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公-秦“都邑”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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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都邑”问题讨论

史党社
所谓秦人的 “都邑”研究，是探讨秦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较早的如王国维作《秦都邑考》[1]就有论述。近年探讨的文章很多，主要集中在所谓的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秦的位置和性质，以及秦都城的位置、迁移及功能等两个方面。但是所谓的秦“都邑”的研究，实际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下面我们想就这些存在的问题略加讨论。
一、所谓秦“都邑”的概念
科学的概念是论证的前提。很多论者在探讨问题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用了“都邑”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心目中都城的概念。在笔者看来，“都邑”本身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用它来表达都城的概念是不恰当的。
在先秦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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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泛指城邑，就是城或一般较大的居民点，是人口集居之地。如《商君书·算地》说：
故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陵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2]
又如《战国策·赵策》说：“入都邑，观人民谣俗。”《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民所聚曰都。”云梦秦简《仓律》也有粮仓建在“都邑”的记载，其中“都邑”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由于先秦时代这些人口聚集之地，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因为一般都筑有城，所以“都邑”的意思，就可方便地理解为城邑，都城当然是包于其内的。但若细分，则都、邑还是有别的，例如大家常常引用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那段话：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都邑恐怕还有大小之别，大曰都，小则曰邑。如《战国策·齐策》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鲍注：“小曰邑，大曰都。”齐在地方实行都、县制，“五都”所在也当是齐较大之城，一般较县邑为大。有了这样的区分，显然不能用“都邑”来一概表达都城的意思。按诸家在论述秦都城时，涉及的城邑之名总括如下：西犬丘、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等九个。其中的汧渭之会，并不是城邑名，我们在一篇文章中业已指出[3]。由于有的论者在讨论的时候，事实上把都城的概念与“都邑”等同起来了，所以竟然认为上述九地，皆是都城，进而生出秦有“九都”之说。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作为都城，必是国家之都城，在两周时代，必是指周天子或诸侯国的国都。周边其他民族若有建国之实，也是可有国都的，例如中山国。我们知道，秦人建国，在春秋初年的襄公时代，此前秦人并没有建国，因而对于年代深入到襄公七年（前771年）即位之前的西犬丘、秦、汧三都邑是否为都城，是须加以辨别的。作为秦都城，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是秦国的政治中心，即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按照时间的界限以及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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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条件去衡量，在襄公七年秦立为诸侯后，跨入这个年代区间的秦都邑还有秦、汧两邑。关于二邑是否可称都城以及犬丘、秦、汧三者的地位转换，下文还有申述。
把上文综述起来，其实说了两个意思，第一，“都邑”先秦泛指城邑，不能用这个含混的概念，来表达都城的意思。在用“都邑”这个概念时，一定要头脑清楚，就是指的是城邑，都城、一般城邑皆可曰之。第二，秦之“都邑”，理解为都城时，必定是在秦被立为诸侯之后，此前作为秦政治中心的都邑，不可名为都城，须有明确的时间界定。
二、秦都城的演变过程——秦都城的标准探讨
