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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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是秦相吕不韦招集其门下宾客所著，《史记·吕不韦列传》 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士，如荀卿 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吕不 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其书系统庞大，内容繁杂，是一部综合百家之言， 博采众家之长的书籍，班固将其归入杂家，指出其特征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 ， 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1]从《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来看 ，主要采取的是儒家 、法家、兵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农家的部分学说，加以综合而取其所长，形成它的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以“准备用来作为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作为新建立的统一王朝的施政纲要的”[2]。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其中有关军事理论部分集中在十二 纪中的孟秋、仲秋、季秋纪中。十二纪中的首篇和《礼记·月令》篇相同，“它是战国晚期 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的统一王朝制定的行政月历。它按照天人感应学说，主张统治者必须 按照每个月自然界的变化，从人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对生产的管理和政治、军事、宗教上的活动。”[3]其中秋季是专门讲军事的。秋季是万物萧瑟的季节，有肃杀之气，所以 《吕氏春秋》“十二纪”于秋季主张“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 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以下，我们主要根据十二纪中的秋季诸篇即《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顺民》《知士》来分析探讨《吕氏春秋》一书中的军事思想。
一、“义兵”思想
“义兵”也即正义之兵、正义之师。其中“义”的概念主要是汲取儒家思想中的“仁义”而 来，另外也吸取了墨家的一些“义兵”思想。
鼓吹“义兵”，主张由“义兵”来统一天下，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秋季诸篇反复论述 的主题。虽然作者是站在秦国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秦的攻伐战争张目，但其反映的战争观念是 进步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
战国以来，长期的兼并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所到之处，人民流离失所 ，暴骨草莽；田园荒芜，无以为生。《吕氏春秋》的作者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 苦不可以加矣，天子即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4]。战争给 社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更是惊人，著名策士苏秦说一场战争的损失“十年之田不偿矣”[5]。 另外，长期的分裂兼并战争给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影响。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的普遍推广，使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商业和交通事业的发 展，使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和互相依赖性进一步加强。但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诸侯各自为政、以邻为敌。凡事总是以本国利益为重而不惜以邻为壑，如对于水利的管理就往往是 “壅防百川，各以为利”。对于商业，各国也都各自在边境设立卡，征收苛税，严重阻碍了 商品流通。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统一，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饱受战争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要求统一。统一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历史发展的主流。
但统一只能由当时社会政治比较进步的国家来完成。战国晚期的秦同山东六国相比，政治最 清明、经济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所以由秦来完成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为了促进统一事业早日完成，《吕氏春秋》的作者也即在秦活动的兵家学派大力鼓吹“义兵”学说，以为 秦统一战争的实践提供思想理论指导。事实上，秦从吕不韦当政以来，一直在实践着《吕氏春秋》的“义兵”思想。据杨宽先生《战国史》的考证，战国晚期以后，秦在进行兼并战争 中不再以大量杀戮士兵及人民群众的生命为目的，这同昭襄王时期秦每战动辄斩首数十万是有明显区别的。[6]
战国初期以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战争观念最为鲜明，一种是“偃兵止武论”，一种是以兵 攻 兵的“义兵”学说。两个有名的主张“偃兵”学说的士人，一个是公孙龙，一个是惠施。《吕 氏春秋·审应》篇云：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应言》亦云，“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 ”。《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 兵”。另外，以老子、孟子、墨子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也主张停止战争，如老子反对大国兼 并小 国的战争，他说：“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指无为)，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7]他主张 以无为来争取天下的归向。孟子主张通过实行“王道”和“仁政”来完成统一，反对兼并战 争，他说，“善战者服上刑”[8]。墨子主张“兼爱”“非攻” [9]，平心而论，战国诸子从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带来灾难这一点来立论反对兼并战争，主张以“王道”“ 仁政”来统一天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他们脱离当时社会的实际尤其是提倡偃兵学说，看不到分裂割剧形势下战争产生的根源和必然性，一味地侈谈停止战争就是一些迂腐之见了，因而他们的学说一般也不为当世统治者所采用，这也正是《吕氏春秋》的作者所说的 ，其游说虽然有力，言谈虽然雄辩，引用的文献虽然广博，然“尤不见听” [10]。相反 ，当世的一些法家和兵家正是看到了当时历史的现实和趋势，即周天子王权失坠，天下乱而无统。诸侯之间出于对土地、人民、财产和权力的强烈欲望，相互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这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并且越来越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前，诸子的非战言论显得十分苍白，也根本无力拯救社会。相比之下，法家、兵家之说由于顺 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也为当世统治者所采用。《吕氏春秋》的作者正是在继承前代兵家进步战争观念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义兵”思想，认为只有正义之师才能结束分裂割剧 局面，使社会重新回到统而有序的正常轨道。
