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义耳-史景迁：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

波义耳-史景迁：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波义耳-史景迁：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史景迁：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

2014年2月28日晚，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主题为“沈福宗和他的十七世纪跨文化之梦”的讲座，这也是他在北大系列讲座的第一场。
晚上好，我讲话会有一些英国的口音，希望大家能够听懂。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美国求学，在耶鲁大学，通过我的老师，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乐趣。一个英国人，住在美国，然后在做中国研究。这样的情况不够理想，所以我的中文在今天这种场合下可能不够好，我只是想说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人在现场），这是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时刻。
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到过我称为中国的“partial homeland”的一些地方，比如香港。60年代我到过香港，后来我的研究生工作有些是在台湾完成的，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作为耶鲁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那是1974年。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我听说甚至有人从广西来听讲座，这让我很感动。我从广西得到了很多历史研究的资料，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广西省是一个令他感到棘手的省份，我在学生时代，对于康乾盛世非常感兴趣。一个国家有这么三个统治者，都有非常复杂的人格，这让我很震动。
我的讲座会用英文进行，杜华会为我提供一些纲要性的翻译。杜华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我感谢他在这次讲座中给我提供的帮助。大家能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能听懂我的英文吗？好的，我将用英文进行演讲，杜华在过程中会给出一些概述。
再次感谢大家。我不会忘记这个时刻，这真是隆重的欢迎。我也想感谢牛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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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他是我的好朋友。

沈福宗生活的时代

我们今天将会谈一个首先是令我感兴趣的话题，大约8到10年前，我对一个人物开始感兴趣。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喜欢上某些人，读他们的资料。我花了很长时间和康熙对话，你可以和历史交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分析建立在和这些人物的个人联系之上，至少我是如此认为的，你可以深刻的认识这些人。我今天就想谈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今天会做一个讲座形式的交流：我的第一个问题会给大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这里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沈福宗这个名字？好的，没有太多人。沈福宗，在我们有的资料看来，是南京人。他留下的历史资料并不多，不过研究历史的最迷人之处也就在于了解某个人，了解那些之前的记载中不太准确的部分，寻找一些之前失去的信息。今天讲座的标题，我和牛教授共同商量的结果，叫做17世纪的跨文化之梦（cross-cultural dream）。我钟爱十七世纪，我认为，从很多方面而言那是一个好时代，也可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一直陪我在侧，当我在讲述从这个时候到今天的这些历史的时候。
17世纪是一个我们可以开始讲述“跨文化之梦”的时代。我自己觉得，两个重要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文明，在那个时候非常接近。那个时候，几百年以前，康熙皇帝可以和耶稣会教士谈论天主教的神父，却没什么自我意识。他们可以谈论宗教的问题，可以谈论政治的问题，也可以讨论教育中的严肃问题，还有财政上的紧张问题。那个时候有很多动乱，西方有“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战争，在此之后，原来主要由天主教控制的教会，逐渐转向被新教所控制。这是当时西方的背景。
