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视野拓展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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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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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放宽视野拓展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

[编者按]

作为现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推动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以及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思想语境和文化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历史进程是全面形塑和深入解释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理应成为党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如何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视域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发掘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对于理解中共党史的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进而书写出既有“史学”又有“史”、既关注“学”又关注“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相关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讨论还很不充足，这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进展。鉴于此，我刊开设“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栏目，约请有相关研究经历和学术实绩的学者立足自身研究，总结学术经验，集中探讨如何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视域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本期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勃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承继世纪之初新史学“眼光向下”的理想，秉持“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初衷，始终围绕一系列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急迫课题，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致力于“历史科学之拓荒运动”，在中国历史的“荒原”之区开疆拓土，建立起一座又一座巍峨的楼阁。1941年，在延安从事历史研究的叶蠖生就作出如是观察，“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历史学中主力，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说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观察与论断还难免带有一些主观色彩的话，那么顾颉刚在几年后的一通私人信札中所流露出来的讯息，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他者”的印象和判断。顾颉刚不无感慨地写道:“(现在)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军人物和“史料派”的中坚，顾颉刚的这番感慨，蕴含着20世纪上半叶不同史学流派盛衰消长的丰富内容，委实值得仔细体味。
作为中国现代史坛上一支最富有理想、充满着淋漓元气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领域的一道成果丰硕、建树卓越的学术景观。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进一步思考如何推动和深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仅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课题，而且对当下中国史学的建设与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放宽学术视野、拓展研究路径两个议题谈几点浅见。

一、放宽视野、发现新课题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深深地被卷入到世界性的体系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无法与“世界性”的议题相剥离。仅就思想文化而论，由于技术的发展、交通与传播手段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的急剧变革，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交汇之地。正因如此，无论是梳理和考察此一时期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衰起伏，还是研究与分析某个特定学术门类的发展及其演变，“世界性”都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论题。
就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而言，无论哪种史学思潮还是哪个史学流派，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此前或同一时期世界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影响。换句话说，“世界性”是这一时期中国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的共性。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与研究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相比，无论是研究的视野还是具体的研究视角，都应该有所不同。
至于落实到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世界性”的视野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不过，直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发展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劲且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思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时曾指出:“在史学史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正因如此，他把“历史主义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勃兴，视为两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环节。根据他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其一，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描述孤立的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研究；其二，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其三，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其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五，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之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总之，马克思主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作为一种“既反映又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方向性转变、具有强大方法论示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勃兴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恰好形成于这一时段。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性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界与当时最具前沿性和世界性影响的史学思潮相呼应的结果。这种呼应表明，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界，一方面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创生及传播体系相接轨，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准确把握国际思想文化发展动态与前沿的能力。
除时间上的同步性之外，前述巴勒克拉夫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此前或同一时期西方各重要史学流派之间此消彼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之间。同样，他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全球史学特别是欧洲史学所产生的五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基本一致。因此，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离不开对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与发展这一整体脉络的梳理与分析。只有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置放于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这一整体脉络之下，才有可能真正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汲取的充沛的思想理论资源、丰富的概念工具以及一系列深邃的“问题意识”的生成及其转换。同样，也只有在与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比较与参照之下，研究者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路径与轨辙，活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气派与独特风格。
当然，除巴勒克拉夫所重点揭示的史学史语境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蔚起，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很大意义上取决于该国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各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影响，还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展开和具体实践，都呈现显著的不平衡性和强烈的民族或国家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只有也只能有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准此而论，上文所说的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置放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下来加以考察，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说辞，而是研究视野的开阔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课题和新领域的展开。
就宏观层面来看，这些课题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开展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特色是什么?这些国家或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文本、观念、方法以及话语又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只有对这些问题都作出基本而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所谓"整体的脉络”才会得以清晰呈现。而一旦这个“整体的脉络”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生与发展置放其中加以考察、分析和比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就应该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拓展路径、创生新思维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发展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立场和观点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种学术活动，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灵魂。作为一种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卷帙浩繁、思想深邃、结构缜密的著作而显现出来的。因此，与其他各种史学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本身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李大钊早年在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挑战性。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作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更为重要的是，还在马克思健在的时候，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当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时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者又对其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诠释。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不仅不同阶段的传播路径、传播方式各不相同，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各有侧重。故而，就具体的路径而言，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就必须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发展史、经典著作的翻译史有机地统一起来。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发展史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将无从谈起。
就哲学或方法论的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唯物史观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内容;至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介，则是从2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重点上的这种时间顺序，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考察30年代中期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便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或方法论倾向，那就是以带有浓厚经济决定论色彩的解释模式来分析和说明一切历史现象。李大钊在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认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经济的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据此，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便断然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直到1924年，他在写作《史学要论》时依然再三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在这一时期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中，只能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看不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看不到人的历史性创造与社会发展之间复杂面辩证的关系。一直到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这种带有强烈经济决定论色彩的“见物而不见人”的历史解释模式，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采取的主要解释模式。进入30年代中期，由于唯物辩证法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才普遍认识到这种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并开始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建构更加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标志性成果便是翦伯赞出版于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正是在这部著作中，翦伯赞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得出了“历史发展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的发展，虽然在究极上，一切主观的动因是客观事实的产物，而主观的意识，又是促成、至少是加速或延缓客观的历史发展之唯一的活力"这一结论。显然，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发展史的系统梳理与准确把握，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的这一重大飞跃。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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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和经典著作的翻译者。早期的李大钊、李达如此，稍后的郭沫若、侯外庐、王亚南等也都如此。研究者在考察这些学者的史学活动尤其在考察他们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之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活动，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毫无疑问都应纳入研究视野。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著作，自然与他翻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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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部经典文献中，马克思系统地、集中地阐述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提出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个著名的历史发展公式。作为这部经典著作最早、最完整的翻译者，郭沫若对该书的核心要旨尤其是历史发展公式，自然别有意会。再如侯外庐，早年曾呕心沥血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前后长达十年之久。据他自述，正是在翻译这部经典著作过程中所受到的理论与方法训练，引导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道路，并由此而形成了他别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和学术思想的研究路径。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之一，参加此次论战的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诸多意见。然而，由于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水平的客观限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完整、最集中论述的经典文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尚未为世人所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当时也只是大体上复述苏联理论界的一些观点，而没有作出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直到1945年，侯外庐发表《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一文，才对这个问题作出全新的突破性推进。侯外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经典作家“生产方式”这一重要概念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在1943年通过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获得了俄文本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以上所举的几个事例均表明，无论是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发展，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个案，乃至于讨论相关的重要史学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的研究。因此，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不失为一条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和其他各思潮及流派的史学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史学一样，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下的学术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并体现着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变革，并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变革提供知识和思想资源。正因如此，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不能把它孤立起来，而应该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史学整体发展的这一背景之下，把它放在与各种史学思潮及流派的动态关系之中，以观其异同，辨其长短，析其特点，察其盛衰消长。有学者曾概括指出:“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者的内容都非常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第一次史学革命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怎样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这样的判断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现代史发展的真情实况姑且不论，但把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各家各派置放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下予以观察与研究，这一分析路径无疑极富启发意义。应该看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资源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史学遗产，特别是广泛地吸收了20世纪初叶以来的各种“新史学”资源。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初，就充分吸收了“新史学”开山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他不仅称誉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而且坦承“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的相互借鉴、取补及争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离开对同一时期其他各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意识”和话语背景也都会变得模糊不清。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进入40年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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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史学界普遍开始重视史料学的问题，并为此作出了诸多别开生面的探索。从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到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再到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史料学研究成果。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史料学建设，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以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派”的外在影响，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翦伯赞早在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就已关注到以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派”的成绩，肯定“他们在史料的考证上，确实有着相当的贡献”。有学者曾指出，翦伯赞在40年代的史料学思想，“既显示他未忽略司马迁、刘知几所代表的大传统，亦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等所推动的新潮流”。类似于这类见微知著的观察与分析，都在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同一时期其他各史学思潮与流派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置放于中国现代史学的整体进程之中，从它与同一时期其他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之间相互激荡、彼此借鉴的关系之中察其共相、析其异相，也应该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

