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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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49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

1949年以来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63年为第一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在1964—1977年的13年间，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论著几乎见不到，故略而不述）。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台湾历史的研究，与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解放台湾的现实任务非常紧迫，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为解放台湾提供历史背景的支持。之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加上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人为干扰，台湾近代史研究园地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问题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台湾史研究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各地相继成立了台湾研究机构。在这种大背景下，台湾近代史研究从沉寂走向繁荣，研究人才不断涌现，相关论著纷纷发表。本文拟对其中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供研究者参考和借鉴。
（一）
1949—1963年是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初创阶段。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
第一，以历史资料为依据，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李景林考察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台湾的开发，特别是清政府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历程，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经历了几千年辛辛苦苦所开发和建设的，勤勉而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台湾的一切财富，不管任何的曲解和污蔑，她永远归中国人民所有！”1陈体强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并力言：“帝国主义宣传家的任何诡辩都不能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个真理，也丝毫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2针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罗荣应依据历史事实予以驳斥，并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地位早已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我们决不容忍任何外力的干涉”。3卿汝楫也说：“受了日本侵占五十一年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早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认。”4
第二，揭露和批判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的侵略活动5，颂扬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1950年初，蒋孟引即撰文指出，美国早在1857年就密谋攫夺台湾。6陈庆华具体考察了美国早期对台湾的图谋：1852—1854年，“伯雷司令的侵略计划”；1855—1857年，“伯驾公使的占据台湾阴谋”；1867年，“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败退”；1874年，“美国勾结日本侵略台湾”。他最后指出：“历史证明，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从一百年前起，就已经开始了。历史证明，今天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台湾，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政府长期侵略中国，企图独霸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7苏联学者分析了当时美国图谋侵占台湾的原因：一是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忙于内战；二是欧洲发生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列强无暇东顾。8关于日美勾结侵略台湾，刘大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参加侵略的有（1）美国“军事指挥人员”；（2）美国“军舰和装运军队的商船”；（3）大批美国“军火”；（4）“可能还有一批美国雇佣兵”。9卿汝楫在《光明日报》连载长文，历数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和罪行”。10陈国强概述了高山族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情况。11
王绳祖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考察了英国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的“调停”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中日谈判解决此次事件的过程中，居中调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讲‘调停’，完全不是为中国人民打算，而是在‘维护和平’的假面具下，阴谋进一步削弱中国”12。
马关割台后，台湾人民对进占台湾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其事迹颇受学者们的关注。来新夏对台湾各地的抵抗运动做了总体性的考察。13李光璧重点研究了徐骧和刘永福领导的抗日活动。14日本据台后，台湾人民继续进行反抗斗争。有学者以台湾中部的游击队为重点，考察了台湾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参加游击队的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二是流民。三是绅商。他们曾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日本兵作殊死战斗，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15有学者对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斗争说明了高山族人民的民族觉醒，也正是台湾人民在祖国人民革命影响下，革命斗争进一步向前的表现。”16
在此阶段，由于资料的限制、现实环境的影响和研究力量的薄弱，台湾近代史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还不是很高。
（二）
1978年以后，学术研究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专门研究机构相继设立，投身于台湾史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这些都为台湾近代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下面拟大体上以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分专题展开综述。
1．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台湾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多次侵犯台湾，均被击退。有学者详细考察了抗英战斗历程，指出英军侵台共有6次，而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5次。“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是不容抹杀的，姚莹、达洪阿等爱国将领的历史功绩，理应得到人们的肯定和纪念。台湾爱国军民在战争中积极备战，英勇对敌，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17
有学者分析了台湾抗英斗争获胜的原因：（1）战前加强了防御措施。（2）战斗中指挥得力。（3）将士勇敢作战，群众大力支援，团结战斗。18
战争期间，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和台湾兵备道姚莹等率台湾军民对英军的侵略进行坚决抵抗，屡获胜仗，但妥协派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却对他们极力诬陷，制造了“冒功”冤案。有学者对此加以辨析后指出，妥协派陷害达、姚等人的关键是“恐误抚局”，因为达、姚等人“是主战反对议和的”。19
有学者分析了鸦片战争对台湾的影响：（1）《南京条约》的签订，否定了台湾大捷，清政府被迫废弃嘉奖，加罪功臣。台湾政治开始具有半殖民地特征。这是直接影响。（2）《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迅速侵占了我国大陆沿海市场，台湾的生产和消费被间接掠夺。台湾经济开始具有半殖民地特征。这是间接影响。20
2．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
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是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有学者对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演变进行了考察，指出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台湾问题先后发生了4次激烈争论，日本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也随之发生过3次重大转折，由此可见，明治初年日本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外交政策，而是“经常动摇于露骨的对外扩张与有限的战争路线之间”21。
尽管有争论，日本最终还是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关于此次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有关论著做了详细介绍。22论者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这是它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二，这是它吞并琉球的一个步骤。”侵台之役“既是日本统治者蓄谋已久的扩张欲的表现，又一下子就点明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从台湾开始，打开武力征服的道路。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个主题的逐进开展。”23
有学者注意到，“日本武力侵台的同时，挑起了关于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一场争论”24。张振鹍更加明确地指出，中日之间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它的东部高山族居住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那里是否拥有主权”。日本此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战”，这次挑战“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以国家的力量贯彻的，所以具有空前严重的含义，不仅在台湾、而且对中国东南海疆造成一场大危机”。中国对日本的挑战给予了坚决地回击，在最后签订的《北京专条》中，尽管清政府作了妥协，支付了50万两赔偿款，容纳了日本自认为的“保民义举”等主张，但日本割裂中国领土、分裂中华民族的图谋被挫败了。“日本的入侵以倡言台湾东部为‘无主之地’始，却不得不以承认中国为该地主人终，北京专条实际上真正彻底地解决了这场斗争中的根本问题，日本从原来对中国在台主权的挑战中撤回，中国在整个台湾岛的主权问题得到澄清，多年来时隐时现的各种谬说随之被驱散”。25
3．台湾抗法之役
