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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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

王子今
内容提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津关令》在有关汉初关禁制度的内容中，举列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五关。通过五关位置的考察，可以认识当时区域地理学“关中”概念的涵义以及区分“关中”“关外”的界线，也可以了解当时人的方位意识。五关位置关系大略形成一条南北轴线的情形，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 津关令 五关 关中 南北轴线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秦汉史研究特别是汉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二年律令》中《津关令》的有关内容，就有助于增进对西汉关制以及当时区域地理观的理解。
一
《津关令》严格规定了关津控制人员和物资出入的制度。[1]其中有涉及具体关名的内容，可以提供新的历史地理学信息。如：
例（一）
二 制诏御史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四九二
例（二）
九 相国下内史书言函谷关上女子传从子虽不封二千石官内史奏诏曰入令吏以县次送至徙所县问审有引书毋怪 五○二
□□□等出·相国御史复请制曰可 五○三
例（三）
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关郧关函谷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 五○六
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补名为久马为致告津关谨以藉

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五年级

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 五○七
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诊及獄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 五○八
例（四）
相国上南郡守书言云梦附宝园一所在朐忍界中任徒治园者出人扜关故巫为传今不得、请以园印为传扜关听 五一八
按照整理小组意见，释文作：
例（一）
二、制诏御史[2]，其令扜〈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四九二
例（二）
九、相国下〈上〉内史书言，函谷关上女子传，从子虽不封二千石官，内史奏，诏曰：入，令吏以县次送至徙所县。县问：审有引书[3]，毋怪， 五○二
□□□等出·相国、御史复请，制曰：可。 五○三
例（三）
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4]、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 五○六
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补名为久久马[5]，为致告津关，津关谨以藉（籍）、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
五○七
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獄讯审死亡，皆津关[6]，制曰：可。 五○八
例（四）
、相国上南郡守书言，云梦附宝园一所在朐忍界中，任徒治园者出人（入）扜〈扞〉关，故巫为传，今不得，请以园印为传，扜〈扞〉关听。 五一八
对照上下句文例并参看图版，可知简五○六开头的“议”，似应释为“十一、□□议……”；简五一八开头的“、相国……”，似应释为“十七、相国……”。又简文“扜关”，不必释为“扜〈扞〉关”。古文献或作“扜关”，或作“扞关”。《玉海》卷二四“楚扜关”条引《楚世家》、《张仪传》、《战国策》、《盐铁论》、《公孙述传》都写作“扜关”。《汉印文字征》第十二·十“扜”字题下有“扞关长印”，第十二·四“关”字题下有“扞关尉印”，可能与所谓“扞关长印”一印两录。从字形看，其字其实是“扜”。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扜关”是目前所见关于此关最早的资料，似不宜轻易改作“扜〈扞〉关”。而“函谷【关】”，似不必补“关”字。又简五○六释文标点可以商榷。而简五一八“云梦附宝园一所在朐忍界中”，据《汉书·地理志上》巴郡朐忍“有橘官、盐官”，《华阳国志·巴志》朐忍县有“盐井、灵龟”，《水经注·江水一》“朐忍县出灵龟”，简文“宝”字释义似可存疑。如此，则释文可以修正为：
例（一）
二、制诏御史，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四九二
例（二）
九、相国下（上）内史书言，函谷关上女子传，从子虽不封二千石官，内史奏，诏曰：入，令吏以县次送至徙所县。县问：审有引书，毋怪， 五○二
□□□等出·相国、御史复请，制曰：可。 五○三
例（三）
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关、郧关、函谷、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 五○六
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补名为久久马，为致告津关，津关谨以藉（籍）、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
五○七
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獄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 五○八
例（四）
、相国上南郡守书言，云梦附宝（？）园一所在朐忍界中，任徒治园者出人（入）扜关，故巫为传，今不得，请以园印为传，扜关听。 五一八
简文内容的确定释义，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
二
简文所见“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五关在当时区域地理划分中的地位，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例（一）、例（三）、例（四）所见“扜关”，整理小组注释：“扞关，即江关，《汉书·地理志》巴郡鱼复县有江关都尉，在今四川奉节东。”[7]其实，“扞关”，《史记》已两见。《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又《张仪列传》：“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可见，扞关，是楚地的西界，也是巴蜀的东界。《后汉书·公孙述传》：“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8]“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也说“扞关”是巴蜀的东部关防。《续汉书·郡国志五》也写道：“（巴郡）鱼复，扞水有扞关。”[9]《汉印文字征》“扞关”实即“扜关”，已见前说。
例（一）及例（三）所见“郧关”，整理小组注释：“郧关，《汉书·地理志》汉中郡长利县有郧关，在今湖北郧县东北。”[10]《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郧关。”有人认为“郧关”是“徇关”之误[11]，其说未可信从。郧关，是项羽等以“巴、蜀亦关中地也”，于是“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的“汉中”地方的东界。
例（一）及例（三）所见“武关”，整理小组注释：“武关，《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县有武关。商县在今陕西商州东，关在其东南。”[12]武关曾经是秦、楚之界，又扼守秦、楚主要通路。战国时期秦、楚外交、军事许多故事均涉及武关。刘邦正是由武关“破关中”[13]、“定关中”[14]的。汉景帝时，周亚夫出击吴楚七国叛军，也经武关东进。[15]
例（一）、例（二）、例（三）所见“函谷”，整理小组释文作“函谷【关】”，整理小组注释：“据文意‘谷’字下脱‘关’字。函谷关，《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弘农县有‘故秦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16]关名一例写作“函谷关”，两例则写作“函谷”，或许未必“‘谷’字下脱‘关’字”，“函谷”也许是当时曾经通行的简称。
例（一）所見“临晋关”，整理小组注释：“临晋关，属左冯翊临晋县，在今陕西大荔东朝邑镇东北。”[17]例（三）未出现“临晋关”，可能是因为已经包括在“诸河塞津关”之内的缘故。[18]
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津关令》，数见“关中”字样[19]，理解这里所说的“关中”，应当考虑到同一篇律文中“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的地位和作用。
“关中”的区域地理定义，在西汉史学文献中已经有所不同。有学者指出，“西汉时的关中或泛指战国末秦国的故地，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或仅指今陕西关中盆地，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关中，自汧、雍东至

