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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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比较

提要：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就已经展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进攻和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之间，也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紧张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强烈关注。一大批学者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把近一个世纪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产生了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三大学术派别。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强调以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价值观，主张用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和现代性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他们坚信，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进行，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就有它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中国文化面对着以抑制非西方文化发展为出发点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中国极有可能再一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从而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时，一定要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过分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甚至鼓吹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心甘情愿被“全盘西化”，那么就很有可能走向崇洋媚外的买办和洋奴哲学，成为“假洋鬼子”，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上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陷阱和圈套。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是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反动。从现代新儒家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和“返本开新”思想，到当代大陆新儒家 “复兴儒学” “儒教立国”的鲜明立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发挥了“民族魂”和“民族脊梁”的精神支柱作用，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很有可能激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偏激心态，对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处理好中与西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这种观点将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提供广阔的空间，并将给中国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进攻和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之间，也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为了缓解这种文化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研究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努力把握中西文化各自的利弊长短，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出发为中国文化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着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局面，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本文试图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所面临的新语境、新特点进行详细考察，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一个乐观的展望，从而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途径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 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变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比较
16至18世纪，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是中西文化比较面临的第一个文化语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开辟通往东方印度新航路，1522年麦哲伦船队环球航行成功。从此，西方国家开始脱离闭关自守的保守心态，走上了开拓世界市场的扩张之路。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先后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开始疯狂地向全球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明清王朝更替，但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仍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欧洲人妄图武力征服中国的梦想屡遭破灭。葡萄牙人只能卑躬屈膝地获得澳门作为商站，荷兰人在占据台湾三十年后被郑成功驱逐出境。1586年，当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以后，马尼拉总督曾经雄心勃勃地为西班牙制定了武力征服中国的作战计划，只是后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重创，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海上霸权被英国替代，这份狂妄的征服中国的计划才被取消。[1]
由于欧洲殖民者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他们于是采取经济和文化手段对中国文化施加自己的影响。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传教。他潜心学习汉语，研究儒家经典，结交儒家知识分子，受到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欢迎。他后来又到南昌、苏州、南京等地游历传教。1601年，他获准在北京居住传教。为了使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被崇尚皇帝权威和儒家正统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所接纳和理解，利玛窦采用了学术化和本土化的传教方式，通过把天主教基本教义与中国儒家经典相结合的途径，向中国士大夫精英阶层传扬天主教。利玛窦介绍天主教信仰的著作《天主实义》尽可能多地把《圣经》里的至高无上的主宰神上帝与儒家《四书》《五经》中的“天”“上帝”“上天”“皇天”等人格化的至上神相提并论，并把天主教“十诫”与儒家“三纲五常”相比附，提出“援耶补儒”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徐光启等著名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可，使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在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定的传播。利玛窦因此被时人尊称为“泰西利子”、“西儒”。利玛窦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创者。在利马窦来华后的近二百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大都以宣扬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通过与儒家经典和学术思想的比较、会通与融合，向中国官僚士大夫传扬天主教教义，试图达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实现将整个中国基督教化的最终目的。[2]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给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形成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高潮。但是，利玛窦提倡的本土化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会“礼仪之争”中被罗马教廷否定，导致清朝康熙皇帝宣布禁教政策，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随之衰落。
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国从此被迫走向世界大舞台，与西方文化进行全面的较量和交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遭遇文化大冲突的新语境。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爱国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睁开眼睛去看陌生的外部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最早抵抗西方侵略的民族英雄，也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开始进行初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工作，探寻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1860年后，清朝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海军，兴办了近代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科技和翻译人才，在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一扇窗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洋务派的强国梦宣告破灭，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全面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把握中西文化的利弊得失，批判了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和误解，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来改造中国社会，要求实施君主立宪制度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和主权在民说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人们明确赞扬西方近现代的启蒙思想和民主制度，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思想和舆论基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吸收了欧美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思想，通过国民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可以说，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正是他多年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实践的成果。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学生爱国运动，也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前，面对封建势力复辟的历史逆流，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民主立宪”的共和理想，已经发起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主张“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是对束缚中国人的思想、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批判。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知识界和广大群众受到了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的结果。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深刻地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延续数千年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最后走向“全盘西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心态。[3]