林其泉考察了台湾抗法斗争的几次重大战役：第一次基隆保卫战；第二次基隆保卫战；沪尾保卫战；反封锁之战。他认为抗法之役的胜利原因有二：（1）在中国方面这场战争是正义战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支持。（2）台湾军民加强防务的努力也起了很大作用。26台湾抗法之役的胜利，与祖国大陆这一坚强后盾密不可分。有学者统计，战争期间清政府向台湾派出了包括杨岳斌、刘铭传等在内的10余名高级将领，运送了约1万军队、1.5万支步枪、60余门大炮，以及将近100万两饷银和其他军事物资。这是台湾抗法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保障。27
张炜玮分析了中法战争对台湾防备的影响：（1）“御外侮”为主的台湾防务观得以形成。（2）台湾建省，“闽台联防”防务原则的内涵进一步拓展。（3）台湾开始了以加强防务为中心的建设。28
4．台湾建省
台湾建省是清代政治史、海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台湾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台湾建省的原因 陈在正认为，台湾建省主要是从加强海防出发的，建省的各项措施都是以加强海防为中心的。29因为日军犯台事件使台湾“从防内为主的地区转为御外为主的地区”，“上升为我国海防要地”，使清政府在台湾加强了“以御外为主的防务措施”。可以说，“加强海防的需要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30杨彦杰认为，中法之役是导致台湾建省的直接原因。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对台湾有了如下新认识：
（1）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在海防线上的重要地位”。（2）认识到“台湾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3）认识到“应派大员常川驻扎台湾”。这些认识为台湾建省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31
关于清政府对台湾建省的态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政府对台湾建省的态度是消极被动的；建省之议是刘铭传提出，左宗棠等人支持，清政府才最后同意的。杨彦杰则指出，刘铭传在战后并未提出建省之议，相反，在清政府决定建省后，刘曾提出异议，认为应从缓改省。实际上，“在台湾筹备建省阶段，清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台湾建省基本建成后，就逐渐冷淡，进而转为消极了。”32
福建台湾省 台湾建省初期，清政府按照“甘肃新疆之制”，即“甘肃新疆省”的模式，以“福建台湾省”为台湾省的全称，以“福建台湾巡抚”为台湾巡抚的全称，并依例由闽浙总督节制。台湾在教育、财政和幕府制度等方面同福建保留了若干行政上的关系。33
4．台湾的近代化问题
邓孔昭认为，台湾的近代化与忧患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因外敌入侵而造成的忧患意识，强化了清政府“对台湾的经营意识与开发意识”，从修建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煤矿、架设电线、举办新式教育等具体措施来看，“其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几乎都与忧患意识有关”。34
台湾近代化的推动力是台湾的洋务运动。潘君祥总结了台湾洋务运动的特点：（1）肇始于1874年日本侵台，继而受到中法战争的刺激，所以更多地带有对外抵御侵略的倾向。（2）从一开始就注重于非军事企业。（3）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商民多涉外洋”，故风气较大陆各省开通。35史全生撰文指出，由于台湾孤悬海上，洋务运动的开始时间较大陆迟15年左右，可分为3个阶段：（1）1875—1884年为起始阶段。（2）1885—1891年为高潮阶段。（3）1891—1895年为结尾阶段。其特色主要有：（1）比较注重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2）比较注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用和开发。（3）与台湾的“抚垦”、“抚番”结合在一起，将“抚垦”纳入国防建设的范畴之内。经过台湾官民的共同努力，“台湾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全面发展，将台湾经济推向了近代化的进程”。36
孙林分析了台湾近代化建设在短期内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1）日、法先后入侵台湾，强烈刺激了清政府，迫使其不得不重视台防，并加强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2）当时主持政务的洋务派大员奕訢、李鸿章等人，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台湾的防卫和经营给予了有力的支持。（3）主持台湾新政的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都是洋务派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人物，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4）台湾与大陆地隔海峡，大多为移民，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且重商观念较强。37
李祖基从5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贸易（1858—1895）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影响：（1）台湾成为列强倾销洋货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使台湾的地方进出口市场由开港前的完全依赖祖国大陆转变为基本上依赖国外。（2）鸦片贸易的掠夺和商业高利贷的盘剥，使广大下层劳动者身受西方商业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3）外商的挤压使台湾本地的“郊商”生意受到很大损失，地位日趋降低。（4）出现了买办、民族商业资本家、工人等新兴阶级，给台湾社会的阶级结构注入了新的血液。（5）由于经济的发展、市镇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流动，台湾的地方经济重心逐渐由南向北移动，并趋于都市化。38
林仁川在研究台湾现代化问题时，摒弃了学术界“内地化”、“土著化”和“双向型”的观点，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出台湾社会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向现代社会，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经济发展现代化、社会生活空间的城市化、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39
徐斌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同，他在考察了1885—1895年间台湾的经济发展情况后指出，自1885年起，台湾在刘铭传的主持下兴办洋务，逐步向近代化迈进，然而，由于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的腐败不堪，许多洋务事业被迫停顿或垮台，因而到1895年沦陷之时，台湾依旧是一个农业大省。40
徐万民对台籍士绅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做了研究。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台籍士绅踊跃输饷捐粮助战，为保卫国土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台湾建省过程中，台籍士绅参与开山“扶番”、查田清赋、设防练团等政务，成为建省的重要力量；在洋务运动中，台籍士绅积极投资创办各种工商实业，使台湾成为走在全国各省前列的模范省。由于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束缚，官督商办的局限，台籍士绅参与台湾近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对台湾近代化不无影响。41
有学者评价了刘璈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中法战争前，任台湾兵备道的刘璈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如开山“扶番”、整顿煤矿、筹划防务和筹办外事，不仅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加快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42
有学者对台湾煤矿的近代化历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其近代化的标志为：（1）技术设备的更新和经营方式的改变。（2）企业经营性质从官办到官商合办的转变。43
姜铎注意到，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中，台湾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台湾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这“是殖民地式的近代化，是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为前提，是以殖民地化的惨重代价为基础的”，主要表现在：（1）台湾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金融、交通等经济事业，基本由日本人垄断。（2）政治上完全受日本人的统治和奴役。（3）台湾人民在警察统治和奴化教育下，变成低人一等的“亡国奴”。44
5．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结援保台”活动 1895年台湾被割让后，张之洞、刘坤一等清政府官员提出“结援保台”的想法，并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所谓“结援保台”，就是联结列强之援，让列强出面干涉来保住台湾。从1895年4月到6月，以张之洞为首的“结援派”曾先后与英、法、德接触。为换取列强支持，他们提出以下列条件为代价：一是出让台湾的商务和矿务；二是允许各国在台湾共设租界，使台湾“中立化”。 结援不成，他们又策动台湾“自主”，对“台湾民主国”加以积极支持。有学者认为，如果“结援派”与列强“结援”的计划付诸实施，必然会“以另一种方式将台湾出卖给其他帝国主义”45。而另有学者则认为，“结援保台”是在和局既定，废约再战已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谋求保台的一种最后抗争办法，其“爱国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推动了人民群众的反割台斗争，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宝岛台湾的侵占”，又“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起过一定的破坏、瓦解作用”，“具有双重性质”。46
反割台运动 日本侵台时，台湾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运动，武装抗日斗争遍及岛内各地，学者们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47有学者对台湾官、绅、民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表现和作用进行了评价。作为斗争领导力量的清朝官僚的动摇性和虚伪性使他们擎不起反割台斗争的大旗，有的甚至暴露了贪生怕死的本性，对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士绅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夹在官与民之间，“发挥着不甚彻底的中介作用”。台湾民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是反割台斗争中最坚定和最顽强的力量，是运动的主力军。48
有学者分析了反割台运动失败的原因：（1）主持台湾防务的主帅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2）外无援助，内无捐资，饷尽械绝。（3）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军心、民心动摇。49
台湾民主国 1895年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台湾反割台运动的产物。对于它的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部分学者认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搞独立运动，是一种分裂主义行动，只能把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引入歧路，而不能使台湾避免帝国主义的奴役。
