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夏明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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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明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海河流域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论文集》序言

夏明方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 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 教授

在河北大学校领导和历史学院的精心筹划和鼎力支持之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二届年会暨海河流域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底11月初在河北保定得以顺利召开，其会议论文集也在河北大学副校长杨学新教授和历史学院郑清坡教授这两位主编付出辛勤劳动之后在今年出版，在此谨代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从名义上来说，这本论文集是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持策划的中国灾害史研究论丛的第一部，但实际上也是对本专业委员会前会长高建国先生自2004年以来开创和坚守的会议论文集编纂出版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惟愿不忘初心，共同奋斗，续写新章。

此次会议之所以把主题确定为“海河流域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并以河北大学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世纪以来，在杨学新副校长的倡议和领导之下，河北大学在这一方面开展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凝聚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力量，其所创立的海河流域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正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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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灾害史研究领域一支值得注意的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作为整个华北平原或者黄淮海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河流域是我国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灾害策源地之一。明清时期如此，民国以来也是如此。建国以后，海河流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面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御能力和应急救灾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并不能对该流域的所谓自然灾害从源头上予以根治，自然灾害依然以不同形式时常发生，有时候规模巨大，对国计民生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这里和其他地区一样滋生和蔓延着各种新型的灾害，如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依据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此类由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灾害属于非传统灾害，它们与主要由自然力量引发的水灾、旱灾等传统灾害相比，虽然往往也会以突发性，爆发性的形式展现出来，但一般而言还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性，持久性，普遍性的特点，其波及范围通常也会突破某种地域性的限制，以致有可能影响到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因此，在今天这片土地上，我们一方面切实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新的威胁。不管是前些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还是最近的天津港大火，都给我们带来了极为惨痛的教训。不仅如此，我们脚下的这片华北大地，随着地下水超规模开采，地面沉降愈趋严重，地下漏斗愈来愈多，其所带来的危险不容低估。更加重要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除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雾霾之外，就是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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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问题。前几年，本人曾乘坐大巴从北京赶往天津，对高速公路上兀然出现的一幅广告牌印象极其深刻，其上用大字写出：“谁说华北无大江？”原以为华北地区又新发现某条大的河流，没承想细看其下附加的小标题，居然是“锦江饭店”。在我看来，这样一则广告的确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反讽意蕴，它不由令人深思这片土地之上的河流还有多少可以长盛不衰，清水悠长呢？我的博士生韩祥同学以明清以来滹沱河的变迁为例为此次会议所写的《小黄河之死》，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对传统灾害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也需要将前面提及或未提及的各类非传统灾害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进而丰富、完善我们的灾害史研究。

当然，与以传统灾害为主导的旧中国相比，今日的华北或中国已经远离了饥荒的威胁，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危机和风险的新时代，我们还是需要从历史的深处寻找某种借鉴。回顾中国救灾史，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减灾救荒事业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以黄淮海流域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灾害的最重要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救灾制度从传统向近代发生重大转折的主要舞台。尤其是以今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曾经接近天子脚下，靠近首都，人文与区域优势突出，因而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减灾救荒事业往往具有跨地域的典范意义，表征着中国救灾制度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创新和发展。比如乾隆初期以方观承模式为代表的直隶旱灾赈济，在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的笔下，就被视为18世纪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抹亮光。其于1970年代末期问世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也成为海外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奠基性作品。1870年代，也就是晚清光绪初年，因应着一场造成千万人死亡的大旱灾，即学界熟知的“丁戊奇荒”，一种以东南绅商为主导的跨地域的民间义赈开始崭露头角，掀开了中国救灾史上全新的一页。1917年，海河流域大水，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开办香山慈幼院，将教育与救灾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民间救灾的领域。1920年，华北再次发生大规模旱灾，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民国救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非政府国际民间组织“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由此而生，其主要活动范围就在河北，其所开创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建设救灾”工程，迄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1942和1943年那一场几乎遍及华北的大饥荒中，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新的救灾防灾之路，我把它称为“太行模式”。这条道路，直至建国以后，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举国救灾实践的缩影和模板。

