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秦建国前活动考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秦建国前活动考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建国前活动考察
在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早期由“秦”到“秦国”的突变问题。有意义的是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在甘肃省东部的天水地区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个“质”的飞跃,很难说会产生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大秦帝国。就时间而言,大约从商末周初嬴氏的一支西迁到陇山西侧的甘肃天水市甘谷县毛家坪一带开始,到秦文公四年(前762)返回到关中为止,前后大约300年左右。这是秦建国前后主要的活动时期。其间已知名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等。而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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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大体上以陇山为界,往复于陕西西部的宝鸡地区与甘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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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渭水及西汉水流域的天水地区之间[1]。其活动的时序为:商末周初最先到达甘谷毛家坪、天水县董家坪一带的嬴氏族人;非子由西犬丘被东调至“汧渭之间”的陇山牧马受封秦亭;秦仲始大身亡于西戎;庄公兄弟从关中率七千救兵返杀西戎替父报仇;襄公护周平王东迁封诸侯后又回归西垂故地;以及文公三年由西垂宫出发东?陇山,四年卜居“汧渭之会”等若干个涉及和影响由“秦”到“秦国”建立前后的重大事件,鉴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因此本文以时序为经结合文献与新出土的秦文化遗存及多年踏勘所得,作一探讨,并就教于大家。
一、非子以前“秦人”的活动
秦之为秦,发祥于非子,这在《史记》里讲的很清楚。《秦本纪》称: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干干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这是司马迁据《秦纪》而记述的,其“朕”就是最好的说明。据现、当代多位专家的考证,认为嬴氏兴起于东方,是西迁到关中、山西等地的。他们有过“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的光荣历史[2],也有过屈辱的经历。在商末周初的迁徙中,有一支率先越过了陇山,来到渭水上游甘肃东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毛家坪一带。
甘谷县位于渭水上游,是原甘肃省天水地区和今甘肃省天水市所辖的县区之一。东距天水市驻地秦城区40多公里。甘谷县自然条件优越,是渭水谷地发达的农业区,很早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是渭水流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现已查明并列入省级重点保护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存就有距今5800年的灰儿地遗址、渭水峪遗址、礼辛镇遗址等,还有毛家坪周秦遗址。列入县级重点文物保护的遗址,从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至距今5000年的石岭下类型、距今4500年的马家窖类型、距今4000年的半山类型,距今3500年的齐家文化类型及周秦遗址有:渭阳镇遗址、十坡村遗址、五甲坪遗址、刘家墩遗址、嵌瓷儿遗址、城南遗址、尚家洼遗址、十里道遗址等。这些遗址除礼辛镇遗址在渭水北岸18公里处的溪南渠(渭水支流)外,余者全部有序地排列在渭水两岸。从东边的渭水峪仰韶文化遗址起到最西边的五甲坪仰韶遗址止,形成一条沿渭水东西长约25公里、宽约3~5公里的古文化带。图一
在这条跨越时空3000年之久的文化带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其中以距今5600年左右的通高38、中径68、底径105厘米的彩绘瓶最为出名。该瓶出土于甘谷县的西坪村,瓶上彩绘人面蜥蜴纹身的图案[3],“是甘肃东部地区彩陶上特有的花纹”[4],现为甘肃省博物馆馆宝之一。悠久的历史,丰饶的自然条件,五六千年以来就一直是先民们集居的理想之地。大约在商末周初嬴氏族人的一支西迁到此选中毛家坪作为落脚点,另一支则落户于天水县的董家坪一带。两部落共同奋斗,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繁衍生息,他们为嬴氏在西部的发展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其历史功绩是不容磨灭的。遗憾的是古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直到1987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此地的考古发掘,才向世人揭露出嬴氏族人在这里早期活动的踪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毛家坪作为秦人早期文化遗存已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尤其是A组的文化,最引人注目。发掘报告说:
