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１５至１７世纪中英两国流民问题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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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1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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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１５至１７世纪中英两国流民问题比较研究

【英文标题】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o　the　 problem　 of　 migrantpopulation of victims of natural calamities　or　wars　betweenChina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centuries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35007
【作者简介】徐生忠，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350007
【内容提要】本文对15－17世纪中国和英国产生大量流民的原因、流民的流向及政府的不同流民政策和因之而来的不同效果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所以有此明显差异的根源是当时中、英两国在社会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别。
【英文摘要】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the appearance of a great　number　of　migrant　population　of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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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tural calamities　or　wars　in China and Britain,their migration directions,　the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sthem pursued by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the different　effectsthat resulted therefro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se　markeddifference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in the nature of the respective societies　between　China　andBritain.
【关键词】英国都铎王朝/明朝中叶/流民问题
the Tudor Dynasty of　England　　the　middle　part　of　MingDynasty　the problem　of　migrant　population　of　victims　ofnatural calamities or wars
【正文】
15－17世纪对中英两国来说，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都处于历史上流民大流动时期。如英国，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伦敦不过20万人口，而常年流浪的人口就有5万以上，占25％。同样，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流民遍及城乡，包括南北直隶与十三个布政使司（省）。尽管无法确切统计具体数字，但据文献估计，大致可以认定，在当时全国6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600万人沦为流民，比例高达10％。由此可见，在15－17世纪，流民问题成为中英两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比较同时期两国流民问题的起因、流民流向、政府流民政策、流民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东西方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不同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流民起因比较
尽管15－17世纪中英两国都产生了严重的流民问题，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却是有其差异性的。
众所周知，造成15－17世纪英国流民泛滥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圈地运动的进行。14世纪末叶以前，英国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盛行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庄园制度，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没有人身自由；与此同时，封建主也要承担对农民的所谓“保护”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农民的世袭份地的耕种权。到中世纪后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种制度遭到破坏；1348—1354年间的黑死病，又使英国丧失了近1／3的劳动力，以农奴劳役为基础的庄园制度再也无法维持。因而，14世纪末，庄园制度瓦解了。原来的农奴通过“折算制”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解放，成为独立小农，封建领主对农民的“保护”义务也相应解除，农民的世袭份地也就不再具有保障。这样就产生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可能性。这是15－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制度原因。
