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二十世纪前期长城研究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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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前期长城研究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

《中国史学方法论》，日本汲古书院，2017年5月


赵现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包括日本）对中亚这一世界地理最后一块未知领域的开发热情，长城开始得到系统的考察与研究。受到西方新式学术体系刺激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长城学术研究。对长城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学术历程开始了。虽然中、西方对长城研究的起步几乎是同时的，起点也是基本一致的，最初都是对长城历史、地理进行基本的梳理与考证，但由于中、西方学术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西方长城研究在内容、路径上都已分道扬镳。“同源殊途”的分流研究，加上各自立场存在不小的差异，导致在许多观点上，中西方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有缩小的迹象。本文系统考察了20世纪前半期国际学术界的长城研究，注重揭示相关研究背后的研究观念、方法上的创造与嬗变，并将其与世界历史变化趋势相结合，讨论长城研究流变背后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学科分类背景。


一 20世纪前后西方探险家的长城考察与长城形象的正面化


20世纪前后，西欧探险队掀起对我国西北考察之热潮。1893－1894年，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曾在青海途径石砌墩，[1]可能是烽火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杜特雷依探险队是最早发现青海长城的外国考察队。至迟于1899年，西欧探险家已考察长城，该年法国外交官伯宁（M.C.E. Bonin）对敦煌烽火台与墙壁遗址进行了考察。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曾至陕西、山西、河北、东北等地考察，并拍摄大量长城照片，收录于1915年在巴黎出版的《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septentrionale）。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上世纪最负盛名的探险家，但对长城这一举世闻名之建筑似乎缺乏热情。记载肃州长城墩台皆刻有名称，[2]但却并未专门考察长城。

以发现敦煌文书闻名于世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1908年考察了甘肃长城，尤其是敦煌长城。归国后发表了关于此次考察的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与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3]斯坦因重点考察了敦煌境内两汉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环境，指出汉武帝修筑长城改变了秦始皇时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功能，成为汉朝大规模进攻西域的工具，是汉族、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在长城修筑中，两汉王朝充分考虑到利用当地的地形条件，并采用了先进的修筑工艺。通过将两汉修筑长城得以保障政权，而罗马帝国则被西进的匈奴灭亡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通过对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的发掘，斯坦因发现了大量长城军士作战工具、生活设施与工具，除了少量记有中亚文字的绢、纸外，其他大量的汉文木简展示了两汉时期长城地区长城防御与生活途经。此外，斯坦因还以长城周边所发现之大量中国丝绸、中亚古物，以及周边宗教设施深染中亚风格之特征，指出两汉时代中国与中亚交流频繁而密切。[4]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达中亚，考察了敦煌至额济纳流域之汉长城，并著《亚洲腹地考古记》。此次考察所获汉简，亦由沙畹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考释，1953年出版，书名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斯坦因对长城史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大量长城原始文书，填补了汉晋长城基层防御体系史料的空白，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推动与刺激了长城研究的开展，使长城研究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热点之一。

最早考察长城全程的西方学者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盖洛于1903年首次来到中国，考察了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全国各地，1909年出版了《中国长城》，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发现了青海长城。在长城起源问题上，与顾炎武以及近代中国学者观点一致，认为长城源于井田制废弃，车战被骑兵取代。考虑到盖洛著作出版仅比张相文稍晚，他从何处得知清代以来关于长城起源之观点很值得关注。盖洛很早便指出长城是两种文明之分界线，限制内外民众之出入，也是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帝国之标志。[5]总之，盖洛在系统考察长城基础之上，参考各种研究长城之中西方著作，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是西方学者关于长城之第一部专著；他提出的长城隔绝文明之观点，姑且可视之为“长城界限论”，是20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关于长城之普遍观念，但却很快受到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之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盖洛是目前见诸文字的“长城是从月亮上可见地球上唯一人类建筑”之“神话”的最早提出者，这一想象却源于中国的嫦娥奔月传说。盖洛之后，1917年，英国外交官台克满（Eric Teichman）也途经青海、甘肃、宁夏、大同长城，并在其考察记《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中有所记述，且指出青海长城之修筑是出于抵御蒙古族、藏族入侵之目的。[6]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克拉普也在长城考察的基础上，在美国《地理研究》上，发表《中国万里长城面面观》一文，对长城的现状有详细的叙述。


二 民国时期长城形象正面化与国内长城史研究的正式开展


1. 民国前期长城形象的逐渐正面化与历史地理、简牍学视角的引入

清末民初，长城形象之负面性仍处主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通过多种载体在民间广泛流传。[7]但随着众多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考察西北边疆与长城，国人开始受其触动，但已开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长城观念与文物保护之影响，新旧两种观念之冲突使民国前期长城形象充满了矛盾与迷离。比如鲁迅专门撰写《长城》（《莽园》周刊1925年5月15日第4期），认为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尽灭，或者还要保存它。……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与文人不同，出于整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政治家充分觉察到了长城在新时代之文化象征意义与政治整合意义。1918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一书第四章《以七事为证》中中，高度赞扬了长城是保存中华文明的史上最大工程。“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天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值得注意的是，长城是从月亮上唯一能看到的人类建筑的“神话”这时似乎已在西方世界普遍流传，并借助知识分子回哺中国，从而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理论旅行。如曾旅法之国民党人张继便称：“兄弟又见法国一本书上说，假如人能到月亮里边去，俯视地球上的建筑，只有万里长城，此亦可见我们民族秦始皇的文化精神。”[8]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长城形象逐渐向正面转变，学界也开始利用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对长城展开研究。

