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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上海。《上海珍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建榕,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开发,此文披露了黄金荣的暮年归宿以及黄金荣写悔过书的一些细节。
群众来信:“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上海,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市民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一时杀黄呼声高涨。
从档案中保存的群众来信看,没有一人不对黄金荣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镇压这个“大流氓”、“老恶霸”,说黄的自白书,太轻描淡写,“这么简单的几句,能掩盖他的累累血债?”“他欠下了人民数不清的血债,我们决不宽容他,希望人民政府必须把这罪恶的总根,先予铲除……”“黄金荣可杀不可留”!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限。
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黄金荣的“三件
套”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何止千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平静安逸的日子。
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虽然有人举报,
饭师傅两名等,这时尚且如此,想见他鼎盛时的威风,更是如何了得。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也颇不寂寞,一天开饭五六次,是稀松平常的事。无论如何,麻将搭子总归凑得齐。这似乎比远在香港的
门口,要求他出来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黄宅中抄出枪支弹药
偏偏这个时候,公安局又得到情报,说黄金荣家中藏有枪支。
此事非同小可,公安局马上派人找黄金荣谈话,责询有无此事。黄金荣一脸无辜,连连否认。后来查明,黄家确有一批枪支,黄金荣也可能确不知情。这批枪支弹药是黄源焘所藏,因其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分队长。
公安局派人抄出武器,计有长短枪十枝,其中两枝已锈坏,另有子弹数百发,日本刀数把。
时值镇反高潮,黄家匿藏武器案的反响可想而知。黄金荣本人真正感到了恐惧,他担心政府随时会来抓他,甚至会真的枪毙他。他彷徨徘徊,只好整日关在家中,束手待“毙”。
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都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的情况,认为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我党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后,一直不动黄金荣的主要原因。
勒令写悔过书
针对围绕着黄金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杜月笙如何“读”自白书
据文史专家沈寂先生告诉笔者,他那时正在香港,那天去杜府拜访时,恰巧碰到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黄金荣与杜月笙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杜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差人找来报纸,叫万墨林念给他听。
杜月笙听了一
遍,说:“墨林,你再读一遍听听。”于是万墨林读第二遍。自白书不长,其中一节谈“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停!”杜月笙对这一段掌故最熟悉,也最关注,挥手让万墨林打住,叫他慢慢将这一段读清楚,自己屏神聆听。
听完,杜月笙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
想当初,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华共进会”成立时,他不就是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一道唱主角的吗?如今黄的自白书,丝毫未提及他的名字,恐怕不会是一种遗漏或疏忽,肯定别有内涵,不妨说是中共方面在传递某种信息吧,而杜月笙自以为是“懂了”!杜月笙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谓不强。
自白书两稿不同有奥妙
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
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
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原文是这样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也很简单。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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