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秦陵兵马俑与我国古代青铜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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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陵兵马俑与我国古代青铜器制造

秦陵兵马俑一发现，人们甚至将其孤立的放在墓葬用陶塑的历史中去看，发出了所谓“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叹，这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对古代艺术的贯穿研究，也似乎带来了一个误解，觉得它的出现无源可寻。人们吃惊的原因主要是缘于三方面，即艺术、数量和体 形。他们称赞其严格摹拟实物的写实风格，惊诧其庞大的阵容和高大的形体。这种写实风格的大型陶塑随葬品的做法和用法在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但文化的继承和 发展不是单线相袭的，一件事物的出现，一种文化的存在往往是众多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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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的出现单从艺术的写实风格上讲，它就是几千年来人们对艺术追求的一次总沉淀。在中国雕塑史上，陶塑和青铜雕塑是先秦时期最有代表性、最有成就的两项内容，秦陵兵马俑的出现从外表看似乎和早期的青铜制造无大的联系，其实它们的制作方法、艺术风格 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下文试作以论述。
一
青铜制作的前提是陶范，要制作一件青铜器，必须先要塑陶质的器物形象。外面所用的“铸型”，近代用砂或金属制作，而古代为陶质，称为陶范(外范)。铸件里面所用的泥芯(内芯) ，不论铸造后取或不取出，统称为芯。用以制造的铸件形象(母范)称为模。范、芯、模三者合称陶范。陶范的造型原料主要以不同比例的泥砂为主加水合成泥。模、范、芯因其作用不 同，选料、配料也有区别。模要求有相当的强度和光洁度，所以土质比较细腻，砂粒细而均匀。范既要有一定的强度，能承受铜液的冲击，又要有较好的排气性，一般面料的用泥似模 ，背料掺以细砂和秸、糠、木屑，用两种以上材料制成。芯的质地总的说来比较疏松，有一定的可塑性和强度，含有大量的草秸类植物质。因此青铜制造中陶范土质的选定配制比秦 俑塑造更加严格。在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陶范 Ⅱ号遗址T35H103、T37H422、T49H510等底部发现的瑾泥——它是当地的次生黄土加细砂经 过淘洗沉淀而成——就是捏造陶范的材料[1]。成份经过化学和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其中有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锰等。秦俑坑中的陶俑陶马所用陶土也似经过筛选、 淘洗，去掉了杂物。胎质中含有均匀的不规则砂粒。经过化学分析，所含成份及比例与侯马遗址中的瑾泥非常接近。(表一)这种陶质上的类似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表一