戚其章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自立”或者“自主”与所谓“独立”有根本性的区别，台湾民主国既不是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的国家”，也不是另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种抗日保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应变措施”。它“在反割台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1）稳定台湾局势。（2）任命官员填补空缺，使台湾抗敌的新体制得以形成。（3）组织起台湾义军，并建立了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体制。（4）播下了反抗的种子，使之很快发展为席卷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50另有学者也认为，“台湾民主国”具有“保卫台湾，使祖国领土不被日本侵占的用意，并不是搞什么脱离分裂活动”51，它是台湾人民“反割台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迫建立起来的一种地方性临时抗日政权”52。“台湾民主国实际上是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的战旗”53。
还有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国”是“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产物，而且是资产阶级化的绅民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它脱胎于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集团“御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它具有的资产阶级属性又使它成为洋务运动的天然对立面，纳入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轨道，“成为两大运动的一个交合点”。54
有学者对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评价：（1）台湾民主国组织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迟滞了日寇侵台的进程。（2）台湾民主国以崭新的议院制民主共和政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政治追求的新高度。55
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除采取武装暴动等反抗形式以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反抗斗争，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考察：（1）编写历史著作，以“保卫民族文化”，“保卫台湾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吴质卿的《台湾战争记》、连横的《台湾通史》、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和汉人的《台湾革命史》等。（2）组建诗社和文社，以诗文抒发爱国情怀。（3）创办报刊，弘扬中国文化。（4）创作戏剧和电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民族压迫，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正是这种斗争，使得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台湾一直放射出光芒，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台湾消灭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目的不能达到。”56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21至1934年，台湾的一批仁人志士为改变日本殖民主义当局不合理的统治，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15次请愿，要求废除总督的独裁权力，要求设立民选的台湾议会，要求台湾民众享有正常的政治权利。钟安西认为发生这一运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甲午割台后台湾义士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起义均告失败，“武装反抗已难有作为，于是台湾人民转而另谋恢复之道”。（2）日本当局对台湾人民实行暴虐统治，台湾“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台湾人民被迫“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3）台湾出现了留学生群体，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4）日本中枢的治台方针有所更张。他指出，这次运动经过发轫——挫顿——蓬勃——衰退——式微五个过程，最后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1）它“实质上是近代台湾最重要的一次基于近代政治意识的民族运动和抵抗运动”。（2）它

国庆中国历史事件故事

“暴露了督府当局的虐政，引起日本朝野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台湾民众的苦痛”。他最后总结道：“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台湾民众在特殊的环境下以特殊的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一次爱国运动，在历史上就有它的特定的地位。”57另有学者则认为，从本质上说，这次运动“乃是属于改良主义运动”，“那种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意义和作用过于拔高的作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58
关于这次运动的目标，陈碧笙认为是为了争取“民族自决”59。薛军力、徐鲁航也认为：“请愿运动是以自由民主、自决等思想为指导，以不违反日本宪法为原则，通过设置台湾议会，改变总督专横、独裁统治的现状，以达到这些台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族自决。”60陈小冲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请愿运动虽含有“民族自决”的积极内涵，但其基本理念，却是建立在承认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既成事实上，即只要求允许台湾人参与立法，在殖民政权体制内寻求参政权，并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台湾的社会性质。61
台湾文化协会 1921年10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其中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中群众基础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其宗旨是“指导台湾民族运动，并对台湾人民进行文化启蒙工作”。协会成立伊始，即采取了一系列复兴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措施，主要有：（1）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文化，启迪民智。（2）创办《台湾民报》，利用舆论工具，向台湾民众广泛宣传中华文化传统。（3）抵制日式教育，坚持汉文汉字的普及和传播，以保持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根基。（4）利用各种合法场合，保持民族文化传统，驳斥日本殖民者的同化论调。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进一步扎根与传播，推动了台湾民众祖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的高涨。62
关于1927年文化协会的分裂，一般认为是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派人士采取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篡夺了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致使林献堂派退出而造成的。63陈小冲则认为，文化协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矛盾斗争”，后来，以连温卿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林献堂、蔡培火为代表的温和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日趋对立，后者“以温和抗争手段谋求有限的台湾地方自治的总目标，受到左翼激进派的强烈挑战"，所以，“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的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64
台湾民众党 该党（1927年7月—1931年2月）是日据时期的第一个台湾人政党，以前曾有人把它看作是“民族改良主义”的政党而全盘否定。65陈动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在考察分析了该党成立的历史背景、纲领和政策、主要活动、阶级构成后指出，台湾民众党是一个“主要反映台湾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的、提倡全台人民抗日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在抗日斗争中起过宣传、组织和局部的领导作用”，它在“台湾抗日斗争史上的作用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66
6．新文学运动
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1920年前后在台湾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并直接导致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卢善庆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分为推行白话文和提倡新文学两个阶段。它是“以五四新文学理论为自己的理论的依据，以五四新文学作品为自己创作的典范的作品”，除带有台湾地方色彩外，“具有五四传统的共同风貌”。67庄明萱也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模式及其发展轨迹，“与祖国新文学运动大致相仿”，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提出了确定台湾新文学根本属性、建设具有民族传统与地方特色的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不但为台湾新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表现了一种维护与光大祖国优秀文化的大无畏气概”；在新文学创作方面，发表了大量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现实，描写封建观念的危害、反映人民群众觉醒与追求的优秀作品；开创了一代新文风。68
针对台湾某些人的“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论调，何标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从本土需要出发，具有本土特点的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并非外来思想向岛内的简单移植。其实质是民族文化与殖民主义的一场大搏斗。台湾出现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和“台湾民族文学论”，是对新文学运动先驱们生前理念的背离，也是对新文学运动历史的扭曲。69
有学者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大致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彻底的反殖、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精神。第二，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和伦理道德，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三，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第四，浓郁的台湾地域特色。第五，文学语言的多样性。70
7．国家认同问题