根据《秦本纪》等文献记载，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伴随着周王朝的政治“外力”的册命作用，秦人在政治上逐步强大，秦祖由附庸而大夫，再到西垂大夫，直到建立了“诸侯”国家，成为诸侯。秦都城，就是在秦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逐步形成的。秦之诸侯国家，主要以地域、行业划分它的臣民，是通过常设的官僚机构来实现对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人群的控制。秦人立国前的前国家阶段，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定位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层次，但是它赖以维系秦人社会的组织手段，必定与立国后的国家阶段有所不同，血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秦本纪》记载，在春秋早期立国后，秦在中央设有史官等官员，在地方最主要的就是立县制。虽然在秦立国后，血缘因素的作用并未消失，但与前国家阶段比较，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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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就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变和秦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具有多重功能的秦都城逐渐形成，那些早期的中心居邑性质的“都邑”，也完成了向典型都城的演变。
从早期中心居邑阶段向典型秦都城形成的时间界限，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小组公布的年表，若以周孝王晚年（前867年左右）封非子于秦为附庸算起，到德公元年始居雍（前677年）为标志，则其间整整经历了190年！
随着秦的国家机器的基本建立，典型的秦都——雍城也出现了。雍城具有都城的基本特点，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宗教、交通的中心，已经具备了东周诸侯国都城的基本要素[4]。雍城是拥有不同阶级身份与生产关系的人群的聚居地，与原来的秦、汧渭之会（应该还有汧，资料缺乏）相比较，居民构成肯定要复杂的多，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在武公时代秦的国家机器的基本确立，与随后的德公时代雍城典型秦都的形成，年代上的衔接，决非偶然！如果把雍城都城属性作为参照，按照这个条件往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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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此前的西犬丘、秦、汧、汧渭之会、平阳（后二者的情况，我们还不能确知，但是相对于雍城，其缺陷是明显的），都部分地拥有了典型秦都的功能。如西犬丘是西畤之所在，在文公立鄜畤于关中以前，作为一个宗教中心是无疑的，秦、汧、汧渭之会、平阳四者都具有政治中心与交通枢纽的功能。西犬丘等诸“都邑“的功能，是典型秦都的分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都逐渐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与秦人建国、秦的国家机器的建立过程，是同步的。
与德公时代始居的雍城这样典型的秦都相比，此前的秦都邑，只是部分地具备了秦都城的功能。若从发展的眼光看，它们虽不具备典型秦都的所有特征，初级特征明显，但也是秦都城发展史上有机的一环。我们认为，只要它符合我们上面提到的政治中心的基本条件就可以算作秦都，但是必须加上时间的界限，就是须在公元前襄公七年（前771年）立国以后。按照此条件，汧、汧渭之会、平阳都可看作秦都城，而西犬丘、秦却不是。此后，灵公曾居的泾阳、献公曾迁的栎阳，也应是秦都，此二者军事目的明显，也是分割了秦都城的政治、军事功能而已。但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它们的都城性质，恐怕也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典型秦都城的形成，是随着秦国家机器的建立同步进行的。随着武公时代秦国家机器的基本建立，作为政权象征的功能复杂的都城也在随后的德公时代完全形成。秦都城的发展过程，也是秦都城标准的形成过程。只有了解了这个过程与标准，才能科学地判断所谓的秦“都邑”是否秦都城。雍城与咸阳，可以说是典型的秦都，汧、汧渭之会、平阳，以及泾阳、栎阳等，虽然并不具备有二者那样完备的功能，但是只要它们符合秦政治中心，以及立国之后这两个基本的条件，还是可以看作秦都的。
三、秦都城研究的误区及其合理导向
现今的学者对于秦都城的探索，存在着许多误区。这些误区集中在对于秦立国前所谓的早期“都邑”的探索上。前述的概念不清，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有的学者含混地用“都邑”表达都城的概念，实际上是把秦早期都邑西犬丘、秦都当作都城来探讨的，殊不知建国前的中心“都邑”与建国后的都城，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都是错误的。另外，在秦早期都邑探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明显的误差。
第一，现在对秦的早期都邑的探索，探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秦犬丘、秦的位置。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就去探讨西犬丘、秦的位置，资料并不完备，科学论证的前提并不充分，所以，若去做这样的研究，是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的。
《秦本纪》中所说的西犬丘，位置在今之西汉水流域，大概没有疑问。此观点从《水经注》始发其端倪，后经王国维、段连勤[5]等的论证，在文献学上已经没有问题。后来有些学者或考古工作者作了一些踏查，开始讨论具体的位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两周之际秦公陵园被发现后，西汉水流域早期秦文化的探讨陡成热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西犬丘位置的寻找。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的解决还得依赖考古资料，但是现今的西汉水流域科学的调查发掘工作，还是非常不足的。现在科学的发掘地点，只有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春秋后期的赵坪墓地，以及正在进行的西山遗址的发掘，规模还是偏小，地点也偏少。近几年，甘肃、陕西、北京的考古工作者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西汉水流域先秦遗址作了大规模和全面的调查，基本弄清了本地区寺洼与周秦遗址的分布状况，其中周秦遗址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有六巴图、赵坪、石沟坪、大堡子山和彭崖等。这些大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而且在其周围还围绕着不少文化内涵相同的中、小型遗址，形成了3个明显的分布中心区：六巴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调查者也推测西犬丘必定在这个三个中心区域之内，但却没有进一步的发掘解剖，没有更加丰富的资料来证明，现今若要明确说明西犬丘的位置，考古资料看来还是缺乏的 [6]。
