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历史事件介绍 天津教案发生的背景及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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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

　　简介

　　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的肆行宣教活动，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谋杀。

　　天津教案画像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缓刑4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

　　案件背景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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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同时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士绅集会，书院停课。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故证明，此为对教堂和仁慈堂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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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

　　案发过程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寄给曾国藩的上谕称，当时，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案件牵涉到法国设在天津的教堂，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于五月二十三，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押带匪犯武兰珍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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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堂面见法国天主教教士谢福音，同时让武兰珍指认他所供出的房屋，经核查与他原来所供认的不符，于是武兰珍就被押带返回。随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随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办匪犯的办法。商量妥当之后，听说教堂里的传教士与围观的群众因为口角而发生掷砖斗殴的事件。正在崇厚派士兵前去“弹压”的时候，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两杆洋枪气势汹汹地来到通商署，一名手执“利刃”的外国人紧随其后。丰大业向崇厚开枪，所幸并未击中，于是丰大业咆哮着并将通商署桌子上的物件随手损坏。崇厚认为“民情汹汹，恐激成事变”，劝丰大业不要出通商署。丰大业不听劝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弹压”的天津县知县刘杰，丰大业随即朝刘杰放抢，打伤了刘杰的侄子刘七。“百姓激于众忿，将该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

　　曾国藩画像

　　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调查处理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缓刑4人(余下四名，原为照抵被杀俄人性命，因俄国领事孔令再三要求缓办，遂拖下未执行)，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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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处理结果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国藩则被派驻为南京总督。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内心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

　　社会影响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教案遗址

　　“天津教案”的原发地“天津望海楼教堂”，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教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冲突事件，被后世民众牢记，被中国近代史学者们持续研究。天津望海楼教堂墙外，立有“天津教案遗址”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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