最早对长城展开现代意义上研究的学者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张相文。他关于长城的论文《齐鲁旅行记》最早发表在1910年《东方杂志》的第7期，对泰安齐长城的修筑年代进行了考察，指出《管子》所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说法并不准确，应是后人掺入，并不表明齐长城始修于春秋时期，而应是方志所载战国时期齐湣王防楚北侵所修。1914年，张相文西北行至贺兰山，撰成《长城考》（《地学杂志》1914年第9期），纠正国人以长城皆为秦始皇长城的一般误解，指出实大多为明边墙。在稍后写成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南园丛稿》卷一五）一书中，张相文简明地论述了战国、秦朝、明朝修筑长城之历史。张相文之长城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古代学者游记见闻之痕迹，但却是从现代历史地理学视角出发，将文献与地理相对照，考察长城修筑过程、地理分布与建筑形式之学者，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长城之源头。张相文还针对当时流传之错误观念，指出分时代研究长城之重要性与必要性，将之视为中国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下长城史研究之开创者，并不为过。

张相文之后，梁启超在1921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从史料学的角度，指出国人普遍地将不同时代形成之长城统称为秦长城之误。指出：“秦始皇以前, 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 秦始皇以后, 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 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理细校之, 将见秦时城线, 所占乃仅一小部分, 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 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 尚属问题, 欲解此问题, 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 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 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 则现存之城, 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 亦未可知耳。”虽然此前张相文已明确提出应区别历代长城，但梁启超的论述更为系统，且影响更大，此后中国学者按时段具体研究长城之风气开始兴起。梁启超强调不同时代长城之差异与中断之意识，甚至影响及于1980年代美国学者林霨的长城研究。

稍晚于张相文的另一长城史研究开创者是王国维。王国维虽然发表长城论著的时间稍晚于张相文，但却与张的长城研究同步，并开创了长城史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利用简牍研究西北汉晋长城边境军事组织与生活，开创了中国简牍学研究；二是对金界壕的研究。《金界壕考》（《燕京学报》第1期，1927年）是第一篇讨论金界壕的论文，考察了金代界壕修筑过程、地理布局，指出金代最初称界壕为边堡、界壕，无墙体，并非长城。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奉为权威，虽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以证明金朝在界壕外同样筑墙，相应应视为长城，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界壕非长城论。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从新疆古城遗址与甘肃敦煌长城带回大量汉文及其他文字汉晋木简。1911年，罗振玉从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处得到这批木简释文《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与王国维进一步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于1914年在东京出版。王国维在序中依据《佛国记》、《晋书》、《沙州图经》等史料，考察了汉代河西四郡之设置与长城之修筑。认同沙畹关于西汉太初二年之前，玉门关在今敦煌以东，而非敦煌西北的新说。《流沙坠简》分为图版与考释两部分。罗振玉、王国维在书中不仅考释文字，而且利用古代文献，罗振玉对敦煌汉代长城士兵生活、疾病、信仰进行了研究，王国维对敦煌汉代长城走向、障燧布局、屯戍组织、西域史地等进行了考证，还据斯坦因《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绘制敦煌障燧分布图，并将各燧编号及其汉时名称、所出木简列为一表。罗、王二人对行文关系及文书制度，简牍缀合及编联的解析，创获尤多，实现了文献史料与考古发掘的印证与结合。王国维针对当时“疑古”、“信古”两种偏狭的史料观念，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便是典型的例证，总之，《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学者利用简牍材料研究长城的开端。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考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带回的简牍时，其学生张凤将简牍照片与斯坦因第二次考察简牍图版，亦加考释，于1931年由上海正有书局出版《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其中收录了部分后来马伯乐书中没有的简牍，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192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负责考古调查的北京大学黄文弼，最早利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内蒙古地区遗存长城，包括墙体、壕沟、墩台、兵营进行测量、挖掘；并依据长城修筑方式，周边遗迹与出土文物，判断长城分别形成于多个时代，并指出长城修筑的材料来源体现了就地取材的特点。这些在他的考察日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中有细致的记载。瑞方负责考古调查的是贝格曼。他在内蒙古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汉简一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贝格曼考察的初步报告见于贝格曼《蒙新考古纪行》，正式报告是瑞典学者索马尔斯特罗姆根据贝格曼的记录整理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1945年）。

尽管国难当头，中国学术界对西北简牍史料的关注并未降低。1944－1945年，中国再次派遣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历史考古组在甘肃境内进行发掘，参加者有向达、夏鼐、阎文儒3人。他们在汉玉门关和长城遗址附近进行了发掘。夏鼐、阎文儒考察了敦煌小方盘城以东汉长城遗址，发掘汉简40余枚。夏鼐对此加以考释，连同照片发表于《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一文中。阎文儒撰写了《河西考古杂记》（1953年），介绍了遗址考察与汉简出土情况。

陆续出土的西北汉简大为推动汉代长城的研究，诸多学者参与了这一领域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除广泛涉及汉代长城戍守与生活外，还重点关注了汉代玉门关、阳关、敦煌长城等对于理解汉代西北边防策略关系重大的问题。其中尤以劳幹的研究较为系统。1943年劳幹在四川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建国后，我国学者对甘肃、内蒙、新疆等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陆续在长城周边发现数量不等的秦汉简牍，不断推动着国内外学界关于两汉长城基层防御体系与社会生活之多面相的研究，构成了长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 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研究与民俗学对长城民间史料的发掘

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奠基人顾颉刚开创了现代意义上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研究，也最早将民俗学引入长城史研究中来。顾颉刚于1924年、1927年，先后撰成《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两文，发表于《歌谣周刊》第69号、《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出于幼时喜爱民间故事的经历，顾颉刚遂得以结合经典文献与民间传说，突破顾炎武、朱书受限于经典文献之不足，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疑古”思路将孟姜女传说成功地与杞梁妻故事相衔接，得以勾勒其两千余年变化脉络。

在这两篇文章中，顾颉纲分别从历史系统、地理系统考察了孟姜女故事的时空流变。指出孟姜女哭长城故事随着中国文化中心之变迁，故事核心区域先后为山东、关中、河南、长城、江浙。历代时势与风俗亦不断为该故事增加新的因素，从齐国善哭习俗、两汉天人感应之说、隋唐乐府悲苦之曲，再到各地域之独特民俗、传说，都可以在孟姜女故事的不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画本