在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上，沈福宗的例子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经历并非不可想象，但还是很不寻常的。这种不寻常性使我对这个人感兴趣。一个事实是他的生命好像不是非常完整，历史学家希望写一些完整的故事，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故事。但是沈福宗去世的悲剧来的很突然，他还没到达他能力的顶峰。那么到底沈福宗是谁？资料很难找，很分散。我们有很多沈福宗在历史上留下的残片，残片是我们丢弃的东西，但是对于历史来说，残片却常常非常关键。我们之所以得知沈福宗这个人，是因为有人保存了沈福宗在一些书籍上记下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中包括了沈在西欧游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当时有一名清洁工，一名仆人，或是沈福宗希望留下这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上有很多笔记，有注释，你能看出来上面的书法比当时西方人书写水平高的多，这是中国人在写中文，西方人的书法是不如的。不过有些资料上面只有字的残片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复原这些字呢？我们看到这些字有些是日记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草率的日记，包括对于访问等事的简短记录，还有偶尔的他出门会面的记录。
我想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好像不是特别关键，不过这也是历史。我们发现了这么一册记录，一些我们可以称作是英国贵族的人，一些英国的上层人士，和沈福宗在一个晚宴上相遇了，在伦敦。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写了沈福宗的事情。那是1687年，他们简单的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次相遇，然后就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沈福宗曾经出现在这么一次晚宴上，他们写道“我们碰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把这些点点滴滴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
根据他自己的记载，沈福宗在南京出生。17世纪的居住在南京的中国人，被当时的一些传教士称为“好奇的中国人”（the curious Chinese）。后来在把汉字罗马的过程中，他们的依据主要是当时的南京方言，并且之后的西方人也学习了这么一种中文。我们至今不是很肯定，沈福宗大概是在南京出生的，根据现有资料，这一个他传记中重要的章节我们还说不清楚。不过他肯定是在一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引发了几年前的一场争论。
他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城市，这个城市有伟大的历史，并且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些事实意味着当人们把沈福宗叫做是一个“被基督教转换的信徒”的时候，这一描述是不够准确的。沈福宗并不是一个被转换的信徒， 他的父母才是。他可能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他是被父母命令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吗？他幼时是不是常常随父亲上教堂？我们不确定。在康熙初年，有几个教堂被建立起来，后来被摧毁了。他生长在这么一个基督教的氛围中，这与我感到着迷的一点有关：如果我们想要重构沈福宗在南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我们必须能够想象这么一个小男孩在17世纪的日常生活，还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也许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确实了解当时文化互动的关键之一，那就是沈福宗会拉丁语。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会拉丁语？我在英国上寄宿制学校的时候上了八年的拉丁语课，从没有预料到65年之后我会开始阅读拉丁语。你永远不知道你学的东西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语言，但我看到沈当时的一些草稿纸的时候，发现有些是中文，有些是拉丁文写的。
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几个点：南京，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沈福宗本人，还有他对于拉丁文的知识，然后我们有了一些估计的日期。沈福宗可能是17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是康熙朝早期的时候。他1691年在印度洋上去世，因为热病。他有着对于拉丁的知识，基督教的信仰，还有对于西方的知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海上死去了，也被海葬了。他留下了一些尚待传到中国的信息，后来我们得到英国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他的老师传回英国的讯息，从这些资料我们得知，他想带回中国的讯息是“what it was like in the west”， 这也是我在书中用到的短语，“西方那个时候是什么模样”。不过这些讯息后来都丢掉了，因为沈福宗的旅伴，也是他的老师，一些天后也去世了，在另外一艘驶向中国的船上。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不过确实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这个生活在17世纪60年代到1691年年纪轻轻就去世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对于历史的真相(truism)的理解很好的例子。历史的真相，我们认为，是那些事实，无需太多的思考和解读。关于沈福宗，他的历史真相是这样一个等式：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可以写下他三十年的经历，不过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不知道这这个故事的意义。一个故事是什么，和一个故事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缩小这个差距，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几乎达到历史学的目的了。