某些“台独”历史著作往往无视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将这一运动曲解为“台独”的前期历史。针对这种论调，莫世祥撰文予以批驳。他指出，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以1895年“乙未之役”为开端的此起彼伏的武装抗日斗争，其“目标取向莫不为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光复家园国土。其认同中华之心，青史可鉴”。二是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由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开明士绅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都自觉地把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将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提升到新的水平”。他们使用的“台湾民族”和“台湾独立”等概念，“包含着认同汉民族和中国、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定内涵”。三是2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学生进步革命团体和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在内的民族革命运动。运动的倡导者们基于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将台湾回归中国版图作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这种前所未有的义举，乃是恪守祖国观念、焕发民族意识所致”。71
才家瑞也指出，“台湾独立”的口号最早是由上海的台湾自治协会于1924年6月20日提出的，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的特殊历史时期，“台湾独立”运动是挣脱　　　　枷锁、重回祖国的民族抗日斗争，和今日台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殖民地的台湾人民向宗主国日本提出的，是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的抗日口号，因而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其次，主张独立的台湾抗日志士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立场。最后，抗日志士主张台湾独立的目的是为了使台湾回归祖国。72
林小芳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进行探讨，认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倾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国民党高压统治，人们对国家的认知简单纯洁；七八十年代因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动摇，本土化运动兴起，乡土意识上扬，民众的国家认同开始混乱，出现认同异化；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宪政改革对民众国家认同的误导，最终形成国家认同的多元化现象。73
8．日本的殖民统治
殖民统治的基础 有学者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综合考述，指出台湾日本总督的军事集权独裁专制、特殊警察的恐怖统治、严密的制度和“连坐法”，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三大支柱。“正是依靠这三大支柱，日本帝国主义才得以在台湾恣意地蹂躏和奴役中国人民，疯狂地掠夺台湾的财富与资源。”74
日台当局的“对岸经营” 有学者考察了台湾日本殖民当局的“对岸经营”情况。1900年以前，台湾抗日活动与福建省有密切的关系：（1）福建是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资金和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之一。（2）台湾抗日武装集团与在福建的流亡首领间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3）在得到对岸物力支援的同时，台湾抗日武装力量还得到了福建的人力支援。（4）福建是台湾抗日分子的理想庇护所。台湾日本殖民当局在采取措施进行封堵的同时，也实施“对岸经营”策略，以消除福建官民对台湾日本殖民者的敌意，收揽民心，从而消弭台湾的抗日斗争，其主要活动有：（1）开办学校。（2）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引诱普通民众投到日本领事的保护伞下。（3）致力于拉拢地方上层人士。（4）控制舆论工具，利用赈灾笼络民心。75
除此之外，在1898—1905年间，台湾总督府还与日本政府相配合，对福建路矿权益进行渗透和扩张，提出修建福建铁路、闽潮铁路，开采龙岩等地矿山的要求。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日方的渗透和扩张未获结果的原因：（1）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日方的行动有所察觉并加强了防范。（2）日本国内及台湾殖民地资本积累薄弱，尚无力大规模输出资本，台湾总督府的扩张计划缺乏强大的经济后盾。（3）由于日本国策从北守南进逐渐转为南守北进，福建的地位有所下降。76
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近代列强对华侵略的重要手段，以往学界多关注西方宗教的传教活动，实际上，自甲午战争后，宗教侵略也是台湾“总督府”对岸政策总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台湾“总督府”的支持下，在台湾落脚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僧侣，以台湾为基地，纷纷到闽省设所布教。他们包揽词讼，聚众闹事，为所欲为。1900年，在台湾总督府的指使下，日本僧侣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制造了厦门事件。台湾“总督府”正是“利用这些僧侣的布教活动，搜集情报，扩大影响，甚至配合军事行动，并在福建沿海地区布设了一个个侵略扩张的据点，从而使其对岸经营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实质性的进展。”77
皇民化运动 1937—1945年间，日本为配合对华侵略行动，在台湾搞了一场皇民化运动。陈小冲详加考察后指出，该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7—1940年为前期，称“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弥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1940—1945年为后期，称“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日本殖民当局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1）强制推行日语。（2）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3）强制推行皇民思想教育。（4）威逼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卖命。他认为，这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原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高山族人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贴耳的‘畸形的日本人’”。78有学者指出，台湾人民顽强抵制日台当局的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方面的原因：“民族情、宗族情、故乡情、寻根敬祖情融合在一起，形成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79
日本的同化政策 有学者对1895—1945年间日本在台同化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日本在台同化政策主要包括语言同化、思想同化和日常生活同化三个方面的内容，1937年以前是渐进同化时期，1937年以后是激进同化时期。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日本的同化政策遭到了失败。维护和保持中华传统文化是台湾人民的共同心声，“这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80。
9．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
有学者指出，1895—1945年间日本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形式有：（1）霸占台湾土地山林。（2）控制台湾货币金融，搜刮金银财宝。（3）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4）控制台湾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5）推行所谓“工业化”，以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81
马陵合撰文探讨了日本垄断资本在台湾的独占问题。日本侵占台湾后，殖民当局采取了专卖、清理地籍、垄断对外贸易、金融独占等项措施，共获取全台资本的80%，耕地的30%，实现了垄断资本的独占，使台湾成为所谓“投资的天国”。82
邹建华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的货币问题。日本占领台湾后，对混乱的币制进行改革，于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发行台湾银行券，尔后强迫实行金本位制，发行金币兑换券，并通过金银汇兑之差价进行掠夺，使货币的发行成为搜括台湾民财和应。83
于彤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金融机构的创办和运作情况。日台当局在台北、基隆、台南等地先后设立日本银行、日本劝业银行、三和银行的分支机构，并开办了台湾、华南、工商、彰化等银行，形成了金融网络体系，但这一体系“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榨取台湾人民财富的工具，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服务的”。日本财阀借此增加了财富，台湾地方民族工业却遭到严重的摧残。84
邓利娟论述了19世纪下半叶台湾的关税问题，指出这一时期台湾的关税收入增长很快，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关税中各项收入的增长却极不平衡，出口税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鸦片厘税，而进口税的收入却很少，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半殖民地化的恶劣性。85
习五一对1895—1931年间台湾的食糖贸易进行了研究，指出这是“典型的殖民经贸型态”。日本殖民统治者使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形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食糖三角贸易，即由台湾种植甘蔗，生产含蜜糖，将其运往日本，提炼为车白糖，再将这种精糖销往中国大陆。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895—1915年为经贸体制的转型时期；1916—1931年为日制精糖倾销中国大陆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第二阶段，“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凭借帝国主义强权，控制台湾蔗糖输往中国大陆的工商途径，将经贸发展积累的主要价值，转移为宗主国的经济实力”。日糖和其他外来食糖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也抑制了中国民族新式制糖工业的发展。86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发行了大量公债，戴建兵撰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根据台湾银行的调查，战时台湾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所保有的日本国债额增加极速：1937年仅 1.0 8亿元，以后逐年递增，迄1945年 9月末日本在台湾无条件投降时止，保有额已高达11.11亿元，其中台湾各银行保有者为 8.84亿元，占台湾全省消化日本国债总额的 80%。此外，台湾邮局和台湾银行还向个人出售了1.7亿元公债，台湾同胞还持有日本兴业银行债券7203万余元，综合起来，这一时期日本在台湾发行的公债最少也应在13.53亿日元以上。日台当局的这项举措，制约了台湾经济的发展，掠夺了台湾人民的财富，并将台湾经济纳入了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之中。87