三、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政治和思想上采取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建设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在极“左”思潮泛滥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谈不上进行任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文化研究热潮，一般称之为80年代的“文化热”。这次“文化热”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对 57年以来的“左”倾思潮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对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时代性；同时，它把中国置于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中，大量引进和介绍了现当代西方思想文化著作和学术思潮，试图把中华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精神与普世价值统一起来，具有强烈的世界性和开放性。[4] 改革开放成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语境。
80年代“文化热”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有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彻底重建论、西体中用论、新启蒙论等观点；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提出复兴儒学论、儒教立国论、新中体西用论等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观点，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次“文化热”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语境，并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哲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累累硕果，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为止，这种三大流派的影响仍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随处可见。
四、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比较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也是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的新语境。近20年来，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也几乎成为世界上最为流行的一个词。目前，人们对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来讲，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即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逐渐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资本和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全球化的实质。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对众多的全球化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对众多的全球化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才是代表全球正义的意识形态，它激烈反对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反对惟利是图、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生态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的破坏。[5]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欣喜若狂，他们通过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实体活动为西方垄断资本寻找新的市场，并在科技、军事、政治、文化领域进行全球扩张，而这个扩张的过程仍然在进行。随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扩大，西方经济强国借助对商品输出的垄断，实际上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视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的输出，形成超强的优势地位。经济上的强势力量衍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强势力量，进而导致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以至强权政治。英国学者汤林森在其《文化帝国主义》一书甚至认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宿命”。 [6]面对这种以抑制非西方文化为出发点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都正面临沦为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和消费场地的命运，正逐渐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的危机，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都为了保护各自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利益，针对美国文化产业的“入侵”而采取多种防范机制，保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当代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和冲击。
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广泛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既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培育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同时又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增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客观地讲，如果以西方文化全球化来取代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必然会导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胜利，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独特性的丧失，使中国人重新变成文化的“东亚病夫”。同样，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就很容易滋长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导致民族文化发展的停滞与退化。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我们要充分把握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崇洋媚外，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上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和圈套；也不能狂妄自大，搞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能甘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在承认“不同”，即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并使之和谐发展，实现相互会通与融合。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超强优势地位，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应通过闭关自守和躲避竞争威胁来维护生存空间，而应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积极进取和主动出击的文化策略，不断加强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和平竞争与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自己，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创新与发展。这种全球化时代背景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创造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文化语境，必将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注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中西文化比较、交流和融合不是两种文化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在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并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产生出与全球化时代语境相适应的、更加辉煌的中国新文化。
近年来，随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魏光奇的《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从中西宇宙观的差异与共同点比较入手，认为建立在中国群体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建立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乃是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的核心观念，并在其各自的文化中一以贯之。他分析了这两种宇宙观在中西文化的宗教、伦理、政治、经济和历史观念等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对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文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探讨了中西文化优化结合的可能性。[7]冯波的《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回顾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发展史，介绍和评价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各种观点，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他认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提高中国文化自觉和进行文化建设的需要，是确立正确的文化态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后，他对中西自然观、价值观、人性论、个人定位、民族关系、思维方式等问题做了基本、一般性的比较，对中西方两位反对正统文化的哲学家庄子和尼采进行了专题性比较。