断流变中找到影子。民众的感情与想像是这一故事得以不断扩张、发展的酝酿力，故事自身解释的圆融性也内在地推动着相关情节的发展。因此之故，这一故事呈现了巨大的多样性，并体现了民众的感情已经战胜了士流的礼教，但后者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孟姜女婚前、婚后的行为在部分版本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最后，顾颉刚通过将孟姜女故事与中国古史圣王事迹相比照，得出二者同样不断经过后世之“层累地造成”，充斥着神话与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纲研究孟姜女哭长城故事，还有发掘新史料之明确意识。指出孟姜女故事流传两千余年，传遍中国本部，“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材料。”顾颉纲再次明确提出了发掘民间史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若将这一意识与1910年代王国维借助新发现之简牍材料，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及1930年代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相联系，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对获得新材料以开拓古史研究新局面已成一代学人追逐之新风气。当国人关注新出土、发现之简牍、经卷时，顾颉刚又另辟蹊径，于民间传说中“重新发现”现成之“新材料”，更具深远意义。顾颉纲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1920年代的学术界影响巨大，虽有少部分学者批评其“小题大做”，但大部分学者，尤其关注民俗学者，将民俗史研究与传统文史研究领域广泛地结合起来，一时间孟姜女故事研究蔚为热潮，对民俗学之形成意义重大。

建国后，随着政治风气与学术立场的巨大转变，孟姜女研究也经历多次浮沉。建国之初，孟姜女作为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代表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958年，俗文学专家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不仅较为全面地搜罗了孟姜女故事，而且在序文中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指出孟姜女故事并非源于杞梁妻故事，二者身份、形象差别很大。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同流之观点，在于封建统治者、文人故意以封建礼法附会至孟姜女之上，在孟姜女故事流变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反抗统治、遵守礼法两种不同的发展系统。“文革”中，孟姜女一度被作为儒家向法家进攻的代表，而受到批判。文革后，钟敬文撰《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民间文学》1979年7月号），是纠正文革后期政治化史学潮流中的一篇文章，并指出杞梁妻哭长城故事之发展与北

衣服上画中国历史故事

齐多次驱民修筑长城有关。日本学者饭仓照平《关于孟姜女》（《文学》1958年8月号）、《孟姜女故事的原型》（《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25号） 认为孟姜女故事在唐以前才最终形成，佛教影响下的六朝志怪小说对孟姜女传说有很大影响。1961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年）一书中，否定了顾颉纲孟姜女故事源于《左传》的观点，认为顾未将这一传说与民间生活联系起来，指出孟姜女故事萌芽于秦汉之际，形成于隋唐之间，至明清、近代得到大发展的民间创作，与杞梁妻传说无关。


3. 边疆危机背景下历史地理、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等视角的长城史研究

民国后期，伴随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整个学术界对中国边疆问题都充满关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长城作为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之“内边疆”，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往往利用历史文献，尤其是偏重地理记载之文献，对长城沿革、分布、走向与作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从其学术背景、研究旨趣来看，大体属于历史地理学系统，民国年间长城史研究最为兴盛之三支，除简牍学、民俗学之外，便以历史地理学为著了。此外，其他学科也开始涉及长城领域之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仍然为建国以后多学科加入长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地学杂志》1915年第3期载苏辛《明边墙证古》一文，是中国学者关于明长城最早之专题论文。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顾颉纲从历史地理角度对长城所展开的研究，虽不如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之出彩，但数量却更多，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研究长城之基础。在与王钟麒合作，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中，顾颉刚首次分段考察了中国古代长城之修筑，指出战国诸国皆修长城以防敌。秦朝统一，边界长城沿袭旧址，贯成一线，南北之限愈显，民族相嫉愈急。北族迫于地理，为求生存，奋图南下。秦汉以后屡次南侵，与中国历史相始终，长城因此不能必守，只是史上最可痛心之纪念物。顾颉纲是最早对秦长城进行有意识地考察的学者，1937—1938年，鉴于西北地区已成国防前线，遂前往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札记，对战国、秦朝长城修筑、分布、起止、作用、史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秦长城》（《益世报·史学》1939年3月21日第7期）指出秦长城起于临洮，洮水横于西，为长城之外卫，故长城为秦之第二道防线，并非国界。《河、洮间之明边墙》（《益世报·史学》1939年3月21日第7期《甘青史迹丛谈》）考察了明代防御安多区藏民之边墙，指出当地普遍存在闇门，师法长城而行之简易。

1930年代，伴随日本逐步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军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昂，长城作为历史上抵御侵略之象征，其负面形象逐渐被忽略与淡忘，其形象已基本完全转向正面。如钱穆《国史大纲》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毁内地长城，筑北边长城，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便是对传统观点极大的反正。《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则反映了修筑长城之悲苦情绪已被修筑长城、保家卫国之牺牲精神所代替，长城从而由中国历史之象征转变为抵御外敌之象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对长城之研究也日益增多，专题研究逐渐开展。不仅产生了长城专题著作，而且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

