在华东工作间，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利用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有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到现在，饶漱石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⑩]
中共中央内部一直以来对高岗事件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早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回答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存在的可能性，联盟总要有个协定等问题时指出：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而是两个独立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中央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和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那很好嘛！团结的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11]毛泽东同时认为：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
们是搞阴谋 嘛！搞阴谋 ，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字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12]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表示：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到，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问题处理的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13]
在高岗事件中被毛泽东未公开点名，但同时认为高岗与其打得火热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14]在1990年出版专著[15]，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时隔四十余年的今天，87 岁高龄的列多夫斯基仍激动地坚持认为，高岗是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毛泽东为摆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采取的一种策略。列多夫斯基认为，高岗联盟的提法根本不成立，甚至荒唐，所谓的联盟与集团，完全是强加的。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16]
尽管高岗事件已过去了四十余年，有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否存在等问题，是否叫路线斗争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在对待其他同志的缺点和所犯的错误问题上，应襟怀坦白的指出，而不应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和陷害，已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与目的。这就是高岗事件今天为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本文公布的档案文件，是毛泽东1954年1月4日在杭州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答应向其提供的材料。根据笔者所掌握了解的情况，以上两份文件在中国和俄罗斯首次公布。有关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尤金谈话的事件和内容在《刘少奇年谱》[17]、《周恩来年谱》[18]中均未做记载。考虑到中俄文在修辞上的差异，译文除调整个别语序外，原则上未做任何修辞上的技术处理，未使用中方在高岗事件中使用的惯用语。

文件（1）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话谈 话 记 录
1954年2月2日。 今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邀请我就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当党的团结与统一决议（草案）》进行会谈。刘少奇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昨天已将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转交给我。在这次会谈中，他和其他同志想让我了解迫切准备这样的文件和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事实和原因。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共内部暴露出派别活动，这些活动在较大范围内相应涉及党的高层工作者。这些派别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就是高岗，然后就是饶漱石（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将对上述人员的宗派活动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刘少奇同时强调，在全会上将不具体指出参与宗派活动人士的姓名，在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中也将同样不提及具体的姓氏。全会的过程将反映出高岗、饶漱石以及与其有联系人士是如何表现的，相应决议的性质将取决与他们的态度。为此，刘少奇说，所涉及的问题由周恩来做更详细、具体的介绍。
周恩来的谈话则由高岗的活动在客观上具有敌对中共中央的性质开始。周恩来说，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党是领导军队的力量应当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组织。而高岗对此认识正恰好相反。他在党的高层工作者中广泛散布，似乎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党的取决于军队的观点。高岗就是如此把军队凌驾于党的之上。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紧要关头与失败。高岗按自己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党在困难时期的发展历史。高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党的观点不同。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党首先诞生在城市，然后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和在农村的影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城市中许多党的干部遭到残杀，大批党员前往农村，在那里积蓄力量并建立有争议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仍在继续。李立三、王明所执行的错误冒险主义路线使当时党在城市中的地下工作遭受了巨大损失。完全可以说，国民党人当时屠杀了中共在城市中几乎99%的党员。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以及在农村的工作。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斗争的30年代，在陕西[19]省建立了大量的“苏区”。以王明（毛泽东同志当时不是党的领导成员）为代表的党的错误领导路线造成“苏区”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移师陕北。长征期间的1935年，在江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后，党中央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党内因王明等人活动结果造成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党经历了由张国焘叛徒分裂带来的困难。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战胜了这些困难。
高岗当时在陕北领导着游击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共领导机关也将那里作为根据地，因此在当地建立了最大的解放区。周恩来没有把谈话内容停留在详细介绍这个区的历史上，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以这个区为基地，开始了全面的解放战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强调，高岗不能正确、并错误地认识在革命进程中的自我，以及中共的历史。例如，他把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的正统部分，在解放区内的党的军事组织；另一部分是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犯过各种错误和遭受敌人迫害过的同志。高岗实际上认为似乎存在两个党，而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当时来自解放区军队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清楚，党及既不属于高岗的，也不属于王明的，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的。我们没有两个党，而是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存在期间统一的党。党在个别时期内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无论是在地下工作中，还是在解放区的工作中，都遇到了失败和挫折，特别是在叛徒或有偏差的人在党内执政时期。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党的状况朝好的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军队在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自己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武装革命同武装反革命斗争中，尤其在中国，军队是强大的力量。正因如此，如果军队脱离了党的监督，将会非常危险。毛泽东对此从来都是极为关注的。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众所周知，高岗负责了陕北地区的游击运动，红军主力和和党的领导机构在1935年移师那里作为根据地。但高岗试图认为，如果没有他领导的游击区存在，那么党和红军也就没有开展革命的落脚点，革命也就会因此而丧失。在1942-1943年党的“整风运动”期间，无论是对解放区，还是对国统区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全面批评。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对党在解放区、敌战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再次进行了严肃地批评，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此已进行了检讨。“七大”后，许多新人被推荐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在“七大”后，高岗违背党的纪律，继续暗地散布党分为两部分的观点，竭力把由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中曾遭到的失败和所犯错误的责任归咎到刘少奇身上。