朱庆葆对日台当局在台湾的鸦片政策进行了综合考察。日本据台之初，鸦片政策呈现不稳定状态，先是严禁，旋即于1897年改为渐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这40年的鸦片渐禁，不在消除，重在管制，日台当局从中大获其利，有力地支援了总督府的财政，为经营台湾注入了大量资金。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应战事之变，日台当局实施鸦片断禁，这是因为，渐禁政策执行了几十年，“当时之瘾癖者，已由自然渐减(死亡 )之结果，已近尾声，然借鸦片之收入已不复如前”。其次，连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急需大批健康台湾人为之献力，再鼓励吸食鸦片已与战时体制不相适应；再次，日人并未放弃鸦片之利，只不过开始以对岸为重心展开。日据台湾半个世纪，鸦片专卖制度作为其治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逐渐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占领区，继续为害中国人民。88
10．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
钟安西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依照欧美教育制度，建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教育体系，日本“实施于我国台湾的教育，就是以它国内这套制度为蓝本的”。日本在台湾举办教育，大约可分为4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1918年，日本宣示“同化主义”（亦称“内地延长主义”）的治台政策，声称“将以教化台湾人使成为纯粹日本人”。从这一政策出发，日台当局于1919年1月4日颁布台湾教育令，谓以“启发台湾人民的智能使之顺应当今世界人文发达的程度，涵养德性、普及日语，使之具备帝国臣民应有的资质和品性”为台湾教育方针，。1922年2月6日，日本政府颁布台湾新教育令，统一岛上所有学校（小学除外）的名称和制度，同时决定在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日据时期，台湾的正规教育分为6大类：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技术教育）；专门教育（大专教育）；大学教育。他认为，台湾殖民教育有以下特点：（1）始终为日本的殖民政策服务，带着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2）有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3）实行双轨差别教育，台湾人民深受歧视。（4）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台湾建成了涵盖全岛的普教网络，最后使本地8—14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0%以上，以及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等。89
龚放对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做了梳理，指出其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发轫阶段（1899—1918年）。二是扩展阶段（1919—1927年）。三是提高、重构阶段（1928—1945年）。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日人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由1所大学和5所专门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是根据日本国内高等教育的模式移植的，同时又根据台湾殖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有所取舍、有所改造，因而具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集中表现为教育目的、体制和发展取向上的依附性，教育决策、行政管理和师资构成中的垄断性，以及入学机会上的歧视性。”90他还探究了日台总督府创办台北帝国大学的动机：（1）拓展在台日本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空间，防止他们大量“回流”。（2）防止台湾青年大批赴日本、中国大陆和欧美留学而受反日、“赤化”思想影响。（3）加强对华南和南洋的研究，为实施“南进”战略预作准备。91
台湾有学者称教育的发展是日人在台湾各项建设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92陈小冲反驳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试图藉教育来同化台湾人民。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据优势，台湾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经济利益而言，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育，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领域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回报。“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发展是畸形的”，日本人才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93
11．日籍台民问题
陈小冲连续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日籍台民（亦称台湾籍民）即是被编入日本籍而来到福建等地游历、经商的台湾本岛人，他们在台湾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同样享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一般中国人所没有的特权。这使部分福建人颇为羡慕，于是在福建便出现了一批“假冒日籍台民”，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1）由真正的台湾人将自己的名义借给福建当地人使用，属于闽台人双方合作的产物。（2）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取台湾籍，其主要途径为购买台湾总督府下发的台湾人旅券。94还有一种情况，即原为大陆公民但得到日本领事承认从而合法获取台湾籍的人，称为“归化”台湾籍民，他们与“假冒日籍台民”有所不同，凭借日籍特殊身份，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中国方面欲加管理，但日方不容中方插手，因为利用“归化”台湾籍民进行扩张活动，“正是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标”。95日本政府庇护日籍

有温度的中国历史故事

台民的原因大致有二：（1）在对外交涉中，台湾人是日本籍民，“日本政府担心在日籍台民身上失去的东西，会同样波及并损害到日本人本身的利益”。（2）日本政府“也有意以日籍台民的特殊身份，组织台民集团，抗拒中国人民的排日运动，离间闽台人民的关系”。96
林真撰文对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进行了考察。抗战爆发初期，福建省政府采取了3条措施：（1）命令台民限期向警察局登记。（2）对善良安分的台民以五家联保切结，发给台民居留临时许可证。（3）准许有“爱国思想”的台民恢复国籍。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福建省政府对台民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1）努力安置台民生活。（2）尽力保释台民。（3）积极支持台民参加祖国抗战。台民中确有甘为日寇鹰犬，欺凌同胞，为非作歹之徒，但“大多数台民是善良和无辜的”，还有不少参加了抗日活动，“也是非常值得称颂的”。97
连心豪探讨了台湾籍民在日本对华毒品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不法之徒仰仗日本的庇护和治外法权，走私贩毒，开鸦片烟馆，为害一方，而其背后黑手则是日本人。他们的恶行“完全是台湾总督府和日本领事刻意包庇纵容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不啻为日本军方以台湾为基地，进而向华南和南洋侵略扩张的南进政策的前奏。”98此外，在日台当局的庇护与纵容下，“台湾籍民在30年代台湾海峡海上走私高潮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的角色。”99
12．台湾同胞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台湾同胞有近600万，其中不乏闻风起应的爱国志士，他们或在岛内进行斗争，或在大陆直接参战，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发微其事迹，彰显其精神，不但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国安总结了岛内斗争的主要方式。一是采取反战行动，主要有：（1）暴动，“用武装发难来配合中国的抗战”。（2）破坏敌军需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设施。（3）反对征工、征粮，抗捐抗税。（4）零敲碎打，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二是在思想意识和文化方面严守民族立场，坚决反对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100
抗日战争期间，约有20万在大陆的台湾同胞直接参加了抗日斗争，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
台湾义勇队 由于资料的匮乏，有关论著中虽然经常提到台湾义勇队，但往往语焉不详。王晓波钩沉史料，访问知情人士，撰文论述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背景和活动情况，尤其对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的生平事迹做了描述，恢复了1952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匪伙”罪名处死的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的本来面目。他指出，台湾义勇队是李友邦受到朝鲜义勇队成立的启发，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成立的。李的主张有二：一是台湾独立，二是归返祖国，也即“先独后统”。101林真补充说，台湾义勇队一词最早出现于台湾独立革命党十项行动纲领中，1939年1月20日，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40年6月初得到军委会政治部正式批准。义勇队在福建境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1）宣传工作。（2）情报工作。（3）社会工作。（4）生产自助工作。（5）建立团组织。他并认为，国民政府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1）1938年11月义勇队筹组至1940年6月正式批准成立，其态度是“怀有戒心，迟疑不决”。（2）1940年6月义勇队正式成立到1942年10月迁驻龙岩，其态度“较为积极”。（3）1942年10月到赴台，其态度是“放任不管”。102
卢旭东专文探讨了台湾抗日义勇队与中共的关系，指出义勇队是在中共浙江省委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义勇队诞生的背景与条件，与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全面抗战的方针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勇队的发展及其在抗日救亡中取得的独特成就，更离不开中共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中共浙江省委贯彻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做出了直接的贡献。103
台湾革命同盟会 该会是抗战时期身处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反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从1937年7月开始，台湾在大陆众多小团体经过整合，逐渐形成统一战线，至1941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有学者分析了该会得以成立的原因：（1）全民族抗日的大气候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该会的成立提供了社会政治环境。（2）台胞各团体抗日复台的共同目标，是该会成立的思想政治基础。（3）李友邦等负责人的努力和战时重庆作为首都的便利，为该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条件。104该会成立后根据台胞的特点开展多方面的抗日斗争，如搜集情报、参与军事行动和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等，不但对国民政府的对台政策产生了影响，而且大大提高了台湾同胞在祖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05另有学者指出，该会在祖国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是台湾省人民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促成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台湾地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06
