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直属台湾党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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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直属台湾党部述评

学术界对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在台湾光复中所起的作用论及甚少，对筹划收复台湾过程中的党政失和视而不见。本文拟考察直属台湾党部的复台活动，探源其成立，评述其事功。
一、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创立
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孙中山发起成立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占领台湾后，曾考虑将台湾作为一个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1]经过艰苦的努力，陈少白建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1910年，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在岛内发展组织，召集同志，筹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许赞元、罗福星等人还赴大陆参加了1911年的广州起义。
1920年代，许多台籍青年辗转来到大陆，组织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党中央对台港澳等地向以海外看待，台湾隶属东京总支部，港澳直属海外部。朱家骅深以为不妥，1927年在广州时曾提议，将港澳总支部划归广东省党部。1939年底，他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调任组织部长后，发现国民党在台湾既无组织，亦无活动，东京总支部因战事而瓦解。鉴于台胞怀念祖国之心仍切，一些台籍志士在大陆投身抗战，随日军进入沦陷区的台胞也不少。台湾为日军南进基地，对抗战十分重要。所以，朱家骅约集当时在渝的台籍志士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商谈如何发展台湾党务。[2]
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致电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寇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励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势力，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3]
朱家骅奉令约集陈立夫、王芃生，及徐恩曾、贺衷寒、康泽、李超英商谈，讨论办法。4月26日，朱家骅报告蒋介石：“台湾本我辖地，兹拟迅速成立本党党部，为工作便利计，暂用化名，查有前在政治部供职之刘启光君，系台湾籍，当先约其谈话，俟议有具体办法，再呈请核定经费及负责人员。”[4]
刘启光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多年，坚信台湾必回归祖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负责人康泽向刘启光询问台湾现状。6月，刘启光与在重庆的台籍志士开会，传达朱家骅的指示，大家都愿意接受国民党中央领导，推派刘启光及谢南光、宋斐如等，求见朱家骅，请示机宜。[5]
1940年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约百人，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青年革命党”，柯台山、宋斐如领导的“台湾人民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党”，组织涣散。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固然大多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组织名目繁多却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有同样的感觉，与王启江、刘启光会商加强台籍志士的团结。
刘启光建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朱家骅以台湾将来光复以后的行政区域名称尚未确定，所以不用“省”字。他将此案提交中常会讨论，因对台湾党务极端秘密，所以不留文字纪录。蒋介石在签呈上批一“可”字，筹备处正式成立于香港，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中央组织部任命台籍志士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任秘书，陈哲生、李自修、叶永年分任组训、宣传、总务三科科长。台湾岛内工作：北部由周望天同志负责，南部由庄孟侯同志负责。自由区方面：重庆连络站由林忠同志负责，桂林站由谢东闵同志负责。
当时的组织极端秘密，中央党部没有一纸文字的命令，连关防也没有发一个，任何一个负责人未接到过中央的书面训令，连一张任命状或聘书也没有发，筹备处在香港只刻了一个“张文”的小章，算是这组织对外的唯一痕迹。[6]
1941年1月24日，翁俊明致函朱家骅：“自来革命事业之发展，第一是人才、第二是时势，现在时势为千载一时之良机，而人才之难得，已成为当前急务。故俊明为选择人才计，特建议筹设本党台湾支部之直属组织，于台湾帝大医科大学内，以领导台湾全岛学界。此校为俊明出身之母校，乃台湾之最高学府，毕业生有二千余人，遍布台湾全岛，乃优秀人物荟萃机关。”[7]