一句话，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不仅以其一系列的重大灾害问题影响着全国，也是中国救灾制度发展变化的重大发源地。对海河流域灾害及其社会应对开展深入的研究，自然能够使我们的灾害史、环境史研究占据一个制高点。就当今国家的发展形势而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宏大目标之一，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纵深发展，对过去和现在的灾害问题、环境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探讨，也显得愈加重要，愈加急迫。事实上，不论是在官方或民间，是在国际舞台还是日常生活中，历史或历史学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知和认可，而灾害史，环境史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并且拥有一个独特的公共服务功能，因此在这一方面也一定大有可为。

纵观整个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这“海河流域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颇具成效的对话和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历史时期海河流域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之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当前中国的灾害史研究进行新的思考。以下仅仅谈谈个人的几点体会：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灾害？”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这看起来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事实上，对它的讨论越多越深入，我们对灾害到底是什么，不仅不一定越来越清楚，有时反而会更加模糊，更加困惑。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长期以来某种约定俗成的框架之中来探讨灾害问题，而是需要有所突破，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不管这样的思考最终是否能够赢得学界的共识，这种思考本身也是灾害史和灾害研究向前拓展的重要标志，也必将推动相关研究向新的台阶迈进。据我所知，从上一世纪末到这一世纪初，在美国从事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先后编纂过两本书，书名都叫《什么是灾害》，连主编都是同一个人，其中九十年代中期出的第一本， 2005年又编了第二本。从中可以看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内，美国学者对于灾害这一概念的讨论是如何的涌跃，但从书名的一字未易，也可猜想出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性的认识。当然在相关学者的具体的讨论中，也存在一些连续性的论述，但更多的是变化，是分歧。正是这些变化和分歧，昭示了灾害研究理论的拓展、深入和突破。

这种现象在中国学术界也同样存在。当然，不管怎么讨论，我们的灾害专业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在章程上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据此，所谓的灾害，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问题，而是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还有环境灾害。所谓环境灾害，指的是由人为原因导致的自然力量变动而带来的一种灾害，其实质就是前面说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减少等非传统灾害。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研究和讨论，更多的还是偏重于自然灾害，而这次河北会议，我们以海河流域为主题展开的讨论，对环境灾害的关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对所谓纯粹的人为灾害兼顾得比较少一些，但总体上而言，我们对灾害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态势。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或环境灾害，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即便是所谓纯粹的自然灾害，其背后可能也有反自然的因素，而所谓纯粹的人为灾害，同样能找到自然的影子。尤其是此次会议在讨论历史时期蝗灾的成因与规律时，依据西北大学李钢教授对相关史料和理论所做的梳理，我们隐约可以发现，蝗灾似乎只是一万多年来的全新世发生的灾害事件，为什么？鉴于蝗灾的始发期刚好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是全球农业诞生的时期，我们似乎可以把它的出现看作是农业发明以来地表生态系统单一化进程的结果，它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蝗作为一种昆虫，它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很长的时间，但作为一个爆发性事件，对人有影响的事件，它却是借助于人类的农业活动而与人之间建立其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很显然，一旦把考察的时段放长，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自然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人这样一种因素在其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不管这样的作用是有意造成，还是无意而为。此次会议，我们特别邀请太原师范学院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王尚义教授给我们介绍他的最新研究“历史流域学”，他在报告中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自然之河流淌着的，不仅仅是所谓自然的要素，比如水和沙，它还流淌着文化”。这句话很经典，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在我们文化之流里，也同样律动着自然的力量。只有把这两者的结合当做一种常态，我们才能发现一种更加完整的历史，一种自然与文化多重变奏的历史，不管这样一种结合是一种急剧变化，一种由这种急剧变化引发的爆发性事件，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现象，比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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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给各位呈现的江南景观，它们都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都是人与自然反复不停地互动着的结果。比如白洋淀，其在18世纪乾隆朝时代形成的景观，自然离不开朝廷与当地民众等人力的营建，但是这样的景观一旦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忘记这一点，而把自己在白洋淀的观光和徜徉想象成一种大自然的发现之旅。实际上，如果没有其后持续不断的人工修复，所谓似曾相识的景观并不能长期保留下来。这里的白洋淀，这样一种在游人心目中的美丽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反自然的人类干预的结果，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的讨论。