毛家坪A组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陕西关中的西周文化和东周秦文化相似或相同。通过分析比较,可知其年代为西周和东周时期,并可推知其各期的年代。……同已发表的东周秦墓资料相比较,毛家坪三期墓的IV式鬲、IV式和V式大喇叭口罐与八旗屯、宝鸡西高泉春秋早期鬲、大喇叭口罐相似;毛家坪四期墓的VI式鬲、VI式大喇叭口罐与八旗屯春秋中期鬲、大喇叭口罐相似;毛家坪五期墓的VII式鬲、VII式大喇叭口罐与高庄春秋晚战国早期的同类器相似。因此,毛家坪墓葬三至五期的年代约当春秋早至战国早期。那么,毛家坪墓葬一、二期的年代则可能早至西周[5]。
这是个令人兴奋地发现,它解决了长期以来秦人早期活动的时间和地域等重大问题,弥补了史籍中记载的若干个不足。它表明秦人的先祖嬴氏族人在甘肃天水地区的活动至少可上溯到西周时期。而它的后段即毛家坪三、四、五期与陕西宝鸡一带秦文化相同,其内涵说明:
在陇山东西两侧有着相同的秦文化在发展,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交往和运动中相互联系和借鉴的,是本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但从时间上讲源头应在甘谷毛家坪一带。因为我们发现关中秦早期文化的遗存是在秦文公四年(前762)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秦文化的根源与发展是在渭水流域和西汉水流域的天水地区,尤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这个结论的由来,应感谢我们的考古专家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还不知道要打多少年的文字官司。
另外,这个结论也来自于曾两次参加过毛家坪遗址发掘的赵化成先生。他认为:
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早期文化年代上限可到西周早期,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秦人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地区了。再则,西周时期秦人的基本生活用品即陶器已经周式化了,那么,由原来的文化转变为现在这种情况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自然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应当发生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也就是说已经在西方了[6]。
赵先生的研究表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至少在商代末年就开始形成,这比文献留给我们的资料要早得多,可靠得多。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嬴氏族人(秦先祖)进入陇山西侧的上限时间是商代末年,这也是目前所知道的秦人在陇山西侧渭水流域发展的第一阶段,同样可看作嬴氏在秦国前的最早文化记录。但有一个问题比较费解:即这一支是从哪里来的,归于何系。段连勤先生认为嬴氏是在夏商之际东夷西迁到关中的。他从非子养马事迹考证说:
以此知秦嬴从中蛈至非子的八世都以犬丘(西垂)为都邑。按此八世所居的犬丘,应为今天水西南之西犬丘;今兴平东南之犬丘地近沣镐,为周朝王畿之地,且周懿王曾都之,周室决不会让非子居此养马及畜[7]。
段先生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我曾于1983年在《新版(辞海)中“西垂”、“西犬丘”释文疏证》一文中指出:“非子居犬丘即西犬丘”,“因为司马迁写‘非子居犬丘’、‘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是不同表述方法”,并且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得出西犬丘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从天水镇至礼县永兴乡之间,长约30公里,宽2~3公里的西汉水两岸台地[8]。何清谷先生在1991年发表的《嬴秦族西迁考》一文中支持了我的观点,认同非子居犬丘即西犬丘以及关于西犬丘具体地望的考证[9]。不过非子这一支从何而来,何时来到此地,段先生作了一些探讨。他提出:
秦居西犬丘的时间,即使从中蛈算起,也有14世。中蛈生于夏末,文公生于春秋初,秦嬴都西犬丘的时间比西周延续的年代还要长,至少有300年之久[10]!
这就是说非子是中 一支西迁入甘肃东部天水地区的,对此韩伟[11]、尚志儒等先生持同一观点[12],但也有不同的看法[13]。根据段先生的推算秦文公加300年,即公元前762+300=1062年。也就是说在秦文公四年到达关中以前,秦人是公元前1062年左右进入天水地区的。有意义的是段先生推算的年代与赵化成先生“商末秦人即在毛家坪”的年代大体相吻合,同在商代末期。如是,这又产生出另外一个有兴趣的问题:即非子一族与毛家坪一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探讨这两支嬴氏族人在甘肃天水地区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了解毛家坪一支的来历。由于没有明确直接的文献记载,所以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以何清谷先生为代表认为毛家坪一支秦人的先祖是中贑的生父戎胥轩一支。他提出:
毛家坪、董家坪秦文化遗址很可能是女防、旁皋、大几数代秦人居住过的聚落,后来大骆虽然迁走了,留下的秦人还继续居住在那里[14]。
这个观点得到郭向东先生的支持。他认为:
既然中 一族不曾西迁甘肃天水,可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这表明“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那么,是谁率领这支秦的先民即嬴秦族人于商代末年来到陇东的呢?我们认为就是何清谷先生《嬴秦西迁考》一文中论及的中 之父辈戎胥轩[16]。
但是郭先生不同意段、何二先生关于非子居西犬丘的族系及时间。指出:
因为《秦本纪》的记载可清楚地看出恶来的后裔从女防开始便“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他们的活动范围当在赵城附近。一直到大骆时才在大骆、非子率领下徙居甘肃东部,而且一到甘肃就居住在了西犬丘,时间大约在周穆王晚期。……女防下传三代至大骆,时值穆王晚期,这支嬴秦族人终于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离开晋南故地,迁居今甘肃天水一带,史称“西犬丘”[16]。
关于非子、大骆,杨东晨先生认为:
秦嬴邑之时,非子的封地在犬丘。周厉王时,西戎反叛,“灭犬丘、大骆之族”;“秦庄公
伐西城,破之,周宣王与大骆、犬丘之地”,均指今(甘肃)清水、天水两地之族[17]。
写到这,非子居地及非子与毛家坪嬴秦族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煎好的一剂中药,难辨成份。不过仔细梳理一下,还是可找到头绪的。
专家们之所以对毛家坪嬴秦的来历有不同的看法,原因就是面对新发现的秦早期文化遗存,用现存的模糊不清的文献资料去套用,其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而这个分歧又直接影响了对非子一族居西犬丘的种种看法。现在看来,问题的结症还是在对毛家坪秦早期文化的认识上。
应该说现有的文献资料是无法彻底弄清楚毛家坪嬴秦的来历。因为司马迁在写《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就已经很模糊。他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于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8]。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写秦的历史时,将重点放在秦襄公及秦襄公以后的记事上。对于这一特殊的叙事方式,我们应该体谅司马迁文献不足的苦衷。因为司马迁所能看到的有关秦的文献资料,应该是完整的秦史资料,它既是惟一完整的诸侯史记,也是萧何保护的结果。由于《秦纪》自身的不载日月又其文略不具,因而也就为研究秦史留下诸多问题,尤其是秦早期的研究。近年来大量的秦文物的出土,解决许多历史悬案,如秦世袭的排列等问题。但涉及到秦文公四年(前762)以前的事,仍有不少缺憾。毛家坪秦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客观上解决秦人最早西迁甘肃东部的一些问题,也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正因为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所以才显现出它的价值。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则是由于史书记载的不足,才无法与之一一吻合。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熟知的以《史记·秦本纪》为基础的资料本身记载含混不清;二是毛家坪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三是毛家坪不是孤立的,它是秦文化中的一个最先发现的点。因此,在目前认定那一支为毛家坪的嬴秦,为时尚早。
我之所以说为时尚早,就因为在甘谷县本身还有若干个周秦遗址没有发掘。赵化成先生指出:
毛家坪和董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是在过去被认为属于“周代遗存”的遗址中发现的,这种周代遗存在甘肃东部地区分布广泛,调查已知的就有数百处。这些周代遗,从现在的认识看来,除去周文化遗存外,有的就应当是毛家坪那样的秦文化遗存 [19]。
赵先生的看法是对的。以往我们天水一带不大注意秦文化。从分类上往往忽略了这一历史阶段。毛家坪在1981年9月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时,就明确为仰韶——周文化遗址。现在看来,类似于毛家坪的秦早期文化遗址还不止一处。从甘谷毛家坪到天水县董家坪(1963年被甘肃省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亦明确为:仰韶、齐家及周代遗存)以及天水县的周代遗存汝季村、十字坪等,虽谈不上满天星斗,却也不下数十处,近几年来发现和收藏的与毛家坪A组遗存中的IV式、VII式鬲,IV式和V式VII式大喇叭口罐,在天水地区比比皆是,无论是县级博物馆还是农民家中都有收藏。这条秦文化带,据我们的调查:东起陇山脚下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清水县一直延伸到天水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的鸳鸯镇一带为止。沿渭水两侧,东西长约150多公里(直线),宽3—30公里不等。有一天,我们能将这条带中20%的有代表性的墓葬进行挖掘,将会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尽管如此,毛家坪周代、秦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意义还是重大的。它使我们了解到除非子一族外,还有一族在渭水流域活动。尤其从秦在天水建国的意义上讲,这支嬴秦的迁徙运动是极为重要的,它为嬴秦最终立足于天水、建国于天水起了先导和铺垫作用。活动于天水地区西汉水流域的非子一族与活动于天水地区渭水流域的毛家坪、董家坪等不知名的嬴秦族人相互联系共同发展,为最终建立秦国付出了共同的劳动,这在出土的文物中已得到了证实。
二、非子时期的活动