[8]徐行言的《中西文化比较》一书以文化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比较中西文化不同文化精神为轴心，将以汉民族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作为比较对象，分别从自然背景、文化精神、社会结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模式、宗教、法律、伦理，以及文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和层面展开分析与比较，考察两种文化的现象与根源，发现二者在文化基本精神和特征上的同异与短长，并通过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反省，引起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的思考，主张以宽阔的胸怀和平等对话的姿态面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9]王前的《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从本体论角度讨论了“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的区别，从认识论角度讨论了“直观体验”与“逻辑分析”的反差，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变通”与“规定”的对立，从模式论角度讨论了“机体”与“机器”的互动，从知识论角度讨论了“心术”与“技术”的交融，使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更加深入。[10]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强烈关注。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其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全球化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使中国文化更容易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和竞争；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造成震荡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加怀疑，也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颠覆性挑战，导致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现代性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越来越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一大批学者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把近一个世纪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和语境，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局面，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而最主要的思想流派仍然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三大流派。
第二节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
一、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兴起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中国产生。这里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西方17世纪晚期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以洛克、斯密、休谟、卢梭等人为杰出代表。它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最为纯粹的自由主义，它基于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强调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应先于任何国家，它支持财产私有权及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建立有限的宪政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免遭他人及政府自身扩张的侵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严复是最早系统传播自由主义的学者。他通过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以后，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真谛在于崇尚个人自由、追求真理和服务国家。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11]他昭示国人，中国若欲富强，“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身贵自由，国贵自主”。[12]在这样的以自由主义为根本原则的认识鼓舞下，严复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自由主义名著，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之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由于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指导原则，提倡学者应该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国直到逝世，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实用主义思想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34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词《中国文化的出路》，“全盘西化论”从书斋走向社会，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陈序经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 20世纪40年代，储安平及其主编的政治周刊《观察》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他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被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视作精神上的寄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殷海光。他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他一生言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强烈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的影响，对思想启蒙的狂热追求和对改革开放的倾力支持使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们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风靡大学校园，使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在许多青年学子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这个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时代里，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13]
二、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几乎每一次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导向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霎时间，中国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产权交易等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狂热的崇拜。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使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时显得黯然失色。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大行其道相比，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相对有限。但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曾经风靡一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火种并没有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完全熄灭，而是在学术界的书斋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至今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力。一大批学者通过自己默默无闻的教育活动和学术著述，把五四时期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传承了下来，通过思想的启蒙和反思，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等，非常艰苦地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相抗衡。一方面，他们通过引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通过研究介绍洛克、康德、穆尔、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柏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宣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重新挖掘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挖掘严复、蔡元培、胡适、殷海光等人的思想和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中国延续自由主义的香火。90年代以来，海耶克的著作如《通向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不幸的观念》、《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书曾经引起抢购风潮，自由主义俨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显学。[14]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反复强调，以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古典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他们坚信，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进行，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就有它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还有一些受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刘小枫等）主张把近代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正统派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支流。1998年后，中国思想界里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准、李慎之、徐友渔、朱学勤等。[15]朱学勤在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代表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成果。朱学勤通过对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三个人物的作品、思想、人生经历的简要分析，对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高头讲章，它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自由主义不是用来谈论的，他是用来行动的。在朱学勤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才是一种现实要求。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社会发展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经济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个体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精确归纳和概括。这篇文章在新的时期第一次公开对自由主义进行言说，从而又一次树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此后，自由主义者逐渐告别了散兵游勇的言说时代，开始成系统地阐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阶段。[16]朱学勤在该文里特别提到1998年5月北京大学庆祝百年诞辰时刘军宁编辑出版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他称该书为大陆自由主义复活的标志。李慎之为该书作序，高调凸现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在序言里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17]
