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史-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张金奎
天一阁藏书楼现收藏有稿本《明史稿》13册。[1]其中第7册和第10册的内容主要是《忠义传》。[2]现将笔者在阅读《忠义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概述于下。
一、关于徐潮
在第7册中,有明确的“徐潮具稿”和“监生叶沆录”字样,这也是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初始作者。
《明史》成于多人之手,李晋华先生在《明史纂修考》一书中曾作过详细考证,但未提及徐潮。那么,这个徐潮是何许人也呢?
在清代官修《清史列传》中有一个徐潮:
徐潮,浙江钱塘人。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三年,迁赞善,充江南乡试正考官。洊陟谕德、庶子、少詹事、通政使。三十一年二月,授左副都御史。[3]
在《清史列传》以及光绪《杭州府志》、朱方增辑《从政观法录》的《徐潮传》中,都未曾提及此徐潮曾经参与《明史》修撰,那么,稿本中提及的徐潮是否另有其人呢?
清朝从顺治二年五月起即开设明史馆,着手《明史》的纂修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修史进程非常缓慢,史馆形同虚设,不过“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已”。[4]
康熙四年,史馆重开,不久又罢。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并于次年将中式的彭孙遹等人分授编修检讨各官,共同纂修明史。当年,万斯同应徐元文、叶方霭之征入京,并于康熙十九年正是以布衣参史事,开始在事实上主持《明史》的修纂工作。
回头再看徐潮的仕途经历。康熙十二年中进士后,不久出任翰林检讨,与彭孙遹等人的职务相同,且一直延续到二十三年。从时间上看,徐潮是有机会参与《明史》编纂工作的。据《清史稿》“列传六十三”《徐潮传》记载,他文字很好,“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这样的人才参与《明史》编纂工作无疑是合格的。
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徐潮都是詹事府的属官。詹事府的职责主要是辅导太子学习。康熙十四年十一月,恢复设立詹事府,次月即立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当时的胤礽还不满2周岁,根本谈不上学习,詹事府官员徒为备员。
明代的詹事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机构,主要用于安置词翰官员,作为其晋升的阶梯。清承明制,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记载:“詹事、少詹事掌文学侍从。经筵充日讲官。编纂书籍,典试提学,如翰林。并豫秋录大典。左、右春坊各官掌记注撰文。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掌文移案牍。”可见,清代的詹事府同前代没有什么区别,“止备词臣迁转之阶”。 [5]康熙十四年复置詹事府时,汉员同时兼有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修撰等衔,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康熙皇帝在胤礽6岁(二十年二月)时,并没有把他交付给詹事府词翰官员去教育,而是为他延请了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师。[6]
康熙二十九年,在万斯同的主持下,《明史》“历十二年而史稿粗成,凡四百十六卷”。[7]
康熙二十三年时,胤礽10岁;二十九年时为16岁。这一时间段处于胤礽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内,詹事府属官有可能参与到对他的教育工作中去。但考虑到清初詹事府的实际作用,徐潮的主要精力应该不在辅助教育太子上,完全有条件继续参与《明史》编纂。
康熙二十九年,《明史》编纂因为初稿完成,暂告一段落。考虑到《清史列传》等史籍都没有给出徐潮离开詹事府,出任通政使的时间,不排除他是在二十九年后履新的。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其离任履新更与《明史》编纂告一段落有直关。
当然,以上分析都是推测,在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依据之前,还无法断定《忠义传》的初始作者徐潮就是这个万斯同的老乡徐潮。
二、天一本《忠义传》与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本《明史稿》的关系
如上所述,万斯同主持完成的《明史》初稿为416卷。如无意外,国家图书馆现存416卷本《明史稿》应该就是这个初稿。为表述方便,以下将后者简称为“国图本”。
在天一本的作者是否是万斯同的问题上,前辈学者多有歧见。把天一本同国图本进行比较,无疑是确定天一本作者的一条重要途径。
天一本的第7册为稿本,有明显的修改痕迹,而且修改者所用笔墨的颜色不同,有的是墨笔,有的用红笔,但字迹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内改订的结果。
