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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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1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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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

《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提要】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刘家和教授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做了尝试性的总结和评述。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刘先生几十年的治学历程说明他的比较史学研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第二部分则对刘先生的比较研究思想本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要性的归纳和评析。
【关键词】刘家和历史比较研究思想
业师刘家和先生，1928年生，江苏六合人，195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为北师大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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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上古史、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国先秦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等。迄今为止出版的两部著作《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①实际上都是先生几十年来论文的汇编。先生在中国传统学术和西学上皆有深厚的造诣，尤其是在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上，由于独特的治学经历，在这方面的心得更加丰富和突出。通过这篇文章，我想就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做一些尝试性的梳理和总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多年以来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一点心得和体会，由于能力有限造成的不足和错误之处还要求得先生和各位读者的谅解，只能留待今后通过进一步的学习逐步补正。
一、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的形成
刘先生在他新近撰写的《我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②一文中，以学术自传的形式详细而系统地回忆和记述了他从最初萌生历史比较研究的想法到初步的尝试直至日臻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年求学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从他四岁时上私塾开始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毕业为止，该阶段可以认为是刘先生的历史研究比较意识的萌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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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两部相隔十年出版的文集是先生几十年治学心得的精华，清楚和系统地展示了他从世界史到中国史、再向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拓展的学术道路。
②本文收录于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总的说来，这个阶段刘先生最主要的兴趣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史上。这一方面得益于刘先生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家乡六合邻近具有浓厚清学传统的扬州，因而“从小就受到清代学术，特别是扬州学派气氛的感染，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另一方面，刘先生很早就对文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具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此后在江南大学、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刘先生在中国学问尤其是中国古史方面深厚学养的基础。
虽然以“中学”为主体，但由于一些特殊的经历和际遇，刘先生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对“西学”发生了兴趣，而后者正是激发刘先生的比较意识产生的前提。这当中包括如下经历。(1)在美国贵格会办的小学就读期间，一方面开始在直接教学法的方式下学习英文(因为老师就是美国人)；另一方面开始接触《圣经》，并且产生了通过进一步学习了解西方文化的愿望。(2)在江南大学史地系学习期间，虽然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书，不过兴趣却十分广泛，先生修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地理学、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从中既可以看出刘先生日后对“小学”和哲学的“业余”爱好的开端，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对中西学问的学习都很重视。(3)大学期间与几位名师的邂逅成为刘先生的比较思想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学问方面，对先生影响最大的首推钱穆先生。②从他那里，刘先生懂得了“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人手”，以至于这成了刘先生“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位讲述文字学的冯振先生则帮助刘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基础。在西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有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唐先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牟先生对逻辑学的讲解，既激发了刘先生“对哲学的终身兴趣”，同时也感到中外学问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思考习惯上的差异，从而“启发了比较思考的习惯”。③
(二)工作需要转到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从1952年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一直延续到1979年末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为止，该阶段可以看作是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的形成阶段。这期间，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刘先生在1955到1957年被选派到教育部设在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史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授课。
刘先生深感学习和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古代史，掌握多种古代和现代的外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懂外国古代文字，阅读史料就“不能从原文人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④同时，只有精通现代的外文，才能直接吸纳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站在该领域研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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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邵东方：《海天寥廓立多时——读<古代中国与世界>》，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②刘先生与钱穆先生的师生交往的经历见刘先生为《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撰写的文章《回忆与纪念》一文。
③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第321—324页。
④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第327页。
沿。所以，这个阶段刘先生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外文的学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俄文，刘先生的外语学习基本上是靠自学，加之世界史教学与科研的重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刘先生还是凭借较好的语言天赋、英文基础和顽强的毅力，先后学习并初步掌握了俄文、德文、法文等现代语言，还在拉丁文、希腊文和梵文等古代语言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不过，每次说起这些学习语言的经历，刘先生总会语重心长地当作“失败的教训”来总结，这其中既含有先生自谦的成分，①同时也主要是让我们去体会学习外文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学好一门语言从而达到具有考证原文的能力之困难。
由于工作重心完全转到了世界史，所以刘先生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以世界古代史为主，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刘先生先后选择了古代希腊和古代印度作为研究的重点。与80年代以后偏重于思想史的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刘先生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论黑劳士制度》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土地关系》等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刘先生开始了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尝试。
