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英文标题】Jiang Kai-Shiek's Non-Resistance and Zhang　Xueliang's Non-Resistance
FAN De-wei；ZHUANG Xing-c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Mengzi Teachers'College,Mengzi 66110 Yunan,China)
【作者简介】范德伟(1965-)，男，云南建水人，云南省红河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红河学院　历史系，云南　蒙自　661100
庄兴成(1963-)，男，云南蒙自人，云南省红河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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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红河学院　历史系，云南　蒙自　661100
【内容提要】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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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英文摘要】Many historical studies to non-resistance of"September 18 incident"were limited to dispute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and cause between Jiang Kai-shiek and Zhang Xueliang.They have not studied the different non-resistances between Jiang and Zhang.In fact,their non-resistances were quite different:Jiang's non-resistance was based on his strategy for avoiding the whole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ese.He tried to put off the whole-scale war.Zhang Xue liang's non-resistance was based on his opinion that all the Chinese people must be appealed to join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He could do nothing but wait the whole-scale war to break out.It will help us to make clear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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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of"September 18 incident"through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non-resistance.This differences between Jiang and Zhang sowed the seed for"Sian incident".
【关 键 词】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九一八事变/避战战略/“全国抗战”主张
Jiang Kai-shiek/Zhang Xue liang/non-resistance/"September incident"/the strategy for avoiding war/the opinion of whole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9-0055-05
在研究九一八事变的众多论著中，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张学良忠实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为张蒙“不抵抗将军”之名鸣不平，如张魁堂著的《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以及各类历史教科书，多是如此认为。即令有学者指出张是在“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1]，“如果秉笔直书，张学良倒是积极奉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2](p140)，也还是强调了“奉行”。台湾方面则多说是张不抵抗，蒋只是“予默认”，如著名学者蒋永敬、李云汉等，便是如此认为[3]。而梁敬镦认为“避免作战”是经过“中央与地方对日战略之检讨”，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注：见梁敬镦：《九一八事变史述》。笔者仅找到此书之第四版修订本，对此语已作修改，未见“责任”论述。此处转见沈云龙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三期的《“九一八”事变的回顾》一文。）。这种责任之争，固然有其意义，却简化了蒋张两人间的关系，忽略了他们在不抵抗行动的背后各有尖锐对立的策略和主张，这就是张的“全国抗战”主张和蒋的“力避全国抗战”战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将蒋和张二人的不抵抗作比较分析的研究成果。而将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对于加深了解“不抵抗”的真相和蒋张之间的关系，当会有所帮助。
　　一　张学良的“全国抗战”主张
张学良对日本的国仇家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抗日的强烈愿望，也是众所公认的。但在抗日问题上，他坚信仅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4](p31)。他顶住日本的劝阻、威胁，在东北“易帜”，“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5]（注：可参见张魁堂著的《张学良传》和毕万闻著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等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全力对外”的基本信念，导致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