２．因在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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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竭力煽动对刘少奇臆造的错误，而且这一切不是公开的，是在暗地中。他不愿意同刘少奇见面，进行襟怀坦白的交流，不把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向中共中央提出，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暗地散布对刘少奇的各种臆测和污蔑。高岗的这些行为对党的团结与统一事业带来了危害。为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高岗企图利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在自己周围结成联盟和派系。例如，他企图利用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满洲期间犯过严重错误的彭真（政治局委员），前财经部长薄一波和其他同志。周恩来强调，高岗自1952年年到北京工作后的，特别是1953年，更变本加厉地散布对刘少奇的污蔑。高岗不仅对刘少奇本人进行污蔑，而且还污蔑其他同志，极力在工作人员之间制造矛盾，搬弄是非。高岗的这些反党活动是为达到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功名主义目的。
３．高岗在党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其中在东北的工作中曾有过不少功绩。中央领导器重并信任了他，但高岗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领导对其良好的态度，为追求个人的功名目的，抬高自己的地位。为突出自己，高岗千方百计地夸大别的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企图利用高层中一些人具有骄傲情绪和功名主义思想情况，而这些人则陷入了高岗的诡计。例如，他向一些人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强调，应当指出，高岗企图劝说的许多人对此曾给予了回击，最终的结果使高岗自己暴露了出来。
谈到高岗如此积极反对刘少奇的原因问题，周恩来强调，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在党内占有更高的位置。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亲密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如果得以打倒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就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周恩来说，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职务，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显然会被选举为刘少奇。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在现在得以暴露，为党的团结与统一带来巨大的损害。周恩来继续通告，毛泽东准备在12月份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７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当时还是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都人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
周恩来强调，作为政府的副主席，高岗认为，这对他来讲还太少。他竭力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然后成为国家元首。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去年夏天召开的财经会议期间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长期同高岗一起工作的陈云对其宗派活动从前就有所知晓。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曾有广泛表现，但关于他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这一情况，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谈到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周恩来说，饶漱石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他同高岗一样有功名主义倾向，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但与高岗有所不同的是，他做得更隐蔽。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高岗联系，并加入了高岗的宗派集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与该部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对立，指责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副职（安子文）是在犯政治错误，强加许多臆造的错误并百般加以夸大。尽管刘少奇在政治局中负责组织工作，饶漱石从不向刘少奇汇报任何问题，对其不予理睬，采取躲避中央的做法。特别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1953年９月），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得以积极的施展。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看法同中央的观点对立，会议则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导致了会议气氛的不健康。为改变局面，毛泽东召见饶漱石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其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此后，饶漱石在会议上继续从事宗派活动。周恩来谈到，饶漱石是仅次于高岗的人物。
涉及目前的情况，周恩来说，中央正在对与高岗有联系的人做工作，大部分人开始理解高岗反党活动的危害性，但少部分人至今对高岗反党活动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认识不足。不能不认为，部分同志相信了高岗散布的谣言，以为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因此信以为真。周恩来深信，大部分党的领导工作者认清了高岗的错误路线，少部分受高岗蒙蔽的人迟早会明白，他们受到高岗的欺骗。在追随高岗的人当中，有一小部分是在思想上蜕化和在理论上不成熟的人。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认清高岗反党活动的真相后，最终会反对高岗。谈到高岗、饶漱石宗派活动产生的根源，周恩来指出，在取得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落到了实际工作上，结果削弱了党对许多问题的警惕性，忽略了党内功名主义与追求个人利益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周恩来说，高岗、饶漱石以及其他人的宗派活动，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周恩来通告，全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但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

a4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

误，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周恩来说，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他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书记，1951年去世）去的地方。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他人同高岗谈话，目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备做任何组织结论。周恩来说，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贝利亚事件”[20]迫使他们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警惕性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中共中央如此严肃地提出高岗的宗派活动问题。
在刘少奇提出，我是否认为有必要就今天通告的信息同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目前没有看到在此问题上的必要性。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周恩来请求将这绝对保密的信息通报给苏共中央。
谈话进行了３个半小时，出席的有朱德、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B.B瓦西科夫。谈话是由B.B瓦西科夫担任的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 。
摘自П.Ф尤金日记 。1954年2月23日 。 绝密、 正本。文号：143
文件（2）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的
谈 话 记 录
1954年2月13日。
今天，受莫斯科的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我向他们通告，苏共中央对中国同志通报给他们的，有关中共中央就党的团结与统一特别全会的信息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在回答刘少奇提出的询问时，我向他和周恩来通报了苏共中央对行将到来的斯大林逝世周年所做出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感谢向他们通报此信息，并表示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中央的决定，纪念斯大林逝世周年。
