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北宋仁宗盛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仁宗盛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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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盛治是宋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宋朝也在这代君王之时达到全盛。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期间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历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

　　背景

　　赵祯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四十二年之久。这一朝达到了北宋乃至于中国封建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顶峰。由于他改元次数较多，他统治的最后八年，被称为“嘉祐之治”，也有后人把他的整个时期称为“仁宗盛治”。和强汉盛唐相比，这个开明治世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多时间是刘娥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从真宗手里接班时，北宋帝国在王钦若、丁谓等几个奸佞大臣的怂恿和把持下，到处充斥着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围。赵祯当时只有十三岁，真宗遗诏由刘太后“权处分军国事”。

　　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改元“天圣”，暗含“二人圣”之意，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政治格局。赵祯命将真宗假造的天书祥瑞一同埋葬，表明要在治国理念上实现拨乱反正。十年中，母子二人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励精图治，苦撑危局，使政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复苏，可以说是挽大厦于将倾。

　　赵祯亲政三十多年，真正实现了有别于强汉盛唐、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

　　人口

　　人口和财税堪比汉唐。嘉祐八年(1063年)，全国人口达到1246万户，丁男2642万口，42年国家人口净增长379万户。这增长的户数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由于朝廷实行“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嘉祐年间的国家税收增至3680余万缗，这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四倍。而百姓的皇粮国税却并非多如牛毛。

　　文化

　　培养人才

　　仁宗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一度贤相诸多，君子满堂。寇准、王曾、晏殊、鲁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被仁宗朝简拔或科举入仕的“三苏”、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

　　文化繁荣

　　文化实现了繁荣。散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的韩、柳两人，其他六个都活跃在仁宗时期。作为诗末的宋词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一大批词人的推动下发扬光大，打造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翘楚地位。而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发展。

　　科技发展

　　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仁宗朝有三个得到了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毕升的活字印刷术问世后，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还有王惟一发明的针炙铜人，完善了中医针炙体系。朝廷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史的贡献不可低估。

　　哲学思想

　　哲学领域流派纷呈，为现代中华国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题，为沉闷的哲学界吹来了一阵清风，同时也为赵宋为何受周禅，以及建立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实学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储备了干部队伍。

　　经济

　　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包括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是包括农业、制造业、商业、娱乐业等大的产业。而这些大的产业又包括各个行业。评价衡量一个古代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于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简单的从人口户数多少、国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数量、质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范围条件)、钢铁金属产量、货币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验证“仁宗盛治”之盛。

　　户数

　　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间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时期之盛，宋仁宗曾问包拯历代编户的数目，包拯经过认真考证后回答道：“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三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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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税收

　　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 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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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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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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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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