名称 成份

SiO2

Ai2O3

TiO2

Fe2O3

CaO

其他成份

侯马觤泥

44.02

16.71

0.68

5.67

10.82

MgO、K2O
Na2O、MnO、
Cu少量

秦俑碎片

63.24—66.36

15.98—17.43

少量

6.08—6.8

少量

同上

为了青铜铸造中的花纹造型，陶模和外范一般表面光整，泥质细腻。在侯马遗址中发现的众多实例，如钟体实模、壶样模、鉴盘类样模等，其表面涂刷一层土质细腻的细料。里层的泥 质则含有一些大砂粒、草等杂质。在陶模的纹饰制作中，除了运用在表面复细泥的手段以外，块模上的浮雕式纹饰是在需要凸出的部位按形状高低堆贴泥块，再雕刻细部纹饰。而类 似的二次复泥正是秦俑塑造的另一显著特点。如T20G11：19和T20G9：69号陶俑头上戴的介帻，复泥出土时已脱落；躯干出胎制好后再复泥的厚度约0.5—2厘米。陶俑身上的铠甲也 有的是二次复泥雕刻的。各式各样的带钩用复泥雕刻成浅浮雕或高浮雕的效果。最能反映当时二次复泥水平的部位是陶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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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型。据发掘报告：在陶俑头的初胎上二次复泥以雕刻发 型。有的是复一层薄薄的细泥，用篦状工具刻画出细细的发丝，有的复泥较厚，用刀刻削出一道道的棱脊，上面加刻阴线，有的复泥高低不平，上面刮划缕缕发丝，有的后脑堆泥特别厚重，再刻画发纹，形成方包状的发型。除了表面的二次复加细泥以外，在组合的陶马马头合缝线内壁还有起加固作用的复泥。原料一般是麦草泥，主要在陶马体腔的躯干、腹下、 腹与臀交接处。麦草泥复压在绳纹和锤击的凹窝纹上，“作用是为了增强构成体腔各泥片之 间的拉力”[2]。
陶范一般还要经过烘烤。程序是陶范制好以后先进行阴干，然后装窑烘烤。为了避免温度骤变引起的爆裂，升温降温都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秦俑烧造的正常工序也是一样。烘烤过的陶 范、模有的质地接近陶器，烧成温度达1100，大部分的温度较低，也在600以上。秦俑的烧成温度最高为1000—1050，较低温度在950—1000之间。显然，陶制品的焙烧 温度与器物的形体大小无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因素是器壁的厚度。大部分秦俑陶片的厚度在四五厘米，一些部位如腿等为实心，较厚，在二十厘米以下。这些部分的完全烧结确实有 一些难度，因此秦人除了掌握火候以外，在制造工艺方面也采取了众多的措施，据观察，秦俑还有没烧透的情况。
器型大而复杂的青铜器往往要使用复合陶范。就拿一件甬钟来讲，铸成大概要用九十几块范复合。这其中牵扯到各部分之间的分别制作再组合的问题。合范时衔接部分要糊泥、填实、 抹平。这种经验较好地解决了秦俑塑造中陶俑陶马形体大的问题。工匠们按着部位分开制作，然后像合范一样再组装起来。例如陶马就分成了马头、马颈、躯干、腿、尾等几个大块， 然后再“化整为零”，又有若干小块，如躯干又分为臀、腹、胸三段；臀由左右及上部三块泥片合成；腹由六块泥块合成；胸部则包括胸前后两段，后段有四块泥块，即左右两侧各两 片，前段有三块泥片，即左右两侧以及下部各一片。划分后制作的每一部分长度不超过70， 多数在40～50厘米之间，宽40厘米左右，厚度4～5厘米。这样分别制作再粘结斗合，既能保 证细小部位的精工细作，又达到了形体上“大”的要求。分作组合安装的痕迹从陶俑的体腔 内部都可以看到，例如陶俑的双手经过制型后，在入窑前装入袖管，用泥塞实固着。有的用残瓦片塞堵空隙，再填泥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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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的为了防止手腕从袖管内脱落，在袖管和手腕上挖一圆孔 或方形孔，贯以泥钉固结，类似青铜合范之间的榫卯。
