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反省与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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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反省与寻求突破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从萌动、复兴到发展成熟，研究重心由政治及上层向民间社会及民生论题转移，研究范式相继出现现代化、本土现代性、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的转换，研究方法上则在开掘民间史料及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方面不断探索。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研究也存在同质化、碎片化、平面化、狭窄化的缺陷。今后突破瓶颈的方向在于：选题应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中国社会改革面临问题，从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研究方法多元化，注重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解释与概括，目标是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系统知识阐述与多层面的理论解释。

关 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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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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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启动、复兴的新兴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发展成熟的历程，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改革创新的生长点，成为发展最快、最有创新活力、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回顾与反省是推动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各个时段都有业内学者对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反省，对学科的不断探索前行、调整方向、深化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①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面临着学术内部理论创新与回应外部时代课题的双重挑战，反省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成为阻碍理论创新、深入发展的瓶颈。本文在对四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概括梳理与反省的基础上②，进而对于今后如何寻求理论创新与突破路径作一探讨。

一、起步-开拓期(1978-1995年)

1978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被“左”倾错误和政治运动长期干扰扭曲的史学研究开始转向学术正轨。反省中国现代化何以艰难迟缓是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史学界出现从文化上加以反省的“文化热”，进而延伸到对中国社会的反省，社会史研究出现萌动。但中国近代史长期形成以革命史为主线、以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为专题领域的学科框架和研究路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萌芽的“社会史”，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受到排斥，不被作为独立领域，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近代史专业权威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每年末附刊前一年“国内论著目录”，③其分类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十余个政治专题(这一政治专题分类至1997年废止)，辅以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为专史补充，并无“社会史”门类，一些社会史相关内容附于政治专题之内，如附于农民战争中的秘密社会，妇女运动中的女性研究，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群体研究等。最早出现社会史独立发展的萌动，也是从这些原属革命史框架下的研究领域开始的。如从农民革命话语中开出秘密社会史，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讨会。
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首次树起社会史独立学科的旗帜，成为社会史复兴的标志，也是作为断代史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复兴的起点，社会史研究从此走上至今三十余年的学科独立发展道路。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并以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
专题论文是最快反映研究动向和学术前沿的成果形式，据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④统计，开始注录的第一年1987年论文只有十余篇，后逐年增多，到1995年时已近百篇，九年总计论文570余篇，平均每年60余篇，出版著作总计179部。从论著数量来看，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成熟学科相比还很少，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和边缘地位。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论著数量明显增多，学科地位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如《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至1991年开始将“社会史”列为独立学科门类，与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并列，可视为学科独立地位得到学界认可的一个标志。
通史性著作也是一个专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中国近代社会史起步以后经过数年积累，到1992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通史性著作：一是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二是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以横向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为框架建构了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后者则以纵向、历史变迁阶段为框架建构了另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横向与纵向两种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想，堪称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但两书所述时段仍然沿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狭义“近代史”划分，没有包括1919年之后的内容，因而还只能说是小通史。
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拓一个新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学科理论建设，因此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等成为初兴时期集中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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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概念界定的讨论，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其一，“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并立的一个专门史。⑤其二，“总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及其相互联系的大社会的综合史。⑥其三，“新视角说”——认为社会史是以社会为本位考察历史的新视角。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也用“新史学”来指称社会史。三种说法分别从研究领域、社会性质和研究视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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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基于社会史的一些不同特性，试图对社会史在已有历史学学科体系中进行学科界定和定位。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日益被学界所认同，社会史研究者也不再固执于社会史概念的某种界定限制，而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以具体研究成果自行显示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定义的争议和讨论渐趋沉寂。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一致的看法是，改变以往以政治为重心而注重上层的历史研究模式，转而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即“目光下移”。但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学者们又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表述，可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过程等。⑧狭义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社会体系，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等。⑨90年代以后，涵盖比较宽泛的“社会整体”说得到学界的基本认同，业内学者开始在“社会史”旗帜下，在与社会相关的广阔领域展开研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讨论也渐趋沉寂。由于近代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呈显出鲜明的“社会变迁”历史特征，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对象可归纳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心态、社会意识等状况及其变迁过程与机制。社会史研究对象丰富复杂，研究范围宽广，具备创新与拓展的广阔空间，反过来研究对象也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而得以扩展和细化。
专题论文的论题反映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据前述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统计分析，在社会史初兴九年间发表的570余篇论文，论题涉及内容广泛，包括社会阶层和群体、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基层社会与社会控制、社会生活与民众文化、社会问题与社会保障、社会观念与理论等，基本覆盖了社会的基本方面和基础问题，表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反映了社会史已经摆脱政治史依附性研究，而转向社会问题为主体。
专题论文集中的论题反映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所在。综观这一时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论题为“城市社会”、“秘密社会”、“吸禁鸦片”，表明这些问题是这一时期研究集中的重点。这三个论题都是从以往政治史中衍生出来的，“秘密社会”由农民革命话语衍生而来，“吸禁鸦片”由反帝话语衍生而来。也正因如此，这类论文许多还不是从社会问题的视角，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史话语印迹。“城市社会”既与资本主义话语有关，也与现代化有关，因此成为初期社会史由旧向新的一个路径，持续受到关注。一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论题，如“救灾与慈善”、“生活与休闲”、“乡村社会”等，也已开始出现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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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这类论题已进入研究者视野，只是论文数量较少，还处于边缘和起步阶段。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有新的开拓，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突出特色。基于某一中心问题及核心理论而形成的研究路径、认知范畴及理论分析框架，可称为“研究范式”。社会史复兴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的，“现代化”成为初期许多研究论著的主题和关键词，“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解释理论，其主要理路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本，对照品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得失优劣。研究者在这一范式主导下，主要围绕中国社会近代化状况、传统社会元素与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现代化变革的艰难曲折、与西方模式相比的缺失等问题展开研究，作出了一批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而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⑩
“现代化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确立为现代化，使研究重心由以往的政治斗争、革命运动转向社会本身，重点研究社会状况及社会要素与现代化变革的关系。研究视角和关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与民众，使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但“现代化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导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二是以“从传统向现代”的目的论线性发展概括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三是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社会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往旧框架下的传统史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还需探索开拓与之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径。对此学科初兴时期也有过集中讨论，(11)同时也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富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第一，发掘利用民间史料。以往以政治和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利用官方档案、官书公文、人物文集等史料，而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需大力开掘利用以往不被看重的民间史料。大量出自民间、反映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资料被纳入到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如报纸、方志、日记、笔记、家谱族谱、书信、账本契约、民间读物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扩大到碑刻、图像、口述等非文本资料。
第二，社会调查法的运用。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与此相关的文字记录往往并不完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走入民间，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弥补单纯文本史料偏重上层、文字书面等的局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范围和种类。
第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更多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如有的借鉴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对一些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心态进行研究，如商人心理、市民心态、农民心理的研究，形成“心态史”。(12)有的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具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学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深入访谈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有的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致力于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问题，从社会路径探究文化特质，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派。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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