第一部长城史研究专著是王国良编《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该书首次对战国、秦汉、南北朝、隋、明长城修筑进行了全面研究。关于长城起源，王国良首次质疑了顾炎武之观点，认为战国长城之修筑，多在开阡陌、车变骑之前，长城修筑背景是战国时开始吞并战争，各国为自固而修长城。在判断齐、楚长城修筑年代时，王国良改变了之前依据单一文献，孤立判断的做法，将长城之起源置于宏观之历史背景中去。关于长城之作用，王国良认为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防守工程，是为防御北方胡族之南侵所筑。北方胡族“南下寇边，来无时、去无所，穷追无所获，屯守又多费，应付极为困难！所以历代对于北胡，多抱保守主义。”这一论述确为不易之论，后世之论述长城修筑根源，鲜有超越这一立论者。但在长城范围之判断上，王国良受到当时流行观念之影响，认为汉边塞、明边墙低薄易就，并非长城，只是补长城之不足。第二部长城著作是寿鹏飞撰《历代长城考》（氏著《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全书篇幅较小，约一万三千余字，书末附历代长城图一幅。该书对历代长城修筑年代、位置、沿革进行了考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提出《诗经》所载朔方城是长城修筑之始，金界壕也是长城，秦长城东起乐浪郡遂城县。这些观念都对后世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专著之外，民国年间还发表了多篇长城史专题论文，较早的一篇论文应是徐琚清《北边长城考》，发表在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1929年第1卷第1期。这一时期长城论文尤集中发表于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刊物《禹贡》之上。1936年第1期载张鸿翔《长城关堡录》一文对张家口等地长城保存情况进行了论述。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第5卷第1期，1936年）考察了明代修筑边墙的过程，指出明边墙限隔华夷，弃地于敌，终不能守，边墙之功甚小。潘承彬《明代之辽东边墙》（《禹贡》第6卷第3、4合期，1936年）指出边墙构造因地形之不同，有劈山墙、石墙、山险墙、土墙、柞木墙、木板墙、砖墙、石垛墙等八种。张维华师从顾颉刚等人，1931年加入禹贡学会，自1937年起，先后在《禹贡》发表《齐长城》（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魏长城》（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赵长城》（第7卷第8、9合期，1937年）（该文后还附有《中山长城》之简要考证）三篇长城论文，还在其他刊物发表三篇长城论文《明辽东边墙沿革考》（《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1934年）、《楚方城考》（《齐大季刊》第6期，1935年）、《汉边塞考略》（《齐鲁学报》第1期，1941年）。在对文献进行详细梳理与前人研究进行细致辩驳的基础上，分别对战国齐、魏、赵、楚长城与汉边塞修筑时间、修筑过程、起至地点、分布走向与防御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是论证翔实、结论可靠的成果。后世对战国长城的研究，基本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及其他手段，加以修正与补充。关于长城起源，张维华接受了顾炎武的观点，认为战国骑兵替代车战，战争范围扩大，春秋时期因河为防、沿山置障已不敷于用，于是修筑长城。关于长城范围，张维华在《汉边塞考略》中指出：战国至秦所置边防之城类呼长城。汉世所筑以防匈奴者，虽间有长城之名，然多称“塞”或“障”。历代所筑防边之城，或曰长城，或名障塞，或曰边墙，而清人称柳边，名虽不同，其意则一。这便对当时长城限于墙体的流行观点造出了很大冲击，大为扩充了长城的内涵，并深深影响了后世关于长城范围的界定。贺昌群《烽燧考》（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2期，1940年）利用简牍材料，首次对汉唐时期烽燧进行了区分，并就其选址、形状、构造、布局、作用、职司官员，及其与其他军事建筑之关系，进行了考察。

作为当时长城的主要遗存，明长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李旭在《明末辽东的军事》（《史地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中指出辽东所筑堡栅以少数的军队，尽可制御多数的寇敌。明朝最终被女真灭亡，是由于军队本身的问题，与长城并无关涉。李有力《历代兴筑长城之始末》（《长城季刊》第2卷第2期，1936年）则全面论述了战国、秦朝、北齐、隋朝、明朝修筑长城经过，并对长城作用予以肯定。杨淑英《明代蓟昌边墙之建置》（《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7月31日）、一厂《明代边墙沿革考略》（《国民杂志》1941年第1卷第9、10期）、孙祖绳《明代之宽奠六堡与辽东边患

有关团结的中国历史故事

》（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编《东北集刊》第3期，1942年）都对明代边墙修筑与作用进行了论述。

最早对清代传教士测绘长城进行研究的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翁文灏。他于1930年撰成《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第3期）一文，对始于康熙四十七年的长城测绘工作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指出此次测绘由白晋（Bouvet）、雷孝思（Rigis）、杜德美（Tartoux）、费隐（Fridolli）四人于次年共同完成。王庸早年受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史地部，师从柳诒徵、竺可祯，深受当时师生热衷经世、研习古史地理影响，加入“地学研究会”。后负笈北上，任职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得以遍阅馆藏舆图，遂鉴于国土沦丧之危局，重点关注明朝疆域沿革。《明代舆图汇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所讨论者为明代全国性舆地图籍，《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国风半月刊》1933年第2卷第9期）则专门调查现存或题名仍存之明代北方边防图籍撰述、沿革与版本流传，分为九边总图说、边镇合志、各边镇别志、各路关卫区分记、边务杂著等类。另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边防图籍之著作《中国边防图籍录》也于1939年，由邓衍林撰成，只是由于战争的缘故，直到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该书较为详备地著录了中国古代，尤其明代边防图籍名录。

专题论文之外，1930－1940年代产生的多部边疆著述，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华企云《西北边疆》，也多专设长城之篇幅，以彰显长城防御作用。《中国疆域沿革史》第九章《嬴秦统一后之疆域》单列《长城》一节，并对明长城专门论述。史念海在为重版本前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指出：“目录中特设《明代长城和九边》、《清代后期失地》等章节，亦有所指。”该书关于明边墙因“秦皇筑长城而万世诟之”，故而讳称长城，而称“边墙”的观点影响深远。但另一重要观点却在很长时间内几乎被完全遗忘。清人为掩盖明长城横贯辽东之事实，故在绘制明长城时，将其东端终点绘于山海关。后人遂深受影响。该书对这一流行说法进行了批驳，但却一直流传不广，直到1980年代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之发现，学术界才开始正式纠正这一影响久远的错误观念。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1989）指出清朝将东北划为禁区，设立柳条边，禁止出入，将山海关作为关卡，掩盖了明长城止于鸭绿江之事实，清代史籍遂以柳条边替代长城，以山海关为长城东端终点，造成后世以山海关为明长城东端重点之误解。

