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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重农抑商”是好是坏?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会带来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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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一个国家运转,需要财政的支撑。
很显然,商业更能造就社会的繁荣。
虽然古代没有经济学,但是经济规律是存在,古人不会看不到发展商业的好处。商业发展起来了,税源当然也丰富了,中国历代王朝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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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农耕文明,税收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王朝总会平稳延续。
任何一个王朝灭亡了,只要重拾前朝的财政制度,就能继续造就盛世。
农耕地带,税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来的财富总量也很大。
但这样的财政制度有一个无法突破的困境。
农耕文明的财富特征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小。毕竟是靠天吃饭,土地上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一点,中国王朝的财政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
财富总量就那么大——土地就那么多,土地产出也就那么多,能养活的人自然也就那么多,不管是按人头收税,还是按土地产出收税,变化都不会太大。
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的职能就只能那么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就不一样了。
西方商业社会,可以“量出为入”,需要办多少事就收多少钱。
为啥?因为商业和对外战争,完全可以在市场和战场上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们的财政状况弹性很大。
要是没有巨额商业收益的利诱,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不会冒险走向九死一生的海洋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大?
王朝再强大,财政税收也是它的制约因素,有这根线牵着,风筝怎么也飞不远。
中国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对外战争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对外扩张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王朝会就此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死性不改征高句丽,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江山。
因为钱就这么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所以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实际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间并不大。哪怕是皇帝,也是要看菜下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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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量入为出、轻徭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悄悄生长的因素在耗尽财政资源。
举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非常照顾,一辈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从国家领俸禄。刚开始,这一大家子吃国家财政,能吃多少钱?所以这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据徐光启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帝王家也没钱啊
其实满清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到了清末时,也成了大清财政的严重负担。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还有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那就要大幅增加军费。
钱从哪里来?这也是农耕国家的刚性财政负担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灭亡,都可以找到这种财政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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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怎么办?解决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弹性的税收源头。既然土地出产是刚性的,那什么是弹性的呢?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暴利性资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盐和铁,后来又有茶叶这类成瘾性商品。
在历史上,这些商品都是由国家专卖,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财政上的弹性。
可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难题,放在政府手里经营吧,效率实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给民间经营,然后政府收税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
毕竟,谁控制这些暴利性资源,谁就能轻松获得巨额收入。
私人拥有巨额收入,既可能成为对政权的威胁,也可能成为豪强势力,导致社会失衡,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清末的盐商。
所以,这个解决思路也不靠谱。
富可敌国的盐商,曾经把皇帝派来查偷税漏税的钦差大臣给逼死
有人可能会说,那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困境,那就应该向西方学,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么愚昧,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把自己财政弹性搞得那么小,危机来了没钱花,这不是自找吗?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庞大的中国引入商业,它会引发一正一反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如果社会管理能力不升级,比如引入代议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等等,商业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如果商人不能参与政治,就不敢造富;如果没舰队的保护,商人也不敢去冒险拓展海外贸易。
英国的海上贸易养活了海军,强大的海军保护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这套能力建设完成了,可以收上商业税了,那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问得更准确一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句话很重要。
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它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商业社会的兴衰是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取决于它在网络中的位置的。网络一变,一个商业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变。
它是一种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要么就在扩张中,要么就在萎缩中,它很难保持稳定。
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时候如大厦将倾,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著名的像楼兰古国,而今文明都灭绝了。
再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原来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尽繁荣,但是运河一衰落,扬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一旦崩溃,就再难复兴。
很多人都看过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西方大国崛起和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衰落了,就再也不会复兴?——曾经划地球而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商船的荷兰,现在顶多也只是小而美的国家,与昔日鼎盛时期非同日而语。
因为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协作体,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
这种复杂的协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等强大的力量摧毁,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确保原来的种种复杂条件都能恢复,帝国也就由此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打败后,西班牙就再也没再崛起
再来看我们中国,农耕经济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缺陷,比如上面讲的,财政的弹性非常差。但是它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
上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只要新王朝给小农家庭配置了土地,经济和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和恢复,帝国也由此复兴。
这样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中国是世界各个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乱成什么样,总能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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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中国历代王朝都使用农耕经济的财政系统,所以重农抑商自然也就是成了皇帝们最理智的选择——我的目标是延续帝国,并不是搞创新发展威胁我统治的商业经济。
但是带来的后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内卷化。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用这套财政制度很得心应手,就不会想去用其他制度,这就在制度和技术上彻底锁死了自己,不去发展农耕文明之外的经济和技术。
中国农民千年不变的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从人类社会会从奴隶制度,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一个文明一旦内卷化,是无法自我突破这一困局的,没有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封建帝国制度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通过农耕经济的财政体系,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汉武帝最终会独尊儒术,而之后的王朝也都选择儒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其中一点就是重农抑商嘛。
所以并不是我们信了儒家,所以社会才重农抑商,而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财政系统,所以选择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就选择了儒家。
没有儒家,也会有其他学派提供这样的思想,帝国需要的是这样思想,而不是需要儒家,只不过正好儒家提供了这样一整套思想解决方案。
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儒家选择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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