13．国民政府与收复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明确提出了收复台湾的主张，确定了收复台湾的积极立场，为收复台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有学者对此加以考察后指出，纵观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其态度较为积极，立场较为坚定，为收复台湾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工作”，尽管在具体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失误，但在抗战胜利后全面实现了收复台湾的目标，“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值得肯定的”。107
台湾调查委员会 为收复台湾预作准备，国民政府于1944年4月17日在重庆设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以陈仪为主任。委员会主要做了5个方面的工作：（1）搜集材料，分类编辑台湾概况，分类翻译台湾法令，绘制地图。（2）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及专业人员。（3）进行其他调查及舆论宣传。（4）成立各种研究会，并推动成立了台湾重建协会。（5）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拟定接管计划及接收办法。台湾调查委员会为台湾收复及接管做了大量情况调查、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等工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顺应了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对保证接收台湾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实现台湾的回归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08
14．“二·二八”事件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陈晓清总结了陈仪治台的种种弊端：（1）台币地位动摇。（2）工矿企业振兴困难，失业人数剧增。（3）各业统制，官吏贪污成风。（4）米粮外溢，走私盛行，粮食恐慌。作者指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压迫剥削台湾人民的结果，也是陈仪治台无方的结果。109孙彩霞在肯定陈仪治台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陈仪“治台措施的种种弊端，招致民怨深积”，引发了“二·二八”起义。110李祖基认为，事件的主要起因是“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具体表现为：（1）高度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生机，导致生产萎缩，民怨沸腾。（2）国民党政府的搜括、掠夺，官员贪污成风引起民众强烈不满。（3）失业问题严重。（4）物价飞涨，米荒严重，民不聊生。111姚礼明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事件的起因:第一是政治上的失误，这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即台省籍人士和外省籍人士待遇不平等，而外省籍人士的腐败给台湾同胞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第二是经济上的失策，从而造成整个台湾经济呈现一片萧条凄凉景象。第三是文化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隔阂，使得台湾同胞有理由觉得幻灭，甚至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112
关于事件的性质，学者们看法不一。有人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起义”113。有人说它“充分表现了台湾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是“为了反对美帝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卖国政策，反对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的中国”。114
邓孔昭认为，它“是一场台湾人民自发的、全民性的民主自治运动”。从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看，当时参与此事的大致有三个层次的人：一是统治阶级中的民主人士，如议员、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工商知识界名流、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干部等。二是原台湾共产党和一些进步团体的成员。三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提出的政治目标和要求大致也可分三个层次：（1）不反对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但强烈要求在台湾进行政治改革，要求铲除专制和腐败现象。（2）要求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3）极少数人提出“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的主张。但主流是“民主和地方自治”。这些要求“大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不但符合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中的思想，符合国共两党‘双十协定’中的规定，符合1946年有国内各民主力量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案’，而且也符合1947年元旦刚刚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115
周青认为，此次暴动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属于“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国民党政权“外来性压迫”的全民运动，其性质是“一次反对残酷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反抗”。116
丁果则认为，此次事件的性质具有多样性。他在考察了台中、嘉义地区的暴动情况后指出，台湾各地的斗争形式和诉求是大不相同的，虽然从整体上说，此次事件是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和完全自治的自发斗争，但从事件性质的具体内容来看，则分为三个单元：（1）由取缔私烟贩引起的自发性暴动（为的是争取生存权，但带有无差别攻击外省籍人士的消极面）。（2）由上层人士主导的政治改革要求（为的是争取政治参与权。以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长官公署的交涉为主要内容）。（3）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高度自治的意图（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概括而言，在台北的事件展开具有自发暴动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性质特征；在台中、嘉义地区的事件展开具有自发暴动和武装起义的性质特征。”117
15．美国对台政策
1942年8月，美国《时代》、《生活》等杂志抛出“台湾国际共管论”，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左双文对此加以考察后指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这样几点启示：（1）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积极参与的。（2）不同集团、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一尽致的。（3）国际上确实有一些人从私利出发，阻挠中国收复台湾，阻碍中国统一。118
有学者对《开罗宣言》以后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梳理，认为台湾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冷战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美国遏制战略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119。
有学者考察了1948年底到1949年底美国试图分离台湾的阴谋，指出美国为了达到分离台湾的目的，先后采取了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产党人（或在台国民党将领）另树旗帜、继续支持国民党对台统治、拟议由盟国或联合国托管台湾等手段。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美国才不得不放弃分离台湾的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20
学者们还对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邵友濂、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丘逢甲、刘永福、章太炎、孙中山、林森等与台湾有关的重要人物分别进行了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
经过学者们的辛勤努力，台湾近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严重滞后。数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各个分支学科都非常重视资料建设，大部头的资料汇编相继问世，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力地推动了各分支学科研究工作的进展。相比之下，台湾近代史的资料建设工作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引用一般性史料和第二手资料写出来的文章，其学术水平肯定会大打折扣。台湾方面虽然出版了不少史料，但两岸的交流毕竟是有限度的，有条件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学者也不是很多，这就把一些想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挡在了门外，甚至有些曾经涉足其中的学者也不得不转而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
