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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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提起西部，人们总有一种苍茫、神秘的印象和感觉。这是西部的高山大河、茫茫草原、漠漠
平沙、广袤原野及厚重的历史沉积造成的。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史学家独 有的睿智视角，从西部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自然风貌、人文特点总结出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而又颇为发人深省的历史规律，这便是：“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1]。这是他从人文地理的观念出发，对历史做出的一个惊人结论。两 千年来的历史在某 些程度上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而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学者们似乎很少发表意见。如果我们从司马迁的思路出发，考察秦的统一以及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且 对今后西部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历史的思考。
一
司马迁是如何论证他的结论呢?下面是他的具体论述过程。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 实功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所举的论据是禹、汤、周、秦、汉，都是从西部起而收实功的。实际上，如果以此来论证的话，由西部而收实功的不止这几位。如果按《帝王世纪》来计算，在司马迁以前还 有：
伏羲氏，风姓，长于成纪(甘肃秦安)。
伏羲后的女娲，也是风姓。据说，陕西临潼的所谓骊山老母，便是女娲氏。
神农氏是炎帝，长于姜水，在陕西宝鸡。
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长于姬水，论者认为在甘肃天水，或在陕西黄陵 [2]。他由甘肃出发，直至河北，打败蚩尤，又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禹是“西夷人也”。
关于汤，司马迁似有误，亳应在河南省。
周、秦、汉均起于西部而收实功者。
司马迁以后的实例也不少，如唐李渊、明李自成等等。
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论证是要说明秦取得最后统一的原因。在他的上面论述后，下面的话，更值得注意。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採者， 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 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王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者们，指出他们只知道守着上古之制，不懂得探索自己目前社会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并称之为“耳食”，也就是说，文不对题，没有抓住 问题的本质。
二
司马迁关于“收实功者常于西北”的观点，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之一，这便是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自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比如“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3]、灵异创世等历史循环论、英雄创世论等。其中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他的地理环境对历 史的影响的思想，应该是唯物的。但是，自从斯大林批判了“地理决定论”以后，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学者噤声，很少说了。其实，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明显的，越是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程度更大、更深。历史与现实都能说明这一问题。收实功于西北，这是在古代的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东南交通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要设通商口岸，都在东南，近代工业和商业都起于东南，而内地 及至西部却是很久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早修路 ”吗。修路的目的便是改变原来的地理环境。
历史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活动过程。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如何，便会影响人类自身的活动。从考古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在大的河流的附近的二级台地上。这种位置，既距水源近，又不被大水冲走。有水的地方，便有草有林，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捕鱼，还可以采集果实，使自己及子孙繁衍。《圣经·创世记》中说的上帝创造了黑夜、白昼、阳光、空气、水、草木、鸟兽，最后创造了人，建起了伊甸园。如果剥去它的神秘外衣，仍然是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选择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秦人居于西方，远离东 方六国之争，可以率性发展，等到发展成了气候，到了襄公、穆公时期，已经尾大不掉，东方六国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只能与秦国交往。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也是从地理位置 考察的，以为把刘邦放在那个地方，在关中封上章邯、董翳、司马欣各为一王，居于关中，以卫三辅，刘邦 便出不了汉中。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利用了对外消息闭塞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结果暗渡陈仓，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这不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吗?所以说，一方面，地理环境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某些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人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充分利用这 个空间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行发展，然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创造自己的辉煌。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人是有意志的，为了不断追求新的 生活，人在空间生活的同时，几乎是在不停息地思考着、实践着改变恶劣的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有利条件，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空间。
司马迁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便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他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命题。这在2000多年前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光辉、睿智、深邃、富有哲理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有他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他的思考，当然不是坐在现在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的汉都长安的天禄阁或石渠阁中想出来的。他既利用了天禄、石渠的藏书，同时也经过了自己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获取了更多的、更丰富、更生动的资料和实物。
为了写《史记》，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跟着皇帝走，或者自己走，足迹遍神州。这一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封禅书》《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龟策列传》等中记录了他适长沙，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九江，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适楚、淮阴，行济漯淮泗， 北涉汶泗，过薛，适丰沛，过梁楚，南略昆明。真所谓足迹半天下，考察故址，访寻耆旧，采择遗闻，收集轶事。他从大自然的洪炉中了解社会，观形胜，览盛衰，实际在论述地理环 境中自有人文的探索。