在历史地理学的长城研究之外，其他学科也开始涉及长城研究领域。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最早从建筑学角度，对长城展开考察。在1934年3月3日《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建筑史》讲义中，指出秦、汉、明长城修筑方式、所用材料呈现了很大的变化。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新亚细亚》1935年第10卷第5期）是最早以民族为主体讨论长城问题的论文，也是最早关注南方长城的一篇文章。1941年，李文信最早利用考古学方法，确定了建平县北部黑水村土城和老哈河两岸的“老边”是燕秦长城。1943年，他又与佟柱臣一起最早开始了对燕长城的考察，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其后来为秦、汉所沿用的事实。1947年，李文信又首次考察金界壕，并撰成《金临璜路界壕边堡址》（载氏著《辽海引年集》，和记印书馆1947年排印本）一文，是从考古学角度，首次研究金长城之开端，首次揭示了金长城存在形式。佟柱臣《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沈阳博物馆专刊：历史与考古》第一辑，沈阳博物馆1946年10月编，中国文化服务社东北区社1946年版）则对赤峰出土之汉长城遗物进行了细致地考古分析。

总之，民国时期国人受到西方长城观念与国内政治整合之影响，对长城之印象由负面逐渐转向正面，当时学人借助新发现之史料，从历史地理、简牍学、民俗学三种视角，开始对长城进行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长城研究的新局面。1930年代以后，伴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诸多长城史主题著作、论文陆续产生，标志着长城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其他学科如民族学、建筑学与考古学也陆续加入长城史研究中来，虽然成果尚少，但毕竟也促使中国长城史研究从开始之初，便呈现出多元化、多面相之格局，为建国以后长城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美国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中的长城研究


虽然西方从古希腊时便开始关注中国，不过对中国开始系统地研究则始于16世纪传教士东来中国，近距离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之后。随着学者队伍的逐渐壮大、研究门类的逐渐扩展，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领域——“汉学”（Sinology）。汉学兴起于16世纪末期，最初以传教士为主体，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搜集、翻译大量文献典籍，并借鉴乾嘉考据传统，从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具体、细致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崛起的西方文明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了兴趣。部分西方学者在传教士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西方传统考证史学之传统，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展开广泛的讨论。19世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汉学开始在欧洲普遍形成。但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与学术整体水平的影响，20世纪以前的西方汉学研究基本以中国文献研究与古典研究为主要内容，从业者多以知识广博自诩，但缺乏深入的专题考察。20世纪初年，借助西方探险家在中国之考古发现，尤其斯坦因发现敦煌文书之契机，西方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开始较为深入地讨论中国古代文字、地理、边疆、民族、宗教等重要问题，尤其关注中国周边地域及中国与域外关系之历史，不仅研究内容大为扩展，而且研究路径也已引领世界之风潮。斯坦因、沙畹、马伯乐、盖洛借助考古发掘与实地考察之发现，开始对长城史进行专题、深入之讨论，开创了简牍学之传统，引领了世界范围内长城史研究之主脉。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以研究与解决这一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并向传统人学学科渗透，促使20世纪中期形成了所谓“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学术潮流，社会科学开始广泛地渗透到人文传统学科的研究中来，从而在法国逐渐形成年鉴学派，在英国形成新社会史学派，在美国形成社会科学史学派，逐渐取代西方传统史学，尤其兰克史学传统。虽然这一进程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阻断，但最终在二战，尤其196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之主流。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也受到这一时代潮流冲击，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积极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内容也相应扩展至中国问题的各个层面，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研究重点开始越来越多地向现代中国研究倾斜，从而与传统汉学研究呈现了巨大的不同，因此又被改称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在“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与雄厚的学术实力，扮演了最为积极的角色。具体至长城史研究领域，推动西方长城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

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化”长城史研究的开端，开创了西方长城史研究的新局面。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华盛顿，次年随父来华。1927年，他途径中亚返回意大利，将沿途见闻汇撰成《荒漠路至土耳其斯坦》（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年，拉铁摩尔接受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等机构资助，返华考察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直到1936年。拉铁摩尔是20世纪前期美国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他倡导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东亚，尤其中国问题，在1933年成为美国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并在30年代担任会刊《太平洋事务》的主编。该学会是美国情报机关下属研究机构，旨在通过整合不同学科学者之力量，加强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1934年，他利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并出版了奠定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地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铁摩尔受美国政府的派遣，充当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但却与蒋关系不睦，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对蒋援助，与苏联进行合作，因此之故，在战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1962年，拉铁摩尔在英国利兹大学创建了汉学系。1972年返美，当选为蒙古学会会长。拉铁摩尔一生用多种语言，撰述了大量关于中国边疆、长城的论著，是西方中国边疆、长城研究的旗帜性与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在20时期前期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影响下，吸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边疆假说”理论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陆心说”（“大陆腹地说”）理论，通过时空移位，首次将之系统运用于中国北方边疆研究，提出了“长城边疆”、“边疆形态”（“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等概念，全面讨论了长城边疆之起源、形成与作用，最早构建了关于长城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长城边疆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9]

“长城边疆”概念直接借鉴了特纳“边疆假说”理论。1893年7月，特纳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认为一部美国史便是一部西部移民史，美国重要的思想、制度都是在西部边疆开拓中逐渐形成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撰写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等重要著作，不断论证“边疆假说”，获得众多学者的支持，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边疆学派”。作为“边疆假说”的一个核心理念，特纳认为美国历史上，只有纵深不断变化的边疆，而没有如欧洲那样成熟而固定的边境。拉铁摩尔首次将“边疆假说”运用至中国长城边疆的研究中来，针对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直到盖洛一直倡导的“长城界限论”，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指出研究长城边疆，首先应区分“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概念之不同。长城修筑之本意虽是在中国与蛮夷之间区分出一条界限，禁止内外人出入，长城也代表了汉族社会发展之最大限度，但长城走向之不断变化、中国历史过程之起伏、汉族对贸易之追求皆使固定之地理、政治意义上的线状边界拉伸为纵深的立体边疆，线状边界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因此，如果说20世纪以前西方对于长城的定位是“隔绝”，那么自拉铁摩尔的研究产生以后，便转变为“过渡”。