本册第一页为目录页,明确标明是“《忠义传》三十四篇”,但所附目录中提到的传主却只有33个,实际篇数更是只有31篇。目录中出现的马呈图、杨辅政两传在正文中没有出现。但修改者在目录中的“杨辅政”上打了红圈,表明曾经修改过。所以,这两篇传记应该是散失了。
本册与国图本的对照关系大致如下:
第7册内容与国图本《明史稿》对照表
第7册传主 传主身分 原稿有无 修改痕迹 在国图本的对应卷帙 备 注 孙玺
文官
无
卷三七六《忠义一》
王鈇、钱泮
文官
有/黑笔
卷三七七《忠义二》
汪一中
文官
有/红笔
同上
黄钏
文官
有/红笔
同上
王邦直
边臣幕府属员
无
卷三〇〇,列传一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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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錞
文官
有/红、黑笔并用
卷三七七《忠义二》
宋以方
文官
无
卷二六〇,列传一一一,附《万木、郑山传》。
孙镗
商人
有/黑笔
卷三七七《忠义二》,传后附录范希云、姚长子事迹。
修改者在文后增加了附传(范希云),并提及姚长子。
王廷辅、宋珏
义士
有/红、黑并用
张世忠
武将
无
卷三〇〇,列传一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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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郑山
义兵
无
卷二六〇,列传一一一,附于《宋以方传》后。
袁璋(附子袭)
义士
有/红笔
卷三七六《忠义一》,附于《时植传》后。
戎良翰
生员
有/黑笔
修改者在文后增加了“有叶七者,定海卫军士也”字样。
时植
文官
无
卷三七六《忠义一》
张达
武将
无
卷三〇〇,列传一五一
陈闻诗(附董伦)
义士
有/红笔
卷三七七《忠义二》
张振德
文官
无
卷三七七《忠义二》
赵愷
义兵
有/黑笔
王相
武将
无
卷三〇〇,列传一五一
李涞
武将
无
卷三〇〇,列传一五一
周宪
文官
无
卷二六〇,列传一一一,附于《黄宏传》后。
叶七
军士
有/黑笔
宗礼
军士
有/黑笔
唐孟元(附弟孟远)
义士
无
林京(附子绶)
官员家属
无
魏镜
义士
有/黑笔
卷三七七《忠义二》,附于《杜槐》后。
姚长子
义士
有/黑笔
卷三七七《忠义二》,附于《孙镗传》后。
金养
仆人
有/黑笔
王恭
武将
无
向孔洙
武将
有/红、黑笔并用
在作者徐潮的名字上也有用黑笔划掉的痕迹
马呈图
稿本无正文
杨辅政
稿本无正文
雷应通
义士
有/红笔
卷三七六《忠义一》,附于《时植传》后。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册现存31篇传记中有14篇未见修改痕迹,占总数的45.2%,其他17篇或多或少都进行过修改。从用笔颜色来看,至少其中的三篇进行过一次以上的修改。
单从传主姓名还看不出两个本子在内容上是否有继承关系,现试举几个例子。
例一,《陈闻诗附董伦传》。
天一本: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丁酉举人)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没,居丧哀毁(骨立)。(嘉靖)三十三年秋,贼师尚诏(倡乱)陷归德,闻闻诗名,约克城,必生致之,劫以为帅。已而贼众拥闻诗至,诱之百端,(闻诗)不屈。贼(乃)于闻诗前引家属数人斩之,曰:“不从,且尽灭而族。”闻诗知不可脱,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氏及僮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祀于)死所。
以上楷体部分为改订后的文字;括号内的宋体字为徐潮原拟文字,但被改订者删除;黑体部分为改订者所加。
再看看国图本中的相关文字: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没,居丧哀毁。三十二年秋,贼师尚诏陷归德,闻闻诗名,约克城,必生致之,劫以为帅。已而贼众拥闻诗至,诱之百端,不屈。贼于闻诗前引家属数人斩之,曰:“不从,且尽灭而族。”闻诗知不可脱,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氏及僮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国图本与天一本仅一字之差,可见,前者正是以后者为蓝本改订的。
例二,《钱錞传》。
天一本:
钱錞,字鸣叔,(显陵卫人)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知)除江阴知县。时倭(乱方)寇初炽,錞至,(急请)即缮城(明年,城成。)浚濠,为守御计。三十三年,倭果入(寇)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使王崇古不纳。錞(挺身)曰:“守城以为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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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迩皆吾民,民死不救,守此空城奚为!”遂开门(悉纵)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复进据(江阴)泾闸,分众犯塘头。錞(于)城上(望)见贼刈稻,(统)急提狼兵出(御之,遇贼)击,战于九里山。时已薄暮,雷雨大作,贼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錞(及)率民兵力战,尽死于贼。
