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商朝有哪些特有的习俗

商朝-商朝有哪些特有的习俗

　　2、嬴姓氏族去夏归商。殷人与秦人先祖起源于东方。专家指出：唐、虞文化发生在现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丫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丫枝地带。殷商文化向西直达渭水流域，早与周文化相接触，而向东则达今山东、河北两省沿海，中间包有济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向东北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到汉水流域之中游，也可能抵达长江北岸。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有许多氏族部落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饶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后来，他们终于在中原地区汇合，并同当地的部落集团融合，而成为历史上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华夏族。在这些部落集团中，以后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最初活动于东方;以后建立的周王朝的周人，最初活动于西方。

　　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

　　大费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皁，皂。《索隐》：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殷与秦有诸多相同之处：从观念信仰方面，殷人与秦人都奉“玄鸟”(燕)为祖先，留下了与玄鸟相关的祖先产生的传说，反映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图腾就是燕。

　　从经济生产的共同性看，殷与秦人先祖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

　　从墓制葬式看，秦人的陵墓形式遵循殷制，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有严格等级限制，秦墓仅以诸侯自居，不敢僭越。其他像墓壁、殉葬(腰坑、殉狗习俗)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由此断定，秦与殷先祖属于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最早生活在古代中国东海之滨，大约在山东半岛，后秦与殷西迁至中原一带，与夏融合在一起。

　　《史记●秦本纪》记载：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以“姚姓之玉女”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在殷商时期，秦人属于被殷商奴隶主统治驯服的一个氏族部落。由于秦人的祖先与商人的祖先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夏末(公元前17世纪)，秦人去夏归商，发挥自己善驾驭的特长，助殷灭夏立有战功。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史记》记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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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荆楚降商。秦国和楚国的族源相同，都奉颛顼为远祖。《史记》说，蚩尤为东夷九族之首领，九族之人包括古秦人、古楚人。蚩尤是战神，东方各部落联盟首领，曾率东夷九族打败了炎帝部族，后来炎黄两大部族联手击败蚩尤统领的东夷九族，蚩尤被杀，东夷九族离散。其东夷族之一部，避祸来到江汉流域，在与当地土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融合，形成了“三苗”。楚人是九黎三苗的后裔。

　　从蚩尤之后，古秦族和古楚族开始分途。史载，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

　　在尧舜禹时代，楚人仍然与华夏族展开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竹书纪年》有禹征三苗，“三苗将亡，天有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之记载。禹征三苗，实际上是夏夷联军共同征伐三苗。少皞族的首领皋陶、伯益是辅佐禹征三苗的最大功臣。

　　考古学家指出，长江中游一带是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所在区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长江中游群城迭起，文化璀璨，与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时代相吻合，暗示当时长江中游已进入早期国家文明形态。在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特别是禹时期，已经进入国家文明的前夜，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对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进行了讨伐，所说的“三苗”亦即南方地区，更准确地说，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为中心的聚落，而后石家河文化面貌突变，并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当是与此传说事件吻合。

　　直到商王朝时期，这个坚韧、剽悍、好战的民族才归入华夏族的统辖之下。《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襃荆之旅。”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襃，无土建国曰封。”夏初的命氏，更多的是“襃”，西周初年的分封，更多的是“封”。楚之国号，为商王朝所赐，楚属于“襃”。荆楚民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间，应该是从商朝武丁时期开始的。

　　4、商是一个崇尚武功的王朝。商王朝一方面要抵御异族的入侵，一方面要镇压方国叛乱，有商一代，不论国王、诸侯、方伯，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方国养兵自重势必引起战备竞赛，这就刺激了将先进的青铜技术应用到军事。商王朝军队使用先进的青铜武器装备，如青铜制造的矛、戈、刀、箭、簇、剑等兵器，将领的盔甲，以青铜作为枢纽机械构件的战车，被称为“青铜之师”，在征伐异族和平定方国叛乱中尽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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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常的征战中，商朝不但锻炼出一批能征善战的男性军事将领，而且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统帅妇好。妇好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之一，也是第二十四位商王祖庚的生母。她深得武丁宠信，地位显赫，曾主持国家祭祀，又带兵征战四方，参加过征讨巴方、土方、夷方的战斗，曾统率13000多人的大军对羌人作战，是当时商王朝主持军政大局的重要人物。武丁时期与之交战的方国部族达六七十个，其连续征战三年才使强敌鬼方成为商的盟国。在商朝军队的武力征伐或威慑下，一些方国被迫臣服，而非心悦诚服地归顺，这为商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在晚商，商王朝经常讨伐散居大西北的古老部落羌方，并把俘虏作为奴隶使用，使羌人对商王朝充满刻骨仇恨。商末，羌人和一些方国、部族积极投身于周武王伐纣大军，成为灭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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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王朝。从出土的商代器物，可以看到贵族奢华的生活，其精神与物质的享5受是丰富的。绝大多数礼器实际上是宴饮的炊器、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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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酒器。商朝是个好吃好喝的王朝，以至其后的周王朝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豪饮酗酒是一大祸害，专门作《酒诂》告诫国人。商王朝贵族豪吃海喝极为盛行，后世夸张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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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肉林”。商王朝的人口估计有543万~~790万，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大量造酒耗费海量粮食，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于是不堪压迫的民众奋起反抗。商纣王虽天资聪颖，悟性极高，材力过人，但却荒淫残暴，臭名昭著。他以“炮烙之法”镇压反抗者。《史记·殷本纪》载，商末，“百姓怨望而诸侯有衅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即在铜柱上涂油，下以炭火加热，令有罪之人行其上，因为铜柱又滑又烫，人只能坠入炭火中被活活烧死。 纣大造宫殿，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炮烙百姓，终致民怨沸腾，周武王伐纣克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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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商是一个尚鬼重祭的王朝。商王朝将王权神秘化，强化人们的王权神授意识。武丁以后，先王死去后都称“帝”，成为天帝的“宾客'，因此，祭祖就显得异常重要。祭必杀生，到商中晚期后发展到大量使用人牲。那些完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底层成员(包括被俘虏、掠夺过来的人)，被活生生地投入火中、沉入水中、埋入土中，或者死于刀斧之下，以示他们的灵魂被送到了神祇的身边供神驱使，从而取悦于神灵，求得神的庇佑。殷墟考古发现，一次人祭可以用300~~400名活人祭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人殉——把活人埋入坟墓去陪伴死者，殉葬者除了最下层社会成员外，还有商王的近臣、嬖妾和侍卫。《墨子》记载：“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完全符合商代的情况。商王死后，被杀殉陪葬的人都在几十至一二百人之间;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也发现了十五具人殉遗骨，可以辨认的有男性四人、女性二人、儿童二人。人殉，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商与周边异族更加敌对，预示着商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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