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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下)(20070203)
《人民日报》发表雷海宗的发言和“按语”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南开大学,“大多数人认为雷海宗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日报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认为批评的方式和时机有问题”。在历史系有几种不同反应:“吴廷璆(科研处副处长)在座谈会记录未发表前曾对王瑞青同志(党员)说:‘雷又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否认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人民日报的人当时未注意,邓拓很有意见,打长途电话来要求组织批判,历史系应当写些文章。’记录发表后,他说:‘雷的根本看法是把资本主义当成正统,否认列宁逝世以后各国党在革命上的贡献,对斯大林、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都没有看在眼里;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好。这样一来有意见也给打回去了。’杨志玖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做法,也不同意人民日报的批评。他说:‘还未看到东西就加按语,评论还用黑体字,就是百家争鸣也不应如此。雷所谈和人民日报按语根本是两回事。雷指的是历史科学,是学术问题;人民日报指的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雷说用别人的东西套中国历史就是不应该么,苏联的历史科学就是没有发展。从编者角度来讲可以加按语。但一开始就这样做不好,应该将事实弄清楚再说。’他说他准备写信给人民日报对这种做法提意见。”“图书馆馆长冯文潜说:‘在我们,学术、理论和革命实践是统一的。在雷则把学术和革命理论及革命实践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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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说革命理论有发展他不会不同意。在雷看来,那并不等于历史科学有发展。’关于批评方式和时机他未表示更多的意见。他说:‘人们的习惯还是认为,人民日报的按语就是结论。’”(《宣教动态》1957年第41期)
继4月28日刊登了季陶达的批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于5月5日又刊登了吴恩裕的批评文章。5月7日刊登了杨志玖的来信,果然对《人民日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些文章都是原文照登,不加评论。
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对于《人民日报》的按语非常重视,并进行过多次研究。总的看法是,雷海宗的意见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但在当时形势下,对《人民日报》的按语又不能不表态。于是,他们写了一篇短文,征得河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孙延龄的同意,用他的名义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表示不同意雷海宗关于革命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看法。这封信发表在5月16日的《天津日报》,已经是毛泽东在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准备对右派进行反击的第二天。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拉开帷幕。
6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会召开大会,讨论谭天荣问题。此前,北大物理系著名的“右派”学生谭天荣曾三次到南开“煽风点火”,并访问过雷海宗。谭天荣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分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做讨论,或者叫做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谭天荣《第二株毒草》)
雷海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了言。他在发言中说:有些人蓄意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和马列主义的指导,那就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但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路线走不通。谈到对整风的态度,他说:不能抛开历史,把这些困难、错误和缺点都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在整风中指出困难和缺点错误是应该的,但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困难和缺点错误,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反对党和政府。如果按照那些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取消人民政府的人的意见去做,中国就必然回到亡国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面去,这就不是整风而是要我们开倒车。
关于谭天荣,雷海宗说: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他说只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中的一部分。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他说不能。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他说没有。我劝他:你要想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得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哲学是一门有系统的全面的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的高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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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雷海宗进一步指出:对于最唯心的深奥的哲学也读过一些,我感到这些哲学都有阶级性,都在企图说明世界,但对谭天荣的大作则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只是名词概念的堆积,没有说出任何问题。(6月29日《人民日报》)
不知道谭天荣所说的“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的话是否属实。但《人民日报》自4月份颇具火药味的“按语”之后,对雷海宗的有关报道却都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不作评论。直到6月29日,还刊登了《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一文,完全从正面报道了雷海宗6月15日在历史系学生会大会上的发言。很明显,这种做法前后矛盾,其中不会没有原因。
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的高校普遍开展反右派斗争之后,天津市委文教部、南开大学党委、天津市委有关领导仍然认为雷海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还曾多次就雷海宗的问题向中宣部科学处请示,于光远曾经明确表态: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学术问题,让他继续讲、写,也可以发表,总之是“百家争鸣”,至于雷该不该划为右派,那是另外的问题,应由天津市委来决定。
但是,不久就开始传出小道消息。康生说:“认为马克思主义1895年以后就不发展了,这还不够定右派?”他还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名说:“让雷登台批判右派,还加以报道,难道雷海宗成了左派?”7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部长会议。康生在小组会上当面指斥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右倾,说:“你们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还没有斗,反右就结束了?天津不斗雷海宗就是右倾,天津反右要重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大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委不得不立即行动,把雷海宗定为右派。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
横遭批判
雷海宗被定为“右派”后,针对他的大批判随即展开。继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之后,天津市史学界也举行了批判会。9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雷海宗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9月13日的《天津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会上批判雷海宗等人的言论。“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来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之类的标签,纷纷贴在雷海宗身上。
南开大学历史系有关领导认为:“长期来,雷海宗在历史系教师和学生中系统地散布了他的反动观点,影响极其恶劣,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党阴谋后,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学术思想。”因此,他们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题目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苏联历史科学成就”、“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等。还有人提议,“这项工作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把对雷海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既有专人准备,又有群众的广泛参加,使每个人都投入到斗争中去”。(《历史系确定了两件大事》,《人民南开》1957年12月23日)
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自然要作检查。“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时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而且,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还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据有人回忆:“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作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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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夫人张景茀多年后回忆说:“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