在“长城边疆”地域范围的界定上，拉铁摩尔的研究吸收了麦金德陆心说理论。20世纪初，为应对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对英国世界统治秩序造成的威胁，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在190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了地缘政治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陆心地带）、内新月形地区、外新月形地区。枢纽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内新月形地区是围绕枢纽地区的环形地带，其他地带为外新月形地区。古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便是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向西、向南进军，占领内新月形地带的历史。陆心说发表之后，对地缘政治学甚至国际政治秩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拉铁摩尔也深受这一理论之影响。这从他的一些论著名称便可看出，如《亚洲的枢轴：新疆及中国和俄国的亚洲腹地边疆》（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拉铁摩尔打破了以往长城研究以国家疆域作为划分标准的惯例，在亚洲大陆整体视野之下，将长城内外广阔地带共同界定为长城边疆。拉铁摩尔笔下的长城边疆包括了中国本部（即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河北等“内边疆”地带）、蒙古、满洲、新疆、西藏等被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视作“内亚”（Inner Asia）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地域，并延伸及于西伯利亚森林、中亚戈壁与青藏高原。虽然西藏未修筑长城，但青藏高原山脉走向与长城相呼应，被拉铁摩尔视野长城边疆之延伸。简而言之，拉铁摩尔所要讨论的长城边疆，是将整个西北中国包含进来的广阔地带。

长城边疆起源是拉铁摩尔重点讨论的问题。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长城主要是防御来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流行观点不同，拉铁摩尔受到“边疆假说”中边疆的形成根源于内部不断向外扩张观点之影响，指出中国人的向外扩张塑造了长城边疆，即长城边疆之形成根源于汉族发展而非蛮族入侵。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差异很小，但后来不同种族由于进化方向、途径、速度不同，造成族群分布地域重新整合，最终形成长城边疆。汉族经济最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形式大体相同，是一种包括农业在内的混合经济。不过后来以灌溉技术为核心特征的真正中国式的农业建立起来，使汉族农业得到保障，促进亩产提高、财富增加、人口增长，社会相应随之变化，最终促使中国形成了新社会，从而与少数民族开始分化。随着新社会逐渐向四周扩张，灌溉区逐渐扩大，隶属于此之族群成为汉族。仍然采用混合经济之旧社会面对这一冲击，产生了两种方向相反之分化，一种融入新社会，成为新社会中之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概念并非来自于种族的角度，而只因为这一族群改奉中国文化的时间较晚；另一种是抵抗新社会，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的前汉族或落后的汉族退却到还没有受到中国压迫，并可以支撑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即草原边缘地带去，这部分族群被汉族称为“戎狄”或“蛮族”，成为了非汉族。随着蛮族认识到混合经济也并不足以支持他们与汉族的对抗，于是在北方更多辽阔的草原地带发展起单一的游牧经济，建立起草原社会，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对立与分隔由此而形成。随着部分蛮族退入草原深处，汉族也尾随进入草原的边缘地带，与仍然停留在草原边缘的部分蛮族构成了农业地带、游牧地带之间的草原边缘地带或草原过渡社会，里面靠近汉族的族群会自然地倾向于中国，倾向于农业，有密集的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精耕经济规范的影响，虽然比中国差一些；在外部靠近草原的族群则自然脱离中国而倾向于草原，脱离农业而倾向于游牧，他们人口比较分散，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旱草原的粗放经济的规范影响，却不是那种典型的干旱草原经济。说到底，这是一个过渡社会，是长城边疆的最初形态，也为后来长城修建提供了基础。

那么，中国修筑长城的原因是什么呢？即在这种族群分化、分隔格局中，长城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拉铁摩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与他对长城边疆起源的解释是一致的，即长城修筑之起因也是由于中国内部情势的发展，而不是草原对中国的压迫。战国秦、赵、燕长城之修筑是为界定它们所占据的南部汉族土地，而不是着眼于控制草原。在秦汉修筑长城之时，也无修筑长城之必要，长城也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阻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办法。长城之所以获得持续修筑，在于汉族为防止游牧民族将居于边缘地带之汉族吸引至草原地区，从而使其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少数民族。长城之修筑也促进了草原地带种族的聚合，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由头曼—冒顿整合起草原帝国，从而形成了农业、游牧地带的对立。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西方长城史研究将长城作用定位于“军事防御”，那么拉铁摩尔以后的长城研究，则将长城作用定位于“种族外拓”，两种解释体系不仅在长城是外向还是内向之问题存在截然分歧，而且出发点也已完全不同，前者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着眼，后者则从更为广大的族群移动角度思考。

由于长城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边界线，也不能完全隔绝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最终成为了具有纵深的长城边疆。当农业、游牧社会关系紧张时，长城边疆的汉人、部落便会被各自社会吸纳，这一边缘地带便会缩小，但不会消失。当农业、游牧社会关系长期稳定时，这一地域又会扩大。总之，长城边疆社会永远会聚集着数量不等的来自农业、游牧地带的人群。不过作为农业、草原的中间、边缘地带，长城边疆并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建立在粗耕或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立足于中国的精耕经济及草原的游牧经济之间。在不同的时期，在沿边疆的不同地点，边缘部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边缘部落只是这样一种社会：部分基于草原资源，部分基于中国资源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的而非经济上的颇不稳定的媾和社会。它们自身并不是不同于中国及草原的独立社会形态。这是长城边疆社会缺乏独立性、稳定性的一面，也是其弱点所在。

但同时长城边疆社会又有其推动历史发展之强大的一面，拉铁摩尔将这一状况概括为“边疆形态”，这是拉铁摩尔创造的另一核心概念。特纳“边疆假说”中，与“边疆”理论同等重要的另一理论是“地域”理论，特纳强调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构成了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受到特纳这一理论的影响，拉铁摩尔也强调长城边疆在农业、游牧地带冲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长城边疆社会虽有不稳定的一面，但处于长城边疆的族群，包括农民、部落，以及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职业政客及军人以及其他在边界外边寻找机会的人，却具有不同于南、北两大社会的利益取向，因此对两大社会都是

