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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学在中国(下)(200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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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992年我国第一位留美亚述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杨炽及其丈夫杨大悟曾回国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亚述学,并对我们学科建设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继她之后(92年离职),本文作者在英国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9月回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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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派到德国的拱玉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拱玉书博士在德国以专著形式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关于楔形文字起源和构成和中国古文字的比较研究Stu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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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 Verlag Dr.Kavac, Hamburg 1993),回国后发表了德文专著《楔形文字符号名称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OAT 268), Ugaric-Verlag, Münster 2000.),他的代表论文和专著如下:
《苏美尔文明》(The Sumerian Civilization), 云南人们出版社,2001;《西亚考古史》, 文物出版社, 2002;"Ergativität und das Sumerisc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 1987;.
“一个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 《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Kalakku - Überlegungen zur Mannigfaltigkeiten der Darstellungsweisen desselben Begriffs in der Keilschrift",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5 (1990);"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š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 德国;“做格与苏美尔语”《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1997: “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4期;"Fehlerhafte Schreibungen in d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Die Welt des Orients 28 (1997), 德国; “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叶奕良主编),1998年;“楔形文字与六书”《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98年百年校庆论文集);“泥板书屋”(The Tablet House),《东方研究》1999年;“吉尔加美什与阿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1年;“A Homonymous List: IDU II (CT 11, 29-32, D.T.40)”,JAC 17 (2002); “楔形文字”,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北京大学的李政教授,吉林大学考古系杨建华教授曾在英国学习两河流域考古,她的《两河流域史前考古》介绍了两河流域的3千年的各种史前文化遗址,分析了史前农牧业生产、原始社会习俗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我国只有二件楔形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由一位老先生赠献的。这两件铭文是分别刻在二块石化马骨上。这是很少见的,因楔形铭文是写在泥板上的,一些王铭刻于石器、金属板和悬崖上,但尚未发现刻在圆形骨棒上的。本文作者留英期间在Gurney教授帮助下,译出其中一块上的铭文(中文本见《故宫博物院刊》1987,第2号)。该铭文是抄自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用巴比伦楔文写的诏安天下书,原件写在一个泥鼓载体上,现存大英博物馆。但马骨抄件只抄其中的几行原文,而且丢失和写错的字符很多,造成了释读困难。马骨抄件明显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人抄写的。其字体很像有的埃兰铭文上的字体(笔划的头成“Y”形),或许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埃兰人抄写的。林志纯教授为了发表这一英文论文,在长春创办了英文《古代文明杂志》国际年刊创刊号。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成功释读楔形铭文,该文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佳作奖。本文作者在英、法、美国的亚述学刊物上(《伊拉克》(52卷1990)、《亚述学短实用信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英文论文几十多篇:对古苏美尔语王铭的研究的“古地亚梦中的一个谜语”(法国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1989),我和导师S. Dalley合作的论文("Origins of the Manana Dynasty at Kish, and the Assyrian King List", 基什城邦马那那王朝的起源和亚述王表)发表在英国的《伊拉克》杂志(Iraq )52期1990年,硕士论文的一部分由牛津大学教授Gurney在1987年土耳其伊什坦布尔举行的《第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上代为宣读。(发表在34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文集》Tarih Kurumu, Turkey, 1998)。90年代初,作者在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和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埃什嫩那和马瑞王室楔形文字档案的论文:"Kill a Donkey or a Dog for Making an Alliance, an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s in Ancient China"(NABU 1995/17),用古中国的实践解释了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书信中提到的盟誓中的刑驴牲还是刑狗牲的争论。他发表的 "Did the Assyrian King 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Shamshi-Adad?"一文《古代文明杂志》(JAC 5,1990)被日本学者多次引用。
1994年他发表了80万字的英文专著《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Samsi-Adad(344 pages, IHAC, Changchun),为中国出版的两本亚述学英文专著之一。该书广泛地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详尽地收集到上千件当时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件,翻译、编辑了国际上50年来分散发表的数百件古巴比伦时期有关三国家的出土文件,用分析和比较古文件的方法发现当时的政治史材料和线索, 综合归纳有用的事实,首次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写成专著。该书的出版确定了他在国际亚述学中的地位,为中国亚述学创建了声誉。
1993年,作者研究、发表了一块民间私人收藏的古巴比伦时的不动产买卖楔文契约,开始对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发生兴趣("Two Old Babylonian Tablets and the Sale Document Formula sham2-til-la-ni-she3", 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3/ 79)。1995年,他的注意力转到大批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苏美尔语经济档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High 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 Governors during the Akkadian and Ur III Periods", 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高级书吏, 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 10 (1995) "The Ewe without Lamb and the House of the é-uz-ga, the Private House of the Kings",无羔母羊牺牲和国王们的特殊宫室,《古代文明杂志》JAC 11, 1996,How did they change from Mashda Calendar to Akiti Calendar from Shulgi 45-48 in Puzrish-Dagan?,“舒勒吉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在普孜瑞什达干的发生的年历变化”(《古代文明杂志》15卷2000)。