次日，朱家骅复函翁俊明：“何已将来成立之台湾党部，总揽台湾全部党务，其负责人员可均由文从慎选推荐，并请常以驻港遥为监督指导，先设之筹备处亦请负责主持，港方并由高廷梓同志，沪方则由戴时熙与叶风虎二同志协助一切，台湾重要同志到港沪时而请文从介绍与彼等联系，并交换意见，台湾大学应设区党部，直属于台湾党部，国内大学党部虽大都直属中央，而台湾情形不同，以直属台湾党部为佳，协会方面则我党同志应即组成党团，妥为运用，使该会成为我党之外围团体，粤籍台胞既属少数，无分别分配工作之必要，至党部之一切手续，已再催中央秘书处迅速办理矣！”[8]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翁俊明、刘启光等自香港撒出，步行至惠阳待命，陈哲生奉命留守，被捕牺牲。[9]
鉴于工作上的需要，翁俊明建议国民党中央筹办干部训练班。1942年秋，“台湾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江西泰和开办，对外名为“韶关战地服务训练班”，翁俊明兼班主任，招收台籍及闽浙青年，施以三个月的严格训练。
1943年4月，“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在漳州正式成立，翁俊明任主委，执行委员兼书记长林忠、陈邦基、郭天乙、丘念台、谢东闵、陈栋、杨万定、廖启祥等任执行委员，各科科长由委员兼任，一般工作人员大都是党训班的毕业生。[10]
二、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和省党部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11]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中国对日本清算已追溯到甲午战争，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与东北四省及七七后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
对台籍志士“归返祖国，恢复行省”的要求，内地舆论渐趋一致。一些人原则上承认复省的必要，主张“台湾设区”，也有人认为“设省之议，提非其时”。开罗会议前，对台湾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直属台湾党部全体委员不断研究检讨，作成建议案送中央参考。
1943年6月，谢东闵论及台湾收复：“第一、关于台湾收复后的政制问题：在过去有个时期热心台湾革命的台胞，对台湾脱离暴日统治后，应该施行何种政制？有独立论与复归论两种论争。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中国内争外患相继而至，政治不能上轨道，致民不聊生，予台胞以极不好的印象。那时候有一班囿于表面上各种坏现象的台胞，深恐台湾归宗祖国后，染受祖国的不良政治风气，故倾向于台湾独立论的颇不乏人。但是对祖国文化历史的认识较深而眼光远大的台胞，均反对独立论，而强调复归论。自七七抗战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种论争已不复存在。台湾必须归宗祖国已成为六百万台胞一致的公意了。
其次，国内人士对此问题的意见，亦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主张台湾脱离敌人桎梏后，仍隶属为福建省的一部分。另一种是主张设置台湾行省、或特别行政区的。关于设置行省已成渐趋一致的舆论。收复之初，纵有设立特别行政区之必要，也不过是暂时的过渡性质。……
第二、台湾除具上述建省的优越条件外，并具备实施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客观条件。……第三、台湾经敌人四十八年来之积极之经营，在经济物质建设方面，已具备现代化的基础，但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则非予以全盘改革不可，所以在台湾收复后，我们所需要的地方行政人员及教育、文化工作人员为数甚多，而国内适合此种人材，则似不多。因为这种人材，除对三民主义及我中央国策具有深刻之认识外，并须熟悉台湾的特殊环境。我们为未雨绸缪，政府应立即分别筹备‘台湾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和‘教育文化工作人员训练班’，储备对台湾人地两宜的人材为国之用。”[12]

8月23日，丘念台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惟复省之议，对倭宣战废约已将两载，竟未实现，不独未依东四省例设立台湾省政府，即党部亦未敢用台湾省党部之名，不能不令国内志士台岛遗民嗒然失望，事虽若极形式，然一复省制则台岛革命热情可提高，陷区台侨可离敌内向，美英可息共管分治等妄议。否则弃权适足启悔，美国幸福生活杂志及政治地理学等之谰言，或将由继续嚣张而成为事实，尤其我放任台侨，而敌则欺诱压迫，并进尽量运用岛内陷区人力物力，是我失助，而倭增力，迂拙孰甚？……英美不足虑，经费人员不足忧，六百万同胞断不可任敌以残我。敬恳公力促台湾复省早日实现。”[13]

11月18日，翁俊明被人下毒害死，死前腹痛如绞，鼻孔流血。之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书记长林忠兼代主委。1944年春，林忠辞去本兼代各职，国民党中央派萧宜增代书记长兼主委。[14]后派王泉笙继任主任委员。4月，台湾党部迁至福建永安文龙乡，深感交通不便。

王泉笙是福建泉州的旅菲华侨领袖，未到任，一切由书记长萧宜增暂代。他是广东平远人。当时各省的省党部主委和省政府主席大多是由本省人出任。台籍志士对这两位外省籍的领导当然感到意外。

1944年4月17日，丘念台谈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其父丘逢甲先生的事迹，断言：“台胞不懂祖国情形可以讲；说台胞没有民族精神，那就很错误。自‘九一八’以来，在祖国各地战场服务无名的台湾民族英雄不知多少。就是现在台胞在祖国及南洋各战场为人利用的，都不是甘心认贼作父，大都是为敌人压迫出来当炮灰，他们心中还有割台当时的抗日精神的。