论中国历史名人故事的感悟

具有很强的离心力，逐渐凝聚成边疆利益的联合体。当农业、游牧地带发生战争时，站在两个社会之间的边疆低级首领，敢于冒险，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于是凭借对于农业、游牧地带都非常熟悉的优势，从而建立统一中国内地与草原地带的边疆形态。“边疆形态”又称“边境王朝”、“游牧人王朝”，指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商、周政权皆兴起于边缘，是边疆形态前兆，不过真正的边疆形态形成在周朝末年才显著起来。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由此起源而兴起的王朝的最后形式，以及它与边境保持联系的程度，是部分脱离边境而伸入草原或中国，还是伸入这两方面，都要由若干条件来决定。比如唐朝兴起于中国边缘，虽然借助游牧民族势力建立政权，但仍然将朝代中心留于农业地带。蒙古兴起于草原边缘，建立蒙古帝国后，政治中心仍留在草原地带。无论由哪方势力建立之政权，最终都建立了统一长城内外的大帝国。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形态最终成为中国融合、统一、扩张、进步之主要推动力。长城地带从而由20世纪以前学者所主张的中国地理、历史的“边缘”而走向“中心”。这种强调内亚地区在推进历史发展之中心地位的观点，与陆心说强调欧亚大陆中部是世界历史之枢纽的观点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拉铁摩尔最先借用起源于美国历史语境的边疆理论，并借鉴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对中国长城边疆展开全面分析，通过围绕“长城边疆”、“边疆形态”等新创核心概念，最早构建起一套长城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长城边疆理论”。长城边疆理论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借鉴社会科学理论，首次全面、系统讨论了长城与周边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种族等多方面关系，构建起立体性、兼容性之长城解释体系，完全改变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固有格局，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代表性成果，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研究重要成果。而其所提出与倡导之长城边疆、边疆形态等核心概念也对后世中国长城研究、边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拉铁摩尔能获得如此显著之成绩，还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从而得以及时吸收、借鉴中国学者关于民族、边疆研究之最先成果有关，也与他对中国长城，尤其东北部长城的细致考察有关。

此后，拉铁摩尔又陆续发表多部长城史研究论著，进一步丰富、细化了他的长城边疆理论，从而在西方，尤其美国长城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有支持拉铁摩尔之观点者，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197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便指出长城是农人、牧人在北方过渡地带诸多复杂关系的一个成分。[10]但也有持批评意见者，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方面肯定了拉铁摩尔“边疆形态”理论，并借此对清朝统治中国之原因展开进一步分析，但同时坚持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11]

在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上，与拉铁摩尔齐名之另一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并未对中国长城展开具体研究，但他提出的“征服王朝”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却深深影响了国际学术界，尤其西方学者对长城的研究。魏特夫在“冷战”时期扮演了西方“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的先锋人物，撰写了《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思考与当时的冷战思维相结合，形成了他代表性的观点，即历史上东方地区属于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出于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政权将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与管理体系高度集中起来，并相应造成政治权力之集中，从而形成“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经常兴起其他大型工程，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其中“中国万里长城的定期重建，说明治水经济和政府指挥的大规模劳动始终有效。”但该书只是笼统地叙述了战国、秦朝、隋朝修筑了长城，[12]而未有具体、深入讨论，故而长城是东方专制主义加强社会控制的工具的宏论虽惊为神来之笔，但却由于与中国古代“惜民力”之主流政治思想与施政事实全不相符，而没有丝毫的参考价值。魏特夫对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过度强调，使他对长城完全丧失了学术性的判断，从而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西方世界关于长城是中国专制、停滞的象征的流行看法，长城只是他拿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而随意摆放的一枚棋子。


四 20世纪日本的长城记述与研究


东亚世界，尤其朝鲜、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前近代东亚国际朝贡秩序之下，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朝鲜、日本使节往来中国之时，常会记述沿途见闻，其中长城便是关注对象之一。也就是说，长城形象很早便是东亚学者记述与研究对象之一。

在16世纪西方宗教向全世界传播潮流中，日本也受到同样冲击，并逐渐接受了基督教。1582年，由日本四名年轻贵族组成的使节团，作为日本耶稣会士的代表，前往欧洲，尔后返回日本。沿途所记由澳门学院孟三德神父撰成《日本天正派遣罗马教廷使节团行记》，于1590年在澳门出版。该书记载长城是一道奇怪的、令人赞叹的城墙，中华民族靠它镇压与击退鞑靼人入侵其领土的行为。城墙沿陕西、山西与北京边境，有三百里格长。长城修筑时可能有意利用山体，抵御敌人，并绕过河道、保护通道。[13]

步入近代之后，日本面临西方列强之威胁，开始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国力逐渐强盛，也加入到20世纪前后中亚探险考察潮流。为与俄国争夺中亚，1906年，日军参谋本部委派少佐军官日野强由甘肃进入新疆。日野强虽然此前对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并无认识，但仍然十分详细地记录了西北地理、经济、社会状况，汇集成《伊犁纪行》一书。[14]该书对沿途长城有所关注，指出秦长城自岷山向北至兰州一线已归于毁灭，仅残留遗址。并指出各地长城修筑方式之不同，北京、兰州长城为内外浮现式构筑，直隶、山西长城为南北纵向，彼此相连。由于历史知识有限，日野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长城东起山海关之流行说法。

稍晚于日野强，日本的年轻释子橘瑞超在1908年完成了他的三次、五年中亚考察之行。橘瑞超是日本受佛教界支持的大谷探险队最年轻的成员，该探险队以调查佛教东渐史迹为目的，于20世纪初年在中亚展开考察。橘瑞超追随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足迹，著成《中亚探险》一书，[15]该书简略记述了玉门关遗址保存情况及其周边地理，但对长城未有更多关注。