《论黑劳士制度》是刘先生在东北师大进修时撰写的结业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条件下国内最新的英文和俄文的研究成果，对作为斯巴达社会核心特征的黑劳士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对斯巴达城邦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这篇奠定了刘先生世界古代史研究地位、被誉为“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②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国内研究黑劳士问题的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一。在这篇八万字的长文中，刘先生第一次“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③另外两篇关于古代印度社会史的文章也表现出了极深的研究功力，刘先生直接从古印度原始的佛经文献出发，并阅读了大量西文的佛经译本和相关专著，对古代印度社会史当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黑劳士制度的研究相似，刘先生也是带着一种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研究古印度的，在他心里“有一个不出台的做比较的参照系”，他是想“以首陀罗与希腊之黑劳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的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为清楚一些”。④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解决，不过，以这种方式研究确实使刘先生能够站在与众不同的角度，应该说，在当时有这样的世界眼光的学者是不多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看似无比较但实际上蕴含了比较的眼光和动机的文章成为刘先生的几十年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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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为庆祝林志纯先生90华诞而出版的论文集中，与刘先生一同参加过50年代由苏联专家主讲的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的涂厚善教授在他的祝寿文章中这样写道：“受着林老师执着的敬业精神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冲天干劲的激励，我们中的有些人已攻克了多种语言，据我所知，刘家和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已懂得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又懂得希腊文、拉丁文，可能还有梵文，成为学识渊博的知名学者，不负林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参见《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外语学习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失败”。这一点从刘先生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不但对众多的外文字根、字源及其相互关系极为谙熟，而且往往有着深入而透彻的理解。他的外语学习的成功由此可见一斑。
②刘北成、郭小凌、蒋重跃：《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③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第326页。
④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第329页。
在这一阶段，刘先生虽然主要精力转移到世界古代史，但他从未间断中国史的学习。在学习外国文字“连遭败绩”之后，刘先生更加抓紧了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他说，“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是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惟一的语文了。”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越发感到，“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他甚至说，“其实，我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中移植过来的”。①可以说，刘先生这一阶段的世界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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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论是在点的选择上，还是在面的推进上，都在有意识地为下一个阶段全面展开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做准备。
(三)重新回到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和全面展开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从1979年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这个时期是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日趋成熟的阶段。
我们注意到，刘先生的两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从表面上看，刘先生的学术重心又十分明显地回到了中国古史，同时，从早期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了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史。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纯中国史”的，其中对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及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又是重中之重。不过，与刘先生早年所做的“纯世界史”文章的情形相似，这些研究中国古史中的某个具体问题的文章也都“寓有比较研究的含义，文中也不时有一两句指出所资比较之所在”，所以，“都具有某种中外比较的背景”。
的确，刘先生的这两次表面看来有些被动的研究方向的转移都被刘先生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世界”、“世界—中国”的两次战略“转进”为刘先生提供了一个融通中外的机会，使他在中外古史比较的思想和实践上走向成熟。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数量很少的直接进行或论及历史比较研究的文章中，②成熟的代表作品是《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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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湄、罗新慧：《“学者亦必志于彀”——访刘家和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4期。
②从严格意义上讲，刘先生直接论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之间的比较的文章至少还包括以下各篇。(1)《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这篇文章在把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进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连续性、统一性和与之相应的“四海一家、天人相应”思想的特点。(2)《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与古代希腊、印度的比较研究》，发表于新加坡。这篇文章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线索、与经学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史学进行比较，得出了三种不同的史学观念，并指出，这三种观念深刻地塑造了三种学术传统的形成。(3)《论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19世纪中后期外国学者对儒学认识之一斑》，《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这篇文章比较了东西方的两位颇有成就的汉学家理雅各和安井衡在《春秋》和《左传》的翻译和阐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深度和态度的异同，用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能简单地抛弃。(4)《论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这篇文章以中西文对“通史”一词的理解上的异同为出发点，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东西方的史学传统和史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指出，西方从希腊开始的普世史传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而中国自先秦就逐步形成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和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传统。