根据捷沃西安[21]返回莫斯科前与刘少奇的谈话内容，我通告道，苏联政府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加快对鞍山钢铁公司“1150”初轧钢机设备的提供；扩大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刘少奇、周恩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非常感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请求给予的满足。
后来，刘少奇、周恩来主动向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全会的结果。全会自２月４日至９日[22]召开了４天，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党的高层工作人员，除９人缺席外，其余52人了参加全会。刘少奇表示，将稍后转交给我报告的内容和决议的最终文本。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全会上做了报告。在讨论后，赞同对拟定决议草案做部分修改，但与会人员对提交的决议草案未提出任何其他的重要的修改意见。如同计划的一样，全会没有指出具体姓名，主要是在全会召开前已向许多中央委员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事实，而其他人是在全会工作过程中通报的。在发言中，有充分根据和原则地批判了具体的现象，而且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清楚说的是什么，谈的是谁。许多同志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在高岗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自我批评的成分，但很不够彻底。较之高岗，饶漱石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全会结束后，一批中央委员继续同高岗、饶漱石进行谈话，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原则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至于高岗，直到现在仍然威胁，他准备自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准备好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老百姓。一部分同志指出了高岗执迷不悟，继续从事严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作为对刘少奇的谈话的补充，周恩来强调，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两人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近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但他们企图恶意攻击的这些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高岗、饶漱石原则上依照功名动机，从整体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不够真诚。
在详细谈到饶漱石的行为时，周恩来说，与之高岗相比，饶漱石的工作范围历来小于高岗，而且只限于华东（上海）。现在，当提出饶漱石宗派活动问题时，所有与其在华东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公开斥责他在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宗派活动。考虑这些，不怀疑他最终将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与高岗相比，饶漱石的问题将会在不久得以解决的更容易、更快。话题转到高岗的行为上，周恩来说，就高岗的工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最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中间享有威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饶漱石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慌失措。高岗则是另外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成分。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承认计划打倒刘少奇，并以此为目的，在党的成员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他的位置。高岗承认自己有功名主义倾向，但从整体上说，他不是钻营家。高岗在谈话中表示，按照你们的看法，我是贝利亚，还是张国焘？高岗承认自己存在个人主义成分，但他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
周恩来说，目前正组织一批负责同志一起给高岗在他们面前承认错误的机会，这能使高岗在未来停止在个别人中间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秘密活动。周恩来指出，所有接触过高岗和了解他的人在全会上都拥护中央的路线，只有少数不完全了解高岗宗派活动的与会人员对他的罪行的程度有所怀疑。周恩来说，同高岗解决问题要比饶漱石困难、复杂的多。他要么以自杀相要挟，要么散布不符合事实要情况，要逮捕他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自己的反党宗派斗争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在他们面前，党不会停止对那些人的逮捕，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功绩。周恩来说，尽管高岗有错误行为，中央在审查他的问题上严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一切犯过错误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应当采取“治疗”，而不是逃避的办法。
谈话进行１个多半小时，使馆参赞Ｂ.Ｂ瓦西科夫和师哲出席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36-40页 。
摘自П.Ф尤金日记 ， 1954年2月23日 。 绝密、 正本。文号：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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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71-75页。
[②] 毛泽东：《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的电报》，1954年1月18日。
[③] 参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21-31日。
[④]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53年10月23日。
[⑤]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谈话记录》，1954年1月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总：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43页。
[⑥] 决议通过时改为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⑦] 毛泽东：《关于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给刘少奇等的信》，1954年1月7日。
[⑧]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央书记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谈话记录》，1954年2月13日。俄罗 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总：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38页。
[⑨]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央书记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谈话记录》，1954年2月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总：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35页。
[⑩] 详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25-129页。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6-147页。
[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7页。
[13]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9日；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57-258页。
[14] 列多夫斯基(1914—)，新中国成立前，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总领事，1950-1952年间，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15] 笔者与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谈话记录。2001年10月5日。
[16] 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17] 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1954年2月间主要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18]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1954年2月间主要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19] 此处有误，应为江西。
[20] 贝利亚，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因反党和反国家罪行于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同年12月被处决。
[21] 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
[22] 此处有误。应为1954年2月6日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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