从1994年起,作者开始发表介绍两河流域文明的中文文章,如:“亚述和埃兰的战争”,《外国问题研究》1994,第2期,“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片段拓本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世界历史》1997/1,“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世界历史》1997/2,“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东北师大学报》1997第四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刘文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380页,1999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苏美尔文明的消亡”《世界历史》2001,3 期 。1996-98,他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的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论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历史研究》2002第四期),把两河流域三千年文明史的复杂而多样性的纪年方法和国际年代学研究的成果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个人的研究体会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他对国内大学世界上古史教材的两河流域部分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第四期)。
应《美国东方学社会杂志》亚述学编委的约稿,他为这一国际权威杂志撰写了两篇有关埃什嫩那地区出土文献、文物的书评。1998至1999年,他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国际合作两年,参加世界性跨世纪工程多卷集《苏美尔词典》工程的编撰的工作,其名字出现在1999年出版的《苏美尔词典·第一卷3分册》编写组成员中。宾大的亚述学传统以苏美尔语文学研究著名,在这一气氛中,他写出“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 “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狂犬病和狂犬”,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21卷(2001年第一期,32-43页),全文载入国际期刊检索互联网。同时,他对行文过于简洁、语言晦涩难懂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进行研究(The Earliest War for Water: Gilgamesh and Agga (最早争夺水源的战争——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史诗),《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8/no 4, 103),对50年来的国际亚述学界不能解释的史诗中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对长老和壮丁们说的有关水池和井的话的含义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段话中的关键的苏美尔语动词形式til-til-le-dam中的til意为 “(水池)枯竭”。根据这一分析,他把这段话译为“(使节说:)《(如果不是基什,你们的)一个水池将要枯竭,(你们)国土中所有的水池都要枯竭了,国土中所有的(用)水罐(取水)的水池都要枯竭了,所有的以绳索提(水)的深池都要枯竭了。(因此,你要向基什进贡。)”由此,两大城邦争霸的原由被全新地理解为上游的基什大邦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这一全新的解释在国际亚述学界引起反响。
1998年,他开始从乌尔第三王朝的新苏美尔行省制王室经济文献研究转向更古老的古苏美尔城邦王室经济文档案研究。前萨尔贡时期又称作古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公元前2800-2300)。以乌鲁克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楔形文字经济和行政档案(3000-2800)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发展。苏美尔城邦出土的这些楔形文字档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和行政行为的非常宝贵的文件。苏美尔城邦拉旮什的主要城市吉尔苏出土的经济文献之数量为各城之最,覆盖时间最长。它包括了四个主要时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前2400-2300)、阿卡德王朝(2291-2150)、乌尔第三王朝(2111-2004)和古巴比伦前期(1894-1700)。苏美尔城邦时期的吉尔苏文献比同时期其它城市出土的文献更为经典的是它是唯一带有国王在位年和月序、可按前后日期进行系统分析的系统档案。多达约1600多件泥板文书仅横跨拉旮什邦最后的三位公侯统治的连续的17 或18年的时间:恩恩塔尔孜的最后的四、五年时间,卢旮勒安达的七年和乌如卡吉那的前六年。年月如此清楚、数量如此巨大、时间早到公元前2300年的吉尔苏王室档案在世界各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所记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早期奴隶制社会经济最好的材料。作者分析了吉尔苏出土文献为显示的苏美尔城邦的经济制度并在耶鲁大学承办的第45届国际亚述学大会宣读了论文Lugaland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House of Lady in Girsu, 卢旮勒安达在吉尔苏城夫人宫的经济改革(2001年发表在长春《古代文明杂志》16卷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文中用详细列举的档案统计数字表明了拉旮什王卢旮勒安达和妻子在吉尔苏王后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作用。同时他用有力的文档证据推翻了国际亚述学界传统根据乌如卡基那的王铭推测出的说法:拉旮什末王乌如卡基那发动平民阶级革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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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卢旮勒安达卢的统治,并进行了经济改革。证据表明乌如卡基那是卢旮勒安达的合法继承人,他和妻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卢旮勒安达夫妇扩大的奴隶制王室庄园“吉尔苏夫人宫”。
我国亚述学者的论文曾多次被国外学者引用。我们参加了1986、1989、1992、1998、2002年五次在国际亚述学大会(法国巴黎、比利时根特、德国海德堡,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登)宣读了论文,成为国际亚述学界有一定中国影响。我们从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填补了世界人文学科中之重要研究领域亚述学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加入了过去以世界发达国家为主讲人的这一学科的论坛。
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年轻亚述学者Magnus Widell(1971)博士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亚述学,1998年获得瑞典Uppsala大学硕士学位(1995-1998)后远道来到我校攻读吴宇虹指导的亚述学博士生课程,2001年获得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任《古代文明杂志》英文编辑。他的专项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语经济行政档案, 博士论文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城中的公共和私人经济活动》。他用英文在国际亚述学专业杂志和《古代文明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了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洛衫基分校的国际大型项目《楔形文字数字技术图书馆工程》,现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加强,我国的亚述学研究已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目前,我国老、中、青三代亚述学者们正在辛勤耕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考古队能和欧美日各国的考古队一样出现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一个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废墟上,中国的亚述学者会向全世界通报他们自己考古发现的泥板文献。我们中华文明经五千年磨难而成为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的诸古文明中唯一一支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传统,中国学者有责任在拯救同样古老但不幸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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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近东文明的国际重任中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虽然起步晚,我们只要不断地跑下去,我们就不会落后并一定会赶上别人。
(作者:吴宇虹,1987获英国牛津大学硕士、93年获伯明翰大学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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