新贵族的圈地运动最终诱发了英国历史上这场著名的农民大迁徙。从15世纪末起，由于毛纺织工业的勃兴，羊毛价格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甚丰的行业。新兴贵族用栅栏和沟渠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把耕地变为牧场。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流浪他乡。随后，由于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要求以集中经营为基础的大农业代替小农经营，部分被圈占的土地被租给大租佃农场主进行集约经营。租佃农场主通过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排挤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98 页。）因此，15－17世纪的英国，我们看到的是农业部门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大量地不断地排挤农业人口；但另一方面，产业革命尚未到来，城市和工业发展不能将这些过剩人口吸收，两个过程如此不协调，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大批的流动人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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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的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适应新状态下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盗贼、流浪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70页。）。
其次，贵族家兵队的解散以及接下来的修道院解散事件，也大大地增加了流民的人数。玫瑰战争后，亨利七世为了预防内乱续起，颁布了《取缔家兵法规》，解散大贵族雇佣的家兵队。这些被遣散的家兵往往沦为盗贼，成为失业者中名声最恶劣的一部分。而宗教改革中，发生于1536年和1538—1540年间的大规模解散修道院事件，也使人数众多的修道院仆役及修道院依附农被迫沦为流浪者（注：Asa Briggs A socialhistory of England （1987）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5月版，第139页。）。因此，在上述原因的影响下，从15世纪末起，英国到处充斥着流民。
几乎同一时期，在明王朝统治的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流民问题，但究其产生的原因，却与英国不尽相同。明正统以来，明王朝大肆兼并农民土地，是造成流民问题的首要原因。上起皇帝、勋戚，下至百官，通过赐田、奏讨、投献等手段，疯狂兼并平民土地，广建庄田。如正统五年（1440年）户部对各地藩王的牧场作过一次调查，发现这些牧场中竟然霸占农民的庄宅田地共达三千多顷。景泰二年（1451年）贵戚汪泉一人兼并官民田地达一万六千多顷（注：《明英宗实录》，景泰二年五月癸丑条。）。景泰、天顺、成化三朝，贵族奏讨土地成风，这三朝《实录》中记载贵族奏讨土地或由皇帝赐给土地的不下百起。如景泰五年（1454年）贵族黄竑奏讨“霸州及武清县无主空地二处，以四至计之，周围各不下五七十里。……户部主事谢杲劾其所求，非无主空地。其在霸州者地名父母寨，东西长五十里，南北阔四里许，计地千八十余顷。其在武清县者名河隅，东西长二十里，南北阔十里，亦计地千八十余顷。各有本州县民人武腾等五百余户原旧承种，办纳粮差，供结明白”（注：《明英宗实录》，景泰五年三月壬子条。）。正是通过以上手段，贵族巧取豪夺，农民土地大量被兼并，处于无立锥之地，被迫离乡背井，流浪他乡。
其次，繁重的封建赋役负担，也是造成农民离开土地流亡的重要原因。明代农民封建赋役负担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陪纳”。封建地方官员常把已经流亡的农民所负担的赋役转嫁到尚未流亡的农民身上，农民流亡越多，尚未流亡者的负担就越重；负担越重，农民流亡就越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此外，自然灾害和战乱也对明代流民问题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明宣德以来，北方多次发生蝗灾、旱灾，引起严重的饥荒。1580—1644年间，华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鼠疫，造成十室九空，农民被迫流徙他乡。
比较以上两国流民起因，我们应当看到其主要区别：（1 ）尽管同是由于贵族圈占土地引起流民增多，但其中有着本质区别。英国新贵族的圈地运动是具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的。它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同创造资本关系铸为一体的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才具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性质”的论断相符合。一方面，新兴的贵族通过圈占农民的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农民被赶出土地，最终成为工资雇佣劳动者。而明代的贵族兼并土地则不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明中期以降，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江南地区稀疏萌芽；但就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引起明贵族兼并土地的推动力主要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封建地租和奴役更多的劳动人民，占地的封建性非常明显。他们没有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也没有使直接劳动者转化为工资雇佣者。（2 ）从动态角度衡量，英国流民问题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其主导因素比较单一化；而明代流民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其主导因素也是变动不居的，在成因上明显比英国复杂得多。