司马迁考察西部的论述可见《河渠书》《平准书》等。
余南登庐山，……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4]。
其明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天子始行郡国，东度河，……行西逾陇，……北出萧关，… …猎新秦中 [5]。
而这时的江南，据说“江南火耕水 ”。应劭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这便是火耕水 。 生产还比较落后，不像西部已有了水利事业，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龙首渠，以及朔方、酒泉引河灌溉。
司马迁具体考察过的地方及路线，上面所列的《史记》篇目中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武伯纶先生的《司马迁事迹考述》(《文博》1988年第1期)等论著中所述详矣，为省篇幅，兹不赘述。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长途考察中，除了资料的收集以外，还有思想的升华。这种思想的升华，除了自己的思考以外，还有被调查人思想的启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有精到的著述，才有对西部的地理、人文价值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出学理性的结论。
三
幼发拉底斯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造成了一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铸就了两河流域文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造成了中华文明。这两条母亲河，都发源于中国西部。无形中中国西部便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出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学术界有先生提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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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多元论，甚至分成了若干个文化圈。无论如何出新，西部、尤其是陕、甘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从司马迁的观点出发，以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特点、文化底蕴几个方面来观察西部。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用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语言，描述了关中的地理位置的重要：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 君，常为诸侯雄 [6]。
汉高祖最初欲建都洛阳。他征询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着让高祖建都洛阳。这时，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这便是娄敬。娄敬有一番议论：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 关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 [7]。
把关中之地位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成为一个国家的咽喉重地。一个朝廷，得了关中才真是取 得全胜。这便是作为西部桥头堡的陕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说，也是这种地理位置，才造就了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以后的周、秦由此而东，取得赫赫之功。
西部的地理位置好，自然条件怎么样呢?《诗经·绵》中说：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爱及姜女，事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周原上土地肥沃，又靠着沮水、漆水，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很甜美。周人在建设中，很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设。《诗经·大东》中写道：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道路修得又平又直，还很坚实。
关于陕西西部的自然条件，在《石鼓文》中也有明白的记录：水是清的，鱼儿很多。鱼儿不但多，而且品种也杂。山青水清，一派清朗景象。其文字太繁，不具录。
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一本书《禹贡》，据说是记述夏禹治水时的记录。这个说法虽不可信，但它是战国时的著作已为学界共识 [8]。《禹贡》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九 州。中国西部应该在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其具体记载是：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 既 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 、铁、银、镂、 、磬、熊罴、狐、 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里的土壤属黑土，矿产有美玉、铁、银、野兽皮。雍州的情况是：
黑水西河为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 ，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 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既叙。
这里的土壤好，是上上田，还出产美玉。
司马迁则从更广的视野审视西部。他把西部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论述当时西部
经济的发达，富人之多。他指出：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 ，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 ， 僮。西近 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惟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9] 。
司马迁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其一是关中的自然条件好，“膏壤沃野千里”；其二是关中的历史悠久，虞夏至汉；其三是文化底蕴厚重，“汉都、长安诸陵”；其五是交流便利，“四方辐凑”；其四是富足，百分之三十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如果只是这些，那还不够，司马迁还有实例，即一些大款人物。
乌氏，也就是今甘肃省平凉西北，有一位叫倮的人，他来往关中与西北，以牛马换关中的丝绸，又到西北地区以丝绸换牛马，以致牛马多得数不清。秦始皇帝以倮比封君，同大臣一样 可以参加朝请。
巴地的寡妇清，发挥了祖上传下来的丹穴，成了女能人，秦始皇帝在四川的涪陵为她建造了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四川的卓氏，祖籍河北，会开矿冶铁。秦灭赵后，他们被迁徙到四川。他们不去近处安家，而到了临邛。开矿取铁，发挥家传技艺，产品畅销四川、云南，大捞了一把。家中僮仆千人，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
程郑，也是由山东迁到四川的，也开矿冶铁，卖给南越即今广东一带。他与卓氏都住在临邛，两家一样富。
这便是司马迁描述的秦汉时期的西部。从这里，司马迁也总结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朴素地说明了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
西部的自然条件，使西部在地理形势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攻守之势在乎自己，具有军事上的极大优势。西安名“长安”，其得名也不是无因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过不了黄河，进不了潼关，也在于此。西部的物产丰富，资源优势，使之在古代完全可以自足，无庸他求，吃用皆足，无形中形成一种稳定封闭的经济范围，守则自保，进则有充足的后援。这也便是它能“收实功”的物质基础。
西部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造就了西部人性格和气质中的“古风”：淳朴厚道，彬彬有礼，却又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东方各国对西部的秦以戎狄遇之，确也是看走了眼。周礼、八卦，创于西部，孔子西行不到秦，他的所学，也就成了二手资料。