在《荡兵》篇里，作者首先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战争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曰“古圣王有 义兵而无偃兵，兵之所由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又曰，“兵所自来者久矣 ，黄炎故用 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 者则不足 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 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偃兵。” 作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社会进化过程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斗争关系出发，认为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战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的发生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具有历史唯物论成分的进步观点。但作者把战争视为与生俱来的事物就不足可取了，也明显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 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的斗争形式。”[11]所以战争不是从来就有 的，也不是永恒的，战争只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和国家形成以后，才出现阶级压迫和反压迫反侵略以及推进历史进步等各式各样的战争。理所当然，只有当生产 资料的私有制以及阶级和国家消亡以后人类之间的战争才会消亡，这时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说明战争的必要性，《吕氏春秋·荡兵》篇又云：“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 立 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罚，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罚不可偃于天下。”作者认为，“义兵”是除天下之凶残，解百 姓于倒悬的利剑。是救治天下的“良药”，所以“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夫有以 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 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 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但是，作者在论述进 步的战争观念、主张为正义而战之时，却把人类一切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国家民族以及阶级集团之间所有具有对抗性质的思想和行为均视为战争，认为战争只有微和巨的差别，说什 么考察战争的细微之处，“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 推，兵也；连持，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意 即争斗之意隐藏在人们心中还未表露出来，这就是战争；言辞傲慢是战争；推推拉拉是战争；聚众斗殴是战争；三军攻伐是战争。这就把战争的范围大大扩大，也反映出作者对战争概 念理解的错误。除此而外，作者的大部分观点还是有价值的。
作者认为，正义战争是“诛暴君，振苦民”的战争，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包括敌国人 民利益在内的进步战争，因此人民对它的喜悦，就会像“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 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之，而况于暴君乎?”[12]
在《振乱》篇中，作者还对当世的一些“非攻”“偃兵”思想进行了批判。作者说：“今 之世者，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如果反对攻伐，选取救守，那么扶植有德， 消除暴虐，奖赏正义，惩罚不义的方针就无法实施。如果反对攻伐，就是摈弃有德，惩罚正义，也即阻挠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助长夏桀、商纣的罪恶。所以，“乱天下害黔首者，若 论为大”。作者还以历史上的夏桀、殷纣、吴王夫差、智伯瑶、晋厉公、陈灵公、宋康王这七个暴君为例，说明世上无道之君恣意妄为而攻伐不可停止的道理，说他们“大为无道不义 ，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 之死者，大实平原；广堙深溪大谷，赴巨水积灰，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 。以至于今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 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13]意思是说，世上的无道 君主，残杀的无辜百 姓不计其数；青壮老幼以及母腹中的胎儿死去的遍及原野，填满了深谷，流入了大河，战火的积灰填平了沟壑。人民冒着飞矢，踏着利刃，忍饥挨饿，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今天，愈演 愈烈。暴露在原野的尸骨多得无法计数，聚积的封土筑成的坟墓像高大的山陵。此情此景真使当今的兴主仁士扼腕痛心。如果反对攻伐，就会使像历史上这七个暴君一样的世主逃脱正 义之师的惩罚。那么，给天下的百姓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对于战争，正确的态度应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14]
由于提倡义战，所以作者主张正义之师用兵作战之前，必先发表檄文。明确宣告义师是为了 拯救百姓的生命，只诛杀“不得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 15]义师进入 敌国境内，“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16]正义之师攻克敌国，不杀戮士兵百姓，“独诛所诛而已 ”。并“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救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 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这样老百姓就会归之如流水， 望之若父母，那么就可以取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17]的功效。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 已认识到正义之师将会得到人心，使敌人“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在《决胜》篇里，作者 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意即符合正义的战争，就会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促使其国内人民与其统治者离心离德，导致敌国内部的混乱。这样，敌人就会不战自败。