1999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出版了论文集《问题与主义》。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一文中对当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自由主义者应该吸收借鉴西方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出有效的回应。他断言，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在“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中建立自己的创新理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把西方的“主义”拿来，但“问题”必须在中国本土化。因为“自由”毕竟要在本土争得，从外面是“拿”不来的。[18]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问题。
三、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评价
当代中国学术界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表现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也体现出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文化比较和冲突以后做出的文化选择，就是用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和现代性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
从中西文化比较立场上看，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的、合理的自由主义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中国文化面对着以抑制非西方文化发展为出发点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中国极有可能再一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从而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时，一定要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过分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甚至鼓吹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心甘情愿被“全盘西化”，那么就很有可能走向崇洋媚外的买办和洋奴哲学，成为“假洋鬼子”，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上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陷阱和圈套。其

女生用英语讲中国历史故事

实，冷战以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新帝国论、人权无国界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想都是针对前苏联、东欧和一切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化理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非西方文化逐渐解体消失，让欧美文化一统天下。正因为如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才能乐观地提出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而得到普遍实现”；[19]汤林森才能明目张胆提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文化宿命”的观点。[20]而萨伊德则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东方学话语的解构和分析，客观上揭示了西方文化肆意歪曲、丑化和颠覆非西方文化的险恶用心所在。萨伊德认为，所谓“东方人的精神”一类的东西，都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权力控制关系。如果说东方人与西方人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前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书写。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权力。”[21]
在中国，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学者们在对于西方话语的引进上都基本上陷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鼓吹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结构之中。这种价值观使他们把文化划定了一些等级，把西方文化的许多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视为“进步”的普世价值加以推崇和顶礼膜拜，而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丑陋、僵化和“落后”的东西加以排斥和批判，最后走向“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的殖民地洋奴思想。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的思想只是一种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他们肯定西方的一切，否定东方的的一切。因此，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和幼稚的，在实践上是荒唐的和灾难性的。我们应该尽力避免这种道路。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导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更使华夏神州大地进入了旷古未有之大变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尊王攘夷” “以夏变夷”和“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在这千载不遇的大变局面前一点一点地被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以夷变夏”和“全盘西化”的新时代潮流。这样，中国现代化历史正考验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反动。它最早萌芽于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后流行的国粹派复古思潮，在五四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之中形成学术思潮，并通过20世纪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直接结果。
一、文化保守主义派的中西文化比较
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来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实质是儒家的“夷夏之辨”问题。而“夷夏之辨”是儒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它涉及到儒学价值观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等根本问题。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儒家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抛弃陈腐的华夷观念，对西方文化持宽容态度。1860年以后，满清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旨在学习西方科技以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在洋务运动期间与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进行了长期的思想论战，为学习西方文化提供思想基础。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名臣，是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派儒家学者的代表。他站在儒家正统的“夷夏之辨”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以夷为师”和“以夷变夏”，宣扬“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儒家治国原则，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反对向西方学习任何东西。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真正鼻祖。此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猖狂肆虐和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排外心理更加严重，中国人盲目仇洋、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并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发展到顶峰。
辛亥革命前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挑战，以章炳麟、邓实、刘师培、黄节、黄侃、马叙伦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国粹派以保存中国国粹（即中国固有文化之精华）为宗旨，主张“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即借助国粹宣传排满革命、救亡图存；他们主张从“国学”中寻找变革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根据；他们强调在效法西方和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为中国近代化所需要的东西。
五四运动时期，全盘西化的思潮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迅速兴起。来自欧美的自由民主科学思潮和来自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发现中国人不应该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也不应该将西方文化不加分析批判地吸收进来，而是应该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立场，为中国文化寻找新的出路和生长点，由此兴起了现代新儒学派、学衡派、新生活运动等思潮。以梅光迪、胡先歀、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昌明国萃，融化新知”为宗旨，提倡学贯中西，兼采中西文化之长，明确反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张，提出尊孔读经的口号，倡导文言文，抵制白话文。新生活运动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34年至1949年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他们试图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做起，把儒家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伦理纲常思想与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宣扬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力行哲学，主张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牺牲。其真实目的在于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以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新生活运动并没有能够使“五四”以来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也未能实现所谓国民食衣住行方面的生活革命。这一运动还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也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甚至成为人们的笑柄。