同样的情况，一直延伸到整个秦人早期历史的探索。现今的秦人早期历史的探索，资料同样不充分，也不具备论证的充分条件。但是，近年秦人早期历史的探索，却十分热闹，文章迭出，笔者也曾参杂其中。按理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秦人早期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作一些有限的合理的推测，不容过度发挥。但是，有论者似乎对许多大的问题已经弄得相当清楚了，我们不知道《秦本纪》那些关于秦人早期历史的区区几百字，以及有限的先天不足的支离破碎的考古资料，还有存在争议的甲骨文、金文资料，到底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
第二，不知道秦都城的演变过程，以及秦都城标准的形成，想当然的说法很多。例如下例。
对于西犬丘地位的臆测。
西犬丘地位，在秦人发展史上，确实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同位于西汉水流域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赵坪墓地这些高级别遗址的发现、发掘，都凸显了西犬丘的重要地位。在文公之前，秦首领或国君所居，与西犬丘确又纠葛。但若象有的论者据此把西犬丘的地位无限夸大，就不对了，这其实是忽视了在西犬丘与秦、汧、汧渭之会的关系系统中，后三者的作用。确实，按照《秦本纪》的记载，非子居秦后，历经秦侯、公伯、秦仲三代，至秦仲子庄公时，又明确记载庄公居于犬丘；文公也在即位初年居于西垂宫，地点也当在西犬丘。襄公时所立之西畤，也在西犬丘附近。但是，如果把西犬丘因此一概说成文公初年以前的政治中心，甚或更晚时期的中心，那又怎样解释秦、汧、汧渭之会与西犬丘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秦、汧、汧渭之会三者，在它们作为秦之首领或国君之所居之时，其政治地位还不如一个并非头面人物所居的西犬丘！细读《秦本纪》，西犬丘实际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时代，就是在庄公时期，后来的襄公、文公，在短暂的时间后，都迁政治中心往汧或汧渭之会了。《帝王世纪》记载，襄公二年迁汧，在这里曾经发现了发现了大量的高级别的墓葬，说明《帝王世纪》的记载是可信的，也昭示了汧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因此有理由说汧曾经是政治中心。文公不但立鄜畤于汧渭之会，还进行了一系列建国立政的措施，这说明汧渭之会也已经是明确无误的政治中心——都城了。可见，说自非子居犬丘以来，西犬丘与秦、汧、汧渭之会四者的政治地位是互相转换、功能互补的，恐怕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真实的情况，可能象我们前所论述的一样，西犬丘、秦、汧、汧渭之会，应该都是分割了作为秦中心都邑或秦都所应有的功能，而不是全部，西犬丘当然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为例，说明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变化。由于在非子被立为周之附庸“复续嬴氏祀”前，没有理由认为西汉水流域的秦人的身份有多高，虽然我们不敢肯定此时秦人的状况就是“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7]的，大概也高不到那里去，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在非子之前西犬丘有秦之宗庙。但在非子之后，秦邑立有宗庙，却应无疑问，因为《秦本纪》记载的非子封秦，就是“复续嬴氏祀”。而后曾经随都迁移，如平阳附近发现的武公及王姬钟，说明平阳有宗庙的存在；此后的雍城马家庄宗庙、咸阳秦宗庙的存在，都是证据。西犬丘是襄公始立的西畤之所在，但是在随后的文公时代，在关中西部也立鄜畤，所祭也是白帝，没有理由认为在立鄜畤已立之后，秦人在祭祀白帝之时还要跑回西犬丘。所以，鄜畤立于关中，祭祀同一个神灵，至少可看作是西犬丘宗教地位下降的标志。综上，由非子之后宗庙在秦、文公之后鄜畤之立，起码可以说明西犬丘之宗教地位是逐渐下降的。
宗教作为秦文化的较高层次的内容，可以看作是政治的分支。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昭示了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升降过程。虽然鄜畤立后，西畤也未废止；同时也存在秦公曾居西犬丘的记载——有作为处理政事的宫殿——西垂宫，但是，西犬丘的地位在非子之后逐渐下降，是确凿无疑的。明白若此，又怎么能把西犬丘的地位无限拔高、而忽视了同时存在的都邑的作用呢？
与上相联系，对于判断秦都标准的认识也是混乱的。