二　流民的流向比较

二　流民的流向比较
考察流民的流向问题，对我们认识15－17世纪中英两国对流民的吸收消化能力强弱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圈地运动后的英国流民大多是涌向伦敦等大城市。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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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流浪人口竟占该城人口总数的1／4以上。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城市往往是流民云集的地方。
反观明代中国的流民流向则比同时代的英国要复杂的多，呈多样化。就现有资料统计，比较集中的流向大致可归纳为下表所示几种：

 　　明代流民流向简表

　　流向方式　　　　　　　　　　　　典型代表

移民深山或人多　　　荆襄流民、赣西棚民及东北、云南等地流民

地少的边疆地区

为贵族庄田包纳　　　如畿内诸王庄田、各地豪强田庄都吸收有大量

、沦为依附佃农　　　的流民

　就食邻境　　　　　　如山西、陕西流民就食河南

　入山采矿　　　　　　如福建叶宗留、邓茂七集团

涌下城市,充当佣工.　如商品经济发达的苏松太地区、南京等地

下海通番、充当海盗　如嘉靖以后的王直、吴干、林道乾、林凤等海

 　　盗集团

由此可见，明代中国的流民流向要比英国复杂得多。即使是同一地区，流民的去向也各异。以苏松地区为例，上表中所列只是其中的典型而已，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当时的明江南巡抚周忱曾对该地区的流民趋向作了个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七种，即：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牵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诱引（注：《明经世文编》卷22，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造成中英两国流民流向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英国的封建性破坏得比较彻底，自耕农在沦为流民后，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在农村轻易地找到可自由佃种的土地，只得向正日益成为新兴经济中心的城市发展。而中国由于封建性本质上还未遭到触动，流民流向的封建性就很明显，再加上区域经济　三　政府流民政策比较
面对汹涌的流民浪潮，当时的中英两国统治阶级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期能解决这一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生产发展的问题。但是，由于双方在社会性质上的明显差异，在解决的方法上也就大相迳庭。
英国都铎王朝为了制止流民，做了多方努力。较早主要是订立血腥立法来惩治，并试图禁止圈地来减少流民，以后则发展出一整套济贫制度，并加强对流民的管理和疏导。惩治流民的法律开始于亨利七世时代，随后，血腥立法越来越严厉，到伊丽莎白时代达到登峰造极。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血腥立法对于禁止流民只是抽刀断流的办法，根本无济于事。根本办法是切断产生流民的根源。1597年，著名哲学家培根在国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认为圈地运动是产生流民的根源，他提出禁止圈地的法案。尽管反圈地法不断发出，但自始至终未被认真执行过。随着流民问题的严重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英国政府不得不逐步建立一套济贫制度，以减少流民、缓和矛盾。如伊丽莎白女王确立了济贫法（该法一直实行到1834年），通过征收济贫税、设置贫民院、推行教区安置制等来减少流民（注：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edited by Kenneth o. Morgan （1984）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7—298页。）。
英国政府最终认识到对流民的惩治和救济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流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发展非农产业，吸收过剩人口。因此，伴随着向近代化的迈进，英国通过大力鼓励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迫使大量流民成为雇佣工人。而近代工场手工业本身的普及性、劳动密集性特点，也有助于消化大量流民。所以，经过政府的干预，流民问题形成良性化发展趋势。
当时的明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发布了许多有关流民的法令，以期能解决日趋恶化的流民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英宗朱祁镇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其中包括“流民复业令”、“禁止隐占人口田地令”、“赦罪令”等。其后，明英宗又颁布了《大赦天下诏》，对流民作出更大让步；同时，明政府也曾经试图对贵族兼并土地采取措施，如颁布了《诡寄投献禁例》，规定藩王占地的数目等；对于那些流民集团，明政府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或招抚之，让其返乡，或就地附籍；或镇压之，武力遣返。然而，明王朝的流民政策却未给其带来预期的效果，对统治政策作有限度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生流民的封建性根源，流民回籍后不堪封建重负，仍然逃亡；而武力镇压则更激起流民的反抗，终于酿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大火。
发展不平衡，从而变得更复杂。

四　流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
流民问题及其解决对中英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起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尽管英国最初由于流民泛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最终消化了大量的流动劳动力。流民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同时也为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提供了购买者，流民这种消极的因素被非常有效地转化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因素，这些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明代中国来说，尽管流民在开发山区以及边疆地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为平衡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流民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消极面是远远大于积极面的。首先，流民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流民为了逃避封建赋役的盘剥，大批逃亡，造成“地尽抛荒”、“百余里不闻鸡声”（注：《明史》，《王宗沐传》。）的悲惨局面，从而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流民被迫起义，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有打击甚至瓦解旧王朝的作用，但同时也付出了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的沉重代价，而于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却并无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造成15－17世纪中英两国在流民问题上产生的一系列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两国的社会性质已发生了变化，英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农业为流民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反过来，流民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本国的近代化进程。而明代中国尽管也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明王朝统治阶级，仍在尽力维持封建制苟延残喘的局面。他们所采取的解决流民的各项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封建性，最终使流民问题变得日趋恶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