秦兵马俑是塑模结构的产物，模具的应用举足轻重。而模具的最初使用对象即是青铜铸造，它包括单模与合模。尽管说几千件兵俑千人千面，但秦俑坑中存 在大量非常酷似的面孔，相貌雷同有如父子或孪生弟兄，据展出的六百多件陶俑看，就有五、六十个不同个体都可以找到不只两件重复的形象，这就是使用模具制造雏形的结果。据一 号坑发掘者的统计，秦俑制作中使用模制工艺的部分有：俑头、手、铠甲联甲钉和联甲带等。其中头又包括头型、面部、发髻、耳朵等。俑头初胎模制的方法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合模 法，合模线位于双耳的中部或耳后。其中有的连带颈部如标本T19G10：16号俑头，出土时从 合模线处分裂，合模线贯穿双耳。颈为空心，分前后两部分，和头的前后两部分同出一模； 有的颈部单独制作再与头粘结，如标本T1G4：13，颈为实心。还有一种是面部单模制作，后脑壳为捏塑。如一号坑标本T1G4：17号俑头，模制的颜面粘接于捏塑的脑壳的口部。呈椭圆 形泥饼状，长18、最宽12、厚0.5—4厘米。瓢形脑壳口径长21、宽13、深10、胎壁厚3—5 厘米。其上口粘接模制的面部，再作进一步的工序。大部分陶俑的耳朵属单模制作，空心发 髻用合模制作，铠甲上的联甲带和甲钉都是用单模制作。另据现代原大秦俑制作工艺的考察 [3]，秦俑模具主要是用于俑体上一些附加部分，有联甲带模、甲钉模、鞋 带结模、铠甲胸花模、俑头模等。“秦模具应是陶质和木质的，秦俑坑出土的联甲模具就是 陶模。”推测似乎还应有青铜金属的。使用模具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生产功效，青铜制造中的模具应用又为秦俑数量之巨提供了媒介。
从母范到外范到内范，制造一件铜器，必须要经过大量的陶土雕塑的前期准备工作。从夏到商，尤其是商代后期至西周初期，“仅殷墟一地1966年以前发掘品和采集品即达250余器 ，加上之后的新发掘品其总数已超过500器。而且晚商的铜器墓大多被盗掘，如其不盗，其总数当十倍乃至数十倍于此数”[4]。铸造青铜业的辉煌无疑积攒了包括选土、制胚、烧成火候控制等方面丰富的陶艺经验。其中的制范环节为秦俑塑造与青铜制 作之间的技术借鉴提供了桥梁，为秦俑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
早期的青铜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几乎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 (前16世纪—前11世纪)大型青铜人立像，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人像戴冠 ，身材细长，两臂上抬，双手均握成环形。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赤足。同时出土的还有类似形象的大型青铜人面、人头像等。在一些青铜器物中还常有人面、人物作为器物 纹饰的，如湖南省宁乡县出土的人面纹铜方鼎，通高38.5厘米，腹四面各饰一浮雕人面，人物的五官刻画细致标准，甚至每根眉须、黑白眼仁和人中都表现出来[5] 。至于周代则常见的有刖人守囿形铜器物，如陕西、山西等地都有发现的西周时代刖人铜挽 车，刖人断足，头戴帽，守车门。宝鸡弓鱼 国墓地 [6]，茹家庄一号墓BRM1乙：67男相铜人，立状，光头，圆脸，尖颌，颧骨突出，额头较窄，眉目细长，大鼻头隆起，两耳较大，双臂弯曲至右肩，两手似有所握，呈环状。 身穿袍服，交领垂于胸前，长袖至腕，窄袖口，腰身较细，束宽带，前腹悬长条形“蔽膝” 。BRM2：22，女铜人，圆脸尖颌，额头较窄，额顶有三叉形铜发饰，两大耳，面部隆起，颧骨突出，眉目清秀，尖鼻头，胸脯丰满，腰身细长，有披肩，身着对襟袍服，左衣襟叠压右襟，宽袖窄口。双手似有所握，做舞蹈动作。战国时期青铜制造业已渐走滑坡，器物中却仍 不忘以必要人物来装饰。例如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俑铜灯，高66.4厘米。做一穿长袍男子站在方座上持灯形。人首银质，双目镶嵌黑宝石，粗眉，高鼻，嘴角微上翘，发髻工整 细致。袍宽袖，裾长曳地，衣上纹饰填朱、黑色漆。双手各握一蛇。右手的蛇顶一高柱灯盘，错银龙纹柱上铸一段攀援状的猴。左手的蛇口衔一灯盘，横置的蛇腹被另一蟠卧在灯盘的 蛇承托。山西出土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牲兽立人青铜盘，通高14.6厘米，兽背 上立一女俑，束发垂肩，两臂前伸，握一可转动的圆柱。女俑着右衽袍服，上面表现有衣服的花纹图案。更加写实的器物当属发现于云南省呈贡县的一件高不足七厘米的青铜扣饰。这 是一件公元前475～前221年滇人文化的作品，高6.8厘米，长10.8厘米，塑造了八人缚牛的场景，其中一人被牛顶翻。八人的发式服装五官等各个细小部分都作了写实的塑造 6[7]。
有以上诸如此类的人物青铜器的出现，首先必须先作泥质模范的人物形象。考古中还发现有用于青铜铸造的人物陶范。在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中，发现此类遗物40件。如标本T13H34：4 、5，为一人站立，双手上举，十指并拢，似托物状。头戴月牙形‘冠’。长衣，衣长至脚 面，衣上饰有宽条，内填纤细斜角雷纹。腰纱带，打双蝴蝶结，穗下垂。标本T31F13：49， 一套完整范，发现时已合好待铸。铸件为“一人跪坐，面朝右侧，两手向上方作捧物状。披 发，上身似赤膊，饰蛇螭类纹饰，很似‘纹身’腕部似有镯类饰物。腰部系带，前面打结。 背斜插短剑，剑鞘中部附有一长方形‘玉具’，系于腰带上。下身着裤或裙，长及膝，饰雷 纹衬底的勾连T形纹。鞋侧饰云纹图案，”鞋底面还不忘作有针纳环形方格针脚纹样。发掘 者认为其属“断发纹身”的南方异族形象。青铜器物上的纹饰按艺术表现手法分为圆雕、平雕两类。圆雕式实体、半实体模一般先塑雏形，再细加工雕刻，在需要凸出的部位按形状高低堆贴泥块[8]。