非子时期嬴秦的活动,是指非子在西犬丘后的迁徙活动,而不是指何时到达西犬丘的活动。这个问题在无新资料的证实下,只能各持一理。《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西犬丘),善养马及畜,犬丘人告知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这是非子奉周孝王命,从西犬丘(今天水西南西汉水流域)东上到达今甘肃省天水市东北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替周孝王养马。段连勤先生认为非子的此次迁徙是被迫离开西犬丘的[19]。段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我以为周孝王
召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有几层意思,首先,事情的本身证明非子在西方的发展有了一定影响,才引起周王的注意。这个影响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它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非子一族发展和积累的过程。其次,周孝王召非子离开西犬丘主马于“汧渭之间”,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让非子替周王室守边护路。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汧渭之间”的确切位置。
“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不同。“汧渭之间”指汧水与渭水之间,而“汧渭之会”则是指汗水与渭水相交汇的地带。参见下图:
从图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汧渭之间”指甘肃东北部与陕西西北汧水以西之间的一带,是甘、陕二省交壤地区。如图所示,汧水发源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治东北,东南流,至陕西宝鸡市一带汇入渭河。在汧水与渭河交汇点附近,就是秦文公四年卜居的“汧渭之会”所在地。而“汧渭之间”则在汧水与渭水这个60°夹角之内地区,便是非子主马之地。依据文献和实地考察,非子牧马的“汧渭之间”正在今甘肃天水市辖张川县东南陇山西侧的马鹿乡一带草场,这里至今仍是牧马区。从历史上看,这里原属陕西省陇县与甘肃清水县交界地,但是自1953年8月便由陇县清水县西地分出划归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因此,从1953年8月以后,非子主马在“汧渭之间”的地方应在甘肃省的东部张川县境为是。图二
所说非子替周室守边护路,是因为张川县马鹿乡一带正是扼守出入陇山东西的交通要冲,为关陇咽喉。古诗《陇头歌》唱道:“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21]。乾元二年(759年)唐代大诗人杜甫从华州流寓秦州时,路径陇山道,发出:“迟回变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的叹惜[22]。古诗所云就在今马鹿乡五公里处的老爷岭一带,至今古道犹存。在废弃古道傍的摩崖石刻上的《河(阿)阳重修路碑》,是东汉时期记叙阿阳人李翕修整陇山道的碑刻,大体在《西狭颂》、《?阁颂》修路碑之前,虽已残阙,但作为越陇山至秦外、经武都达汉中入蜀的古道见证,是无可非议的。
考察表明马鹿乡附近的秦家塬正是非子当年牧马的地方。秦家塬是典型的陇上绿洲,面积30多平方公里。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水草茂盛,至今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牧场。马,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主要用于军事活动。非子在此牧马驯马,一是选中可供发展的秦家塬畜牧基地;二是扼守?陇山之要冲,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因为马与防范西戎都是周孝王的重要大事。所以当非子牧马有功后被封为“附庸”并“邑之秦”,这个“秦”就在陇山西侧的今甘肃张川县城南瓦泉村一带地,也正是后人所讲的“秦亭”。这是我于1983年发表的《秦亭考》一文中首次提出的[23],该观点目前已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周孝王封非子的“秦”,与非子牧马的“汧渭之间”紧紧相连,而且也包括在“汧渭之间”的大范围之内(参见图)。后来秦仲、庄公为“西垂大夫”,其目的还是替周王室守护西部边陲,所不同的只是对秦势力增大的认可而已(包括对周室的忠心程度),而让其为周守边的这一最终目的与非子牧马并无区别,《师酉簋》与《询簋》中:“秦夷”之称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非子替周孝王牧马,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近日发现与周孝王时期的荒年似乎有些关联,作为问题,提出来供大家研究。有周一代灾荒频频,尤其是旱灾,有时长达6年,甚至20多年之久,连中央官员都权宜救急。在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祈求年成的卜告[24]。而传世的《 鼎》铭文中,则记载了周孝王时期一个叫 的奴隶主用匹马束系(相当于汉五铢钱50个)的代价,向另一奴隶主买了五个奴隶。后遇上灾荒,五个奴隶只能抵“卅秭”,即三十梱稻[25]。在其他出土文物中也有零星的记载,这表明周孝王时期是个多灾荒的年代,在长期粮食不足的状况下,会不会食马,以备应急之用,也未可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还请大家指正。但有一点可以判定,那就是非子不单纯是养马。《秦本纪》说他:“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显然除牧马之外还是一位养家畜的好手。因此,在周孝王天灾频频的年代,非子在陇山牧马的同时当兼养其它家畜,供王室及有关之用,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非子有了上述种种大功于周室的贡献,才得以被封,得到了一块新的封地,开始了由“秦”到“秦国”的漫长的奋斗之路。
