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程中原：破解中共党史上的五大“疑案”——以四重证据法破解党史国史七大疑案实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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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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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程中原：破解中共党史上的五大“疑案”——以四重证据法破解党史国史七大疑案实录之二

□洛甫接替博古后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
□1936年鲁迅致党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
□邓小平怎样组建和指导国务院政研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
□华国锋有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何方、张培森等都写有专文。我在《张闻天传》、《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等著作中也作了论证。为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列举包括张闻天本人在内的九个重要人证：
（1）张闻天本人。他在延安写的《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2）周恩来。他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转引自《张闻天（图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3）邓小平。他《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中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年版，第339页）
（4）陈云。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陈云文集》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5）彭德怀。他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１９３５年８、９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6）杨尚昆。他在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２日同刘英谈话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
（7）伍修权。他在回忆长征和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回忆与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回忆与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8）黄克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
（9）刘英。她在同何方、程中原谈党史时多次谈到并一再肯定，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她在一篇文章中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刘英：《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博古是张闻天的前任。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是解决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历史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博古的职务是总书记的证据。
1933年1月19日博古到达瑞金。1月30日，即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说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合并起来，选一位负责人。会上，博古提任弼时，多数人推博古为总书记。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叙述了此事经过：“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的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
张闻天当年写的这篇反省笔记是可信的。当时曾送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住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由此可见，经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这次合并会议，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五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人：博古、周恩来、项英、洛甫、陈云。博古为总书记。这个选举结果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在1934年5月的《红色中华》上，刊登了1934年5月17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领导作的动员报告，登出的这个报告由党代表周恩来、总队长张爱萍署名。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和光荣的事业就是到前线去，到红军中去”。可见，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在党中央负总责，说的是担负的职责或职能，无法成为一种称谓。总书记的职称和负总责的职责是一致的。既然当时和后来，党内，包括像悼词，像《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这样庄重的中央正式文件上，都称张闻天为总书记，他实际也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且做得很好，称张闻天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适宜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的考证得到各方面的认同。
二、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
鲁迅给党中央和红军致“贺电”或“贺信”一事，向来为人们关注。长期以来，一直说是鲁迅与茅盾曾致电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但仔细查考下来，这个贺电并不存在。事实是，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引起全国各界支持，鲁迅与茅盾致信祝贺。为证实是“贺信”而非“贺电”，通过长期搜集、积累史料，进行考辨、考释，得到七条证据：
（1）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刊登了鲁迅、茅盾获悉“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以后于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是赞扬红军英勇斗争，祝贺东征胜利。
（2）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中，提到鲁迅、茅盾，说共产党新的政策“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
（3）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12人联名签发的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封谈目前形势和策略的长电中，提到红军东征后鲁迅、茅盾的来信：“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与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4）1936年7月24日，杨尚昆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刊登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引用了鲁迅、茅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话：“英勇的红军将令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5）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鲁迅先生的话”标题下“摘鲁迅来信”，摘录的这一段话就是《斗争》第95期上发表的鲁迅、茅盾来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线》第61期上杨尚昆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话。
（6）冯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以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周恩来4月初回到瓦窑堡后，把还在黄河东山西前线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冯交代任务。张闻天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刘英回忆派出冯雪峰的时间正是在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而张闻天说鲁迅、茅盾“是靠得住的”，其现实根据就是刚刚收到的他们的3月29日的来信。冯雪峰也多次说明，1936年4月党中央派他前往上海，同鲁迅、茅盾的“贺电”（冯又说贺电是书信形式）直接有关。
（7）最早以大事记形式记载此事的报纸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治部《民兵报》（1945年12月），《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27日），均说是红军东渡黄河，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综上所述，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的“东征贺信”全文登载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有关此信的情况、内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在党和红军领导人5月20日的电报中，在公开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的杨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上，都有记载。可以确证，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的存在。
三、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组建的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经采访当事人得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是，通过同政研室胡乔木等七位负责人在“三座门”一起审读《毛选》第五卷文稿时的谈话。但这些谈话的具体时间、场合，谈话的内容，其背景、贯彻落实情况，当事人也说不清楚。人证不足，乃转而寻求书证。在1975年冬到1976年春“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检查、交代、揭发邓小平在主持1975年整顿期间同他们的谈话以及相关的种种史实。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国务院政研室的四十多期《运动情况简报》和各种检查、揭发材料以及会议记录。我们运用“辑佚”这种文献整理的传统方法，辑录出了自1975年1月6日至1976年1月17日间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的二十四次谈话，并通过对谈话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人证、书证，弄清了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抓住了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主要线索，肯定了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是：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上报了一些材料，转呈了一些信件。关于电影《创业》、《海霞》的公开放映，关于《鲁迅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关于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的举办，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继续写作和出版，等等，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三、撰写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理论刊物《思想战线》。