现在同人奉命担任台湾党部，是负着光复台湾的任务；我们要时刻注意着如何才能使台湾岛早日归还版图，如何才能使台胞的痛苦早日解除。在鄙人认为最要紧的工作，是先吸收运用陷区的台胞，再及于岛内的台胞，使他能助我们抗敌，而不受利用于敌，我相信台胞有郑成功和民主国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必可在本党的忠诚领导下，不久就会回到祖国的怀抱。”[15]
4月28日，为请求恢复台湾省制，直属台湾党部上书中央党部秘书处及组织部：“一、台湾原为福建省一府，……是以台湾置省，前后虽仅十一年，而其形势人口资源设备，实早具行省之优越条件，曾历三任巡抚，依此事实，台湾今乃恢复省制，而非改省，此自历史上言台湾应复省者一也。二、台湾昔日因影响国防而建立行省，自目前国际大势言，则台湾与琼崖同为我国控制太平洋之一对眼睛，即为保卫我领土最重要之海空堡垒，而台湾扼东南海之中枢，形势将更胜于琼崖，是以英美人士倡言战后共管，至所藏军需资源，如煤油煤炭尤富国防价值，此自国防上言台湾，应即复省者二也。三、台湾省因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而沦倭，惟自卅年十二月八日，我国对日正式宣战后，依国际法例，中日条约，即告废除，台湾主权实已重归我国，本可依东四省例，即设省政府省党部于邻省，以免国际共管续言，迨开罗会议明白决定，归还台湾，国际上更无问题，若不乘此良机，及时复省，确定名义主权，则国际风云，倏忽万变，我弃人取，难再置否。故海空军可后建，名义主权，不可不先定，此在国际法例上，台湾应即复省者三也。四、……故应即将台湾复省，以促醒岛内外台胞归宗内向之心，已为中国一省，已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六百万台胞，必毅然共起，驱倭复土，无复可阻，此在战略政略上台湾应速复省者四也。……故在成立省政府之前，似应先将本部改为台湾省党部，以加强组织，提高号召，始足振奋民心，运用民力，筹备民政；且本部现虽直属中央，但各方因名义不崇，地位不著，诸种进行，常多纷错阻滞，台胞亦不甚重视，苟不改为省党部，亦殊难尽收预期效果，是实失中央关怀台湾之本旨。”[16]
4月29日，台湾党部书记长兼代主委萧宜增致函吴铁城秘书长：“兹应事实需要，拟将职部改为‘台湾省党部’，并拟具意见。呈请察核，并恳提中常会为祷。”[17]5月29日，吴铁城复函萧宜增函：“所拟恢复台湾省制并先改台湾党部为省党部各节，业经转送组织部核议矣。”[18]
9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致函中央秘书处：“查台湾党部所请恢复省制，似应在国土光复之后为宜，至先改该部为省党部一节，应俟省制问题决定后再议。又该部成立不久，亟应深入台岛组训台胞，以厚植党基，应勿庸斤斤于名分之争。”[19]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覆函萧宜增，转达中央组织部意见。
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失去台湾，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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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国家；台湾脱离中国，实无前途和幸福可言。由于台胞的力量弱小，而日本殖民势力异常强大，决定了广大台胞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摆脱日本的残暴统治。台籍志士坚决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恢复台湾为中国行省建制，比照内地沦陷区惯例，成立台湾省政府，并先改直属台湾党部为台湾省党部，以激发他们爱土爱乡的激情。他们的复台行动引起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关注，表示理解。内忧外患的祖国积贫积弱，全民抵挡日寇的侵略，苦苦支撑，设立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党部不是不可，而经费、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对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中央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直属台湾党部的编制与人员已足以应付目前的工作。蒋介石认为，尚无必要立即设立台湾省政府和台湾省党部。
三、台调会设立与党政失和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当时的中央设计局即以规划收复失地的工作为其中心任务，由熊式辉主持。他与陈仪同是日本陆大出身，皆属政学系巨头。4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九、王芃生、钱宗起、周一鹗、夏涛声为委员。[20]
直属台湾党部一直呼吁设立台湾省政府。蒋介石未直接授权台籍志士负责台湾复省大计，主要考虑到台湾何时回归仍在未定之天，即使日本战败，最先登上台湾岛的可能是美军或英军，中国政府至多负责行政部分，未来台湾军政府的设计牵涉到盟国的利益，中国单方面无权决定，故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调会，作为收复台湾的研究机构，避免立即成立台湾省政府和台湾省党部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
作为国民党中央对台工作的取能机构，收复台湾的设计由直属台湾党部负责较为适宜，现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调会，等于党政各有一套对台机构。而在蒋介石看来，直属台湾党部是职能机构，从事岛内及陷区台胞工作，台调会是研究机构，并不冲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为便于操纵，党务由二陈兄弟控制，军队由黄埔系控制，政务多交给政学系负责，各派系互相牵制，对台工作也不例外。