这样一个追寻故事意义的过程，总是非常模糊的，意义是不容易被捕捉的，而且可能是模棱两可的，尤其是沈福宗留下的是一些只言片语，一些拉丁文，还有以下他随手记下的数字。我们不如从沈更为人熟知，更令人惊异的一个考试讲述这个故事。当我们谈论沈福宗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那些我们确切知道发生过的事情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谈谈哪些东西可能使得这些事实有意义。沈的生活有几个重要的侧面，让我们从这些确定的侧面开始。

历史记载中沈福宗的七个侧面

下面是沈故事的第一个侧面，在沈福宗的欧洲之旅中，我们知道他引起了当时欧洲几位国王的好奇心，对我来说这非常有趣，这样一个人会和国王认识。他从半个地球那么远的地方来，好像确实应该见见国王。他见过两个国王，一个是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另一位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一定让他的仆人问过沈，是否愿意到他最近建成的一座宫殿——凡尔赛宫去见他。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沈福宗确实到了凡尔赛宫，见到了路易十四，他们讨论了一些问题。太阳王希望了解书法，中国人是怎么写书法的，外国人能不能学书法，他也让沈福宗写了一些书法。然后太阳王希望他念主祷文，用中文。这段祷文是新教中简单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太阳王希望这是普世的，希望知道中文中它听上去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像法国人常说的，生活就是生活，路易十四希望沈福宗表演用筷子吃饭。这个当时自认最有权力之人，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双筷子。对于一个中国人，太阳王希望知道书法，中文的新教祷文，还有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中国是怎么被欧洲所理解的，欧洲对于中国的兴趣是什么。
另一个例子是詹姆士二世和沈福宗的会面，但是詹姆士二世正在丧失自己的王位，正在被反对者推翻，但是和沈福宗会面的时候他还是王。他们在牛津会面，还让当时的宫廷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荷兰画家，当时生活在英国）画了一幅沈福宗的像。可是这幅像后来在战争中遗失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看过的人的一些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幅画存在过。
沈福宗的故事的第二个侧面与学者的世界相关，主要在英格兰，也在其他国家有记录。在这个学者世界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拉丁语，所以他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长大，学习过拉丁语，在他到了欧洲以后，他1684年抵达欧洲，他的语言是和这个学者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他和这些英国的学者（他们也会拉丁语）可以有一些有效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会面。他和他的老师有很好的交流，也去了图书馆，因为他们当时在牛津，牛津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大学了。但是牛津老师的讲座有些还是拉丁语的，还有一些是英文的。
耶稣会当时在中国是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教会，沈福宗也是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的。沈在耶稣会时，耶稣会正在进行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他可以为这个项目工作，这个项目当时快要完成了，这就是论语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团队工作，有大概20个懂中文的耶稣会教士联合进行。沈福宗并不是一个核心的工作人员，但是确实参与了这个项目，作为一名校对员，校对《论语》。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大学》《论语》和《中庸》都被翻译了，并且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很精美的书。沈福宗可能是第一个把这本译本带到英国的人。
他从法国把《论语》的一份拷贝带到了英国，给了牛津图书馆。牛津那个时候正在建设现在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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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的博德利(Bodleian) 图书馆，博德利先生是一个书籍收集者，后来给了牛津他收集的书籍，所以牛津的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沈福宗把书放进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馆藏，并且遇到了一个人，叫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 他是英国的第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会阿拉伯语还有马来语等语言。托马斯·海德在牛津有很多熟识的学者，也结识了很多伦敦的学者，这些学者和巴黎的东方学学者是有联系。因此沈福宗被要求将四书中三本已经译成拉丁文的带到英国去。沈福宗因此也被邀请参加学术圈的很多晚餐活动，谈论中国的情况。
