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专业-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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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文章出处：《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770121）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方万鹏，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要：在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关键词：环境史；自然科学方法；可能；限度
20世纪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史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处于同步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越向前推移，中国史学自觉接纳其他学科渗透的步履频率就变得越快，以致于在当代史学所采取的各类‘方法’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史学方法’”。[1]（序言，P2）此处的“其他学科”，恐怕还多局限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谈到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毋庸讳言，即使暂且抛开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庞大的理论命题，我们也不难看出，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确实存在许多不易融合的地方。因此，由中国史学的传统特点、治史理念等诸多因素左右，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在20世纪可谓几经沉浮。
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的新史学，自从西方兴起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然而从其传入中国到获得长足发展却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批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积极译介国外环境史优秀成果的同时，又力图去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其治史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环境史研究在为自然科学方法入史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笔者将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误区等三方面来探讨这种可能与限度。
一
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大约在7年之后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2]但是其真正“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开始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获得超出自然科学范畴的现代意义”，[3]则是距其产生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们开始积极运用生态学的逻辑去反思和拷问工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代表性作品即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①等，与之相应，环保思潮迅速兴起。同样，我们说“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4]（序言部分）而该时期史学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环境史学的兴起。
如今，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两位环境史大家即是唐纳德·休斯和唐纳德·沃斯特，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休斯在其三部著作《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和《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就一再强调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一个手段的重要性。[5]在其新著《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休斯在（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关联”一节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6]（P10-12）休斯认为：“人类文明不可能将其自身置于自然法则之外，即使那些拥有先进的技术文化的文明也做不到这一点。生态学将人类物种置于生命网络之中，仰赖它而活命、生存。你不能否认科学素养在原则上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完全撇开显而易见的实际困难来说，这为环境史学家如何准备并不断训练指明了方向”。[7]唐纳德·沃斯特同样也认为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
当前，国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尝试环境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同样表达了对生态学的重视，并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生态学是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其二，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工具。③
针对学者们普遍强调的生态学与环境史研究的密切关系问题，鲁奇、李恩军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认为，生态学与环境史一样，都是重点研究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应该是平行的关系，而不能构成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基础关系，并表达了一定的担忧：“在逻辑上，如果生态学可以成为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环境史学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为基础，轻易划分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就可能导致学科分类之间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8]（P103）应该说，两位学者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是有关系的。鲁奇、李恩军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史，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8]（P106）而不是把它列为历史学的分支，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对学科隶属关系的轻易划分表示担忧。而在我们看来，环境史仍属历史学的范畴，我们并无意于将生态学作为学科基础，而是要充分地吸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环境史的理论，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环境史生逢其时，我们借助生态学来进行理论建构和展开研究是完全合乎时宜与情理的。
当然谈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生态学理论的转型给环境史带来的挑战。包茂宏和高国荣都撰文谈到了这一问题，包茂宏指出：“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9]高国荣亦指出：“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10]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即牵涉到一个如何对待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既不能把自然科学方法看作洪水猛兽，同时也不能指望通过其建构一套颠覆既往史学思维的研究范式，同样，在环境史研究中引进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亦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照搬其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一方面，直接运用导源于生物学的现代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肯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一旦赖以“存活”的理论方法出现纰漏，将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是前车之鉴，眼下的生态学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即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所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固然要有所借鉴，但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方法内化为可以供我们进行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才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王利华在早期关于生态史学思想框架的探讨中，即充分论述到了生态学理论对于生态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11]该文在2009年收入《中国环境史研究》第1辑时，作者在文末作了一段补充，而正是这一段补充，使其整个理论建构至臻完善。王利华指出：“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选择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12]（P44）伴随着对生态学理论的反思，王利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反思了引介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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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与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的关系，他指出：“国外的理论源于其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现实，未必尽皆适用于中国。我们应当鼓起勇气自行开展理论探索，一面向西方同行学习，一面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中直接借取，重要的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史学传统提出‘中国的’环境史学命题，创建‘中国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从而向世界提供‘中国的’环境历史经验”。[13]
因此，我们只有合理地引入生态学的方法，并将环境史的研究与中国的实际和史学传统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生态学的理论转型中“守得住”，才能够“走得出”，在国际史坛发出中国声音。
二
谈到环境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须明确环境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环境史的跨学科问题，表现为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和操作层面，社会科学的方法已无需多谈，而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研究当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谈了自己的认识，④且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其一，环境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二，在环境史研究中需要大量地借鉴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其三，一个环境史家应该具备复杂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文理兼备；其四，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存在相当的难度，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应该开展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
如何理解环境史的学科特点即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具体研究中的必要性？如何克服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难度？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环境史之所以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必须采用或者说无法回避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环境史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⑤首先，环境史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所谓人类回归自然，也即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人的生物属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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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意味着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局面的结束。其次，既往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人的历史，而环境史则倡导把自然纳入到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去，这是史学研究视野的一次重大拓展。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从事环境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地理解自然法则和自然特性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即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