1944年7月8日，台湾党部萧宜增致电吴铁城：“胜利在望，台湾收复期近，中央设计局已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规划善后工作，惟台湾沦陷四十九年，一切政治社会，既不同于海外，与内地各省亦自有异，故对各项人选标准，除专家有能者外，似应尽量遴选与台湾有关系，或对台湾有特别研究者充任，使工作顺利，台湾党部为台湾最高党务机构，三年以来，深感现在与将来工作之艰巨，故敢渎呈鉴核，并恳转中常会核议为祷。”[21]
11月18日，陈果夫将该函转给陈仪，指出：“查所称各节不无见地，可否由该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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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员参与调查委员会工作，就近分负调查任务，藉以加强工作效率，尚祈卓裁惠复为荷。”[22]
11月25日，陈仪复函陈果夫：“该党部主任委员翁俊明病故，后中央指派委员兼书记长萧宜增代行，复经呈复委座，请俟该党部主任委员正式派定后再请增加本会委员名额派充委员，业奉西侍秘代电照准在案。又，查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丘念台同志即系由台湾党部委员兼充，并以复阅。”[23]政学系与二陈兄弟一向不合，互相排斥，丘念台、王泉笙虽然在台调会挂名，未参与实际工作。对蒋介石的这种安排，直属台湾党部几番请求，无力改变既成事实，导致台湾收复过程中的党政失和。
四、筹划复台及活动
台湾已经相当工业化了，经过战争的破坏，一旦收复之后，善后救济和复兴在在需求努力。对于收复台湾的具体方略，直属台湾党部献计献策，竭尽绵薄之力。
1944年7月，谢东闽呼吁研究台湾：“第一、我们要认识台湾的特殊性。……第二、我们要认识台湾的重要性。……第三、我们要誓死收复台湾。……（一）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台湾问题，国内人士以前不大注意台湾的原因，作者已在上面叙述过，故不欲再加赘述，这里只希望大家此后不特要特别关心台湾，切实注意台湾，并且要唤起其他同胞的注意，以免重蹈清廷过去的覆辙。（二）我们要多多研究台湾，单单注意台湾问题还不够，我们应进一步去研究它，关于台湾的历史、地理、人文和日寇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以至将来收复后的建设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一一予以深刻的研究，因为这样然后才能够彻底认识台湾。（三）我们要誓死收复台湾，台湾不仅是我国的领土，并且是我国国防上不可或少的战略要地。台湾一日不收复，我们便一日无法建立高度现代化的国防国家，所以收复台湾为我们此次抗战建国的最后目的，我们的抗战，虽已奠定必胜的基础，但台湾现在仍握在敌人的手中，尚有待我们加紧努力，始能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我们要誓死收复台湾！”[24]
“因感于盟军日渐进迫台斐，而党务乃前后错杂，进展迟迟，国人对台事策进又隔膜纷歧，恐卒难配合收复及统治之军政”，7月，丘念台于漳州拟成《复台大计管见》：“自开罗会议以来，台湾为吾失地，台湾为吾要塞，台湾多同胞，台湾应收复改省种种事实，均渐著于世，然究应如何收回，如何统治，则计划常多幻

项羽与中国历史故事

想，而欠实际，若任滥施，将妨国族地位！窃念琮生于台，长于粤，而学于日，见闻较切，岂应缄默！谨拟为复台大计管见数则，用贡当局俯察焉！”“窃意当以民族主义收复，以民权民生主义统治，即以建立三民主义新台湾省为最高原则。第一、一切策略应以完成祖国抗战巩固民族生存为根本；第二、一切设施应适合地方民众需要而图速者效绩；第三、一切方式趋向进步，勿倾向落伍，而整刷视听；第四、一切行动应尊重民意，运用民力，而把握民心。能本此四者，则台湾收治其庶几乎！”“兹分为党务、军务、政务、经济、教育五项计划，举其要纲如次；攻战未及着重党务，军务已始，继以政务，而安经济，善教育，实为庶政根本焉。”强调“民策其要，应变而用，得人尚矣。以台治台，国人主之；主者尚德，辅者惟才，不弃其才，不扰其民，以民权民意为治，台可服矣。苟视为接收宝库，群趋享用；用人惟亲，弃法尚情，贪污苟且，残虐其民，则民必叛而独立，而共管，势甚累卵。盖共党煽于内，列强煽于外；浮动凝蹙危机四伏，不慎自发也。此国防东南堡垒之台湾，此国族生存触角之台湾，愿当国诸公善策其党、政、军、财、教，使得为三民主义之模范省焉，国族幸甚！”[25]
8月1日，丘念台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用敢不揣浅陋，拟为《复台大计管见》，《台湾党务改进管见》两篇，并附台湾区域略图、台湾军要略图。”[26]
抗日战争中，台籍志士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属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刘启光在江西成立台湾工作团，属于三战区长官部。他们主要从事战地工作，未渗入陷区台侨和台湾本岛。
直属台湾党部的施石青、陈邦基、施石晨、陈新春、陈昆山等同志，分别潜往上海、厦门、香港、广州等陷区工作，负责联络台湾岛内同志，传达筹备处命令，规劝富有民族意识的台胞在敌方军政机关内乘机反正，在大陆敌方军政机关中所吸收的台籍党员共有689人。在台湾岛内，工作开展十分困难，除设立台童教养院及采取据点方式，建立各项工作行动小组外，县市党部的组织仅限于台北、台中、台南及台东等地而已。陈新春、陈祺坤、王五本、陈自清、王麒麟、翁武烈、郑玉树等同志不幸牺牲。[27]
1944年，丘念台在永安和漳州居留约两个月，回广东惠阳驻地，立即成立台湾党部粤东工作团，把原有在各学校的队员全部加入党部工作，以罗浮山区的惠阳、博罗为根据地，在取得当地驻军及地方主管谅解后，分派团员伪装商旅深入香港及广州各地，用种种方法秘密通信，进行不到三四个月，加强与各地台侨的联络。[28]