中国历史人古代故事书

河、华’的范围。”[20]而所谓“今陕西关中”地方，则是说后来通行的“关中”一语所代表的方域。关中，“有人说它是在四关之中，有人却说它是在两关之间。所谓四关是指的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21]所谓两关之间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函谷关和散关[22]，一种是函谷关和陇关[23]。”其实四关之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24]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本来关中的名称只是表示函谷关以西的地方。”[25]不过，“就关立论的说法虽说是后来才有的，却相当符合当时的情况。”[26]
我们看到，《史记》中所见“关中”，涵义确有狭义之“关中”和广义之“关中”的区别。
秦末战争中，刘邦先入关受降，然而因兵势弱小，不能不承认项羽的军事霸权。在项羽分定十八诸侯之后，被迫以汉王身分率部众前往汉中。刘邦当时统辖的地域，包括巴、蜀、汉中，以南郑（今陕西汉中）为都城。项羽又特意分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以防备刘邦的势力扩张。这一情形，《史记·项羽本纪》记述：“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高祖本纪》也写道：“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然而《秦楚之际月表》则记述：“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又分述道：“分关中为汉。”“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分关中为翟。”可见，巴、蜀、汉中，也曾经明确包容于“关中”的地域概念之内。《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其实，所谓“巴、蜀亦关中地也”，并不完全是强辩之辞。
《史记》“三分关中”的说法，是取“小关中”之义；而“分关中为四国”的说法，则是取“大关中”之义。
司马迁明确使用“小关中”概念的例证，除了“三分关中”之说以及上文提到的《货殖列传》所谓“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之外，还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关于萧何事迹的记载：“以客初起，从入汉，为丞相，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上定诸侯，为法令，立宗庙，侯，八千户。”“备守蜀及关中”一句，也表明“蜀”是在“关中”以外的。
而《留侯世家》写道：“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似乎“陇蜀”或“巴蜀之饶”、“胡苑之利”，都在“关中”之外。《货殖列传》又可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的说法，则与“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三分关中，立秦三将”也有所不同。因为由“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可知，在所谓“三分关中”的“关中”概念中，是包括“上郡”的。
这样，我们在司马迁笔下，就可以看到多种关于“关中”的地域界定：
1.“关中”指渭河平原，即后世所谓“秦川”。（“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左殽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2.“关中”指秦岭以北的秦地，包括今天的陕北地区。（“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三分关中，立秦三将”，“分关中为翟”）
3.“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巴、蜀亦关中地也”）
最后一种界定，可以称作“大关中”说。
《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基本经济区划分的论说中，可以看到使用“大关中”概念的典型实例。
司马迁综述各地物产，写道：“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于是，将全国划分