商周时代的青铜工艺雕塑表现出了与新石器时代陶塑前后相续的历史继承关系，早期的青铜工艺雕塑与原始陶塑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9]。到了西周晚期，青铜雕塑 的总风格就是写实作品增多。到战国时期，风格一改过去那种威赫的成份，变得较为温和平易，形象更加自然、生动。因此不能一味地将铜器造型剔除于中国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主旋 律之外。到战国时期，不仅人物有性别之分，所着衣服如衣领的交叠、自然的皱褶、鞋底针脚、附带佩件等各个细节，五官面貌甚至眉须发髻、表情动态等都有突出的写实作风。人体 各部分的比例也越加合乎美学标准。因此在寻找秦俑写实主义艺术渊源时，我们应该将目光开阔一些，不能一味地圈定在特定的地区文化——秦，特定的制作原料——陶，特定的使用 目的——陪葬等等狭小的范围内，只能看到铜川枣庙等一点资料，那样就不可避免地生出“ 前无古人”的茫然慨叹。在一定程度上，诸如此类的青铜(或用于青铜制造的)工艺雕塑人物 的出现，从艺术角度上为紧续其后的秦俑的塑造打下了一定的美术基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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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和神奸故。”说明从夏代始，青铜铸造就有一定的规模了。当时的雕塑主要在 铜、石、玉、骨等手工业场所里。“百工”拥有一些技术奴隶。辅佐国王管理国政的冢宰有率领百工。周灭商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最显著的技术就是巨型铜器的铸造。著名的司母戊 大方鼎重达875公斤，大约是郑州早商大方鼎的十倍。其他如“殷墟文化第三期”的牛、鹿 两方鼎个重达350公斤。周康王时的《大盂鼎》也重达153.5公斤。这些重器的铸造，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技术，还需要比较齐全的技术设备和严密的劳动组织安排。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分工细密，生产规模的扩大，从事生产的人数必然增 多，作坊内部的分工与协作也必然进一步地发展。制作中制作者们劳动分工协作、管理者们层层负责的管理模式为秦陵修造、秦俑制作提供了经验。目前陶俑身上发现的80个陶工名字 [10]，显示了他们不同的地方来源和管理部门。有的属于秦中央官署制陶作坊内的，有的是从各地征调的。如秦俑身上发现的“尚、弋、絃”等 ，似属左右司空控制之下，“咸原少申”属于市亭作坊，“咸直里文”属于民营制陶作坊。 在秦俑身上留有名字的陶工多是技艺较高的匠师，他们一般要领导几位徒工，他们之上是制 陶作坊的管理，中央官署、地方作坊和民营作坊管理者之上有总的调度指挥。庞大的雕型队伍成功地集合在一起，不能没有早期的管理经验以借鉴。
如本文最初所言，一件事物的出现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参与的结果。秦俑不是单纯吸取陶塑技术一方面的营养能成长起来的。青铜制造与秦俑最突出的联系有模具的运用、分部制作套接和人物写实塑造中的比例掌握。还有一些来自其他的方面继承，如绘塑结合的技法在新 石器时代制陶业中就已见端倪。因学识局限，未能顾及全面。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刘占成：《原大秦俑制作的考察与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月版。
[4]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7]《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2年版。
[6]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9]孙振华：《中国雕塑史》，中央美术学院，1994年版。
[10]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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