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蓉-晚清衰落的真相：因自卑而阉割打压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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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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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19世纪的中国史，大凡都可以用“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概括。这“变局”似乎都与一种叫鸦片的物质有关。而这种物质却恰恰是从一种绿色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它有着最美艳的花、最诱人的香，某种意义上它和任何一种其他绿色食品没有区别。史学界围绕着鸦片这种“绿色食品”有过太多的讨论，似乎一切症结都归结于鸦片。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特地为发生于1840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正名：“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关于鸦片的传说浸淫着整个19世纪的历史。
　　这个名称果真有那么重要吗？我看不见得。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缘于禁烟，特别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某种意义上，禁烟才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即使是叫鸦片战争，为什么却偏偏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要知道，当时的大清政府，明文禁烟已有百年历史，它好比历史上的反腐败一样，并非19世纪的新鲜事物。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

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史学家才言之凿凿地断定，中英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然而，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事关英国国库收入、国民所得的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英之间？这似乎又有理由可以证明，盖英国要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曾为此“忧心忡忡”，并专报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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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卿及总统，呈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两国加以制止。既然鸦片有如此之利润，美国为何没有看中这一“商机”？
　　英国为何看中了中国？据史家之说，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而鸦片战后，英政府又“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为何战前战后英方的感受却如此大相径庭？
　　鸦片的传说还和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联结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好比一个童话，至今仍然活在历史教科书中，而“鸦片之路”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

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竟然是“赠之以丝绸，报之以鸦片”的最初版本。换成今天的一个时尚的话语，便是贸易逆差。
　　“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于是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论述：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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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

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

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
　　这类看似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则破绽百出。正如今天美国因为经济衰退而找到了贸易逆差的借口，同时又

为贸易逆差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借口一样。既然仅贸易逆差就达1600多万两白银，怎么能说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国家？难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纸糊的不成？如果说中国处于中世纪文明，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目标，那么非洲呢？南美洲呢？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难道有错？西方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实质上，仅茶叶一项就可以打败英国的中华帝国，让大英帝国充满了恐惧。中国的可怕正在这里。他们对西方那些代表先进科技的热气球、望远镜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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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毫无兴趣，这类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自尊。
　　如果把大英帝国的扩张仅仅归结于贸易，简直是贻笑大方。他们要的是征服全世界。他们之所以选择鸦片做突破的工具，原本就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是一个谋划深远的阴谋。这和当年他们派遣传教士来华一样，他们看到的是鸦片那销骨摧朽的魔力。这远比他们诉诸武力来得彻底和强大。而武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鸦片阴谋遭受重创之后的穷途匕见。这又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被人掀翻以后，恼羞成怒的英国人不顾一切诉诸武力一样，而当他们强大的武力在北美人那里遭

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之后，无计可施，不得不承认现实。
　　鸦片的传说不攻自破。
　　然而，不幸的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们没有能抵挡住鸦片的侵略。有人称：“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还有多少常识？试想，你让任何一个西方人尝试这样一种“绿色食品”，看谁能抵挡住这种生理上的依赖？只须看看今天的欧美国家吸毒现象之普遍即可见分晓。他们懂得鸦片最初是医疗上作为镇痛的药物在使用，然而，却不懂得这种镇痛物何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
　　自古希腊人发明鸦片这种药后，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早在西汉。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中国人把“阿”音又发成了“鸦”音。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

汉姆（Thomas Sydenham）歌颂道：
　　“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大约1600年，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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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刘鄂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然而，阴谋的得逞并不意味着贸易的合法化。事实上，自始至终，鸦片根本就没有进入合法贸易的行列，而是长期以非法走私的形式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只不过，由于其巨大的利润而导致国内许多不法分子也参与其中阴谋其事助纣为虐。
　　

曾经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这样谴责道：“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

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5票的多数。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20年的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地下交易开刀了。所以当时担任访华使团的负责人马戛尔尼这样预言：
“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时，基本上都把这场名之为鸦片战争的战争归诸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深究这一宿命的来历，则又归诸于中国没有近代化。似乎只要中国一旦近代化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在近代化了的西方面前，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然而，搞笑的是，即使是20年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其实并没有被折服，越来越多的人出游西方，回来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唯一让他们改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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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了

地球是圆的，羡慕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
有人用“停滞的帝国”来概括这一时期。
　　那么帝国为什么在此停滞？从整个中国历史的社会状态来看，清朝的制度方式是承续着明朝的，而明朝又是基本承袭着唐宋，二者虽然有一些明显的差别，但性格上毫无二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几千年一贯的性格呢？难道历史总是在中国一成不变？
　　要探究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来看。历史总是在深处产生拐点，这拐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落后之民族之征服文化先进之民族几成规律。先秦时期的周灭商，就是典型的小邦取代大国，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化。之后是偏处西北边陲的秦统一文化发达的中原；再后来是所谓“五胡乱华”，接着又是金灭宋、元灭宋，最后是人不足百万、兵不过十万的满洲人灭明。无一不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反而征服了文化先进的中原民族。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这些文化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便是一个被同化、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迟滞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同化和吸收不是瞬间的事，被征服者必须等待征服者在文化观念上与之并驾齐驱之后方能有所开展。如清兵入关