第二，理论建设比较薄弱，学科体系尚未建成。毫无疑问，台湾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与中国近代史相同的一些特征。但是，由于日本侵占台湾达50年之久，台湾近代史有其特殊的发展轨迹，毕竟殖民地的历史与半殖民地的历史是大不相同的。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学者们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理论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几乎看不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台湾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探索性文章。当专题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后，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全面的总结和提高，才能进一步推动本学科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拓展。关于台湾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架构、对象、发展线条、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都是建构学科体系的重要元素，不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整个学科体系就立不起来，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就难以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高水平高质量的《台湾近代史》研究专著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对已有研究成果不够重视。除大陆地区的研究论著外，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数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变迁等各个领域。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要创新就得全面了解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据笔者观察，某些学人连大陆地区的已有成果都不予重视，更不用说台港地区和国外的学术信息了。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于焉而生，不但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而且妨碍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第四，未充分利用外文资料，尤其是日文资料。英、美、法等国都曾觊觎台湾，日本则侵占台湾达50年之久，留下来的外文资料，尤其是日文资料相当丰富，这是全面理清台湾史实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日本投降迄今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更凸现了外文资料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如不充分利用外文资料，就很难有针对性地批驳国际上或台湾本岛有关台湾近代史的一些错误观点。日本据台50年，占台湾近代史的一半时间，对台湾社会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尤其应该加强。但是，目前研究台湾近代史的学者中，能够娴熟运用日语的学者似乎不多，此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则此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很难得到弥补。
第五，某些领域的研究尚未展开。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专题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等诸多方面，但也有一些领域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如专门研究台湾近代社会变迁的文章就比较少。近代以来，台湾社会经历了极其剧烈的变化，在中国各个省份中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对今日台湾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应该说，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历史故事观后感100

（完）
1 李景林：《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1年2月12日《光明日报》。另外参阅钱君晔、杨思慎《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历史教学》1954年第11、12期；王芸生《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汤志钧等《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的历史根据》，《学术月刊》1958年第10期；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2 陈体强：《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1955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另外参阅吴默健《历史教育着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林欣《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许美国干涉》，《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4期。
3 罗荣应：《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问题》，1955年2月6日《光明日报》。
4 卿汝楫：《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和罪行》，1954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5 相关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1956年版）、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
6 蒋孟引：《美国夺取台湾的第一个阴谋》，1950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7 陈庆华：《一百年前美国就开始侵略台湾了》，195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8 〔苏〕贝·波列沃伊著、余绳武译：《美帝早期侵占台湾的阴谋》，1953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9 刘大年：《1874年美国和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新建设》第5卷第3期，1951年12月1日。
10 卿汝楫：《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和罪行》，1954年8月24—28、30-31日、9月3、5、8、9、11、12日《光明日报》。
11 陈国强：《十九世纪高山族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斗争》，《民族团结》1963年第8期。
12 王绳祖：《1874年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英国的“调停”》，《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3 来新夏：《中日马关订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1952年1月18日《大公报》；来新夏：《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抗日始末》，《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
14 李光璧：《甲午战后领导台湾人民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徐骧刘永福》，《历史教学》第1卷第3期，1951年3月1日。
15 缪楚黄：《五十年前台湾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新建设》第3卷第4期，1951年1月1日。
16 陈李田：《高山族人民反对日寇的革命斗争史略》，《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
17 杨彦杰：《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台湾》，《福建论坛》1990年第4期。
18 林其泉：《鸦片战争厦门台湾保卫战述评》，《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9 世博、伯钧：《达洪阿等台湾抗英及“冒功”冤案》，《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
20 周文顺：《鸦片战争与台湾》，《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
21 王明星：《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齐鲁学刊》1992年第1期。
22 参阅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1—237页；张振鹍、沈予主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5页。
23 张振鹍、沈予主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10、19页。
24 陈在正：《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与挑起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争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2期合刊。
25 张振鹍：《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26 林其泉：《十九世纪末台湾同胞反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27 张壮强：《浅论大陆援助台湾抗法战争》，《广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8 张炜玮：《中法战争对台湾防务的影响》，《军事历史》2001年第5期。
29 陈在正：《加强海防与台湾建省》，1985年10月19日《厦门日报》。
30 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31 杨彦杰：《清政府与台湾建省》，《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3期。
32 杨彦杰：《清政府与台湾建省》，《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3期。
33 汪毅夫：《从“福建台湾府”到“福建台湾省”——台湾建省初期闽、台关系的一个侧面》，《福建论坛》2000年第1期。
34 邓孔昭：《忧患意识与台湾近代化——兼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对台湾的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
35 潘君祥：《简论台湾的洋务运动》，（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12期。
36 史全生：《论台湾的洋务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37 孙 林：《晚清台湾近代化论析》，《学术月刊》1999年第2期。
38 李祖基：《近代台湾对外贸易对地方社会经济之影响》，《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另外参阅李祖基《论外国商业资本对台湾贸易的控制（1860—1894）》，《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3期。
39 林仁川：《清代台湾社会变迁与现代化》，2002年5月26—29日福建武夷山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1842—200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0 徐 斌：《略论1885—1995年的台湾社会经济发展》，2002年5月26—29日福建武夷山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1842—200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1 徐万民：《论台籍士绅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2002年5月26—29日福建武夷山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1842—200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2 饶怀民、王佩良：《试评中法战争前刘璈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2002年5月26—29日福建武夷山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1842—200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3 孙海泉：《试论台湾煤矿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
44 姜 铎：《略论台湾50年殖民地经济》，《江海学刊》1991年第4期。
45 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46黄锡明、陆霄鹏：《1895年“结援保台”活动述评》，《台湾研究》1992年第2期。
47 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6页。
48 荣 斌：《试论乙未反割台斗争中的官、绅、民》，《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9 季云飞：《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斗争失败原因探析》，《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50 戚其章：《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