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了3天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雷海宗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会上作了检讨)。雷海宗在“鸣”、“放”中的那些发言和讲话自然都成了罪证。不仅如此,他在平常所发的一些议论,以及他在解放前的一些活动,甚至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等等,都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史学刊物很快就成为大批判的主要阵地。综观当时报纸、杂志上所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对雷海宗的批判主要有:
其一,反对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成就。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坚决反击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首都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报道》,《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他还曾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雷海宗还说过:“无论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雷海宗听说某些商场毁了一些无用的旧书,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书坑儒。”(《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批判者指出,这是雷海宗采取含沙射影、明枪暗箭的手法,诬蔑党和国家的若干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党和国家的关系,说明了雷海宗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雷海宗毫无根据地诬蔑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界,诬蔑苏联学者,“显然是想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3页)。有人则认为,雷海宗的言论与章罗联盟是“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他们有共同的恶毒的语言、卑劣的手法、反动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语言都是浸透着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无比的仇视和诬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味的粉饰和膜拜。他们的手法都是故意抹杀新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设法挑拨和煽动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的目的都在改变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削弱和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期以造成天下大乱,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让我们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揭露雷海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历史教学》1957年10期。)
其二,宣扬“马克思主义停滞论”。雷海宗被批判为一贯地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马列主义进攻。在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的谬论以前半年,雷海宗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他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雷海宗在天津10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应该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雷海宗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辈已经说过的一些陈腐的调子”;至于“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即使是在历史科学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针对雷海宗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的解释,有人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像雷海宗说的那样,根本不是科学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那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闹了。这也许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谬理论的真实企图吧!”(《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他首先是伪装着‘推崇’马克思,以马克思来打倒恩格斯,打倒列宁,打倒斯大林,把马克思完全孤立起来,而最后又反转过来把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也就是由‘推崇’马克思的雷海宗来打倒马克思、推翻马克思。”什么“停滞论”、“过时论”只不过是一个花招。(《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第92-95页)。
其三,否认奴隶社会阶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5种生产方式理论。有批判者指出:雷海宗根本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在否定5种生产方式理论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历史叫做生产工具发展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而在铜器、铁器时代,只有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暴露了雷海宗历史观的“彻底反动性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般地说来有两个基本论调,两个基本方法。一种是把阶级社会描绘成自古已然,……阶级的压迫、阶级的剥削是天经地义,任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企图都是徒然的。……另一种是根本就不承认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那是人为地在制造矛盾,制造斗争,而所谓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两种方法本质上一样,“都是在麻痹和欺骗劳动者,要他们放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听任反革命的阶级的统治和宰割。”雷海宗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显然属于后一种。这正是雷海宗的祸心之所在。(《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第92-95页)。雷海宗的讲演是“一篇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史观’来反对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极端反动的文章”;雷海宗要大家“不再多谈历史分期的问题”,意思是说,马列主义的5种生产方式理论并不完全对,根据它来讨论历史分期问题,只是在跟着马列主义“凿空”罢了。“雷海宗是怎样的仇恨马列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他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而使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复辟。”(《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集,第118-119页)
其四,雷海宗的“反动历史”及“历史形态学”。随着批判的展开,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及其所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也成了批判的靶子。许多批判者纷纷揭露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说雷海宗自己就曾经说过:“我在解放前替蒋介石着想,比蒋介石自己还要周到。”说雷海宗在解放前曾投靠反动头目朱家骅,一直为《战国策》、《当代评论》、《每周评论》、《中央日报》等反动报刊撰写文章,曾先后发表过100多篇,鼓吹法西斯主义,叫嚣反共反苏;在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段时期中,雷海宗还在昆明发动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联合发表反苏宣言,参加反苏游行,并且上书蒋介石,推荐胡适做行政院长,以期“收拾人心,争取美援”。因此,“雷海宗在反共反苏方面,是有理论,有政治纲领,有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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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有人则对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展开批判:“雷海宗在今天成为右派分子,成为在思想阵线上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急先锋之一,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因为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个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攻心战的人。”雷海宗的反动言论是有其理论体系的,这便是“历史形态学”。“历史形态学”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斯本格勒和汤因比为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一套反动的历史哲学,妄图和马克思主义对抗。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其反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分期的方法上”,其次表现在“他的悲观绝望的宿命论上”,再次表现在它的积极反苏、反共、坚决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上。因此,“对于雷海宗这样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我们不仅要就他在整风期间所发表的荒谬言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要揭露他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对他一向坚持的反动历史观进行无情的批判。”(《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3页)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雷海宗的那些足以振聋发聩的远见卓识,就这样被大批判的喧嚣所淹没了。这是雷海宗的悲剧,更是中国学术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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