关于目前众多的学者所谈到的跨学科难度问题，依笔者看，多局限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因为讨论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前提———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需要这样那样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多是在理论预设的范畴之内，而不是从实际研究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些探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复杂性，但是过分渲染则无益，一下子把环境史研究可能要跨越的数十种学科都一一列举出来，除了令人望而却步之外，其他收效恐怕不大。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王利华总结了一句话———“取百科之道术”，笔者赞同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道出了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环境史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气度。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拿来主义”，也即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只要我们能够明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主旨和研究对象，不要过分自信宽泛地“插足”到本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跨学科方法运用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例如早期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⑥一书，即综合运用了气候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中国环境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14]再如刚出版不久的王建革的专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⑦运用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⑧
当然，克服跨学科研究方法难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展开多学科对话与合作，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提及。此处，我们不妨以Mark Elvin的新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China为例，⑨包茂宏详细地评述了该书在开展多学科对话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此书在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国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中国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15]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探索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或者通过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来突破跨学科的瓶颈。但是，依笔者所见，其实跨学科的方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环境史学者的个人研究路径。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要掌握所有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研究路径来自觉地选择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路径可以是水利史、农林史、气候史、历史地理等等。正如当前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在一份由环境史学者整理的论著目录索引中，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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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远不止是环境史家，他们很可能是历史地理学家、农史学家、生物史家、人类学家、地质史家、考古学家、社会史家……”，[16]所以我们应当在尊重研究局面多样化的前提下，突出个性与特点，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有意识地补充相关知识和方法。
至于跨学科的培养模式问题，沃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鸿沟确实很难跨越。只有具备深厚的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才可能在将来写出第一流的环境史著作”，“就培养学生而言，我总是认为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历史知识，因为他们要在历史系求职。我总是想让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科学，参与跨学科项目，尽管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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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成功”。[17]由此可见，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在操作层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我们造就环境史人才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棘手和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使得大多数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才凸显知识结构的极大缺陷，而“例如在法国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18]所以“补课”的任务可能就会稍轻一点。当前我国的环境史人才培养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探索和实践，只有通过培养储备人才，才能完善研究梯队，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体系的学术愿景。
三
从环境史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历史书写方式等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方法不可滥用，否则会大大增加研究结论的危险性；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要将研究旨趣和行文表达自觉地规范到历史学的范畴之内，防止历史作品的历史感被抽空。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必须得当，否则将会得出极其滑稽荒谬的结论，从而使得研究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乃至酿成严重的恶果。
首先，自然科学方法、规律本身存在问题或研究者对其理解不够，如果引入历史研究，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迷信自然科学方法，不加辨别即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如果理解不够深入，把握不好运用的尺度，同样无助于研究。例如，冀朝鼎在研究时发现，竺可桢的干旱与否的统计与其水利工程兴修频繁与否的结论并不一致，他指出：“虽然气候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某些灌溉计划的效力，但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灌溉了，因为即使雨量的平均值很大，也还存在一个年际间的雨量差异问题，同时土壤的自然属性也不会因之而改变。所以，气候的变动，最多只能看成是一个使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的因素，而不会严重地影响到现今研究结论的主要方向”。[19]（P38）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解释，得益于冀对自己大规模梳理方志资料得出结论的信心，另外，气候学上年际间的雨量差异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启发我们，要更好地研究环境史，就必须对所运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否则，即使自然科学方法入史不存在客观上的限度，我们也会在主观上给自己平添麻烦。
其次，史料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误读史料，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2010年《历史研究》组织的环境史笔谈中，钞晓鸿就环境史资料的解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对比分析明清时期一些重要的环境史相关史料，指出：“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20]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钞晓鸿所指出的史料问题绝不限于明清，而是存在于整个历史时期。因此，在史料的解读和利用方面一定要审慎。
再次，史料和方法都存在问题，结论自不待言。赵治乐在反思古气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10关于古代中国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遍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换，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当然，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古气候研究领域所独有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因此，只有正确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并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如何防止历史感被抽空。其一，环境史将“自然”纳入研究视野决不意味着对“人”的轻视，我们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的目的还是为了探求人类整个历史活动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应当时刻把握好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限度，必须明确我们不是为了纯粹研究“自然史”。其二，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要想让读者产生兴趣，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精彩的论述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境史著作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加节制、一味地将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模型充斥全书，恐怕距离一部合格的历史学著作也很远。
关于环境史当中“人”的问题，王利华曾多次强调：“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21]“撇开人类生命活动来讨论环境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13]笔者完全赞同这些见解，也希望讲述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故事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综上，我们以环境史为中心，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可能与限度问题。在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诸多学科发展趋势的今天，史学研究同样无可避免，我们在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中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自然科学方法入史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检验和拓展的领域。综观当前环境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多局限在理论层面。如果不进行具体层面的研究，我们就永远无法对自身的研究设想作出检验，也只有当我们运用跨学科方法作出经得起考验的环境史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检讨和反思，最终才能够建构起中国环境史的理论大观。
（在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合理性评估方面，赵九洲博士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笔者收益良多，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丹尼斯·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参见高国荣：《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访谈录》，《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③具体参见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高国荣：《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⑤这一对环境史研究旨趣精辟的概括由李根蟠首先提出，参见《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王利华在其基础上，针对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又提出了“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并撰文详细解读了这四句话的内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第6版。如今这四句话已经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环境史学网站（www：sino-eh：com）的标志性语句。
⑥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⑦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⑧具体评述可以参见拙文《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地域社会史研究———评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⑨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10、赵治乐：《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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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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