集西部的自然资源与历史积淀、人文精神，有作为的领袖到了这里，对这些资源加以合理充分的利用，自然会造就一番事业。
秦人正是利用了西部的自然条件，并且继承了西部的人文底蕴，逐步发展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最后战胜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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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在周以后，距中央较远，由非子到秦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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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时，东方对秦以夷狄遇之，极少来往。此时期，弱小的秦国，利用西部，脚踏实地地努力建国，不声不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所以，秦襄公才能在西周灭亡时，护送周平王到东方。此举第一次展示了秦国实力，使东方知道了西部还有这么一个有实力的主人。秦得到了周的封爵以后，虽然所赐之地还在戎人手中，但它可以以天子的名义，从戎人手中夺取这些土地，名正而言顺。这便有了秦穆公的开地千里，灭国二十。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绩实际是在西部。
秦穆公地处周人的开国之地，继承了周人的文化遗存。即由周公创制的礼仪制度。但秦穆公对周公的思想并不是全面照搬，而是有取舍的。这从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便可清楚了。
秦由襄公、穆公以后，与东方愈来愈密切，也不断地向东方学习。这种学习之一，便是大量吸收东方人才，给以重权，为己所用。这是秦向东方学习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秦献公、秦孝公向东方学习，任用东方人才商鞅，实行变法。孝公的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基础。
秦国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政治中心也不断地东移，由天水而汧渭，由汧渭而雍，由雍而栎阳、咸阳。最后从咸阳出发，统一六国，也以咸阳而为落脚点。
秦国在西部，在利用西部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都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这些便成了中国西部著名的物质和文化遗产，为西部的人文地理，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遗产。同时也对西部人的思想和性格形成，注入了自己时代的色彩。
四
西部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西部悠久的历史。西部的历史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些古人创造的文物作为物化了的古代文明，永久地向后人展示着古老的辉煌。这些遗存，在司马迁以前的有：云南元谋人遗址、蓝田人遗址、西安的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遗址、青海的柳湾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天水的伏羲庙、宝鸡的炎帝陵、黄陵的黄帝陵、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周秦汉帝王陵、汉都长安、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等。
司马迁以后，西部仍在进步，而且更加辉煌。汉代的西部经过汉王朝的开发，在西域设四郡、据两关，即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和阳关、玉门关两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足亦直至天山北伊犂河流域，以及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这是西部开发的繁荣时期。由此以后，长安兴起了出使西域的热潮，许多青年争相前往，蔚成风气。这样的团队每年多则十次，少则四五次。每次或者百余人，或者十余人，以致出现“使者相望于道” [10]的热闹场面。东汉时，班超又奉使出使西域。这种 政府行为，主要是政治目的，但是，在对中国西部与中部的经济及文化往来，都有重要意义。这条路被称做“丝绸之
路”，成为中国古代由西部出发，走向世界的重要交通大道。它恰恰就在西部。这是中国古代史所形成的历史必然。中国的英文名字为CHINA，有的人认为是秦的译音，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也有人认为是汉的译音，还有认为是丝绸的译音。不管哪一种，都同西部分不开。
唐代的西部更加发展。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地方政权，有效地对西域实行了统治权力。唐对西藏也实行了可行政策，文成公主赴藏成了千秋佳话。在唐政府中也有外国人做官，在唐长安东市、西市上出现了许多胡商以及外国商人开的邸店。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西部的全盛时期。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接着又南移，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虽然仍在与时代同步进行，但较东南部是慢了。越来越慢的步子，使西部与东南拉开了距离。只有那些遗存的古迹，还在提醒着西部人不忘过去的荣光。例如陕西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汉十一陵、唐十八陵、明秦王府、明蕃王陵，以及更西边的楼兰古城、敦煌石窟、青海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等 。这是一大批有形的资产，它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西部所留存的遗址、文物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产品，学者们说：可以补史料之不足。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百戏俑、跽坐俑，展示了有秦一代风貌，这是过去的史家所没有料到的，于是专门的“秦史”出焉。楼兰古城、汉都长安、唐都长安、敦煌雕塑及藏经，则充分地展现着汉、唐文化风采。这些文物古迹，使西部在中国历史的史书中举足轻重。可以说，西部在中国历史的每章中都有重彩宏图。
司马迁谈到历史的作用时说：“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11]。它 可以“上知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2]。近代 钱穆先生则以警世、润德、明智、励志而概括之 [13]。诚为此言， 则古代的西部对现代国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五
司马迁不但从历史的考察中，叙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还从哲人的睿智中论证了西部在中国的重要的地位，即“收功实”。
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要经过人类对当地自然面貌的改变，也就是开发。西部的开发当然是较早了。大约可以分为这几个时期。新石器时期以前及新石器时期。西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是明证。第二个时期为先秦时期。西周从这里发迹，甚至同穆王西行直至帕米尔，秦人的祖先造父为穆王赶车去会西王母，接着秦人以西部为立足点，统一六国。第三个时期为汉唐时期。这个时期西部的开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便是汉唐政府把西部开发作为政府行为，有目的的去做工作，设立由中央管理的政府机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因此，这一时期是西部发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西部大发展的辉煌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东部及南部利用沿海之便，向外发展，经济开始繁荣。加之，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南迁，西部的发展变得步履缓慢，经济与文化均落后于东南。即使如此，唐以后的各王朝注意着西部。宋太祖曾说：“终当居长安耳” [14] 。宋在西安设永兴军路，作为对西夏战争的补给中心。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他的儿子芒哥剌封为安西王，府城在西安。明代在西安封有秦王，为朱元璋的次子。清朝驻西安的总督管理着陕西三边四川的军务。所谓安西云云，仍是说明西部在其王朝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时序进入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西部大开发的热浪一阵一阵扑面而来。这是在东南大发展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着西部的发展将带动的是全国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