非子从西犬丘被召到张川县境内牧马,这次由西向东的活动,虽说开始是被迫离开西犬丘故地的,但结局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中国历史小故事六分钟
当然这与周王室的衰落有关。其事实无论如何都使非子一支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封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子从西犬丘到陇山牧马的活动是一次开创性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非子至少得到了陇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且又获得“秦”之封号,更重要的是控制着出入关陇的交通线,这一点对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非子的活动,使嬴氏的一支从天水市西南偏僻的西汉水流域向东发展到天水市东北的渭水流域,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发展,它对秦的发展起了无法比拟的关键性作用。如果非子一族继续留在偏僻的西犬丘,那么,这个“秦”是否会出现,都将成问题。
从时间上讲,非子受封于秦时,大体在周孝王末期的公元前895年左右。这个时间与毛家坪“西周中,西周晚”期[26]相同。意味着当时在渭水流域同时活动着两支嬴氏族人。当然,毛家坪的嬴氏是无法与非子相比的,所以后来只留下非子的传人而不见毛家坪的记载,原因就在于非子受封后便一跃成为正统,而其他人只好淹附于其中了。
但是,我们从非子所在地的张川、清水一带向西到董家坪、毛家坪这条文化带上大量的周秦墓葬以及多年来陆续出土文物来看,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具有鲜明的秦文化的特点,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非子在创建“秦国”之初便开始了统一渭水流域原有的、以毛家坪为中心的嬴氏族人,或者是毛家坪、董家坪的嬴氏归服于非子。这是因为非子作为“嬴秦”之正宗,在恢复“嬴氏祀”后,又“邑之秦”,既是嬴氏传人又是皇封,俨然是西部一方诸侯,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统一陇山西侧渭水流域的其他嬴氏族人,这是发展的必然。而其他嬴氏族人从现实利害出发,归宗于非子总比被西戎吞食掉好的多。另外,如果没有毛家坪、董家坪等地嬴氏族人的支持,非子要在秦亭一带站住脚也是很困难的,至少在短期内发展不起来,因为他的北部和正西部就是强大的西戎。事实上,自非子而后,到秦仲为“西垂大夫”不过40余年,就已经雄视西方、初具国家的气势了,它来自于内外的共同努力,而外援正是毛家坪、董家坪等地的嬴氏族人,这是我们从相同内涵的出土文物中得出的结论。
考察秦、秦国的发展史,非子从西犬丘到陇山牧马受封于“秦”,是重大的历史转斩。从此以后嬴氏便有了“秦”的名号,而且扩大了地盘,控制了出入关陇的交通线,所以后人将非子所邑之“秦”,称作“秦亭”者[26],的此次活动,将嬴氏的势力范围从原有的西犬丘扩大到渭水流域的秦地天水一带,为以后秦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1]天水地区,习惯上指1
中国历史故事文章简短
985年以前所辖的天水市、天水县、清水县、张川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漳县及西汉水流域的西和县、礼县、徽县和两当县。总计为12县、市。
[2]《史记·秦本纪》及注。
[3]该图案一般认为是娃娃鱼(鲵纹),通过古动物学家的鉴定:因图上有鳞,而娃娃鱼在至少一万年间是无鳞的,因此判定为蜥蜴类。参见徐日辉《龙城,为天水别名小议》载《科技先导》1997年第3期。
[4]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6][26]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载《文博》1987年第1期。
[7][10][19]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8]徐日辉:《新版〈辞海〉中“西垂”、“西犬丘”释文疏证》,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9][14]何清谷:《嬴秦族西迁考》,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11]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载《文物》1986年第4期。
[12]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3][16][16]郭向东:《嬴秦西迁问题新探》,载《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1994年版。
[17]杨东晨:《秦人的崛起与纳贤》,载《文博》1987年第1期。
[18]《史记·六国年表序》。
[20]《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古诗源》卷四。
[22]《杜诗镜铨·秦州杂诗》。
[23]徐日辉:《秦亭考》,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
[24][25]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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