无论是出于与中华文化枝叶相连、密切相关之体认，还是在民族崛起之背景下，超越中国，扮演东亚文明主导角色的考虑，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期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整体、深入讨论，形成了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16]稻叶岩吉《秦长城东端考》（《史学杂志》第12编第2号）依据杜佑《通典》所载，认为秦长城西起黄海道遂安境，延向大同江上游，跨越清川江，向西北延伸，环绕鸭绿江与大同江上游，走向开原东北地。顾颉刚指出这篇论文过于发挥杜佑之记载，脱离了原来的史料。伊东忠太原《中国建筑史》指出秦始皇补缀、连续燕、赵长城而成万里长城，并令蒙恬北筑长城以防匈奴。此后魏晋、隋朝、明朝陆续修补，秦长城所筑部分已不知在于何处。从临洮至辽东之长城，并非一直连续，而是在主要道路与国境线上，设置关门，于门之左右筑城壁。修筑材料与方式随地不同，或用石，或用土，或用砖，其规模、材料、构造并非一定。[17]对长城之“神话”倾向是世界性的。醍醐钦治称长城长6700公里，令人对先人伟业不禁赞叹，长城也是从月球上可以看到之唯一建筑。[18]松本隆晴《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大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考察了余子俊修筑边墙之经过与作用。川越泰博《明代长城群像》（东京，汲古书社，2004年）讨论了明代长城多方面的内涵与作用。阪仓笃秀《长城中国史》（东京，讲谈社，2004年）讨论了中国古代，尤其明朝长城修筑过程，对戚继光对长城的改良与空心敌台的发明及相关战术进行了重点论述。

对长城汉简的研究是日本长城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便致力于汉简的研究，举办了居延汉简研究班，培养了许多人才。代表作是同朋舍1975年出版的《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第二位代表人物是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简》，与1995年由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居延汉简索引》。赤井清美《汉简》（东京堂，1977）凡11卷，将日本的简牍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京都大学永田英正教授1989年由同朋舍出版了《居延汉简的研究》。最近一部关于长城汉简研究的论文集是富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的研究》（京都，同朋书店，2003）。


结论


20世纪前后，伴随中亚考古探险潮流，长城也成为西方探险家考察内容，长城形象正面色彩借助探险家之描述，得到更多的宣传，长城周边也有可观之原始史料被陆续发掘。西方世界开始借助日益兴起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新发现之原始史料基础之上，从新视角、新史料出发，将长城史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长城研究从此改变了简单地历史叙述，开始从地缘政治出发，将长城与亚洲大陆地理、经济、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相结合，构建起完整、丰富之长城研究范式，其中的代表便是拉铁摩尔开创的长城边疆理论范式。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上承乾嘉考据学派之长城研究，由张相文、王国维分别从历史地理、简牍史料角度，开创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长城历史研究。无论从研究理念、所用史料上，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都体现了落后于西方，并向西方学习之学术特点。张相文所倡导之历史地理传统显然是在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强调实地考察而形成。罗振玉、王国维敦煌长城汉晋简牍之研究，尤其王国维所提倡之“二重证据法”，则是利用了英、法学者考察与诠释之成果，受其资料与理论启发而形成。顾颉纲孟姜女故事之研究，是在自身经历基础之上，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思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民俗学之视角而形成。梁启超对长城概念与历史之辩驳，也受到了西方史源学影响。梁思成、林徽因之长城建筑史研究更是西方学术脉络在中国的体现。部分开风气之先的精英学者开始自觉、主动地学习、借鉴西方长城研究之新兴潮流，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学术优长相结合，从而使民国初年长城史研究既以内容翔实著称，又有理论之光彩；30－40年代大量学者鉴于国难当头，将长城视为中国抵御外敌之象征，开始成规模地研究长城，取得了较大成绩，尤其在史地考证上不仅可与西方抗衡，乃至超过西方，但就整个研究群体而言，仍然在史料上受限于传统文献之窠臼，在方法上延续传统文献考据之旧套，在视野上仍局限于长城本身，已与西方长城研究拉开较大差距。总之，当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长城史研究从汉学逐渐向中国学转变，研究方式逐渐社会科学化时，中国学者长城史研究仍基本局限于类似于西方之汉学阶段，甚至在研究方法与所用文献等方面都体现了继承乾嘉考据之时代特点，中西长城研究从而呈现“分流”之势。至于东方世界，日本学者在日本夺取中国领土之时代背景下，专注于讨论中国历史上民族与边疆之关系，由西方学者发明之“征服王朝”理论在二战前后，尤其战前日本学术界甚为盛行，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学术界的长城研究的基本观念与立场预设，从而导致日本学术界成为最为强调“长城边界论”的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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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载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79页。



[2] 〔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本书所利用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新译名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不过贺昌群指出：斯坦因不懂中文，其“关于汉代与西域的贸易，烽燧，屯戍的制度，书中就有不少错误和臆测的地方。”贺昌群：《〈斯坦因西域考查记〉》，《大公报·图书副刊》1937年4月1日。



[5]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沈弘、恽文捷译《中国长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6] 〔英〕台克满（Eric Teichman）著，史红帅译《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31、153、166页。



[7] 沈从文回忆在湖南怀化的军旅生涯时，记述了铁匠锻铁之时，哼唱《孟姜女哭长城》，可见当时这一故事载体甚多、流传甚广。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8] 1931年，胡适记张继至河北省党部之发言，名为《中国固只有其精神，舶来品大可不必要》，将之刊登于1933年3月3日《北平晨报》。



[9]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 〔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讯余译《中国社会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101页。



[11]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马清槐校《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四章《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1－78页。



[12] 〔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邹如山校订《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3] 〔葡〕孟三德著，陈用仪译《日本天正派遣罗马教廷使节团行记》，载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利比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50－151页。



[14]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6年。



[15] 本书所用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收录了《中亚探险》，以及研究橘瑞超的论文。



[16]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231－253页。



[17] 〔日〕伊东忠太原著，陈清泉译补《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2辑，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18] 〔日〕醍醐钦治著，曲凯等译《丝绸之路——我所走过的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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