中国历史重大事故事件表

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基本经济区。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这种划分方式是大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山西”，通常理解为崤山或华山以西的地区，与所谓“大关中”的涵义相近。《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张守节《正义》：“谓华山之西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又有“河东山西”条则提出另外的理解：“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东，五国之交。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按照《史记·货殖列传》中“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的说法，“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之说似亦可成立[27]。然而，司马迁在这段文字之后又说道：“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则显然已将河东归入“山东”地区。山指“太行”之说似未可从。所谓“山西”，应当大致是指以关中为主体的当时的西部地区。巴蜀地区与关中交通已久[28], 又有秦人曾以关中模式进行开发的历史背景[29]，因而有时亦划归同一经济区。[30]
在进行宏观经济地理分析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将巴、蜀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一般狭义的“关中”合而为一，于是形成包容较广的“关中”的概念，并且如此论述这一基本经济区的重要地位：“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这段文字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关中”，即所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和所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关中”，前者为狭义的“关中”，后者为广义的“关中”。
很可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津关令》的法律条文所体现的区域地理观，是使用了“大关中”的概念的。也就是说，以“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划定界限的“关中”，是包括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也包括了“巴、蜀、汉中”地方的。
现在看来，在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时代，广义的“关中”即“大关中”的概念，可能是得到社会一定层面共同认可的。[31]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五关的列定，则说明汉初这种“大关中”观已经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确定。
《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汉书·地理志下》写作“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史记·高祖本纪》也记载：“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同样说明在当时的区域地理概念中，“关中”和“秦地”是大体一致的。又《项羽本纪》写道，“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其中“至关中”和“入秦”的涵义也是基本相同的。“关中”的对应概念是“关外”。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关中”与“关外”的对应关系，又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津关令》。例如简五○○至五○一就有关于“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情形的文字。又如简五○四：“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简五一三：“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节（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简五一九：“请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得买骑、轻车、吏乘、置传马，关中比关外县。”也是同样的例证。“关中”和“关外”，从用词的语气分析，应是秦人立场的体现。《战国策·秦策四》所谓“关中之候”、“关内候”之“关中”、“关内”，明显是说秦国。看来，“关中”，很可能是秦占据函谷关之后形成的区域地理概念。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使用“关中”这一区域地理概念，或许也可以作为汉法承袭秦法的例证。
四
一说扞关关址即汉江关都尉所在，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位置，则偏西。《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任乃强先生说，“楚所作之扞关，在汉水流域。”又说：“大抵国境上筑关扞敌，皆可成为扞关，原不专指一地。张仪所言之扞关，当在巫山县之大溪口，即瞿唐峡东口。其时楚已据有巫山盐泉，设此关以备巴国争夺也。此处所云‘扞关’，为巴人备蜀而置，当在瞿唐峡西口，即白帝城。亦称‘江关’。”[32]然而《水经注·江水二》明确写道：
又东出江关，入南郡界。
江水自关东迳弱关、捍关。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
捍关，就是扞关。“江水自关东迳弱关、捍关”，谓江水自江关东流，经过捍关。则捍关非江关无疑。“夷水”、“秭归”等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捍关即扞关所在。《玉海》卷一○引《括地志》也说：“扞关，今硖州巴山县界故扞关是。”《史记·张仪列传》张守节《正义》：“（扞关）在硖州巴山县界。”《后汉书·公孙述传》李贤注也说：“故基在今硖州巴山县。”唐代峡州州治在今湖北宜昌，巴山县治在今湖北长阳西。又《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长阳县》记载：“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佷山县地，即古捍关，楚肃王拒楚之处。”可知捍关、扞关、扜关的大致位置，当在今湖北秭归附近。
如此，则《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除临晋关稍偏西以外，其余四关由北向南，恰好构成一条大致端正的南北轴线。这五座关的位置，竟然都在东经110°与111°之间。
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不久前发现大批秦简的湖南龙山里耶遗址[33]，也大致邻近这条南北轴线。这一地点在当时交通结构中的地位和意义，也许因此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在陕西三原嵯峨乡天井岸村发现西汉天齐祠遗址，据研究，发现相关几组西汉大型建筑群的轴线竟与汉长安城南北轴线相合。“调查结果证实，西汉时期曾经存在一条超长距离的南北向建筑基线。这条基线通过西汉都城长安中轴线延伸，向北至三原县北塬阶上一处西汉大型礼制建筑遗址；南至秦岭山麓的子午谷口，总长度达74公里，跨纬度47′07″。”“该基线设立的时代为西汉初期。”他们还指出，“这条基线不仅长度超过一般建筑基线，而且具有极高的直度与精确的方向性，与真子午线的夹角仅O.33°。”这条基线最南端为子午谷，向北依次为汉长安城、汉长陵、清河大回转段、天井岸礼制建筑遗址。自子午口至天井岸礼制建筑中心连线上最大水平偏离点为