以上是关于灾害定义的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既然灾害，且不管是什么灾害，都应从人与自然相结合的角度来讨论，那么我们对灾害研究的角度、视野和路径，也就离不开所谓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这一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正如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所言，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讨论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去做这种结合，如何使这种结合更完善，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研究。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看一下这两者之间曾经的关联及其变动趋势。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灾害学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时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是竺可桢，一是邓拓；一个是做自然科学研究，另一位是做人文社会科学的。建国以后的灾害研究中，做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一脉，基本上隐下去了，表现活跃的更多是做自然科学的这一脉。虽然1950年代谭其骧先生有关黄河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把人与自然这两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但总体上来说，人文社科这一脉还是被抑制住了。到了改革开放后，不管是自然科学界，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在朝着两者结合这一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高建国老师，是研究地震的，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但他在筹备灾害史专业委员会时，却尽其所能地吸收了一批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灾害的人文学者，努力推进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学者的切磋和对话。同样，作为中国历史学曾经的领头人之一李文海先生，其在开始倡导近代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两者的结合。他的第一篇有关灾害问题的重量级文章，也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灾害史研究的种子文章《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开宗明义，就是要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探索辛亥革命的一个角度。这是一种时代的契合。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们不管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还是对材料的使用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的。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在今天的灾害史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还是在强调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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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整合，另一方面却也看到一个分化的过程，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的结合之后的一个再分化的过程。就人文这方面而论，我们对灾害史的研究，可以是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也可以是经济史的角度，政治史的角度，甚至连文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引进来，由此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同样，自然科学这一面也有各种各样新的学科介入。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当前中国灾害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样一种日趋多样化的灾害研究，虽然各自都有各自的学科本位，但毕竟有其共同的研究对象，难免在各自的研究中要牵连到其他方面，因此，在这样一个不断分化和更趋多样化的过程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整合态势，与过去相比，这样的整合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这次会议的一部分论文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新的整合。

当然在从事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相互结合，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结论等方面，都可能做得比较生硬，两者之间也会存在某种争议，有时甚至做出截然对立的理解。尤其是在此次会议上，既有人文学者对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提出挑战，也有自然科学学者对人文学者灾害史研究的纯学术性存有疑虑，似有两军对垒之势。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立，看起来是对学科整合的一种质疑，实际上则可视为其中存在的某种内在的张力，是进一步推动学科整合的一种动力。因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似乎不可调和的张力之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某种极为重要的统一性的东西，而这个统一性的东西就是历史。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社科也好，不管两者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其最后的归宿都是历史的方法，或者说一种看待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历史观。我们当然必须承认，没有历史的自然科学照样可以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比如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物理世界的过程中引入一种历史的视点，就会如事实已然发生的那样会产生出某种全新的结果，比如格里高津的演化物理学与耗散结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物理学，它在引入历史视角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整个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做历史，大有前途，无须自卑。

具体到灾害问题，它同样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角度和认识。比如唐山大地震，它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就地球能量的瞬间爆发而言，它当然主要是自然界力量的异常表现，但是它之造成那么惨烈的人口伤亡，却是与这一地区百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人口大规模集聚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想象一下这样的地震，如果发生在1870年代此处还是偏僻乡村之时，它会造成那么大的伤亡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里的工业化，就没有以数十万人死亡为代价的唐山大地震。在这里，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只有把唐山大地震放到一个更长、更大的变动着的时空之内，放到这里在近代才开始发生的工业化大潮之中，我们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在特定年代的特定结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察，进而对唐山大地震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这种理解，既非纯自然的，亦非纯社会的，而是从人与自然相互结合的生态的视角，对人与自然在持续演化之中纠结于一起的生态学过程所做的历史性考察。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回归的东西，就是一种把自然与人文尽皆包容于内的“历史”，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唯一科学“历史科学”。

