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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里头遗址发掘意义
重大考古发现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2号宫殿基址,是此前学术界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人员在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宫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约百年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介绍,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宫城面积逾10万平方米,就对历史资料的认识而言,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
此外,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此次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
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禹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一条肉虫),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遗址争议
关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二里头一期至四期均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时期或者全部为夏遗民遗迹;另一种意见认为遗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遗址,第三、四期是商汤都城的遗址。
测年结果
一般认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遗址,第三、四期是商汤都城的说法是受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的影响,因为根据2005年、2006年中国考古学院利用系统测定法,将二里头遗址的碳14测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绝大部分测定的时间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间),这样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
这样结合《古本竹书纪年》商朝共29王496年(两汉都不止12帝,但是史书上都是用前汉十二帝、后汉十二帝来介绍两汉皇帝,对于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传抄的失误,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认)从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间,非常符合二里头遗址考古的遗址,所以二里头意义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后的夏邑遗址,也可以从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名家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
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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