1945年2月，美国十四航空队到广东兴宁设立办事处，丘念台受命与美军合作。圣佛尔少校请丘念台协助他招募台籍人士作登陆台湾的向导，取录标准是：“离台不要超过十五年而熟识地形环境者，尤其最需要住过台湾东部的人，因为美军是准备用潜艇载人在台湾东部登陆的。”丘念台带圣佛尔少校到福建龙岩，秘密招募了8位去过台东的青年。后来又在梅县协助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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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了另8位台人，共计16位，候命集训。美军登陆琉球成功后，已无登陆台湾作战的必要，美方对已招募的台湾人一律发给遣散费解散。[29]
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接见台湾沦陷50年来第一位台籍国民党代表谢东闵，问询有关台湾的情况，要谢东闵转告台胞“台湾的光复快要到了”。[30]谢东闵代表等提《拟请中央统一和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目前台湾党部工作，人力财力尚属有限，力量尚不充实，客观条件尤感困难，无庸讳言，仅欲藉此达成光复使命，及光复后巩固本党在台湾之领导权，于不可动摇之地位，势所难能。闻国内有志之台胞亦尚未尽罗致在党部之内，其有组织之各单位隶属不同，不免工作参差，故统一与互相配合不甚紧凑，因而损及工作效率。但在台湾岛内固有之政派，与共产党之地下工作，颇根深蒂固；本党反不免相形见绌。今台湾光复在迩，发展本党实力尤为急切要图，谨就管见条举办法如左：（一）欲扩大党之组织，宜先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有利于工作之进行。（二）光复在即，台湾人心必大振奋，故台湾党部之工作可能突飞猛进，随时开展，故其活动费用颇难预算，其工作方式仍应采秘密组织，故亦无法依照一般手续报销，只须领导人选得当，经费应大加宽筹，并设特别秘密开支项目，使能因利乘势便宜行事，以免捉襟见肘，窒碍难行。（三）国内台湾各革命团体力量，尚未能完全集中，拟请中央加以援助，并随时指导，使之形成抗敌巨大力量，使能协助国军光复故土，不独可以减少牺牲，并对国际观瞻收刮目相看之效，显示台胞确抱重归祖国之决心，而免其他觊觎讥讪之流弊。”[31]
国民政府行政院对该建议做出处理意见：“一、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事属党务，已函请中央组织部核办见复。”[3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因盟军不登陆台湾，改由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为统一接收起见，几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如此，台湾军事接收与行政接收皆归中国政府执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对直属台湾党部的呼吁高度重视，命令陈仪在台湾接收与重建过程中积极起用台籍志士。
台籍志士谢东闵等人辗转来到大陆，为了台湾回归祖国，数十年南北奔走呼号，流尽血汗。国民党中央虽加以扶持，成立直属台湾党部，许多机构录用台籍人士，但他们想承担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才能。台湾是他们的家乡，台人为何不能治台？他们为何不能任未来台湾省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让外省人来发号施令呢？
因台湾已决定恢复为中华民国一行省。9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直属台湾党部改组为台湾省党部，照甲级省党部编制，原任该部主任委员王泉笙，委员郭天乙、丘念台、谢东闵、陈邦基、杨达辉、廖启祥、杨万定、陈栋、张兆焕、黄敦涵，委员兼书记长萧宜增，均予免职；派李翼中为该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丘念台、谢东闵、郭天乙、张兆焕、林紫贵、刘兼善、徐白光、林炳康、李伯鸣、王蕴玉为执行委员，指定张兆焕兼书记长。[33]李翼中并非台籍，这也是台籍志士心有不甘的。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直属台湾党部的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台籍志士李友邦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组织台胞欢迎国军到来。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兼代台北县县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
直属台湾党部在人力、物力、财力均感缺乏的情况下，团结台籍志士，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发动沦陷区台胞，深入岛内活动，鼓吹台湾归回祖国不遗余力，为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谢东闵、刘启光等人早年离开家乡，投身内地革命运动，在大陆民众与广大台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其思想与行动是六百万台胞心向祖国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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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中会台湾分会之成立》，张瑞成编《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2]《朱家骅阅后注记》，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304页。