现代新儒家则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道异常独特的风景线。面对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现代新儒家们改变了传统顽固派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封闭保守心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他们更加强调应该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主张从中华文化本位立场重建现代中国新文化。这种主张按”中华文化本位”立场吸收西方文化来重新解释和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22]现代新儒家在一片“西化”的喧闹声中试图竭力保持住中国文化领地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尽管他们也主动地接受了诸如哲学、伦理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系列西方学术范畴，但是并没有让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改变“中学”自身的文化精神。他们在理论上探索中学与西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和基本途径，他们在实践上经历了巨大的心灵挣扎和精神磨难，并做出了令人景仰的巨大成就。在现代思想领域里，他们也许是20世纪中国学者当中最具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担当意识的一群学者。他们举起中华文化本位的旗帜，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中国文化“返本”“开新”的观点，努力阐明儒学的当代价值，并建构新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本土走向世界设计了宏伟的蓝图，并开辟了崭新的境界，对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温和派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
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新儒家、新儒学、乃至新儒教的复兴运动，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一方面，受海内外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比较理性温和的主张儒学复兴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如长期居住海外的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还有武汉大学郭齐勇、四川大学黄玉顺等；另一方面，在海外港台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大陆出现了比较极端的儒教原教旨主义式的文化保守主义派，以蒋庆、陈明等为代表的一批服膺儒家思想的学者以十分激进的学术立场提出“儒教立国”和“新中体西用”的宏伟构想，抗衡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主张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学术界习惯上把这两派学者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当代学者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是现代新儒家在全球化语境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对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中西文化比较与对话等方面对中国当代学术界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文化保守主义派的领军人物。杜维明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从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角度，充分发掘儒家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全球化既导致了文明的融合，也带来了文明的冲突。人类在使用统一标准化的现代科技的成果和享受到全球市场经济的实惠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活动背后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尤其是价值观和信仰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要关注全球化过程中差异与冲突的一面，就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化解文化冲突、谋求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问题。他认为，儒家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宗教性的传统与世界上其他宗教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并对全球文明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儒家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原则，“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以及“理一分殊”的哲学观念都将会对不同文明之间、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十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23]为此，杜维明明确提出了儒家多元宗教参与和认同的观点，即同一个人既可以是儒家信徒，同时可以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或回教徒、或道教徒的观点。由于儒家传统“理一分殊”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因此，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桥梁而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述先被哲学界视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言人。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全球伦理建构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刘述先一方面重新阐释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不断揭示儒家思想对当代世界的现代价值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尤其是推动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作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新儒家，刘述先既具有坚定的儒家信仰，又具有开放的多元文化心态。他尽力阐述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儒学应该跟随时代而有所变革损益，不应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刘述先还通过对宋儒“理一分殊”观念的新阐释，探索出一条可能化解现代宗教与文明冲突的道路，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及中西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他认为，当代人类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只有走向生生不息而又和谐共处的境界，才可以为人类开创更丰富的意义与价值，不至于失落了方向。刘述先认为，宋明儒家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哲学观念可以引导人类走向生生不息而又和谐共处境界的大智慧，可以为人类开创更丰富的意义与价值。[24]他还通过参与汉斯 "昆等倡导的“全球伦理”的建构和推动活动，推动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沟通和对话。他曾主持召开了四次“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5]在“全球伦理”的建构过程中，刘述先认为儒家传统有长远而光辉的道德伦理思想，应该对全球伦理有主导的发言权。他认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易经》的“生生”、宋明儒学的“理”都可以作为全球伦理构想的文化资源，而且绝不逊色于源出希伯莱传统的摩西“十诫”。他认为，古今中外各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必完全解消，然而各种文化可以立足自己的本位，通过互相交流与对话的途径，增加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谅解，减少彼此之间的敌对与仇恨，最终通往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儒家“应植根于自己内在的仁心，通往生生不已的天道，面对不如意的现实，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寄望于未来”。[26]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多年来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现代复兴，他可以说是当代大陆温和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自己明确地以儒学信仰者、研究者与实践者自任。他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他多次强调说，现代新儒家学者从哲学与文化上逐步摆脱了全盘西化论的偏颇，自觉地、有深度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他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成就，创造性地转化儒学，再植灵根，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他们充分提炼了儒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在与世界各种思潮对话和交流中把儒学的永恒价值贡献给当下时代，贡献给全世界。他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泉，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和纽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到这个活水源泉里吸取水分和营养，来滋润我们民族的心灵家园，壮大我们的精神力量。他主张以开放和创新的文化心态把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和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结合起来，实现儒学的生活化、现代化和世界化，认为儒学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在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中华民族固然需要吸收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中西文化并非绝对二元对立的文化，培育现代性完全不必也不应以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很好地兼容和融合。现代性是多元的，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里也蕴涵了许多现代性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与现代性启蒙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是可以相容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里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因子，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彰显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通过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展示中国文化固有的精神文化魅力。[27]不过，他明确指出，在多元化和多样性成为时代主流的全球化时代，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包打天下，他因此反对“独尊儒学”的激进派新儒家主张，也反对以工具化的态度利用儒学的做法，主张儒学与各种价值观念体系的对话、交流和融合，体现了开放的温和派新儒家的儒雅风范。
三、激进派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