学者的世界也是一个印刷和出版的世界。印刷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单独研究的领域。你可能会想到，因为四书的翻译，这些中文书籍的出版会在欧洲重要的商业和学术中心留下印记。有两个城市对这样的书最感兴趣。一是阿姆斯特丹。它在文化上的地位当时是举足轻重的；另外一个城市是罗马，那里是基督徒教学和成长的中心。这些孔子的书的整理和出版 – 当时的英国人就把这几本书叫做“孔子的书”（The Confucius）- 当詹姆士二世访问牛津的时候，他问图书馆的馆长，你的图书馆有没有孔子的书？当时的馆长，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海德先生，回答说，我们有。詹姆士二世又问是那位中国人带来的吗？海德回答说是的，陛下。
伦敦当时出版业的状况也值得谈两句：当时引入了新的邮政系统，被称为便士邮政体系，邮政的广度也大大提高了，信件可以抵达大部分说英语的地方。沈进入了这个新的出版和通讯的世界。我们可以找到他当时的两份信件的残片，从内容和笔法上我们能看出是他写的信。
因此沈福宗所抵达的西方是有意思的：有对于儒家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有国王会关心这本书，同时也读书，会给他做一副画像。这些引发了书商和出版人和他的晚餐聚会，使得被翻译的儒家经典书本销售、流通往外国的市场。
第四个侧面可以是非常简略的，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细节。这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界。对于各种语言语法的研究在当时很盛行，中文当然是一门学者已经在学习和研究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印度的语言，马来语都已经在研究。 中文当然是核心的语言之一——因为中国的强大。从人力的角度看，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在康熙年间，这些中国人就开始了海外离散的现象，在欧洲的运输和贸易行业都需要对中文有些认识。我的大学的创始人，耶鲁先生，也和这件事情小有关系。耶鲁是一位在印度的金融家，他和印度和中国的商人打交道，这些人把货品卖向欧洲。
下面是第五个侧面。我把它称为“书籍流通所形成的交流圈子”。商业，金融，贸易的发展都在当时促进了货品的流通。书在当时的流通状况下，可以被很多人看到，这个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是书商，当时大量的书商通信给我们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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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印刷出版是一回事，书的流通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我们知道沈福宗当时买到了一些英国的书，还有一些外国的书，同时他还希望买到来自中国的图书。当他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时，图书馆开始为所有的藏书编目，这好像是不甚重要的事情，不过当开始为图书编目的时候，就得开始考虑图书的储存，补充，找到书的彩页，并且制作摘要。沈福宗在这个时候就有独特的作用了。通过和书商的交流，他开始理解西方世界的通讯和物流体系，当时除了官方的邮政系统之外，文书的传递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是他一定通过书的流通更好的理解了西方的通讯体系，还有当时的文具更加丰富了，包括纸张，墨水的种类都增加了，沈福宗对此应该是十分熟悉的。
第六个侧面可能是最不重要，但对我而言最有意思的侧面，那就是沈福宗的游戏世界。我也很难从这个侧面找到意义。沈福宗和海德先生下国际象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沈福宗似乎对国际象棋非常着迷。海德晚年还写了一本书，写的就是象棋的全球比较，他让沈福宗写了一些评语。海德在书中特别提到，这本全球象棋比较的历史书的很多部分，来自于一个生于南京的沈福宗。所以突然我们有了沈福宗的另外一个形象，除了作为一个宗教的信徒，一个图书馆翻译和编目的协助人员，他可以坐下来，和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一起，探讨他们见过的各种象棋的规则。他们探讨在国际象棋的64个内各种对弈规则。当然，中国象棋是全然不同的，它自身就有不同的变体，还有中国象棋衍生出来的将棋等等。这些全球的不同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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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些是沈福宗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棋的下法是这么多，有马来的，印度的，巴黎的，没有哪一种是有上帝钦定的，而仅仅是我们觉得舒服的办法。因此沈福宗可以被看作是游戏的世界化普及的先驱之一。我们还知道沈福宗把国际上不同的象棋和当时国际的政治理论放到一起比较，试图利用这个游戏解释当时不同的政治理论。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博弈论(game theory)，但是这么做是很有趣的，也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这一点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那本海德的书1691年得以出版，沈福宗的贡献有所提及。
