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黄文治：苏维埃革命及其民众动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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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文治：苏维埃革命及其民众动员之路

1927年，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有过关于“革命”的经典解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很明显，毛泽东这段话的核心无疑落在后面两句。这话说白了，革命就是用暴力来夺取政权。
随之，国共合作走向破裂，中共开始在各革命场域领导、推行了一场通盘性的政治、社会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它是包括权力体系、阶级体系、话语体系及社会地位体系等在内的社会结构的、旨在于促成整体性、暴力性社会变动的一场革命运动，它以共产主义为指归，以阶级斗争暴力行为形式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国民党，以取得政权为最终目标的综合性变革。
那么，这种特性的苏维埃革命在各苏区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动员过程？统合结果如何？
以往中共党史视域内的党史及地方革命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苏维埃革命的缘起，多半是因为军阀、帝国主义在乡村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对乡村的盘剥及农民的绝对穷困而招致的，然后中共党人一来到乡村，通过宣教自己的理念及斗争方式，农民就如人间四五月的杜鹃花一样，季节一到，即漫山遍野地怒放。应该说，这种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叙事模式，一直以来，都被固化为标准模式来教化后革命年代的芸芸众生。现在比照真实的历史来看，有些研究值得进一步推敲、考究。
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已降，中国即进入传统的王朝体制逐步向民族国家体制转型的特定大转型时代。这个大转型带来的颇多碎片化的阵痛。这些碎片化的阵痛，在乡村造成的既有结构性的矛盾及仇恨，也有私怨性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矛盾及仇恨、贫富矛盾及仇恨、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及仇恨、宗族矛盾及仇恨、土客矛盾及仇恨，等等。这些矛盾及仇恨大小不一、形式多样，并以各种方式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的是，科举制度已被取消，但是乡村人们通过读书来改善自身及自家处境的心态却未改变。因此那些后进的地富家庭的子弟由于上述原因，他们被自家长辈送到更加开放的大中小城市去读书。在读书求学的过程中，他们也变的更易于接受新概念，他们的国民身份意识及国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启蒙，他们的道德激情与优越感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这种提升的道德激情与超越感，又促使他们总是在谋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理想社会。于是，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就普遍怀有这种浪漫主义心态，开始读书不忘救国，并谋求现实社会的急切改良。其中的颇多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触新组织与新思想，比如中共组织及观念。他们最初在城市践行艰辛的城市运动，这包括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行串党、串团活动等。当然，这期间，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开始回到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前，乡村运动还是娟娟细流，但是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后，在城市，他们已无存活的安全保障，于是，他们大批量转入乡村，在自己的家乡进行乡村革命运动。前期偏向联络地方精英，后期专注联络农民。
值得一提的是，当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革命，有着自身的地缘优势，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社会生态。他们经过一番试错、调整后，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日常行为轨制”不断深入乡村。在乡村，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使农民组织化而成立农民协会，并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前文所言的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这样，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内。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乡村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
不过，乡村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却是由日常斗争引导而来的，这些日常斗争包括借粮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及五抗运动等。最初，这些日常斗争，很多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但是难免檫枪走火，最后却走向了武装斗争的境地。一旦进入武装斗争的境地，颇多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即开始逃跑。有的逃到大城市，有的逃到中小城市。因此，为了制止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就会进行清算运动，这种清算运动是从镇压名副其实的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开始的，随后即步入专横与扩大化的狂欢。他们在清算的过程中，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在乡村的威风被打压下去，而农民在镇压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立威肉刑之中抒发、释放了无以复加的仇恨感，同时也赢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但是，逃跑的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亦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也会组织起来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复仇与反复仇。职是之故，乡村阶级界限及仇恨意识毫无疑问已在敌对阶级血泪四溅之中夯实。如此乡村阶级革命，就难免不异化为乡村地域性的械斗。因此，这个时期，民众动员更多的是情感驱动的，仇恨及愤怒是革命暴动的真正动力源泉。而平分土地并非革命缘起的充分必要条件。鄂豫皖苏区最早暴动的鄂豫边黄麻地区，此地农民国共分裂前即暴动，但是平分土地却是1929年春之事。可见，土改并非革命暴动之充分必要条件。正因为是情感和仇恨的驱动，这个时期，暴动难免带有半自发性特征，同时也更多地兼具无序性。这是第一阶段的动员情况。
第二阶段是土改的型塑。我们都知道，维持革命的绩效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支援，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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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农民之所以愿意加入苏维埃政府及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土改是第二阶段民众动员运作的标志性动作。土改立竿见影性地满足了农民土地农有的物质利益，因此农民都愿意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而他们一旦加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同时又带来社会地位的升抬。因此，中共通过组织化动员，达到组织资源的一元化。笔者把中共建立的这套组织资源一元化的体制称为“军事全控主义”体制。在这套体制里，农民逐步党国化，即使像皖西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及妇女群体，中共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将其纳入革命阵营之中。农民一旦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进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就会成为中共政治、经济、话语垄断的追随者，中共及苏维埃政权指向哪里，底层那些农民就会将阶级对立的怒火喷射到哪里。但革命毕竟是大规模的暴力性集体行动，随着国民党围剿的加剧，这种民众动员的强度也会水涨船高，而一些既得利益同时又因长期革命让其失去既得利益的农民，就会对中共及苏维埃政权产生并非全推心置腹的了解与信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共民众动员就会以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套组织系统，以动员的技艺来弥补，这种情况越是到苏维埃革命后期越是明显。另外，中共对异类的惩罚也一直在警示着民众，激情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凝视与恐惧，不服从组织动员的目的，随时就有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至于革命组织内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 反革命分子”的异类，中共也会进行肃反等方式来达到民众再动员的目的。
第三阶段是反富农的再动员。在“军事全控主义”的苏区封闭环境里，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已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基本扫光殆尽，而孔急的反围剿战争状态下，中共又必须强力动员，而强力动员是必须动员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革命洪流来维持革命的绩效。这样，中共为继续推进动员贫雇农革命，就不得不确立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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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民成分——富农——作为革命组织的敌人，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甚至生命权，来适应民众再动员的需要。不过，至少1929年10月之前，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等乡村旧恶势力还是是中共乡村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富农还是中共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在苏俄召开的中共六大充分吸收了苏俄的反富农经验之后，随着中共六大相关政策在各苏区的传播，反富农之风在各苏区风起云涌。因此，在不忽略中共革命策略理论及其阶级分析逻辑的主导作用下，也应充分注意中共民众动员现实需要及柔性层面。就鄂豫皖苏区的民众再动员而言，反富农又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立三时期即开始反富农，但因地方地富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及富农的抵制，招致宣传不到位，也并未强力执行，因此并未起到民众再动员的效果。但是，张国焘来到该苏区之后，即面临国民党的迭次围剿，为动员广大贫雇农激情投入中共革命的洪流，反富农就成为必然选择。张国焘很厉害，他深谙苏俄肃反经验，并有自己的手段及独到见解。他为动员广大贫雇农投身革命，就采取民粹式群众路线及肃反强力战略，不但达到控制该苏区，而且也达到了通过反富农来驱动民众动员机器的目的，这在前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只能是“过度动员”之泥潭而不可自拔，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也可见苏维埃革命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这样，中共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的轮廓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是反富农的再动员。这个过程，是经过不断试错性整合而成的，并不是先期预定的轻而易举与一蹴而就的道路，这种道路充分展现了中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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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转入乡村、从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试错过程。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国民党---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因此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地步，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民众动员本身之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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