在“全力对外”信念的支撑下，1929年夏，张曾背靠中央政府，采取了从苏联手中武力接收中东路的行动。蒋当时竭力怂恿张对苏强硬，表示：“舍一致对俄外无出路。”[6](p220)“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也。”[6](p223)可是，当苏联出兵战争打响后，面对张多次请援，蒋未派一兵一卒，没援助一枪一弹，仅接济东北军饷200万元，还是编遣库券，不是现款[7](p102)。眼看蒋的“一致对俄”成为空口许诺，张在气愤和不满中，只有自主求和，同苏联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事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本是在“一致对外”的名分之下发生的，结果却是东北军单独对外。顾维钧判断可能是南京在设法使张陷于外交困境，“使之必然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8](p406)。张则抱怨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4](p63)张既希望“一致对外”，又时时提防挨“整”，这就促使他一方面尽量巩固和加强东北集团的力量，将东北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尽量避免重演中东路事件的单独对外局面的出现。问题是东北处于日苏两强的夹击之下，张欲免对外冲突和欲加强自身的力量都很困难。中原大战为两难中的张学良提供了新的机遇。1931年9月18日，在争取到蒋许诺的地盘、高官和重金后，张挥师入关，占据华北。张的实力大大加强，独立性更强。他说：“名份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9](p88)对此，蒋虽然不满，却也无奈，坦言：“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6](p618)
张入据华北后，将其统治重心从沈阳移至北平。从1930年底起，身为东北边防军统帅的张，即以“养病”为由，长期留北平，在北平设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东北事务交由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人具体处置，自己只是遥控。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种种迹象已显示日方将有行动。张一面将事件交涉移交中央，密嘱所部：“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0](p108)一面却借口平定石友三反叛，“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连东北军内部都自嘲：“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苕帚疙瘩都拿出来了。”[11](p24)考察张将重心内移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是以巩固华北来抗衡中央政府的渗透和削弱东北军的阴谋。第二，是为躲避日本的威逼。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怪杰张学良对我，以万马奔腾之势……一举而欲粉碎我满蒙特权”[12](p12)，因而日本声言要“用武力膺惩张学良”[4](p75)。张不愿屈服于日本，便以“病”拖延和躲避，消极应付。第三，是为有利于使满洲问题国际化。将东北问题国际化，是为对付日本以“事件地方化”阴谋蚕食中国领土的方针。这是蒋和张密商达成的共识，即利用《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公理”同日本周旋。
可以看出，张将重心移至华北，具有为在东北的不抵抗作准备和铺退路的目的。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华北地盘，张会轻易放弃东北。这既是对蒋和中央作出的“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10](p108-109)的回应，也是不愿单独对外作战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张奉行蒋的命令，主要依据是8月16日蒋致张的“铣”电。据张的秘书洪钫等人回忆，“铣”电内容约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1](p65)而张回忆说：“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13](p119)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张的说法更符合史实。查蒋用“不抵抗”一词，只见于“铣”电和9月12日蒋张的石家庄会见[2](p144)等相关回忆。此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从蒋的电文、日记、讲演、书告中，均未见用“不抵抗”一词，而是用“忍让”、“避免冲突”、“稳健处理”等词语来表述。即使“不抵抗主义”一词在张9月19日和24日两次致电中央使用后，各种传媒广泛渲染，也不见蒋使用。蒋似乎一直在有意不用这种词，表示自己同“不抵抗”有距离。但蒋既希望避免战争，担心抵抗会使日本借口开战，他给张的指示，不管是用“不抵抗”也好，还是用“相应处理”也好，本意都是要张不抵抗。而张不愿单独对外作战是铁定的，只要蒋的命令不是全国抵抗，在张那里都等同于不抵抗。即使是命令张抵抗，张也不会抵抗，如锦州和热河就是这样。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即呈准将东北政务委员会移设北平，年底又将之改组为北平政务委员会[14](p1)。其反应之快，也表示有心理准备。
可见，张只是奉行了蒋的不抵抗命令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说他同蒋都实行了不抵抗政策更合乎真实。有人认为张强调“相应处理”是为蒋开脱[2](p153-155)，实际上并非如此，也用不着如此。因为在避战战略下的“相应处理”，最初只能是不抵抗的意思。只不过，在蒋心中，“不抵抗”是消极的做法，避战则是积极的战略。
　二　蒋介石的对日“避战”策略
蒋对日避战的行动，始于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当时蒋“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15](p136)，以绕道北伐避开日军凶焰，使日本想趁机扩大事端解决满蒙的计划流产。之后，蒋不断强调避战理论，使之成为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主要内容有：
第一，忍气吞声，埋头苦干以自立自强。1928年12月10日，蒋在中央党部讲《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提出：“我们现在……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的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我们除掉刻苦忍辱，养精蓄锐，自立自强，用了五年十年的苦工，再没有第二个办法。”[16](p17-18)半年后，蒋讲《誓雪五三国耻》，进一步告诫说：“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决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下毒手。”[15](p187)第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攘外，是蒋处理国内外各种关系的基本方针。早在1929年7月9日，蒋即指出，内部不统一，“无论表面如何粉饰，终不能作对外的事”[17](p415)，这已是安内攘外的口吻。此后，蒋在对外关系紧张的1929年10月（对苏）和1931年7月（对日），都明确强调“攘外必先安内”[18]，说：“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16](p83)第三，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想。