蒋庆是当代新儒家学者的后期之秀，也是激进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以儒家为依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华夷之辨”思想，试图复兴儒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核心主流地位，排斥一切非儒家正统思想存在的合理性。他坚决主张“以夏变夷”，即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改造中国和世界，反对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他认为，西方文化建立在弱肉强食和惟利是图的自然法则基础之上，信奉“强权即是公理”的霸道原则，导致人类的禽兽化和物化，而儒家提倡的是仁义礼智信原则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的王道原则，将人类引向文明和安乐的境界。因此，面对西方强权势力的疯狂扩张，只有复兴儒家正统的“王道”思想才能扭转这种人类沉沦的大趋势。2005年9月10-12 日，“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蒋庆撰写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200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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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东信浮集团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举行。蒋庆所做《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发言引人关注。在该文里，他系统地阐述了儒教复兴的宏大构想。他提出，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侵略，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以承续源自古代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今天，复兴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称为儒教原教旨主义。蒋庆的主张得到香港东方文化学院的霍韬晦、香港孔教会会长汤恩佳、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室副主任邹昌林、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陕西师范大学韩星等学者的声援和支持。在当今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阵营中，蒋庆站在顶尖位置。他比所有的现代新儒家都走得更远，就连自由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都在他的批评范围之内。他的目标是建立儒教宗教体系，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用儒教的精神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明被追随者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大陆新生代新儒家的代表”。他与蒋庆被合称为“南蒋北陈”。 1994年，陈明创办了《原道》辑刊，它的基本宗旨是守望中国传统文化，为儒学的复兴开辟道路，重建中国人自己的意义世界，探寻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表达话语，应对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危机。著名海内外学者如李泽厚、庞朴、叶秀山、韦政通、林安梧、陈来、郑家栋、刘军宁、陈晓明等人撰文支持这个刊物。陈明、蒋庆等人也利用这个刊物表达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化主张。[28] 面对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在全世界的快速扩张，中国传统文化继续遭受着衰败的命运。面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陈明以延续中华文脉、传递儒学薪火为己任，聚集有识同道，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希冀儒学一阳来复。他的所谓“原道”即是探寻道路的意思，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的路，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路。《原道》的诞生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在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语境之下，大胆挺立中华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勇敢宣示，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必须的、可行的维度和思想文化空间，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的重视程度，强烈表明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生命关切和民族文化自觉反思。陈明在《浮生论学》里提出了“即用见体论”或“新中体西用论”，表达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他认为，近代洋务派张之洞概括的“中体西用”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过他把“中体”不是像张之洞那样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思想观念，而是解释为以中华民族的意志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实践主体；他的“西用”就是指利用一切外来的外在的东西作为满足主体意志欲求的手段、工具。在全球化语境下，陈明和他主编的《原道》（后改名《新原道》）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阵地，为复兴儒学派开辟了一条十分难得的道路，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04年7月，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四人在贵州阳明精舍进行儒学会讲，再一次强调自己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的激进派立场。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的、集体的亮相。方克立把这次“峰会”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现代儒学复兴运动从此进入了以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
四、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评价
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的学者虽然有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差异，但对复兴儒学的文化理想却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在中西文化比较与冲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反动。从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坚守的“夷夏之辨”的保守立场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立场，再到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和“返本开新”思想，再到当代大陆新儒家 “复兴儒学” “儒教立国”的鲜明态度，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主体性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面对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疯狂扩张，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发挥了“民族魂”和“民族脊梁”的支柱作用，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和研究，吸取了西方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挖掘，深入论证了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具有的积极价值，深刻批判了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思想缺陷与弊端，为中国文化走出现代性困境和全球化陷阱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也面临许多棘手的理论和实践困境。首先，全球化是一个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日益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成为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市场经济体系、科学技术、文化产业都在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处境中不断发展，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现代性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思想准则。在中国加入WTO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无论我们如何突出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我们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国际游戏规则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有永远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所以，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捍卫的“中体西用”“中国本位” “复兴儒学”“儒教立国”等立场和观点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在理论上缺乏严格的论证，在实践上也没有现实的基础，相反，却很有可能激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偏激心态，走向夜郎自大和井底之蛙的华夏中心主义封闭心态，加重民族的自大狂心理和自卑受虐狂心理，对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
其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统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伟大构想。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继承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较好地处理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辩证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的生存空间和吸引力。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站在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上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文化殖民地意识进行批判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指导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持抵制和排斥态度。这就使他们站在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洪流相矛盾和对立的立场。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中国占主流地位并发挥积极功能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的文化理想、政治目标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可能空间。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复杂，当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时，地球也同时变成了一个不同文化聚集的万花筒。文化多元主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有了更强的发展势头。多元主义、多元社会、多元价值这些词语已经成为现代人逐渐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人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同时并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评定它们之间的高下。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也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不仅是人类文化良性成长的自身要求，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基石。在中世纪或前现代世界中，那种作为社会统一基础的整全性和系统性哲学及宗教世界观体系，如儒家思想、亚理士多德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已经在现代性的解魅和世俗化进程中随着机械化宇宙观的普及而烟消云散了。在现代性文化型态中，人的主体性被无限的张扬出来，一切价值及意义不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而只是人自身的主观选择及创造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也受到广泛尊重。任何一种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很难成为中国文化唯一的主宰。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儒学派却固执的强调儒家思想高出于其它思想价值观的优越性、根本性和绝对性，试图通过努力来恢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宰性和根本主导性，甚至回归到国教独尊的地位，这显然是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背道而弛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