在《论威》篇中，作者进一步论述了“义”与国家治乱安危和胜败的辩证关系。指出“义” 是“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并一再强调，“过 胜之，勿求于他，必反于己”，即战争胜败关键在于自己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还是 非正 义战争。是正义战争，就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也能赢得国际上的援助与支持，为战争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是非正义战争，不但得不到国内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且会 失去国际援助，搞得众叛亲离从而导致战争失败。这一思想认识同《管子》十分接近，《管子》曰，“军之败也，生于不义”。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兵家能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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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认识水平， 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
二、战略思想
《吕氏春秋》的核心是讲“义兵”，为了义兵的决胜，作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战略思想，以作为义兵克敌致胜的指导思想。
重视战略决胜思想，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兵家强调的重点。
《吕氏春秋·论威》等篇涉及到了作者的战略致胜思想，其文大意是说古代的正义之师出兵 尚未交锋，而威力就已经显示出来发挥作用了，敌手就已经降伏了，难道还一定得冲锋陷阵进行厮杀吗?即“古之至兵，才(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 鼓干戈哉?”所以“善谕威者，於其未发矣，於其未通 也。 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意即善于显示威力的其威 力在于它尚未出兵作战 之前就显示作用了。威力这东西深远难见，谁也摸不着它的真实情况，这正是威力达到顶点的情形。
以威力决胜，实质上也含有战略致胜之意。换句话说，就是首先使自己处于战略上的有利地 位，先谋划造就不被敌人战胜的威力。这样，兵不接刃而敌已服矣，这与孙子的“不战而屈 人之兵”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要先对敌形成威力，就必须爱士养民争取民心，以换取人民的“尽其力，死其上”。在《爱 士 》篇里，作者强调说，做君主的一定要施德爱民，因为，“行德爱民则民亲其上，民亲其 上，则乐为其上死矣。”在这里，作者特别举出春秋时期的秦穆公、赵简子贤明爱士的例子 来说明君主“行德爱民，民乐死其上”的道理[18]。战争是一场生 死存亡的竞争，在战争 中，不是敌死就是我亡，所以《吕氏春秋》的作者特别提醒为民君主者对于生死存亡的道理一定要弄明白，并认为这是“用兵之精者也”，所谓“存亡生死，决于知此而已矣。” [19]
在《顺民》篇中，作者认为，取得民心的关键是顺应民心。它以历史上凡成就功业者 如商汤 、周文王、越王勾践为例指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 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同悦)，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打仗凭借民众， 民众作战凭借勇气，勇气来自于高昂的士气。士气旺盛民众作战就勇敢，勇敢就能取胜；士 气丧失民众就会怯懦，怯懦就可能战败。所以怯懦与勇敢的变化虽然无常，但却自有其道，即凡事是顺应民心民意呢还是逆民心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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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20]，这是为君者不得不明察的关键。
三、战术思想
1.用兵原则
为了使正义之师战而胜之，《吕氏春秋》秋季诸篇总结出许多用兵原 则，以作为“义兵”作战的指导原则。
其一曰：先发制人思想。《论威》篇说，“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 迟后与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兵之胜者也。”
其二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论威》篇曰：“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 ，则得之矣。”这句话读起来很咬口，其实含义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用兵的关键，在于知道“谋敌人之所不谋与所不禁之处”[21]，也即《孙子兵法·计 始篇》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其三曰：“兵不厌诈”，以谋制胜。《决胜》篇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 其中“智”就是讲智谋、韬略之意。作者说，善用智谋就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就会知道用兵作战中虚实盛衰的发展变化，就会知道先后、远近、行止的策略。
其四曰：“因敌制胜”。《决胜》篇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 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谓之神，神则能不可胜也。”这里， 《吕氏春秋》的兵家继承了孙子的“因敌制胜”思想，这种思想特别强调要依据敌情变化而 采取灵 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争取战争胜利，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形象地比做水流因地形而变化，曰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其五曰：掌握战争主动权。战争的主动权也就是“军队在战争中的行动自由权。行动自由 是 军队的命脉，失掉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有被打败或被消灭的危险。”[22] 《孙子》的“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就含有掌握战争主动权以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之意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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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指挥者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它说：“夫兵贵在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所 以，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也就掌握了不可被敌所战胜的策略，以此来与可以战胜的敌人交锋，就会“兵无失矣”。[23]
作者还指出，凡用兵作战获胜都是敌人犯有过失的缘故，战胜犯有过失的敌人，行动一定要 “必隐必微，必积必抟。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隐”和 “微”都有隐蔽潜藏之意，“积”和“抟”都有聚积专一之意。作者认为，能做到隐蔽就能 战胜公开的敌人，能做到潜藏就可以战胜暴露的敌人，能做到聚积力量就可以战胜零散的敌人，能做到集中兵力就能战胜力量分散的敌人，这才是“胜之一策”也。[ 24]
2.选练精锐思想
《吕氏春秋》很重视对于士兵的选练，在《简选》篇中，作者特别把“选练角材”视为“义 兵之助”的四个因素之一：“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 其精也；统帅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选兵思想的是孙武，《孙子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但大规模 的选练士卒是始于战国以后。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兵书《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兵书都有专门的篇章谈选练士卒之法。《吕氏春秋》的兵家继承了前代兵家的 这一精兵思想，并重点论述了选练精锐与“义兵”致胜的关系。