中国历史故事的演变

汉长安城南面中央的安门，东偏约160米，偏距与总长度的比例为万分之22。研究者还提请人们注意，经过武库的这条建筑基线“恰巧将陕西关中盆地中分为左右比较匀称的两部分，而且基线穿越的地点又是关中盆地最宽阔处”。研究者还试将这条建筑基线南北延长，发现西汉汉中郡治和朔方郡治也在其延长线上。如果这两座汉城选址时确实是与这条基线有关，则基线长度实际上长达870余公里，更加宏伟可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曾经“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将这一记载与经过天齐祠与长安城的建筑基线相联系，“似乎可以绘出一幅秦汉时期地理坐标图，这幅图的坐标点为长安城（或咸阳），其纵轴上方指向朔方郡，下方指向汉中郡，其横轴东方指向上朐秦东门。这个坐标系与今经纬坐标相较，轴南端偏西约1°，轴东端偏北约1°，轴南端偏东约30′。其纵轴较直，与横轴又相垂直，与今日子午卯酉坐标系有1°左右的逆时针偏转。这一现象很难仅以巧合揣度。”于是研究者以为，大致可以推定，秦汉时期在掌握长距离方位测量技术的基础之上，可能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34]从这一思路出发，联系“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五关大致同样形成南北轴线的位置关系[35]，似乎对于当时人的宏观地理概念和方向测定技术的认识，可以有所更新。
以函谷关至扜关的直线距离计，我们讨论的这条南北轴线，也已经超过400公里。有测量史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由于兴修水利、筑长城、建宫殿等大规模工程的需要，长度测量技术又有新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方向测定技术也有所进步。”然而所举例证，主要是《淮南子》书中《天文》和《泰族》等篇有关测量理论和测量技术的记录。[36]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有关五关资料的发现，或许可以推进对西汉初年测量学水准的研究。至于五关位置关系是否有更深层的文化涵义，有兴趣的研究者也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文字表述所见“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五关的先后次序，似乎也不应理解为法令起草者随意的列述，其由南而北的顺序，正与汉初地图的方向相符合。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就取上南下北的方向。[37]
还应当注意到，如果以张家山汉简所见“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划定“关中”与“关外”，其界定，正与我们今天所划定“西部”与“东部”的分隔线大略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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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2002年3期。
[2] 整理小组注释：“制诏御史，陈直《汉书新证》：‘《汉书》所记制诏丞相御史，或制诏御史，皆指御史大夫而言，非指御史大夫属官之御史也。’”
[3] 整理小组注释：“引，引见。”
[4] 整理小组注释：“据文意‘谷’下脱‘关’字。”
[5] 整理小组注释：“久，记，指马身上的火印。”
[6] 整理小组注释：“‘皆’与‘津’之间似有脱字。”
[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06頁。
[8] 李贤注：“《史记》曰：楚肃王为扞关以拒蜀。故基在今硖州巴山县。”
[9] 刘昭注补：“《史记》曰：楚肃王为扞关以拒蜀。”
[1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前引书，第206頁。
[11] 《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
[1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前引书，第206頁。
[13] 《史记·项羽本纪》。
[14] 《史记·高祖本纪》。
[15] 参看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1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前引书，第206頁。
[1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前引书，第206頁。
[18] 参看王子今：《秦汉黄河津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1页至第72页。
[19] 如：“制诏相国、御史，诸不幸死家在关外者，关发索之，不宜，其令勿索，具为令。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县道各（？）属所官谨视收敛，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椟槥，以印章告关，关完封出，勿索。”（五○○至五○一）“□，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五○四）“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节（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五一三）“其不得□及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视，为致告关中县道官，卖更买。”（五一四至五一五）“丞相上长信詹事书，请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得买骑、轻车、吏乘、置传马，关中比关外县。”（五一九）“丞相上鲁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买马关中。”（五二○）“·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五二一）“·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五二二）
[2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31页。
[21] 《史记·项羽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说。
[22]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陕西》引潘岳《关中记》。
[23]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陕西》引《三辅旧事》。
[24] 《资治通鉴》卷八《汉纪三》胡三省注。
[25] 史念海：《古代的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版，第26页。
[26] 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45页至第146页。
[27] 张守节《正义》： 盐卤，“谓西方咸地也。坚且咸，即出石盐及池盐。”当然，对于所谓“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亦不宜作简单的绝对化的理解，史籍中即可见南阳地区亦食用河东池盐的实例，如《后汉书·贾复传》记述南阳冠军人贾复事迹：“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
[28] 参看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
[29] 《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王时张仪、张若营建成都城,“与咸阳同制”。四川青川郝家坪出秦武王时“更修《为田律》”木牍，也证实蜀地推行秦田制。
[30] 参看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3页至第14页。
[31] 参看林甘泉主編：《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0页至第46页。
[32]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9页。
[33] 《龙山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简牍》，《关注里耶》，《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9日。
[34]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
[35] 这一纵轴的角度偏差，也呈示微弱的逆时针偏转。
[36] 参看冯立升：《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9页至第34页。其中《泰族》误排为《秦族》。
[37]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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