第三，史学史语境与革命史语境的往返交叉和融合。就学科属性而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属于中国现代史学的范畴。因此，从史学史的语境出发，系统地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研究并揭示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及运行机制，分析与评价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著述，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并将其置放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坐标之上，就其与同一时期其他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进行比较，这些史学史语境下形成的切实有效的研究取径，当然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路径。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如果仅仅采用现有史学史语境下所形成的上述研究路径，极有可能会遮蔽其中一系列的重要现象或问题，更有可能因为这种遮蔽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社会价值的低估甚至漠视。
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没有任何一个史学思潮与流派，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始终旗帜鲜明地把学术理想和治学宗旨写在苦难重深的土地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史学思潮与流派，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把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翻转成为历史的主体；也没有任何一个史学思潮与流派，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把求真与致用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的雄心壮志，把古老而又常青的历史智慧，汇人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滔滔巨流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革命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秉性。美国学者德里克以“革命与历史”这两个关键词的连接来统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可谓道出了其中关键。
既然“革命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秉性，那么，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仅仅采取现有的史学史研究路径，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把“史学史的语境”与“革命史的语境”往返交叉和深度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才不致雾里看花或水中望月，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论著中深刻的现实关怀和深邃的立论意旨。
这里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谈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正式进入讨论议程，“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吴泽、邓拓、吴玉章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仅仅从史学史的语境看，这个问题的持续争论似乎无关宏旨。正因如此，当时就有学者嘲讽围绕该问题的讨论是“经学上的问题”。然而，如果转换到革命史的语境之下，这场争论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便会清晰而又锐利地呈现出来。
时间倒回到1925年。这一年，苏联知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经济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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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接受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把经典作家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并据以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在他看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社会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下，以同一技术水准，而反复生产着”。由于中国是一个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独特社会，所以中国“不存在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存在封建的剥削关系”。受此观点影响，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受“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的独特的社会类型，“中国农村中产生的那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可称之为封建主义。但这样说是相对的，并且是有条件的：这种封建主义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很少有相似之处。中国独特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最好按马克思的叫法，称它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产生农村中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根源”。罗明纳兹的这一观点，给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这突出地反映在1927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这份文件就是在罗明纳兹的直接影响之下，由瞿秋白执笔起草的。文件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的土地所有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的条件。中国农村生产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形态……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更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份草案是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初稿而提交的。当然，后来中共六大彻底否定了这份草案，明确认定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六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以及农村制度，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如此复杂而又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故而从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它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一个持续讨论的课题。试想，如果只有史学史的语境而没有革命史的语境，这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公案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完全就有可能被遮蔽起来。

三、结语

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以其鲜明的实践性格和非凡的学术创造能力，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又以其独树一帜的理论探索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卓然自立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之林，并对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应该说，较之于它的贡献与成就，现有研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本文一方面强调要放宽学术视野，因为只有放宽视野，才能看到此前未曾注意到的事事物物，并把这些事事物物转化和凝练成一系列学术性课题，从而延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则强调拓展研究路径，因为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可以期待，随着学术视野的不断放宽和研究路径的持续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一定会迈向新的学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