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就可以对灾害史研究的目的，或者灾害研究与减灾实践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曾几何时，对历史时期灾害史料的整理，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认识中国各类灾害发生和变化的规律奠定了雄厚的历史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会学者对中国历史时期一些列重大灾害的研究，包括建国以来发生的三年大饥荒，驻马店大洪水，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等这些曾经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灾害事件，都曾从学术层面进行反思；我们这次会议也有这方面的探讨，并提出我们自己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从某种意义来说，有助于纠正学术界或者社会上一些事实上和认识上的误区，从而不仅推进当前对于灾害的学术研究，也为讨论历史时期的灾害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辩证的态度和相对合理的思考进路，这同样也是服务于社会。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历史研究之对于灾害研究的自然科学道路，并不只是停留在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层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自然科学本身的变革。王尚义先生对历史流域学理论的构建，无疑是一个最切近的例子。更早时期出现的，也更加突出的典范，当属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水利史宗师周魁一先生提出的历史模型理论，该理论对20世纪末新世纪初期中国防洪减灾战略的重大转变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应该也是中国救灾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她的这一研究所要对付的疟疾，就是一种流行于特定地区的地方性疾病，这种地方性疾病完全可以归于灾害这一范畴。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对历史时期相关文献的了解和重新阐释，这一发现过程很可能不复发生，或者会出现历史的延宕。在2013年新疆召开的灾害史年会的闭幕式上我曾说过，人文社科趋向的灾害史研究，不仅只是自然科学趋向的灾害史研究的助手，也完全可以和自然科学进行平等的对话，两者相互争鸣，相互砥砺，可以共同推进对于灾害的认识。一方面是人文化倾向的科学，一方面是科学规范导向的人文社科，两者在灾害研究领域可以得到更好的结合。而对于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不仅需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政策性建议，同样也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发表我们的看法，更需要从两者的结合，用历史的眼光，展开更加宏大的思索。

事实上，对灾害与历史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本身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在以往，我们所要研究的，基本上是一个无摩擦，无灾患，无危机，没有任何风险的桃花源世界，而今日我们看到的这同一片世界，则更多是各种危机，各种风险，各种灾害，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由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综合体，我们已不再视其为静态的均衡的，而是必须要把它的不确定性凸显出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前提，或者说把表征人与自然之间异常变动的灾害过程作为研究自然、社会及其历史的新视野。

最后想要提及的是灾害史研究的人才传承问题。就参会主体而言，本次会议一如既往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既有来自山西大学郝平教授领衔的晋军，也有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率领的周家军，中国政法大学赵晓华教授的赵家军，更有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方家军（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率领的以研究气候历史变化闻名的地理学团队）和李家军（西北大学李钢教授带领的专门研究蝗灾的地理学团队），当然还有新崛起的河北大学海河流域研究团队，等等。这一支支老中青或中青年结合的队伍，使我们看到了灾害史研究的未来希望。灾害史的研究需要吸收新鲜的血液，需要这种传承，需要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也希望下一届会议里有更多年轻，优秀的学者对我们共同的事业做出贡献。而且从上述团队的组合本身，我们也会看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灾害研究力量方面的一种结合。特别是西北大学李刚教授带领的蝗灾研究团队，虽然十分年轻，却充满着无限活力，既有地理学的基础背景，又兼及历史与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其对蝗灾的考察，既有宏观分析，也有个案探讨。宏观分析注重的是灾害问题的关联性，相关性，个案探讨则聚焦于各相关因素相互之间具体的作用过程，两者在逻辑上相互配合，理论上自成体系。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团队研究机制，值得推广。

总而言之，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没有河北大学的承办，各个合作单位和研究团队的全面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次会议是不可能召开得如此成功，如此顺利的。值此会议论文集出版之际，我向他们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018．3.18 于北京

该序是以作者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二届年会所做开幕式发言和闭幕式总结为基础混合修改而成，除文字上的修改和润色之外，其发言主旨未作改动，特此说明。

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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