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及阻拦东北易帜，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野心和阴谋。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也表露出苏联不愿放弃早已声明要放弃的帝俄在华利权。在东北存在着复杂的国际矛盾，潜伏着巨大的战争危险。蒋在1928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已把东北视为“东亚战祸之导火线”，自警“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15](p216)。一年后，他更大胆断言：“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第二次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16](p417-418)令人奇怪的是，蒋虽预言大战起于中国，却认为到时中国还可以选择“或即行参加，或严守中立”。由此可推断，蒋预想的大战之起，不是如1904年日俄争满洲的陆战，就是日与英美的海战。非如此，则中国无中立可守。在日美矛盾和日苏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时人分析，由于日本资源贫乏，无论要同英美作战，还是要同苏联作战，都须先取得满洲的资源[12](p6)。对此，蒋也了然于胸。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说：“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11](p337)但蒋坚信，日本“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15](p108-109)。因此，蒋不愿因在东北抵抗卷入对日战争，而为苏美打前锋，他作了以国际公理维持满洲现状的打算，甚至有丧失满洲的心理准备。
在这样的避战战略指导下，蒋指示张“避免冲突”，“相应处理”，明显都是不抵抗的意思。而张假蒋之台阶，拾级而下，遂使两人的“不抵抗”一度合而为一，演成共同的不抵抗局面。后来，研究者据此来分析蒋张的责任，却忽略了蒋张一致的不抵抗很快变成两种不抵抗。
　三　由一致的不抵抗到两种不抵抗
蒋和张的不抵抗行动，是建立在各自事先思考和判断的基础上的。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事起仓促，情况不明，蒋、张对日军和日本政府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9月18日晚事变爆发，张接报后，虽有“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的预测[11](p65)，仍判断日军是在寻衅，他回忆说：“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13](p117-119)9月19日，蒋获知事变消息，首先感到的是果如所料，日本乘我之内乱“而来侵略我东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5](p275)。他不但默许张不抵抗，而且借赞扬民众面对无理侵略行为的“坚忍镇静”是“知识程度进步的表现”[15](p292)，来公开肯定不抵抗。他担心，“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15](p292)。9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内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15](p290)。在这样不敢言战又不甘屈服的情况下，蒋张一方面不得不相信日本政府宣布的“不扩大”方针，消极坐等日本政府撤军；另一方面又积极按原计划诉诸国联，以利用国际的力量来制约日本，即蒋所说的“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15](p281)。
诉诸国联，赢得了国联9月30日和10月24日的两份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这不能不说是外交的胜利。但日军拒绝撤退，国联却不敢制裁。于是国内反对不抵抗、反对一味依赖国联、主张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外交困，陷于空前的危机中。就是蒋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一般国民心理，到现在为此，对我们党已绝了望。”[19](p7912)就在蒋陷于困境筹思对策的时候，11月初，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开拓出了一条新路。马占山的抗战，并没有引起蒋所担心的“彼即可借口开战”。蒋终于看清了日本战而不敢宣的真实面目，认识到：一方面，抵抗不一定要宣战，不一定导致全面战争，也就是说，抵抗仍能保持其避免全面战争的战略；另一方面，抵抗是顺应民意，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能“恢复国民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19](p7912)。因此，蒋在致电奖勉马占山抗战“甚属正当”[15](p300)的同时，公开表示要“亲自北上去救国”，可是未等北上，蒋便在广州方面的倒蒋声中下野了。事实上，蒋亦没有北上的准备。如果蒋真的北上救国，以其身份而言已有宣战的意味。而他11月底手订的三项“对外策略”，第一项就是“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项要求“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暗示战争将把各国推向中立；第三项是准备在锦州“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至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20](p207)。
蒋在不宣战的原则下决定在锦州抵抗，尽管其避战的战略没有改变，但手段却由不抵抗转为局部抵抗。局部抵抗是张所不愿的。张很容易由此想到中东路事件，而视之为削弱东北军的阴谋。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他向部属表明：“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11](p65)随后，于学忠曾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予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张表面答应，实却借口推脱[11](p65)。现在要他在锦州抵抗，是强其所难。因此，尽管蒋介石、顾维钧、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谊，连连致电张，劝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15](P312)，告诫“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苦难，期能抵抗”[21](p10-11)。张却我行我素，主张“不为瓦碎”，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4](p86-87)，比全国为玉，东北为瓦。于是东北军锦州前线军官联名通电，指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12](p164)。1932年1月3日，张不战而放弃锦州。