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刘先生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对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同时迎来的人类精神的觉醒，分人与天(神或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对人的本质的反省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的评析。文章气势恢弘，推理严密，层层递进，极富感染力，充分展示了刘先生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深厚功力。如果说《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是刘先生比较研究实践的集大成之作的话，那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一文则是他在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上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较研究本身的历史、概念、功能、条件、类型、层次以及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以哲学的高度说明了历史比较方法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是刘先生近年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和思考的一次总结，把中国的传统史学提高到一个“历史理性”的哲学高度，提出“历史理性”是与希腊的以实质主义为特征的“逻辑理性”不同的一种理性结构，后者认为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而前者则相反，认为真理只能从变化、运动的存在中去把握。这两种不同的理性结构的区分既深刻地说明了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西的比较极大地丰富了“理性”的内涵。这一高屋建瓴的认识标志着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目前，刘先生正在主持进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期待着这一历史比较研究课题的成果早日问世。
二、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述要
以上结合刘家和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实践，简要地回顾和叙述了刘先生的历史比较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那么，刘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有哪些内容和特色呢?下面就分三个方面来看一看。
(一)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思考
在多年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刘先生在1996年撰写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一文中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做出了系统而深入的反思。
刘先生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但是，这种方法本身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因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那么，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接下来，刘先生比较了“比较”一词的中西文字源，发现它们最初都具有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照的含义。刘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作法一旦用在历史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共时性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由此，产生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两种基本的取向，那就是，“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比较说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此，“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也就是说，比较研究的原理看似十分简单，就是把两个东西拿来放到一起，看看有什么地方相同，有什么地方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上却并非如此简单。是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拿来比较呢?接下来，刘先生指出，比较研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比较的双方必须是有同有异的，两个完全相同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说，“无异之同”和“无同之异”都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因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上面讲的比较研究的两种取向显然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是有意义的比较。那么，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就没有可比性了吗?刘先生指出，一般来说是如此，但并不绝对，“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刘先生以西周时期的中国和中古时代的欧洲为例，指出，虽然时代和地域皆异，但如果注意到二者都存在分封制度，也就找到了比较的接合点。这样，在原有的两种取向的基础上可以加上第三种取向，即“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不过，刘先生指出，这种比较“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性与危险性都比较大，所以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
接着，刘先生结合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体现出“一”(统一性)与“多”(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的要求，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阶梯，因为不论是从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不同国家历史发展(“多”)抽象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一”)，还是再把这种统一性和规律性放回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进行检验，“从同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样既相互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都离不开比较研究。刘先生指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正是比较研究的两个阶段和层次：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认识发展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而且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有时不免会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初步一比，就断言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别的不同，从而否认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所“蔽”，蔽于异而不知同。另一种是通过比较而看到了各个地区国家的共同性，继而又忽视了世界的多样统一性；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也是有所“蔽”，蔽于同而不知同。这两种情况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的出现是难免的，不过这不是比较研究的过错，而毋宁是比较研究半途而废的失误。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才能达到世界历史的不断深入。
在这段话中，刘先生结合世界历史的研究，明晰而深刻的总结出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三个层次或阶段和比较研究中两种应该避免的倾向，可谓意味深长，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应时刻警醒的准则。
既然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如此重要，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刘先生最后指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局限的：
历史的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因此我们如果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那么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
可见，作为一种当今重要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史学既有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又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只有在研究中保持清醒，时刻意识到其限度，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其优势。
(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中的难与易
从刘先生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历史比较研究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只不过在选择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过程中要符合其本身的规律，遵循其本身的原则。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历史比较研究很容易呢?刘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历史比较研究在运用中的难易与深浅是刘先生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历史比较研究如何深入和提高的问题。