再看国图本:
钱錞,字鸣叔,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除江阴知县。时倭寇初炽,錞至,即缮城浚濠,为守御计。三十三年,倭果入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使王崇古不纳。錞曰:“守城以为民耳。远迩皆吾民,民死不救,守此空城奚为!”遂开门纵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复进据蔡泾闸,分众犯塘头。錞城上见贼刈稻,急提狼兵出击,战于九里山。时已薄暮,雷雨大作,贼伏四起,狼兵悉奔,錞率民兵力战,尽死于贼。
与天一本相比,国图本仅有两个字与之不同。其中,“遂开门纵入”的“纵”字,在徐潮原拟稿中存在,但上面同时写了一个“入”字,两个字叠加在一起,究竟是修改者所改,还是监生叶沆誊抄时的笔误,不便确定。所以,实际差距只有一个字。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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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枚举。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天一本和国图本之间确实存在承继关系。前者的确是后者的稿本。但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国图本修改的两个字至关重要,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名,都是不容出问题的地方。可见,天一本上的修改文字还不是以万斯同为实际主持的《明史》编纂人员最终确认的本子。换句话说,这个本子上的文字,在康熙二十九年416卷《明史稿》问世之前,还曾经过至少一次的修改。
考虑到多次修改需要时间,徐潮拟定初稿的时间至少应该在康熙二十七年之前,甚至更早。这也为确定此徐潮即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提供了一个旁证。
在天一本第7册中,有14篇没有改动过的痕迹。那他们是否就是国图本的定稿呢?试举一例。
天一本《孙玺传》:
孙玺,字廷信,代州人。少举于乡,授诸城知县,改扶风,有治绩。正德六年,蜀盗寇汉中,抚按集议曰:“略阳,汉中咽喉。其令严顺猜而懦,民弗与之,不能守也。得果毅多智如扶风令者往,无忧矣。”于是檄玺移略阳。顺初闻寇至,惧甚,计不知所出。及闻有人代之,心甚喜。又闻上官言皆少顺而称玺,复以为耻。恐玺有功,形己之短。及玺至,又不礼顺,顺益愤。于是玺之所为,百计思有以败之。玺督民治城,期一月而毕。值东门未完,贼已至。顺扬言城不可守,盍亡乎?玺抽佩刀斫坐几曰:“言亡者,视此几!”于是尽出城中弓矢,率隶卒登城,使丞、簿、尉各守坚城,而东门之未完者,玺自守之。昼传食夜张火,鸣柝警□,贼攻三日,弗克,将移去。会执告急者,发牒,知城中窘状,复环攻之。城陷,玺不屈死。
再看国图本:
孙玺,字廷信,代州人。举于乡,授诸城知县,改扶风。正德六年,四川盗流入汉中。都御史蓝章以略阳为汉中要地,旧无城,而其令严顺懦不足任,檄玺往城之。玺至,顺以为耻。使县民赂玺求毋城,玺不可。日周行相度,期一月讫工。工未毕而贼至。顺曰:城不可守,盍去诸?玺又不可。士民闻顺言,争欲去,玺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视此!” 乃率僚属坚守,相持三日,贼欲退。获城中告急者,知力窘,复率众环之。顺竟逾垣走,城遂陷,执玺。玺奋骂不屈,贼脔杀之。是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可见,国图本不仅有改动,而且有些地方改动还很大。类似的现象在另外13篇没有改动痕迹的稿本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从上表可知,本册的内容在国图本中的位置有很大变动,有的仍保留在《忠义传》内,但已经不在同一卷;有的与其他内容一起单独成卷;有的由正传变成了附传;有的干脆没了踪影。[8]
这些人的身份也有很大不同,有庙堂之上的文臣、武将,也有下层军士、义民,乃至仆役。因为身份以及殉难原因的不同,将其分类列入不同卷帙实属必然。天一本之所以共存于一册,应该与其初始作者都是徐潮有关。
另从本册文稿有改动和未经改动两种情况,但在国图本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新”改动来看,第7册中的稿件有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留下来的原始文稿,很可能是收藏者根据其作者都是徐潮而一并装订在一起的。这也是目录中出现“马呈图、杨辅政”,但正文并不存在的可能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徐潮拟定的原稿中被删改的部分并非全无价值。以上引《钱錞传》为例,徐潮的原稿称传主是“显陵卫人”,修改者把它改成了“钟祥人”。但查阅《明清进士提名碑录》可知,钱錞参加会试时登记的户籍是“湖光兴都显陵卫官籍”,贯为湖广钟祥。这就牵扯到明代的卫籍问题。《明清进士提名碑录》没有明确指出他究竟是官军籍(军官子弟),还是在卫所为官的文官(如经历)子弟。如果有其他材料可以辅助研究,这将是探讨卫所文官子弟户籍的一条重要资料。如果研究者仅仅看到定本《明史稿》,反而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可见,徐潮撰写的原稿同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天一本《明史》稿本的价值所在之一。