这次的西部开发同样是政府行为。但是，它同司马迁时代的汉政府对西部的开发和司马迁以后的唐政府对西部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对西部开发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有论者说西部开发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16]，并不完全正确。但是 ，这次的西部开发无论从目的、规模、政府重视，均与汉唐有本质不同。这次的开发，目的更明确、规模更宏伟、政府更重视，所以方法更得当，步骤更坚实，措施更得力，重点更突出。所以说，它是对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的继承，又是划时代的发展。
西部开发从现象上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实质上讲它是个系统工程。西部开发的过程，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律动。西部开发的结果，又必然是西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发展后带来一个新西部。
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将来是现在的发展。西部的过去，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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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历史积淀，源远的文化流长，汇集成的人文遗产，在西部开发中是一笔丰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常用常新的无形资产。有的人总将这些历史遗产归之于包袱，如云“传统文化积淀太厚”等，“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致命桎梏” [16]。这是只见其害，不见其利。 司马迁正是总结了西部的自然、历史、人文遗产，才提出了“收功实”这一著名论断。这是他的过人识见。
历史留给西部人丰厚的遗产。第一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五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两处，还不算约有一半在西部的长城。迄今27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9处，还不算长城。今后还会有一些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必然会在西部开发中发挥重大作用。正如孙家正所说的：“在开发西部经济的过程中，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振兴西部文化，对我们来说是繁重的任务” [17]。这也说明了开发西部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它是一项系统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多元律动。
文化本身有服务经济发展的内容，同时更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发展经济是人去干的，是人的社会行为在起作用。“文化就是那种在一个集团或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中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 [18]。这种行为模式对社会(包括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文化行为的群体性与规则性，制约着人们行为的意向，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
西部的文化积淀，不管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文物遗址，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雄浑奇伟的自然景观，总体来说，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黄帝重发明(重视人才)等奋斗、创造精神和追求真理不怕强暴的精神，以及永不满足刻意进取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被认为是民族精神。这些精神不但在西部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反映，有些本身就是西部的产物，例如， 周易中的自强不息思想。而易是伏羲、周文王的专利，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有卦台山，为伏羲画卦处。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它的价值首先在于精神方面。它是团结人民的精神力量，又是鼓舞激励人民的思想武器，又是升华人的心灵重塑人的思想的重要资源。它可以教育子孙后代，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对于培养中华民族一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的重要借鉴与资源，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科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传统的文化，便没有文化的传统。离开了历史文化遗产，便不会有今天的科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大量古代科技和艺术成果，至今还在被利用、借鉴和继承，成为发展、繁荣现代科技、文化、艺术不可缺少的条件。
人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鉴赏和研究，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审美价值的教益。所以说，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利用这些文化遗存，发展旅游事业，开发第三产业，也更是目前不少人趋之若鹜的行为。它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笔重要财富。但是，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保护和利用是有矛盾的。只能按照文化遗存保护的规律去利用，而不能见利就上，竭泽而渔，那样做只能成为千古罪人。
西部的神秘构成了它的魅力。只要能够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文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展示现代科技的作用，一个山川秀美的、古迹焕发青春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西部将屹立在中国的西部。这也就是司马迁说的“收功实”。

注释：
[1]《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2]《水经·渭水注》主天水说，现代陕西学人主黄陵说，见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
[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4]《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5]《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7]《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8]《禹贡》的成书年代，郭沫若认为成于战国初，见《十批判书》《青铜时代》 《奴隶制时代》；顾颉刚认为成于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80年前后，见《禹贡注释》。尹世积认为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见《禹贡集解》。下引文见此书1957年商务版。
[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以下所引，不注者均准此。
[10]《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三十一。
[11]《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12]《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4]《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
[16]曹钧泰：《用邓小平理论的开拓性思考西部大开发》，《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2 期。
[16]靳绍栋：《宝鸡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有新思维》，《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 第2期。
[17]《创造中国西部新文化》，2000年3月30日《中国文化报》。
[18]〔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李天纲 、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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