最后一个侧面是沈福宗和科学的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是英国的罗伯特·波义耳。大家知道波义耳定律，是关于气体体积，温度和压力关系的。波义耳在伦敦工作，但也有国际联系，他有自己的实验室，一辈子都在科学领域工作。当海德问起沈福宗有没有什么他特别想见的人时，沈说我想见见罗伯特·波义耳。这就好像几十年前我到美国，去大学里说，我想和爱因斯坦聊聊。我们有一封海德寄给沈福宗的信，是关于和波义耳会面安排的。波义耳和沈福宗在伦敦会面了，并且记下了当时的谈话，这份记录后来被保存在巨大的波义耳档案之中。波义耳的这份记录使得我们确认沈福宗确实和他会面了，并且我们得知了他们交谈了一些问题。对于他们的交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细节，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方面。首先波义耳和他谈了中国文字的复杂性，中文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难以掌握，并且有很多骗子教师，不太懂得这门语言的人，在兜售他们的中文课程。你可以想象那时的报纸上会有这样的小广告：免费中文课，十节速成中文课。不过这里面大多是骗子。对于沈福宗之后到欧洲的中国人，一个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得认识多少个汉字，才算得上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沈福宗和其他人通常的回答是：大概一万两千个字。然后英国的学者通常回答：啊……那谢谢了。
在科学世界里，我们还知道沈福宗的一些情况。他和一些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见过面，那是1687年左右，恰好是牛顿在写作《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一书的时候。从一些间接的关于波义耳的资料，我们还知道沈福宗和波义耳讨论了度量衡的一些问题，他们讨论了比较性的衡量温度的办法。他们还同时对草药感兴趣，根据其中一个资料，沈福宗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草药医生。博德利图书馆编目在册的中文图书显示，沈福宗也对炼金术特别感兴趣。

结论

关于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很难作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资料，可能有对他非常熟悉的人留下的资料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不断会有进展。最近几个月，就有两本关于这个时代重要的书出版，一本关于当时的经济情况，另一本关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且都利用了关于沈福宗的一系列资料。学者依然在找寻当时的资料，依然在寻找关于当时中西交流的意义。
我们刚才对我们确定所知的故事做了分类整理，不过我同时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一些学者对于沈福宗这个故事的看法是，沈的故事应该从对其个人的解读，转向一个全球的解读。我们应该跳出沈福宗个人的经历，而更加关注当时的全球交流的情况：全球化的城市似乎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帝国的中心城市开始全球化。因此我们希望更好的对于当时政治的分析，更清楚的当时人物的交际圈子：波义耳都认识谁？那时主要的书商是谁？为什么非洲的图书市场这么大，以至于书商都要借钱从事这种图书贸易？有一条线贯穿了这些变化，比如国际法和经济秩序的建立。
还有一些学者希望我们关心当时宗教的本质，重启孔子是否是一位宗教式的思想家这个讨论；学者也关心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当时的人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中文怎么会和其他语言如此不同？语言的组织怎么会这么复杂？一个人怎么能学会一万两千个字？这是不是真的，还是一种夸张？还有一些人，希望我们能更清楚的理解伦敦，沈福宗对于伦敦的访问和与詹姆士二世的会面恰巧发生在这么一个时间——伦敦开始成为一个金融上有重要意义的中心，连接了欧洲大陆，中东和非洲。还有关于法国启蒙的探讨，这些被翻译的儒家经典显然影响了当时的几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我们可以更仔细的观察这些思想家，尤其是马勒伯朗士，他曾被教授如何理解儒家的思想。当时有一个语言学习风潮的转变，似乎西方人对于学习中文更加感兴趣，而之前他们很想学马来语，还有几种中东的语言，包括波斯语。
有些学者认为17世纪是一个和计数——和计量非常相关的时代。这些关于数目的研究认为计数这个行为——比如经济学还是数学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思想家都有影响。这些事情对沈福宗的影响是什么？沈福宗的朋友们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沈福宗告诉他们的，关于中国的状况？他们讨论了中国的皇帝吗？还是他们会更关心中国的税负问题？他们对于中国理解的边界是什么？
最后是象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忽略这件事情？还是把它放到离我们心更近的距离上，体会象棋的各种变体对应的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我愿这样结束我的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最后的最后，我想感谢杜华，我向他致敬，同时也向在座的所有历史学者致敬。谢谢！
（感谢东方历史公益项目负责人李远江在取得讲座版权方面的帮助，北大出版社的王晨玉在收集和整理录音稿上亦有贡献）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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