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并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根本理论指导的作用。自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中国的改革开放潮流与全球化浪潮交相辉映，使中国社会开始全方位地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全球化浪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既提供了发展机遇，又形成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克服了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又纠正了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道路。[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实际而又面向世界，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与融合，辩证地处理古和今、中与外的关系，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立场可以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十六字方针。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立党和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一次次告诫全党全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十分明确地强调必须长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现的政治基础。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邓小平更是崭钉截铁地提出“老祖宗不能丢”的观点，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清晰地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至高信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正是在这个根本信仰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实现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深刻融合，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一切受压迫阶级和民族寻求自身解放的精神支柱和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指导思想，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基础。回顾近现代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后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陷入苦难的深渊，在国际上备遭欺凌。清王朝拯救不了中国，中华民国也无济于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面对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无数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惊人的革命气魄和献身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卓越超人的智慧才能把一个饱受压迫和欺凌的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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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伟大复兴，为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出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历史经验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光荣、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发展仍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应该充分尊重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挽救中华民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并在心得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二、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主张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推陈出新，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在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文化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批判地吸取了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墨家、兵家思想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人类文化传统。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逻辑规律的发展。”[31]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正确地去了解、批判、吸收和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与中国经济、政治国情相结合，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派的猛烈批判，“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震撼着中国大地，主张彻底反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一些主张百分之百地照搬苏俄模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言必称希腊”，走向死板僵化的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在1938年10月就讲：“我们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2]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在这篇论著中，他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所谓民族的，就是指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强调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强调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积极价值。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方法上，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批判尊孔读经式的复古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即“古为今用”。他说：“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十分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本人也特别注意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思想智慧和历史经验，把它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路线错误，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的观点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破四旧”、“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全盘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恢复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98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明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清晰地论述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2003年以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提倡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儒家讲“敬德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民水也，君舟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古代思想都通过“以人为本”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下来。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就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秀文化传统。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这都清楚地表明，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哲学界，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许多哲学论文当中，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发展历程，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的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和人生的尝试。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将唯物主义、理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综合为一体；在方法上，他主张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他主张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张岱年先生继续阐发了自己的文化综合创新说。他明确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构建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他的哲学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说提供了一个纯学术的理论形态。方克立是中国哲学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与张岱年一起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被海内外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代表人物。[33]当许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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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者在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时逐渐接受了现代新儒学的立场和观点的时候，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现代新儒学，旗帜鲜明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立场，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他尤其对蒋庆、陈明等激进派大陆新儒学提出的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抨击。[34]近年来，张世保教授主编的《大陆新儒学评论》中收录了方克立、李维武、刘东超、张世保等人的评论文章近三十篇，多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立场有分量的批判性论文，对大陆新儒学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5]