由于对于秦都城形成的过程缺乏深入研究，不了解秦都城的功能，是一个逐步的完善发展过程；更不了解的科学的都城概念。所以，不能准确分辨在考古遗存中，那些应是构成都城的要素，在认定都城的位置、判定相关的考古遗存的性质时，众口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笔者认为，都城作为秦诸侯国家之国都，必定是秦中央政府之所在。那么，在考古发现中就应去寻找可以表达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都地位的遗存，例如朝宫等可以象征中央权力的设施。在秦来说，按照《秦本纪》的记载，秦国君处理国家事务，是在某宫殿中，就是《秦始皇本纪》后部分所说的自襄公起，秦公所居之某宫。在这里，附近有无秦君及贵族墓地，有无畤、宗庙等祭祀中心，以及城的大小和规模，反倒成了判断是否都城的次要因素了，虽然这些因素也是权力结构的象征，并且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西犬丘在襄公、文公之时，可能在二公初立时，有作为朝宫的西垂宫之类的所在。同样，现今没有发现宫殿的汧、汧渭之会二邑，既然已经是年代跨入秦建国区间的秦都城，肯定也有宫殿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建筑设施的存在。由于这两处秦都的早期性质，所以它们可能并不具备秦都城的所有功能，例如汧，它并无畤的存在，也没有可以判断有宗庙存在的证据，所以作为宗教中心的特征恐怕是不突出的。汧渭之会现在同样没有宗庙存在的证据。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否定二者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而否定它们的都城性质。
所以，在实际中判断秦都城，只能以政治权力中心这一条为基本的标准，去寻找相应的朝宫、官署等遗存，然后结合文献加以判断。至于是否有高级别的墓葬、有否畤和宗庙的存在等等，只能是次一级的标准。
秦都城是在秦人秦人逐渐强大、中央政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探索秦都城，必须立足这个背景。秦人的强大，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与支撑这个政权的首都，例如秦都雍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功能比较完善的首都。反过来，也只有在秦政权逐步确立后这样的都城才可形成，实际也正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但是，随着秦政治重心的东移，雍城作为政权所在的地位不再，衰落就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判断秦都城，只能立足于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演变与都城的关系这个基本点。
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是社会结构等级化的结果，而促成秦社会等级化并最终形成“诸侯”国家的，有许多因素，例如政治（血缘关系、周王朝的“册命”、宗教等）、战争，以及人口、环境资源，甚或手工业、贸易等因素[8]。这些因素，也同时是秦都城形成的深刻原因，秦都城的结构、功能特点，也只能按照这些要求来形成。例如，作为功能复杂的雍城与贸易特征突出的栎阳的特点，肯定是不同的。若去考察雍城与栎阳的形制、布局，也可看到这种差别。秦都城的产生、迁徙和演变，可以看作是这些前提因素的消长和组合关系变化的结果。
国家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政权，它对内实施控制，对外宣示主权。社会结构的等级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基础。秦都城的产生与秦人国家政权同步，使我们在寻找秦都城的演变机制的时候，不得不与秦诸侯国家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考虑，使我们把秦都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促成秦都城形成，以及它的功能的形成、分割、组合的原因，就是促使秦社会分化、国家形成的上述因素。这是我们评价、判断秦都城的基本思路，也应是可使秦都城研究深入进行的正确导向。
四、余论
近年关于秦“都邑”问题，出现了许多论著，但却缺乏对相关理论与标准的探讨，本文就是此方面的尝试之作。笔者以为，若无一致的标准，即使资料更加丰富，对于秦都城的探讨也仍将争论下去而不能最终解决。而若不把秦都城问题与秦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联系起来考虑，研究秦都城的学术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在寻找秦的早期都邑时，笔者反对资料缺乏条件下所谓的“新说”、“新论”。因为在资料不具备的条件下，对于秦都邑，甚或所有秦人的早期历史问题，说的越多，错误就越多。所谓的“新说”之类，也就只能是标新立异的臆想。
以上论述若有过或不及，恳望同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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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下引王说出处同。
[2]大致相同的话又见于《商君书·徕民》。
[3]曲英杰:《先秦都城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史党社、田静:《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含义猜想》，秦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6月。
[5]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又收入秦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一辑以及礼县秦文化研究会、礼县博物馆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
[6]早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7]《国语·周语下》。
[8]史党社:《秦人历史新探——从西汉水流域新近的考古调查说起》，“秦文化学术讨论会”（2005年10月，甘肃天水）论文。又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网站：http://www.bmy.com.cn/history/htdocs/index.asp2005年11月11日“论著发表”栏。
(史党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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