蒋要在锦州的抵抗，由张演成不抵抗。蒋默认了。因为相比孙科政府外长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强硬姿态，蒋对张的不抵抗更少揪心。他认为绝交是宣而不战，是极危险的事。1月11日，他在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外交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的“四不”方针。他说：“以日本帝国主义之暴悍无人理，犹不敢显然对中国绝交宣战，而犹是出于战而不宣之行为者，盖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也。……我欲对之抵抗，何尝不可袭用其方法，此乃正当之防卫与有效之抵抗……否则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另外，蒋还一改前此之对日不直接交涉的方针，主张“在不损主权之范围内，对日交涉可也，即一面交涉，一面仍诉之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亦无不可也”[15](p315-321)。至此，蒋已转变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方针上。从避战的目的来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过是不抵抗的翻版。因抵抗有“不宣战”作前提，交涉以“不绝交”为底线，“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只是步美国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后尘。从此，局部抵抗和直接交涉已成为蒋避战战略的新支架。
　四　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两种不抵抗的冲突
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和张已各有自己的不抵抗主义。蒋的避战，是在看到中日强弱的现实和鸦片战争以来战无不败的历史，面对世界战争危机从远期着眼的结果，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但他那种视自己为中国惟一救世主的自信，视中国国民“固有之勇气早已丧失殆尽”[15](p275)的悲观，也是他决策的基础。他认为，与其战败受辱，不如忍不战之辱以待时机。当时颇受蒋重视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也有这样的说辞来为蒋辩解：“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不战而和。”[22](p73)蒋的避战是以“置国家于孤注一掷”[15](p317)为底线的，到与其不战而亡，何如力战而亡的地步才能战，即“如日寇相逼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正气”[15](p276)。因此，一切以避战为中心，他选择不抵抗，选择局部抵抗，甚至不惜以丧失东北来等待预测中的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说东北“一时的得失几无关系，且勿宁谓塞翁失马”[8](p618)，希望“以东三省来作日本的炸弹，来收回东三省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15](p307)。至于因事前决定不抵抗而成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诱因，即日军因探知中国不抵抗，而擅自发动事变[23](p16)，并置政府和国联的决议于不顾，以及因中国的避战，美英避战，苏亦避战，绥靖主义泛滥一时，却是蒋始料未及的。而中、美、英、苏等最终都先后卷入避之不了的对日战争，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莫大讽刺。蒋曾在1944年2月5日的日记中自我剖析其一贯之性格，称：“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疗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着……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24](p16)九一八事变的避战，真算是其“瞑眩疗疾”的代表性药方。
张的不抵抗，是因自认东北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强烈的爱国心和仇日心，又使他不能像其父亲张作霖那样，或像溥仪那样，跟日本“合作”。他顶着日本施加的种种压力断然易帜，就是想背靠全国的力量来抗日。他主张“全国抗日”，是真诚的而非虚饰的。蒋欢迎他易帜，但在对日避战策略的阴影中畏首畏尾，实不愿因此引发战争。张既不愿在东北做日本的傀儡，又不愿单独抗日，他只有一方面全力经营华北，以保持和发展实力；另一方面尽量使东北问题国际化，以国际公理来制约日本；再一方面是想化解日军的挑衅，包括采用不抵抗手段。他说不抵抗是“主义”，而非一般地说政策方针，也证明他在这方面确有某种信念，可以说是对蒋避战战略和自己主张“全国抗战”的诠释。
　五　结论
避战战略和全国抗战两种决然对立的主张，在九一八事变时奇迹般地胶合在一起，成为著名的不抵抗主义，实因当时蒋认为不抵抗是避战的惟一途径所致，也因张抱定不能单独抗战所致。从马占山抗战起，蒋找到了局部抗战的新避战途径，便转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而张在不单独对外作战的信念下，毫无转圜余地，只有从沈阳到锦州到热河，一次又一次地不抵抗。他宁愿背负“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下野，也不愿在全国抗战到来之前就把东北军牺牲掉，“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11](p65)。此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杀父之仇、丧家之痛的煎熬，等待全国抗战的到来。但蒋一方面强调自立自强准备抗战，另一方面却在“安内”的内战中消耗力量。眼见内战结束遥遥无期，张完全有理由怀疑蒋是在以内战拖延抗日，他一度对蒋的抗日诚意发生动摇而欲反蒋抗日[25]。他反对“安内攘外”而主张“攘外安内”[13](p166)，同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相呼应，终于走上了同中共联合“逼蒋抗日”的道路，致有西安“兵谏”的事变，来迫蒋改变避战策略，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以实现他期盼的全国抗战。
【收稿日期】20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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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J].历史研究，1997,(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敦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期号】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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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0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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