在1992年的一次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讨论会上，刘先生在谈到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近年来很“热”和“突破性进展”却很少的反差时，提出了比较研究的“难”与“易”的问题。他说：“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而就现象来看，则又入门甚易。如果不加深思，这一个结实在容易误人误事。”接着，刘先生指出，中西文化比较中之“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选择题目不难；第二，搜集材料不难；第三，立论不难；第四，取得效益不难。在谈完这四个方面的“易”之后，刘先生话锋一转，指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实在是一个“难题”，“凡是其中存在的真实困难，没有一条是可以通过容易的途径能够予以解决的”，只有认识到其“难”，才“可以使难题相对地变易，因为如实认识困难有利于提高我们克服困难的实际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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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家和：《思考与建设》，《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实际上，对于历史比较研究之“难”，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刘先生的比较研究历程中的两次“谨慎的后退”，就可以体会到。第一次是刘先生在东北师大进修时完成的关于黑劳士的论文，本来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的对比问题，但在文革后发表时，刘先生把他认为的不成熟的与中国对比的部分全部省略了。说到这件事，刘先生至今还十分庆幸，他说，“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而且，“年纪稍稍大了一些，也就更知道比较研究之不易了”。另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时刘先生给研究生开设“中外古史比较”的课，有人劝他写成专著，他没有采纳，因为他认为，没有一系列专题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是不成其为专著的。后来几家出版社和他商量要出这门课的讲义，也被刘先生婉言谢绝了。因为，刘先生的心里有一个根本性的想法，就是“比较研究是一种看来容易而实际又很难的工作……因为要真正地做比较研究，那还需要先有两种准备。这就是：第一，对于所要比较的领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不能率尔操觚；第二，必须至少对一个国家(能多当然更好)的历史具有直接从原始资料人手做独立的研究的准备，并做出了一定的成果(即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的研究经验)。”刘先生用这两条衡量自己，认为如果说第一条基本上可以做到的话，那么第二条还欠火候，由于学习外国古代语言的失败，研究希腊和印度已经不可能再具备从原始文献研究的能力，于是只能在中国古史上做出一些积累和研究，才能完成这两种准备。①
总之，刘先生的这一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难与易”的辩证思考和切身体会可以使我们更加谨慎地对待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戒骄戒躁，稳扎稳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三)历史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与世界
正像刘先生的两部著作的书名《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所揭示的，“古代中国与世界”可以说是贯穿在刘先生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把古代中国放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认识，从而给予她一个应有的地位，以及如何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从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是刘先生近些年在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早在刘先生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期间，他就发现，在近代以来西方人撰写世界古代史的著作中，关于古代中国的部分都写得十分简略，而且充满了偏见与错误。另外，与西方人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把本国的历史包容在内而且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不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则往往根本完全没有中国的部分。刘先生深刻地感觉到，这些情况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因为中国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惟一没有中断而延续到今天的古代文明，中国文化曾经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今天仍然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世界历史的这种撰述方式必须加以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刘先生指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先生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和《中国史对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两篇文章，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古代中国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位置以及重要性。在前文中，刘先生宏观地叙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产生、发展和衰亡的线索和过程，用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当中绝无仅有的连续性和统一趋势，并在促成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后文中，刘先生指出，如果忽视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那么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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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世林主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3卷，第326、330页。
②参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附录《论学术工作的基础》一文。
如果说这两篇文章是刘先生“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的理论上的论证的话，那么刘先生在80年代初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是这一思想在实践上的首次尝试。刘先生亲自撰写了这本教材的“余论”部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上古诸文明的发展和联系；二是上古世界史上的中国。刘先生用简洁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线索和全貌，用画龙点睛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联系的图景中的古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全新的尝试在国内的世界上古史教材中尚属首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先生的努力并未就此结束，十多年以后，在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总主编、刘先生和王敦书先生分卷主编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各大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时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再次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这种新的世界历史的叙述方式初步实现了刘先生多年来的“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的想法，一方面直观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一中国史的部分既成为这部教材的一个亮点，也是特色之一。
在这里，还要提到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刘先生负责撰述其中的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这部分编排的方式与上面的《世界史·古代史编》很相似，只是方向相反，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在中国史的编纂中体现了刘先生的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凸现中国文明特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这两次方向相反的尝试显示了刘先生独特的学术经历所铸就的中西兼通的学术造诣。
最后，如何提高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也是刘先生在多年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形成的有关“中国一世界”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刘先生曾经多次提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补习”中国史知识的必要性。在一次题为“谈中国人治世界史”的谈话中，刘先生号召治中国史和外国史的学者们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对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有了中国历史这个重要的参照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者也就对于世界历史学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①刘先生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冠冕堂皇的说教，他自身的治学道路和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作者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于沛)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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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家和：《谈中国人治世界史》，《光明日报》2003年1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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