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征服者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游牧习惯和部落遗风，直到康乾时期，这时已是17、18世纪之交了，所谓的“文治武功”其实只不过是恢复到前朝的鼎盛时期。而这种所谓的盛世背后早已埋下了衰退的祸根。它的最形象表现就是所有的中国男人脑后都拖着一根长长的瓣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深处一再上演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悲剧性，反而像如食鸦片一样，津津乐道其文化的威力。
　　帝国可以停滞，然历史并不因此而停滞。
　　以征服者自居的满人，为了取得人数上居绝大多数的被征服民族的认同，不得不高举起被征服民族的精神旗帜：程朱理学。这一策略应该是汉人的主意，在汉民族的天下观念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汉民族的文化不亡，亡国只不过是历史是历次朝代更迭之一例。
　　程朱理学是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儒学，它最大的特点便是崇尚心性，讲求内圣外王。它先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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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官学、居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到20世纪它也被人斥为最空虚最无意义的学问。程朱理学成了束缚中国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总根源。然而，我们梳理程朱理学的渊源，实际上并非如此。

　　宋明理学是一个严谨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它由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把孔子《春秋》经和《春秋公羊传》所首倡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等命题范畴，与孟子的义利观、仁政观，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等思想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们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业立德基本路线和天理论、道德论、人格论、人欲观、历史观等思想之中，形成一门熔天道、人道、治道于一炉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处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感染力。
　　程、朱等理学大师又都是卓越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们到处兴书院、建精舍，广招门徒，授徒讲学，以兴起斯文、传道明

道为己任，把他们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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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言传身教给他们众多的门人后学。后又经历代朝廷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遂使这套思想理论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为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启迪、熏陶、教化、

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据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记载，朱熹另一曾孙朱潜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步步南侵，而权奸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朱熹的女婿黄干，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并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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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黄在任官浙

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江西饶鲁、吴澄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
　　程朱理学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丰富、强化了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激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抱群同心，团结御侮，革旧立新，为振兴中华而斗争。自“尊王攘夷”、“爱君忧国”、“内中国、外夷狄”、“诛乱臣、讨贼子”、“大一统”等和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被纳入程朱理学天理论的框架后，这些都被看作天经地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及理想信念，深深烙印在全民族的心灵中，而欺君罔上、卖国求荣、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分裂国土、陷害忠良等等，则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丑事恶行，应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谢叠山说：“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国人民的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繁荣兴盛的斗争持续不断，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所包容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不仅有力推动了我国元、明、清几代的爱国民族斗争，而且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几百年来，每逢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自觉地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很大成分也脱胎于朱子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春秋公羊传》，他们原来也都是孔孟程朱的信徒。
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大一统思想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所认同，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凝聚了中华一体。据学者统计，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共约2300余年之间，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约700年左右，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列国相争，汉末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分裂，直到五代相残，宋、辽、西夏、金相侵等，总共占了1600多年（占三分之二时间）。但宋以后，直到清末，尽管出现了元明清三朝的更替和北方两个少

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始终维系着全国统一、一个政权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事实证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且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管有多少时代局限和谬误，也不管它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多大距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继承发展和更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财富，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弘扬其中

的精华，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借鉴。
　　那么，清政府何以会把严守夷夏之辩这一春秋大义的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呢？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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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清所奉行的程朱理学经过了多次改造。一是剥离了夷夏大防这一春秋大义。二是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打击了汉族知识分子实践笃行的实用精神。到了鼎盛时期的乾嘉年间，程朱理学完全蜕变为书斋里的考据之学。程朱等奉行的内圣外王只剩下内敛的内圣一途，这就是后来的儒者一直纠结的问题：内圣为什么开不出外王。
　　谁会想到，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竟会激起清朝

统治者严酷的反弹呢？实际上，这恰恰正是统治者文化上自卑心虚的直接映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此时的程朱理学早已完全不是原初的程朱理学了。它已经幻化成了最实际的鸦片。正是这种鸦片在帝国所起到的作用，才会发生大清帝国从表面的巅峰瞬间崩塌下来。
　　文化鸦片作用于国策上便是大清帝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大凡文化上自豪的民族，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则呈现出相对开放，我们只须对照一下大汉和大唐、大明即可一览无余。汉朝的通西域、大唐的取经以及大明的下西洋，无不是这种开放心态的真实反映。而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则始终不敢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正面接触，他们连这些大鼻子的洋人从哪里来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文化落后民族征服中华之后的一种灾难性后果吗？
　　我们来检讨大清入主中原之后所作的贡献吧。毋庸置疑，区区10万清兵入关，对偌大一个国家的管理很明显捉襟见肘，这时他们不得不倚重于汉人。换句话说，大清的管理无疑是建基于明朝的基石之上的。它只不过是明政府灭亡之后的一个看守政府。它看似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