51 范启龙：《试论“台湾民主国”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52 徐博东：《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爱国斗争的光辉一页——1895年“台湾民主国”性质初探》，《台湾研究》1988年第1期。
53 李 明：《略论丘逢甲抗日保台》，《暨南学报》1985年第2期。
54 陈 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55 汪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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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台湾民主国的几个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56 林其泉：《日本占领期间台湾同胞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抗斗争》，《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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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
59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60 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第147页。
61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
62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研究》1993年第1期。
63 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1979年版，第108—109页。
64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
65 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66 陈 动：《试析台湾民众党》，《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67 卢善庆：《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运动的崛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68 庄明萱：《一场血浓于水的新文学运动》，《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69 何 标：《对厘清台湾新文学运动一些问题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
70 武索柏：《“1920—1945”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文学发展之概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71 莫世祥：《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72 才家瑞：《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3 林小芳：《浅析五十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2002年5月26—29日福建武夷山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1842—200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74 赵铁锁：《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
75 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1895年—1904年）》，《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
76 陈小冲：《台湾总督府对福建路矿权益的渗透与扩张（1898年—1905年）》，《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
77 陈小冲：《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督府”的关系——以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78 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79 茅家琦、胡华军：《论1937—1945年台湾人民对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抵制》，《东南文化》1995年第5期。
80 陈小冲：《日本在台同化政策及其失败》，《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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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马陵合：《略论日据时期日本垄断资本在台湾的独占》，《福建论坛》1991年第6期。
83 邹建华：《简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通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另外参阅于彤《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币制与货币发行》，《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
84 于 彤：《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金融业》，《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85 邓利娟：《十九世纪下半期台湾海关税收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4期。
86 习五一：《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台湾、日本、大陆三角贸易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87 戴建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88 朱庆葆：《日据时期台湾的鸦片政策（1895—1945）》，《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89 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90 龚 放：《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评析》，《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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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黄昭堂：《台湾总督府》，台北，自由时代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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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小冲：《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日籍台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3期。
95 陈小冲：《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归化”台湾籍民》，《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1期。
96 陈小冲：《日籍台民与治外法权——以光绪三十一年王协林案为例》，《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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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连心豪：《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99 连心豪：《三十年代台湾海峡海上走私与海关缉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00 吴国安：《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01 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与台湾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
102 林 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4期。
103 卢旭东：《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关系》，《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04 杨光彦、陈明钦、张国镰：《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105 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第261—262页。
106 曾庆科：《关于抗战时期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07 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08 骆 威：《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109 陈晓清：《陈仪治台与台湾“二·二八”起义》，《学海》1992年第6期。
110 孙彩霞：《陈仪与台湾》，《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2期。
111 李祖基：《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
112 姚礼明：《1949年以前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 3期。
113 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第204页。
114 台盟总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介绍》，195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115 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
116 周 青：《“二·二八”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台湾研究》1992年第2期。
117 丁 果：《“二·二八”事件与台中嘉义地区人民起义》，《台湾研究》1991年第2期。另外参阅丁果《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上海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118 左双文：《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一场严正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19 邓泽宏：《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的缘起》，《武汉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20 袁成亮：《解放战争末期美国分离台湾阴谋及其破产》，《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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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3/487338.html

以上是关于1949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1949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46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