[3]《蒋委员长致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请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代电》，《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5页。
[4]《朱家骅报告遵办筹划日韩台革命运动情形上蒋委员长签呈》，《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6页。
[5]《刘启光致朱家骅请定期约见以详陈台湾革命同志之愿望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9—310页。
[6]《中国国民党写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0—301页。
[7]《翁俊明致朱家骅请示成立台湾党部之性质隶属等四问题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10—311页。
[8]《朱家骅覆翁俊明指示台湾党部之人事配置等问题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12—313页。
[9]《中国国民党写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1页。
[10]《中国国民党写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1—303页。
[11]《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张瑞成编《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12]《台湾收复后的问题》，《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第103—107页。
[13]《丘念台为请恢复台湾省制及设立台湾省党部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24—325页。
[14]《中国国民党写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3页。
[15]《台湾的割让和不灭的民族精神——马关条约四十九周年纪念讲词》，《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第188页。
[16]《台湾党部为请求恢复台湾省制致中央党部秘书处及组织部呈文》，《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54—356页。
[17]《台湾党部书记长兼代主委萧宜增致吴秘书长铁城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57页。
[18]《吴秘书长铁城覆萧宜增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57页。
[19]《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致中央秘书处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58页。
[20]《台调会工作大事记》，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4页。
[21]《台湾党部萧宜增为请台湾调查委员会擢用专才以利复台工作进行呈秘书长吴铁城电文》，《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63—364页。
[22]《陈果夫致陈仪函》，《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36页。
[23]《陈仪复陈果夫函》，《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37页。
[24]《认识台湾研究台湾收复台湾》，《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第226—228页。
[25]《复台大计管见》，《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69—382页。
[26]《台湾党部执委丘念台拟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复台大计管见”、“台湾党务改进管见”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64—365页。
[27]《中国国民党写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2—303页。

[28]丘念台著：《岭海微飙》，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20页。

[29]《岭海微飙》，第223页。

[30]谢东闵著：《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79—180页。
[31]《六全大会代表谢东闵等提“拟请中央统一和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99—400页。
[32]《六全大会代表谢东闵等提三议案决议及办理情形》，《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404页
[33]《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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