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领导艺术，对于编写胡乔木的传记，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极有意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2004年9月），《邓小平年谱（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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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记录了其中22次谈话。
四、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
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华国锋的言行。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
第三种是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再解决。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12月初，邓小平犯病，中央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措施和安全措施。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的方案。此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向邓小平谈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为什么不能马上出来工作或者很快出来工作的道理作了解释，说明“往后拖，这样有利”，提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广大群众表达了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强烈愿望，党内一批老同志提出应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改善。邓小平和全家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正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不删，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多处。这是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但同时也应看到，华国锋没有完全顺应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潮流，他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说明他这时处于犹豫徘徊、等待时机的状态。
在1977年中共中央三月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议论过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请小平同志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为此要做好群众的工作。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积极回应党内外的呼声。在保持对天安门事件错误定性和肯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明确指出：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明确表态：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央政治局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6页）三月工作会议后，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进行了实际准备。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于5月3日将邓小平致党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过后，华国锋又同邓小平会见、交谈。接着，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7日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从以上华国锋对待邓小平复出的态度和做法可见，他确实采取了“等一等”、“往后拖”的办法，但并不是久拖不决，也没有蓄意阻挠，而是要尽量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从第三次复出的经过，恐怕不能得出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的断语。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邓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没有什么不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不能“马上”出来，要晚一点，是稳妥的。对“尽快”的要求，华采取“拖”的办法，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跟当时的党心民意，确实是不一致的，说不符合党心民意，甚至说有违党心民意，都不为过。至于具体时机的选择，见仁见智，也难专必。回过头来看，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陈云、王震等提出让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时华国锋如顺势完成这件大事，是最佳时机。但受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华没有在这时作出决断，还是继续做让邓小平复出的准备，虽然不能说不积极，但还是延迟了。所以，说华在邓复出的问题上“拖延”，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
2012年9月，经中央批准公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关于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态度问题，采取了上述经考证论证的“拖延”说。
五、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可是，由于同时参与起草的一位同志完全漠视客观事实，竭力否定胡乔木参与其事，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需要进行考证。
另一位当事人、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不仅根据他的亲历而且依据他当时的工作日记，对事情的经过作了详细的说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朱佳木说明，邓小平这篇讲话稿的初稿，是胡乔木按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起草的。稿子于11月8日写成后即送邓小平处。邓小平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回到北京，看过稿子后于11月16日上午与胡乔木谈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的要求（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三天修改形成初稿，让秘书朱佳木抄清送邓小平阅改。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好的变化，重点转移问题比较一致，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问题需要结合现实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及时提出，作出回答，指明前进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2月2日，邓小平为重新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忙于修改农业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以便让于了解意图，先行组织人着手起草。这天，邓小平按事先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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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页提纲讲了准备谈的7个问题。两天以后，写作班子写出一份讲话稿。对重新起草的这份稿子，邓小平不满意。12月5日，找胡乔木谈修改意见。胡乔木带组织起草此稿的于光远、林涧青一起前往。邓小平对讲话稿谈了新的构思，对许多问题谈了新的观点、新的提法，胡乔木作了记录。按照邓小平新的意见，起草人员连夜重写。对重写稿再作修改后于12月7日先后印出两稿。第二稿送胡乔木修改。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动笔。半夜两点起来用两个多小时改好，第二天早饭后交秘书付印。对经胡乔木仔细修改过的这一稿邓小平比较满意。12月9日又约胡乔木等谈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邓小平在12月10日清样稿上亲笔作了修改，再次约谈。胡乔木因主持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遂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当天，讲话稿基本完成，在标题下署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中央工作会议预定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将在叶剑英、华国锋之前讲话。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关起房门，对邓小平的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加工，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脱手。立即让秘书朱佳木直送邓小平家。邓小平审阅改定后，在下午四点钟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后来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重要讲话。
朱佳木的《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有力地说明了胡乔木是协助邓小平起草“主题报告”的得力助手。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起草工作，是这篇划时代的重要文献的主要执笔者。
在朱佳木提供重要的人证、物证的同时，我们从档案中找出了重要的书证。计有：12月2日起草的讲话稿的手写抄清稿（8开稿纸30页），上有胡乔木20多处删、改；胡乔木所作邓小平12月5日谈话记录（记在上述手写抄清稿第30页的背面）；胡乔木在12月7日第二稿上的简要修改（二十多处）和批语（三十多条，指明这些地方需要修改、加工）；胡乔木对12月7日第二稿（印刷稿）仔细修改补充后印出的12月7日第三稿（胡乔木在12月7日至8日夜作了重要补充修改的12月7日第二稿手迹没有保存下来，将12月7日第三稿与第二稿印刷稿对照，可知胡乔木所作重要补充修改）；12月11日稿的修改手稿；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12月13日讲话稿定本（与12月11日稿对读，可知12月11日稿印出后两天里，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讲话前，邓小平、胡乔木等又作了哪些修改）。
在朱佳木的人证、物证面前，在档案提供的书证面前，在从11月最初草稿到12月讲话稿多次修改过程的历史贯串性和随情况发展变化中，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