作者在文中首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武士不选”就可以作战的言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世 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疲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 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锄 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的说法是“不通乎兵者之论”，表 现了作者对选兵练卒的 重视。作者认为，只有“简选精良，兵械利，令能将将之”，才能成就如商汤、周武王那样 的王业或齐桓、晋文、吴王阖闾那样的霸业。认为有利的山川形势；锋利坚固的兵甲器械；精锐强壮、训练有素的士兵这四者是正义之师进行战争的辅佐，是克敌制胜的策略之一 。
3.提倡培养将士的勇猛果敢精神
在《吕氏春秋·决胜》篇里，作者把将帅的勇猛果断、随机应变能力视为用兵之道的根本， 同“义”“智”相提并论。认为将帅勇猛果敢，就能临事果断，指挥作战行动时就能像雷电、旋风、暴雨，就能像山崩溃决一样势不可挡。将帅指挥作战需要有勇猛果敢临事当断的 作 风，士兵作战同样需要勇猛果敢奋不顾身的精神。作者认为，士兵勇猛果敢的精神来自充实饱满的士气，所谓“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 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善于用兵者，一定要注意培养士兵作战的勇气 ，否则“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25]
《吕氏春秋》所论述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前代兵家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它的战争理论中最鲜 明的一点还是其进步的战争观念即“义兵”思想。
“义兵”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对战争本质问题的一种认识水平。在《孙子》成书的年代，作者对于战争本质问题尚未论及，所以也没区别所谓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孙武 只是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出发，指出了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曰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后的兵书大都继承了孙武 这一观点。最早对战争性质问题有所论及的是《管子》《司马法》及孔子。《管子·参患》曰：“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大戴礼记》记载孔子是主张进行“禁残止暴”的 战争的。他说：“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矣”。《司马法·仁本》曰：“杀人安 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些看法表达的都是 一种进步的战争观念。到了战国晚期，对战争性质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如《尉缭子》一书就对战争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和论述，它第一次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动 因。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外在表现形式。战争的动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尉缭明确反对为“挟私利而战”的非正义战争，主张进行“挟义而战”[ 26]的进步战争。
如果说《尉缭子》的“义战”思想还仅散见于个别篇章中的只言片语的话，那么《吕氏春秋》的几个篇章就是全面而集中论述“义兵”思想的著作了，并且是对《尉缭子》“义战”思 想的进一步发展。《吕氏春秋》十二纪秋季十二篇论兵的文章可以说都涉及到了“义兵”问 题，其中孟秋季四篇《荡兵》《振乱》《禁塞》《怀宠》是集中论述“义兵”问题的 篇章。作者从战争的起源论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当时社会的现 实论述了进行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从兵法的讲究论述了“义兵”决胜必须遵循的原则。总之 ，作者是主张以正义战争消除封建割据、完成社会统一的，因而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正处在一个大的转折阶段，在这一社会转型期，战争始终是推 动中国古代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驱动器。如学者所说，“《吕氏春秋》的作者是站在秦 国统治者的立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全国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提出了用进攻性的战争消除封建割据局面的主张。”[27]由于《吕氏春秋》的“义兵 ”思想表达的是一种进 步的战争观念，所以，战国末期的这场统一战争也就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是一种进步的战争。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2][3][6]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4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版。
[4]《吕氏春秋·振乱》。
[5]《战国策·齐策五》。
[7]《老子·四十章》。
[8]《孟子·离娄上》。
[9]《墨子》《兼爱》《非攻》。
[10][12]《吕氏春秋·荡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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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14]《吕氏春秋·禁塞》。
[15][16][17]《吕氏春秋·怀宠》。
[18][19]秦穆公是春秋史上有名的英主之一，《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了秦穆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的故事。后来，岐下野人帮助穆公在韩原之战中打败晋国。《爱士 》篇 就此事评论说“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贱人”指下层劳动人民作君主的对之宽饶，则 “贱人”就会为君主竭尽其力。赵简子名赵鞅，晋顷公时期的执政大夫。他也是一位爱士的典型。《爱士》篇说，一天晚上，任广门邑小吏的阳城胥渠因病求要赵简子心爱的一 头白驴的驴肝，赵简子毫不犹豫地杀驴取肝给他治病。后来，赵简子兴兵攻翟人，阳城胥渠亲自带部下奋力杀敌并攻克翟人。《爱士》篇就此事说，“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意即 为 士人作君正法以行其德，则士人就会无德不报。作者从以上两例说明“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的道理。
[20]《吕氏春秋·顺民》。
[21]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注第479页，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
[22]《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二册第1256页，“战争与主动权”，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23][24][25]《吕氏春秋·决胜》。
[26]《尉缭子·兵权》《武议》。
[27]张国光：《〈吕氏春秋〉中关于战争的理论》，《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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