与第7册不同,天一本第10册的《忠义传》部分明确标明是“忠义传三”,共有传记29篇,且没有丝毫改动的痕迹。与国图本对照发现,416卷本《明史稿》的卷三七八即为《忠义三》,而且传主、排列顺序等与天一本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文字略有出入,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如天一本《洪云蒸传》,在叙述完洪云蒸的事迹后,直接写道:“陈瑸,漳浦人……”略显突兀。国图本则改为“同时有陈瑸者,漳浦人……”这只是文字上的润色。
《张秉文传》中提到崇祯十一年济南防御清兵南下时,“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
莱州援兵七百”。而国图本则为“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
众州援兵七百”。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但考虑到现存416卷本《明史稿》是清代抄本,不排除这一区别是抄写错误的可能[9]。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白慧元传》。天一本为“白慧元,清涧人,父宗舜举于乡……慧元第崇祯七年进士,授任丘知县。迈□不羁……部内有大阉置酒,盛陈宝玩。慧元语谑之。阉怒,摭其赃并及大城、涞水、清苑……诸县不法事,密闻于帝”。
国图本则为“白慧元,清涧人,父
崇舜举于乡……慧元第崇祯七年进士,授任丘知县。
为人迈□不羁……部内有大阉置酒,盛陈宝玩,
供欣赏。慧元
出言戏之。阉怒,摭其赃
私,及大城、涞水、清苑……诸县不法事,密闻于帝”。
除了白慧元父亲的名字外,国图本其他的修改基本可以归入文字润色一类。“宗”与“崇”形近,亦不排除抄写错误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天一本中,《白慧元传》不像其他传记单独另起一列开始叙述,而是附在《孙士美传》后,显得非常另类。而且国图本对它的修改也最多。综合考虑,似乎天一本的抄写者有意把它放在《孙士美传》后,以提示修改者注意。
总之,天一本第10册与国图本有直接承继关系,而且应该是已经过多次修改后的稿子,不排除它是国图本定稿前的最后一稿的可能性。
[1] 以下简称天一本。
[2] 第10册另有周朝瑞、徐大化、袁化中、顾大章等散传七篇,但只有内容,没有目录。目录页在其他分册中,怀疑为装订错误所致。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不予讨论。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一《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八·徐潮》。
[4] 杨椿:《再上纲目馆总裁书》,《孟邻堂文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23册。
[5] 《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
[6] 康熙二十年太子就傅时,张英时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为内阁学士,都和詹事府无关。康熙二十四年张英丁忧结束,仍任礼部侍郎,不久兼管詹事府。但从二十五年起,皇太子的老师已经变成了汤斌和耿介。汤斌的职务是“以礼部尚书领詹事”,耿介为其推荐,受少詹事。可见,张英虽然监管詹事府,但并不参与对太子的教育工作。
汤斌、耿介在不到一年内先后离任。此后的詹事府,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的说法,已经是“止备词臣迁转之阶”。由此可见,汤斌、耿介以詹事府职为太子师,只是受传统影响的一次偶然回流,并不代表詹事府职能的真正恢复。詹事府属官参与图书编纂等翰院工作并不受影响。张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回到朝中后,先后“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期间始终监管着詹事府。
[7] 杨椿:《再上明鉴纲目总裁书》,《孟鄰堂集》。转引自刘仲华:《〈明史〉纂修始末研究》,《史苑》第五辑。
[8] 在国图本未采用的传记中,传主王廷辅、宋珏、戎良翰、叶七、宗礼、唐孟元、金养都是下层人士,估计国图本弃之不用,与此有关。
[9] 从字面理解,山东若干州县,一共只援助了700军士。这在道理上有些不通。所以传抄错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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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明史-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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