在全球化时代，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宝库和财富，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一定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积极而巨大的贡献。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实践“古为今用”原则的最充分的体现。
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主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主张立足本国实际而又面向世界，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自从中国文化被迫向西方文化开放以来，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各个领域对中国实施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和勇敢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从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一步一步迈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五四运动时期，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主张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积极吸取其优秀的文明成果，抛弃其反动落后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反对关门主义和盲目排斥主义。在文化继承的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所推崇的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和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等，都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中吸取营养，才能在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壮大自己的精神力量，推动历史向更加理想完美的方向发展。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作得还很不够。这不仅包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他强调，我们对于一切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收，决不能无原则地兼收并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洋为中用”思想的最准确表述。鲁迅当年曾经写过《拿来主义》一文，全面而形象地阐明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指出正确地继承和借鉴外来文化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条件。他批评了种种错误态度，主张对待西方文化不应该是一味地排斥或一味地接纳，而应该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批判地继承和选择地吸收，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完全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同志为总设计师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提倡的“洋为中用”的文化战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正是由于我们党遵循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路线，大胆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管理经验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种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新鲜血液。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6]同时，邓小平从战略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待学习外来文化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他又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38]他特别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9]显然，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将那些西方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积极因素和精华学习过来，为我所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90年代以后，在这种开放性思维的指导下，我们跳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旧框框，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通过经济的市场化、股份化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崭新的境界。2002年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更加强调对外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创性地提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全球战略。2007年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在经济领域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这种全球化的视野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实践“洋为中用”的文化战略思想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
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化的局面，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遇到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主张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主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这种观点将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将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提供广阔的空间。当代中国文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发展道路，在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加强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能创造出与全球化时代语境相适应的、更加灿烂辉煌的中国新文化。为此，我们应该自觉地克服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思想偏颇，继承明清和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全球化语境下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推向更加广阔和深远的境界。
注释：
[1]沈定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76页。
[2]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3]于语和、于良辰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4] 甘阳主编：《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刘曙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6]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7] 魏光奇著：《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冯波：《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9]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严复：《论世变之亟》，王h;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2] 同上，第17页
[13]甘阳主编：《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4]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15] 参见网页：http://club.kdnet.net/newbbs/printpage.asp?BoardID=1&id=1422082。
[16]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17]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8] 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9]弗兰西斯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20] 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22]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3] 朱汉民，肖永明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4] 刘述先：《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收入《理想与现实的纠缠》，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167-173页。
[25] Liu Shu-hsien: “Global Ethic—A Confucian Response”, in Yes to A Global Ethic, Edited by Hans Kung, London, SCM Press, 1996, pp. 216-222.
[26]李景雄，赖品超主编：《耶儒对话新里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7]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 5页。
[28] 2002年，陈明和其他《原道》同人集资在《原道》辑刊的基础上创建www.yuandao.com网站，为广大同情、赞助和认同归属中国传统文化的网友提供了一个讨论心得交换信息的茶室，提供了一个结交天下有识之士、参与各种文化论争的平台。
[29] 参见拙作《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12页。
[30]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页。
[31]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48页。
[3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710页。
[33]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4]方克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发表了《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一文，比较系统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对大陆新儒学的学术观点。
[35]张世保主编：《大陆新儒学评论》，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4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37] 同上,373页。
[38] 同上,168页。
[39] 同上，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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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3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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